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杨聋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况，他回来告诉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红军，都解到汝城枪杀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临刑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心裹非常难过。对那些在生死患难中吋亲密同志悼念不已。虽然我这时对党的作风，已有了怀疑。但却给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愤怒。
在慈母的爱护下，休养了廿一天，身体已经复原，脸上的伤痕也已经褪去。当时我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我到乐昌黄圃乡，出席指导全县党代表会议。那时乐昌县委书记李光中，已建立了三个支部。我参加了两天会议，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和拟定了发展组织的计划，便又乘夜赶回家中。
母亲告诉我：刚才接到在县府工作的亲戚通知，韶关的中共秘密机关已被破获，捕去负责人二名，并供出你已潜回乐昌。县长刘应福（第二次来乐昌当县长）正在派人查缉你。我闻讯之后，立即搬到一个亲戚家裹藏慝，并派人与韶关东河坝北江特委通讯连络站连络；确知韶关党的机关已被破获。搜出印刷机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两个向志。但特委通讯处未受影响。 当晚我步行到韶关，匿居在东河坝一个农民刘福家裹。由一个广西籍的共产党的国军军官，借了一套军服及胸章，于第二天早晨，我化装成国军军官乘南下的火车经广州到达香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至于我被调的湖南省工作职务，此时党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产党员对党龄与阶级成份（工人为主）及其历史关系，是很重视的。那时中央广东省委书记黄超，组织部长卢永次，他们两人都是工人出身。在当时党中央虽未指定我在省委担任什么职务，但一切重要决策，他们都和我商量，征询我的意见。 在这一期间，我主持了一个军事研究班。积极培养军事干部。训练的科目：特别注重大城市中暴动时的巷战战术，与夜间作战的通讯连络之研究。 一九二九年一月，这时，党中央已注意在国军内进行策反的工作，广东省委由广州及各县调来了二十个同志接受渗入国军策反工作训练，这项训练工作，亦由我和石迟锋同志负责（石是四川人，出身于黄埔军校，亦曾领导百色暴动）。石的军政理论很好，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的工作特别繁重。同时，为了展开宣传工作，首先筹办了一张小报「正义报」，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创办「香港日报」，这都是我暗中策划的，由于我没有公开出面，所以很少人认识我的真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这段时间，使我认识了中国社会上存有许多普遍质量上的毛病，中国工人阶级也不能例外，党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质量最好，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彻底实现，我对这种理论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与雏型工业的兴起，农民才流入城市，蜕变为工人。所以他们仍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半封建的保守观念。所以他们的无产阶极思想意识是薄弱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的表现，有时反而不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富于革命性和坚强的毅力。
第七章 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岗山
一、彭德怀上井岗山 彭德怀是湖南湘潭县人，出生于农村的贫农家庭，童年会读书于本村私塾，失学后因生活艰困，投入湘军当兵，以能克苦耐劳，勤谨好学受知于其直属长官，选送入湖南讲武堂受训，毕业后仍在湘军何键部服务，历任排、连、营长，至一九二七年已升任团长。一九二八年夏，湘军部署围剿井岗山时，他的一个团及同师另一团的黄公畧营，驻防于平江县为湖南进剿军的预备队，并负责镇压当地工农革命运动。彭德怀于任团长后受中共女工作同志之煽动，成为预备共产党员（据他说已准许他入党但未正式入党）。 黄公畧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黄埔时期已加入中共。当国军第一次围剿井岗山失利之后正准备部署第二次围剿时，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即策动彭、黄两部起义，以牵制湖南方面之国军。彭德怀等奉命后，即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平江县城起义，当时以彭德怀任总指挥兼第五军长，黄公畧任第三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当时平江工农羣众亦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展开革命斗争．杀人放火，掳人勒索，闹得满城风雨。 