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安庵埠最新招聘:张爱萍: 34 文革风云(八)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文革”的柱石，掌控武装力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丘上。

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全都乱了。

社会上各种被压制的潜流活跃起来。陈正人（注：曾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给毛泽东写信，他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刘建章（注：曾任铁道部部长）夫人刘淑清也写了信，通过王海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任务大概只有交给将来搞《毛选》注释的同志了。他写道：“一些经过长征，有４０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了底。”（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２８４页）

我们被允许给父亲送东西了。

时间，在孤独与寂寞中一点点流逝。父亲是１９６７年底被抓进去的，１９６８年过去了，１９６９年也过去了，１９７０年又过去了，１９７１年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天是短暂的，天气渐凉。父亲后来说，突然间收到了家里带来的包裹。已经４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而顷刻间，亲人缝制的棉衣就在眼前，老泪纵横……他写道：

“独处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心底，惟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岁月艰济，骨肉安危无消息，何时解迷？”

狱中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善着。看守的态度不再那样蛮横了，不再因为等不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而是告诉他可以拉在痰盂里，再倒掉了。他搬进了二楼，不再像原来那样阴暗潮湿了。伙食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稀饭，现在也居然吃到大米饭和蔬菜了。改善伙食的第一天，给他碗里放了三个包子。父亲说：“我太久没吃饱过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问，能不能再给一个吃？那个战士斜眼看了一下说，你就不怕撑死啊！又给了我一个。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来他说得对，是会撑死的。”

生活上的改变，联系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父亲看出来了，林彪的名字不见了，而且他的那个班底也都不见了，一天、两天……好久都不出来了。父亲说：“他们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会这样的死掉。”

早在半年前，专案组又一次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归纳为三个问题：一、反党罪行；二、情报资敌；三、包庇叛徒特务。其中第一项仍无限上纲；第二项把通敌改为情报资敌；第三项过去是次要问题，现列为主要问题了。假党员不再提了，日特、叛徒的帽子也没有了。

“通敌”和“资敌”一字之差，多少意味着性质的变化。这件事，外人听起来，耸人听闻，但就情报系统来说，无非是件正常的业务工作，又经过各级组织批准，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了多大错误，工作毕竟就是工作，又能做出多大的文章呢？从后来查阅到的材料看，这件事，从一开始，上面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主要是中央二办的几个人在呼风唤雨，专案组是为虎作伥。其实，二办带头的也是总参政治部派去的人。我现在还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散布一些有关高级干部里鲜为人知的逸闻。估计都是他在搞专案期间的收获吧。

黄永胜批：“此材料一般，暂缓上送。”

漫天的乌云终于透过来一缕阳光。５年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家庭的第三代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小亮。虽然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火花，但那是希望之光。我们在这个婴儿的身上，寄托了对他爷爷新生的企盼。

林彪集团的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他们又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持。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他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是走出死牢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们开始向他写信申述冤情。

但像我们这样的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们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了，摆在面前的，是要寻找一架通天的梯子。

我弟弟是个能折腾的人，他说有王震这么个人，都叫他王胡子，虽也失势，但只不过是被“文革”的台风抛到了边缘。他痛恨“文革”，可“文革”派们就是奈何不了他，说是得到过毛的特别关照，政治上根子很深。这个人，为人仗义、热心，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眼下，他正在总理召集的一个读书班里，名义上是学习马列，实在是联系沟通各方……这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必须找到王震胡子！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王是二方面军的，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在西北野战军，解放后虽然也挂了副总长，但主要是在铁道兵，后来又在农垦部工作，和父亲关系不深，我们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剪了张王胡子的照片，还打听到他住在小西天对面的一个胡同里。有这些就足够了。一大早，弟弟就来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辆上海牌轿车歪歪斜斜地开进来，钻进一扇大铁门里。那时汽车很少，肯定是来接王震上班的。约摸７点多钟，大门又打开了，车出来，按照片一对，没错，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陪同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大门。他的秘书伍绍祖正在水池子边刷牙，一听我们的身份，立马通报。王震在吃早饭，一见，就握住我们的手说道：“张爱萍同志啊！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外，哪里听过有人称父亲是同志呢？同志，这个名称对我们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

王胡子听明来意后，很老到地说：“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选基（注：分别为叶帅之子、侄）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再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他在红１４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北农民暴动，这就算上一条吧。于是写上：“历史上执行过立三路线。”

王胡子看到信后，当场就说：“不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只有３个月，是１９３０年的６月到９月，红１４军打泰州是年底了。应该改成：‘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似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说，这样写，错误是不是说得太轻了？王说，谁知道他看不看，就这样吧。

谁说王胡子是个粗人？ 

１９７２年３月３１日，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３月３１日” 

１９７２年４月７日上午，卫戍区北新桥小院。

一大早，我们全家人就等在那里了。

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但这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

父亲，５年来，我们积攒了多少话要对你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也不知从何说起，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

父亲的话语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５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５年了，没有笑过。”

５年的与世隔绝，许多词汇忘记了，甚至连笑的反应都消失了。生命有时特别脆弱；有时又特别顽强。 

父亲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

在阴暗的牢笼中关得太久了，春天的阳光啊！照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松柏竹梅，指我们兄妹四人，磨难过去，家人安康，应该是他做父亲最大的心愿了。他说：“最使我欣慰的，是你们没有颓废，顽强地生活下来了。”

当他知道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时，他写道：

“洞中朦胧世奇变，说是冰雪已将融？”

真奇怪，有千言万语要说，但不知为什么，最想告诉他的居然就是这件事。也许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果然，诗的最后两句是：

“令我精神重抖擞！更觉团圆意味浓。” 

关押期间，父亲跌断了腿，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７日，中央专案审察小组第三办公室做出了关于张爱萍同志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监护审察，１９７２年１１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结论。

父亲说：“被抓进去那天是１２月２６日，这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但他们一定要写在２５日，随他们吧。”

宣读了父亲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对他，看来５年的关押还不够。

１９７６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再次被打倒。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１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从档案材料上未见三办重新搞审查结论。也许是来不及了吧。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逮捕。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央三办建议不要再重新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