昆山公积金贷款政策:张爱萍: 33 文革风云(七)

１９６９年，又是一个寒气料峭的春天，“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４个年头，父亲在狱中已经一年半了。

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称它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

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构成是怎样的呢？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６人，共１２人。不算毛泽东的２４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１２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 

宗派现象，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奇怪。据父亲回忆，他自己就经历过多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清理ＡＢ团。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此开始，“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达４年之久。他们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进行了反ＡＢ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甚至杀害。

父亲当时因为抵制他们乱抓乱杀，便被视为异己，并冠以ＡＢ团分子准备处决。父亲说：“１３团团长，上午还和我打篮球，下午就被抓了，说是ＡＢ团。要我在少先队中肃清ＡＢ团，都是十五六的娃子，笑话！”“后来我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顾作霖（注：中央苏区共青团的奠基人。历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４年６月病逝）告诉我，说你脑袋差点搬了家。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后来才知道，你张爱萍不是反对吗？不靠我们这条船吗？好，那你也就算是ＡＢ团分子！也就划入了打击之列。看来，宗派借路线分歧还魂，在党的历史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后来，亏得任弼时同志说话。他说，ＡＢ团的特征是利用宗族关系发展，张爱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来同志从上海介绍过来的，这样才指派顾作霖负责重新审查，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当事人秘密进行的。真是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直到全国解放，１９４９年冬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特意去看望了在玉泉山养病的任弼时同志。

１９８４年，纪念任弼时同志８０冥寿，想起５０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磨难，两者是如此相似，他感慨万千，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他们红１３团打下天水后，找到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现在还在，是天水市图书馆。长征以来，转战于人迹罕见的藏、回地区，几乎与世隔绝，现在突然面对这么多的报刊杂志，他和彭雪枫两个人冲进去，好一顿精神会餐。父亲说，有一篇文章，使他好奇，是彭雪枫指给他看的。文章说，如果以水泊梁山比喻红军的话，毛泽东就是宋江，而彭德怀是林冲，林彪是花荣。什么意思？读过《水浒》的都知道，花荣是跟着宋江上梁山的；而林冲则是自己被逼上梁山的。这就应了林彪是在毛泽东创始的红４军成长起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的红４军汇合，是红５军的创始人。两支队伍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红４军改编为１军团，红５军改编为３军团。文章最后问道，现在林、彭分别执掌的１、３军团，同在毛泽东领导下，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林冲、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呢？

像不像其实并不重要，任何事物都有他的来龙去脉。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说：“重要的是如何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看待和处理这类问题。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组建和领导的队伍，看成是个人和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任何人都不行！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党的原则是要搞五湖四海，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央。” 

历史上我军各“山头”的形成，大多与根据地有关，由于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我们俗称“山头”。其间分化组合，关系非常复杂。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抗战时期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１１５师、二方面军改编为１２０师、四方面军改编为１２９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１１５师后来又分为晋察冀（也就是华北）和山东两股。解放战争中又派生出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等。

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在建国后对军队建设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中的１、３军团的矛盾。由林彪和彭德怀分别统领的１、３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个拳头，尤其是在长征中，一前一后地护送着中央纵队到达陕北，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的转折时刻，１、３军团战功赫赫。英雄主义是军队的灵魂，敢打敢拼，不服输，争第一，有什么不好？但事事要争个高下，互不服气，把荣誉看成唯一，由英雄主义逐渐生出锦标主义来；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讲义气、好抱团，宗派情绪也就自然带出来了。

早在１９４５年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７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专门分析了党内宗派的问题。他说，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小团体倾向。他列举说：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他们在自己内部，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

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庐山。父亲在谈及“文革”初期传达彭罗陆杨和刘邓的问题时说：“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文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正如父亲所说的，在高压下，你该怎么办？沉默、批判、揭发？小批小揭，还是大批大揭？“文革”中叫划线站队。尤其是和被打倒的人有过历史渊源的同志，压力就更大了。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因为经不起压力，违心地揭发了黄克诚。吴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指黄在战争年代“私藏金条”的事情。这发炮弹对黄克诚内心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黄写道：“对我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我尽管已经背上了‘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注：《黄克诚自述》３１８～３１９页）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说过，在他们印象中，吴法宪这个人过去并不坏。在３师时，他的工作很认真，对人也好，黄特别信任他，他和黄克诚关系也很密切。但这次实在是出人意料。父亲回忆说：“开始两天很冷清，一般性的表表态。吴法宪的揭发是个重磅炸弹，气氛一下子改变了……我想不到这个人会变得这样无耻，我不能原谅他。”我妈妈后来证实了这点：“当时你爸回来就说了这件事。我都不敢相信，他原来对人是很诚恳的。你爸爸说，吴胖子到空军去这才几年啊，怎么就学得这么坏？”

父亲这个人，秉性耿直，喜怒都在脸上。联系到他在庐山批彭时的保留和同情，“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时表现出来的质疑，被林彪宗派集团划入另册就不奇怪了。