何键那时己任湖南省府主席，并兼国军军长，闻彭、黄叛变，乃由长沙派兵两团及抽调浏阳剿匪军由西、南两方面向平江进剿。彭德怀见势不可当，即率两军（两千多人）退出平江向东北方面逃窜，平江工农羣众千多人亦跟随着参加红军，这时他们的部队已有三千多人。以后他们在湘、鄂、赣三省边区游击，但因国军到处堵剿，无法建立民众组织，惟有似流寇式的四处流窜，那时他们活动的地区，北至长江南岸湖北省之扬森、大冶，南达江西省之铜鼓、修水，但在国军追剿下，他们的队伍已伤亡惨重，很多旧部队又逃向国军投诚，至十一月中旬只剩下二千多人，为了分散国军进剿目标，遂决定留黄公畧的第三军一千人在湘、鄂、赣边区游击，彭德怀、滕代远率第五军沿罗霄山脉南下，十二月初旬到达井岗山与朱毛会合。 这时彭德怀的第五军只剩一千人，半数是工农武装。 M那时正苦于和朱德不甚融洽，忽然得到彭德怀率部到来，而彭又是他的同乡（彭与M都是湘潭人），且多了一千人来相助，自然是喜不自胜了。由此而更提高了M的气焰。朱M之间的感情则更形恶化。 二、国军进攻形势与红军决策 朱M红军自十一月初旬，粉碎了国军第二次围剿，恢复永新县城后，积极推动井岗山四周之工农羣众，恢复一切革命组织及乡村秩序，并发动民众配合红军，分向外围游击区及白区抢运粮食，以备将来作战之需。 在执行这一行动计划时，经常派出小部队（一连至一营）掩护几百民众去抢运粮食，若有白军驻守而兵力不大的地区，或地方民团控制区，红军常于夜间袭击敌人。掩护民众搬运粮食，白军或民团因夜间情况不明，不敢外出，待至天亮时，红军与民众均撤回根据地。 红军这种积极的游击行动，更加速了国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决心，于是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岗山又再出现了。 国军的第三次围剿井岗山，动员了湘、赣两省的兵力，计有：江西省的熊式辉、朱培德两军，有四个师，分由安福、吉安、遂川三路向宁冈、永新、及遂川地区逐渐推进；湖南省的何键军两个师，分由茶陵、安仁两路向酃县推进；另有范石生军两个师由郴州向资兴、桂东推进；胡凤璋之保安团亦由汝城向桂东推进。 此次围剿井岗山的兵力此过去大两倍。且采取四面包围，企图逐渐推进，迫使朱M红军困毙于井岗山上，这是彻底歼灭的战畧。 国军这次围剿计划，很快就由湖南省委通知朱M；同时湘南特委及遂川、吉安各县党委亦飞报朱M。 十二月初旬，敌军已从东西两面开始分向永新、酃县进攻。 朱M知形势严重，立即主动的撤退，逐渐向井岗山集中，并于十二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党、政、军紧急会议，参加者有：红四军的M、朱德、陈毅，红五军的彭德怀、滕代远，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谭震林等。 会议时，先由M报告敌情，继由朱德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井岗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军事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官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卅一团及红五军全部，由M、彭德怀两位同志指挥，固守井岗山，我率红四年廿八、廿九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 当时与会各人均同意朱德这一建议。M登时目瞪口呆！他稍事休息，畧加思索后，便提出他的意见；他说：我原则上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见，但守山部队仍嫌太多，突围东征部队则必须加强，方能达到吸引敌人跟踪追击，以解井岗山之围的目的，所以他主张： （一）由他（M）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全部，向赣南方面突围，转移到闽赣边区游击。 （二）彭德怀，滕代远两同志指挥红五军及袁文才、王佐部和遂川赤卫队留守井岗山，并应以第五军之主力在周围展开游击战，以配合守备军作战。 （三）伤病官兵医院，因地形险要，祇有一条小路可通，应以一连步兵配重机两挺防守，以策安全。 （四）轻伤病官兵应即疏散潜匿山外各村疗养。 （五）守山部队之弹药均须尽量抽调补充，粮食亦须尽量收集储备，准备持久作战。 （六）边区特委由谭震林同志负责，可转移到永新县地区，继续领导边区各县党委会，发动羣众斗争，以配合红军作战。 M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一致通过，于是散会。 那天晚上，M又向朱德提出： （一）廿九团自湘南八月失败后损失了一个主力营，近来在各决战斗中伤亡甚大，现有兵力甚少，应并编为一个营，以利于作战指挥。 （二）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并将二十九团政治干部调二十八团工作，以加强二十八团的政治领导。 朱德同意了这一意见，并立即进行调整。 三、突围 红军正在准备突围时，国军围剿的大军：江西方面，第一线已进占宁冈、龙源口、黄坳、大汾之线，第二线：已推进至莲花、永新、遂川各县。湖南方面：第一线已占领酃县十都、沔渡之线，第二线推进至酃县、桂东之线。 朱M见井岗山已处在国军四面包围中，即于一月初旬拂晓时，选择一条久无人迹的小路，沿井岗山南面峯峦向大汾突园，那时已是冬寒季节，山上遍布着薄薄的积雪，突围部队约有三千五百人，其中有男女政工队员及眷属等，M的太太贺士珍和她的妹贺怡，朱德的太太萧贵莲，均随军突围，各自带着一天的干粮，踏着野草没胫的山路，穿过丛林，爬过高山，越过一个高山又是一个山峯，突围人员一个跟一个的前进，天快要黑时，到了一个山头，名叫积石岭，是砂石积成，泥土极松，夜间无法行走，各部按所在地形，互相依靠着渡过一夜，天刚亮．吃了一点干粮，又继续南行，整天在深山密林中前进， 将近黄昏时，已可看见山下的大汾村，据侦探的报告，村内祇有国军一营驻守，朱德即令部队集结休息，吃过了干粮，朱德亲率部队先行下山，于黑夜中将大汾包围，立即以闪电的突击，冲入村内，拍，拍的响了几枪，即将国军全部俘掳，并即布置警戒，以备战的姿态，全部进入村内休息。时间已是午夜，因连日饥寒，乃即派队搜集粮食，宰了几只肥猪，全军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对于俘掳的处置，因为还要继续前进，无时间教育争取，即将他们全部释放，并借他们传播红军已经突围的消息，引国军向红军追击，以解井岗山之围。 红军在黎明时由大汾出发，向南急进，经过左安，营前，杰坝，铅厂，三天的征程，又击溃了大庾县城的民团，占领县城。由大汾至大庾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过去红军曾经占领工作过的地区。红军一到，羣众即自动起来打土豪，杀地主，替红军送粮食，干得热热闹闹，大庾县城附近的工农羣众亦召开欢迎红军的民众大会，红军便得到了三天的休息。 是时江西的国军已由赣州、遂川追来，红军占领城外北面山地，与国军打了一天激烈硬战，伤亡官兵三百余人，新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的何挺颖亦负重伤（第三天毙命），他是M最信赖的能干勇毅同志，M闻耗深为痛惜。 朱M深知国军会越打越多，红军会越打越少，形势极为不利，黄昏时即向东南之上下杨梅，及大庾岭东之天马山地区进发。翌日，经猷山进出广东南雄县属之鸟径、大塘埔，逃避江西国军之追击。次日，又进入江西境之铁石口，在国军穷追下向东南急进，经过龙南、定南及安远、鄩乌以南地区，转向北进，经吉潭、项山进入闽、赣两省边界之罗幛山地。该地位于福建之武平县及江西之鄩乌、会昌县的中间，是武夷山脉之南端，九连山脉之东端，崇山峻岭，地方潦阔，国军不易进剿，但人烟极少，无法取得粮食，且正值隆冬，山地更为寒冷，红军在疲惫饥寒的情况下仅休息了一天，首长们还开过一次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改组，人事，行动方向等问题，第三天便沿武平县境北进，离开山区，进入人烟稠密的乡村，以取得粮食时供应，但武平的民团有组织又有战斗力，民团团长锺绍奎，领着三百多人驻于武平县城，随时增援各乡作战。此时红军祗有千余人，到处受到民团抵抗，被逼转向江西，越过武夷山脉南段，进入江西之武阳围宿营，这是个比较富裕的村庄，粮食问题随时随地可以解决，但他们鉴于由大庾至吉潭这一期间被国军跟踪追击，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官兵，甚至朱德的太太亦在这段时间被国军俘去，直至进入罗幛山地后才摆脱了江西国军的进击，现在回到江西比较平坦的地区，又担心被国军追上。 是晚朱德派出了十多名密探，四出侦察敌情。次日，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正是农历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本拟休息一天，但在上午接获密探报告：瑞金县城祇有民团约千人，且无作战准备，亦不知红军已到武阳围，朱德即决定出敌不意，向瑞金突袭，当即率队向瑞金急进，至距瑞金二十里时又接报告：城内民团忙于过农历新年，毫无准备等语，红军继续急进，于黄昏时向县城突击，民团的官兵正在准备除夕夜宴，共渡良宵，红军突然如从天降，全体官兵便被红军俘掳了，夜宴的酒菜，正好供饥饿的红军享受，被俘的官兵却空着肚子被关在一间大庙之内，在惊恐饥饿中渡过他们的除夕。 翌日（二月十日），红军处置了俘掳之后，继续北进，到达大柏地山区（瑞金北约四十华里），在山区内红军官兵都比较有安全感，他们准备稍事休息，整顿队伍，然后向东固前进。但是第二天，国军一个师又由南面迫近大柏地，准备围攻红军。此时朱德判断，若非战胜敌人则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现在祗南面有敌情，若有决心，则有战胜敌人的把握，乃召集全体官兵开了一次大会，很严肃的告诉他们：现在面临生死关头，非战胜即是死亡，全体官兵鉴于过去逃跑主义损失甚大，一致赞成和国军进行一次生死决战。 朱德判断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即派林彪（这时林彪已升任二十八团团长）率二十八团于夜间出发迂回敌后，朱德指挥其余部队向国军包围攻击，经过四小时的剧烈战斗，卒将国军击溃，俘掳国军千人，缴获械弹甚多，战场上尸横遍地，红军伤亡官兵二百余人，其中有前二十九团之党委书记胡世健，连党代表彭暌等。这次胜利是红军的大转机，此后国军则停止了跟踪穷追，红军亦由此而得有喘息机会。 经过休息整理后，即乘战胜余威，一鼓攻下宁都县城，红军的衣服、粮食、械弹都得到补充，并在商场筹得现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没收现金及罚款近万元，官兵精神因之大振。 红军在宁都县城休息了三天，召开羣众大会，收集了五天的预备粮食。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必须进入比较安全而又有羣众基础的地方，创造新根据地。于是发动羣众将二百多伤兵及缴获的械弹，搬运去东固，羣众亦尚能踊跃参加搬运工作。 由宁都至龙冈墟有两天的路程，沿途都有很好的羣众基础。特别是龙冈，过去是农会组织健全的地方，工农羣众听到红军来了的消息，很多闻风而来。帮助红军搬运物资、护理伤病人员，使红军兵员得到无限的安慰和鼓舞。 红军到达龙冈后，驻在东固的中共赣南特委即派游击队长李文林（黄埔军校毕业
被遗忘的红军和苏区的缔造者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热血青年怀着革命的理想，面对国民党的屠刀，毫不畏惧地在江西南部农村展开
武装斗争，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