对立面被打倒了，但怎样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影响呢？一时鸦雀无声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彭黄是敢讲真话的英雄。于是就派生出一条党内斗争的法则：打倒一个人要有三条，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从理论上、道理上批得你站不住，什么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机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这叫批倒；还有批臭，把你的历史抹黑，或是揭出你点隐私、脏事，什么作风、经济上的问题，你就被搞臭了；然后做出组织处理，戴帽子定性，劳改、关押、判刑什么的，叫再踏上一只脚。这三条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至，三条铁定了，您老人家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吴法宪这次，就属于在批臭上立了功的。直接下级、知情者出面了，揭穿了黄的画皮，原来是个两面派、伪君子啊！这就彻底臭了。这件事，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的一条潜规则，生活作风廉洁的就是好人。即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也是如此，像朱总司令，总理，彭老总，你再说他有路线错误，但人家没有谋私利啊！其实，谁好谁坏，就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远离党内高层生活，但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文革”一开始，林彪就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了“大节、小节”论，说的就是，关键看路线，看站队。腐化堕落怎么啦？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好人犯错误。相反，你再廉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个伪君子，装的！林彪的这条理论一出，划线站队就成了“文革”的准则，什么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四条标准，接班人五个条件，还不都是幌子。打不打倒你，用不用你，关键在于你是谁线上的人，你的后台是谁。

“大节、小节”论的出台，是用人原则的变化，是是非标准的变化，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个法则一出，就像瘟疫，人们不再注重业绩、人品，不再信奉真理和诚信；而是崇尚权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残酷的党内斗争，使人的良知泯灭。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为了开脱保全自己，朋友、部属、亲人之间，不惜落井下石。平时跟得最紧的人，可能就是揭发批判你最凶的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修养的道德准则，这些文化积淀，统统被一扫而空，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结束后整党，父亲对当时负责领导整党工作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说：“怎样评价整党的成效？党风不正，首先是政治风气不正。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败坏了党的风气，一派谄媚迎合之风！”

父亲曾写过一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记述了自己亲眼目睹邓子恢在中央苏区被批判的经过梗概。他写道：“此事对我震动很大，除了对邓老的崇敬和同情外，对组织上的这种做法甚感不满，乃至以后发展为深恶痛绝。……当时想，共产党哪都好，唯独在对人的处理上，怎么能这样草率、这样无情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情打击。固然这不是党所要求和提倡的，但行动起来，一些人甚至一些领导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去做，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他们革命，他们是坚定的领导者似的。而一些人对这样做法的后果既无责任更不痛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依然悠哉游哉当他的官、行他的权。一旦新的运动来了，就又故伎重演。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卑鄙，于党于民，只能有害，不会有利。”（注：《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日）

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宗派小团伙的存在，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与个人迷信和极至权力相互利用和掩护，特别是借助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动乱这个载体，那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就像癌细胞，它本来就存在于肌体内，在党的正确领导时期，历史上形成的派别因素，至多是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的亲疏有别而已。但当党的民主这个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这个魔鬼就被激活了，它会迅速地随着淋巴和血液蔓延，侵蚀整个党的肌体。

父亲说，他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他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中，他是神圣的。父亲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中认识了毛泽东，他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样，真心实意地爱戴和崇敬自己推举的领袖。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融化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液里了。但今天，当他身陷囹圄，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思考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思考他的导师了。

父亲和许多他同辈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不同，并非掺杂着对毛泽东个人关系的情感色彩。在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初期，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统揽全党的最高领袖，父亲也并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即使偶尔有过接触，毛泽东也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偏爱。大革命时期在四川老家搞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土地革命初期在苏北组织农民暴动；到了中央苏区后，又长期搞共青团工作；而这些都不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领域，甚至他的直接上级们多少还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反对派和宿敌。他后来到红军，也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３军团。

父亲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理性的，源于五次反围剿和失败后的长征路上。作为中央红军的一名指挥员，目睹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巨大的历史功绩，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中信服了毛泽东，自觉地拥戴和维护毛泽东。

他回忆说：“五次反围剿时我就觉得不对头了，他们把毛泽东从红军撵出去，自己那套又不行，我觉得红军离了毛泽东不行。”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就主动了。我写了《从遵义到大渡河》，记述了这个时期作战主动权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确立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的立足点。一些地区的失败，有些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说到底是害怕到敌后去。那里艰苦，但可以发展。”

“我们当年搞出两弹一星，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实践论》、《矛盾论》，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功劳，也是我拥护他追随他的原因。学习、贯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努力的，也是自觉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人可以超过毛泽东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这是我亲身的体会。”

……

对党在历史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管现在人们以何种观念来评说，但父亲和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是坚定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这和那些在‘文革’前后搞大树特树的人是根本不一样的。”

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１９５７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１９５８年批评反冒进，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２９５～２９６页、３７２页）

在过去了的近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思想和巨大的领袖感召力，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时代。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他是一个象征，一种信仰，一尊神。我们像一群依赖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安排，虽然毛泽东自己未必就愿意这样，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自己编出的这个神话。当终于有一天觉得被这个伟大的父亲抛弃时，我们曾惶恐过。也许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成熟得更快，尤其是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家们，那些曾经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当他们面对这种种非理性的现象认真思索时，当他们面对生死而重新审视人生时，他们才分得清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和作为肉体凡胎的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终于在他的脑海里，从神，又回归到了人。

漫长的铁窗生涯，给了父亲思考的机会，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他终于可以静静地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了。他说：“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

现在，他可以相信自己了，他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战争年代，他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和平时期，他为军队现代化奋斗，为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他确实尽力了，他没有做错什么。“文革”刚发生时，他相信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被关押后，他认为是奸佞置他于死地，他总有一天能为自己讨还清白，可现在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还他什么清白，他相信他自己，他还是他，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

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过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过对功名的冲动，还有过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过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３８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１１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