中国工农红军”。在这些青年中，有一个人名叫李文林。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北伐中，他在朱德的第九军担任军事教官，后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家乡，与
曾炳春、段月泉等中共党员秘密恢复中共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七、九纵队。1928年9月，第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他们又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红四团）。李文林等人率领红二、四团在赣西和赣南交界各县进行
游击战，开创了“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位于江西
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处，在吉安、
永丰、吉水、兴国、
泰和五县交界的边境地区，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因此成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9年2月22日，M、
朱德率领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四军主力一路艰苦转战到达江西
龙岗，李文林闻讯带了一个连特地从兴国莲塘坪赶来迎接，并自告奋勇当“向导”，陪同朱M红军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当朱红军在李文林的引导下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时，这里的村村寨寨已是充满了节日气氛。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官兵们分别被领到各自的房东家，300多名
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这里的人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远道而来的朱M红军，并凑集了成担成担的棉花给他们御寒。自从1月4日离开井冈山以来，红四军且战且走，一直没有得到较充裕的休息和补充，已是疲惫不堪了，忽然来到这么个“根据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官兵们的欣喜之情真是难于言表。后来
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后到了
宁都，发现有两团红军，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他所用的“发现”二字，正可表达M朱德等红四军
领导人到达东固后的惊喜之情。陈毅当时还写了一首诗，盛赞道：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当时，在了解了东固地区的情况后，M等红四军领导人对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和成就极为赞赏。M在两个月后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是另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陈毅在这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中，一开头就说道：“在本年2月红（四）军到赣南与特委发生关系，看着赣南群众斗争有两个最红的地方可以为赣南群众斗争的代表，一个是东固，为江西红军第二团之根据地，另一个是
于都之桥头，为江西红军第四团之根据地。”以上两个报告，充分地表达了红四军领导成员对李文林等人的高度赞誉。而犹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红二、四团和东固根据地经验的研究和总结，红四军前委领导成员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雏形。而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在东固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扩大并最终形成的。由此可见，作为红二、四团和东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李文林堪称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器重
李文林由于工作突出，自然就受到了中共江西党组织以至中共中央的器重。1930年2月，在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的大会上，李文林当选为五位常委之一。在当时，赣西南特委实际上就是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特委常委也就是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成员。
分歧
就是这么一位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却因为中共党内的政策分歧，主要是与M的分歧，竟在后来的“肃反”中被“扩大化”成“反革命”而遭处决。 李文林等人与M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土地分配原则的分歧。当时在赣西南特委中，以特委书记
刘士奇、苏维埃主席
曾山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而以省委特派员
江汉波、特委常委李文林为首的大多数人则主张按劳动力分配。毛泽东支持刘士奇和曾山，并把李文林等人的主张上纲上线地指斥为“富农路线”。 二、赣西南特委改组的分歧。毛泽东对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十分赞赏和支持，但在1930年8月，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带着当时中央总负责的
李立三的支持回来，马上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刘士奇进行批评并将其撤职。李文林就任特委书记，后来并担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 三、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歧。当时的中共中央指示江西红军实行进攻战略，攻打
长沙、南昌、
九江等大城市。以M为首的总前委反对这一方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而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特委乃至江西行委则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反对总前委的战略。
反“AB团”运动
方针政策上的矛盾分歧，由于反“AB团”运动的失控而激化了。 其实李文林主持的赣西南特委及江西行委对反“AB团”也是很积极的。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发了“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的第20号《紧急通知》，李文林甚至主张用“最残酷拷打”、“严刑审问”的手段对付“AB团”分子。但M却认为特委“斗争不力”。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设立了肃反委员会，由
李韶九任主任。李韶九肃反十分“有力”，不光在军队中抓“AB团”，还把矛头指向了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行委，他在富田先后将省行委、赣南特委和红二十军的大部分领导人打成了“AB团”，引发了红二十军官兵的反抗，造成了“
富田事变”。这次事变被M为首的总前委认定为“反革命活动”。李文林因此被当作“AB团”的总团长而逮捕，其证据之一是据说有人指证李文林的父亲是地主，是“AB团”。 1931年1月，
项英来到江西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对“富田事变”给予了部份平反，李文林被释放出来。但好景不长，这年4月，由
任弼时、
王稼祥、
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三人团”到达苏区，把“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这样，李文林就在劫难逃了，他又一次被捕，并于1932年5月被枪决。 一位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最后却被当做红军和苏区的死敌而消灭了——这段历史，发人深思。）带了一个连游击队来与朱M连络，并带同红军进入东固山区，时间约是二月下旬。 东固是吉安县属的一个区，位于赣江东岸，山深林密，地形复杂，是一个高原山地，农会组织尚称健全，地方领导同志，多是当地知识分子，革命政策亦较为温和，自国民党反共后亦从来未被摧残，可说是富时中国农村革命运动比较和平安全的地区。朱M至此，便决心将之建立为一个革命新根据地。 四、「拥M反朱」与「拥朱反M」 M对中国革命的环境，早已认识到：中共革命斗争，必须依靠军事，没有军事的胜利，就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割据的政治胜利。因此．自朱德的红四军与他会合后，如何控制红四军，是他梦寐不忘的问题，他深知朱德虽然是个朴实的忠于共党的军人，但对自己（指M）的领导仍有不尽合作的表现，自井岗山突围东窜后，M更须紧握红四军，否则今后不仅对革命工作无所凭借，甚至个人生命亦非常危险，但四军主力廿八团，是朱德兼任团长，其营级干部，祇有林彪和他认识，其余的都是朱德的拥护者。当在井岗山准备突围时，调三十一团党代表任廿八团党代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二十八团的控制．但仍觉不够，唯有提升林彪为团长，以林彪来领导二十八团才能安心。 ① 游击区：是中共控制区之外围，经常有红军或赤卫队出没的地区。 ② 白区：是指国民党军事力量及政府力量所控制地区。 ③ 谭震林：是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时是农会积极分子，失败后随M上井岗山，中央苏区时期曾任红军十二军政治委员，红军西窜时，调任中央军区政治保卫局局长，现任中共人民政府农业部长。 当红军占领大庾县城时，M即向朱德提出：在此军事行动紧张时期，朱德应集中精力指挥整个四军，不应兼任廿八团团长，分散精神，关于二十八团团长一职，应在现职三个营长中遴选一个年青有为的充任，俾能分担一部份责任。朱德答复他：现在兵力不大，尽可兼顾，现正在行动时期，不应更动人事，以免影响军心。而且现三个营长中，论资历以周子昆为最好，可惜他的健康不佳；林彪则勇敢有余而经验仍嫌不足，且资历太浅，恐难服众；现时不主张更动。M以朱德所说，确是有理，无可反驳，只得暂时忍耐，另行想法。那天的晚上他请林彪来谈话，他对林彪说：我今天对朱军长提出，升林任二十八团团长，但遭朱反对，劝林以后好好的努力，将来一定与他力争，务达目的而后已，请他特别留意。那时林彪正是血气方刚、自负不凡的青年，既感激M对他的赏识，更憎恨朱德不赏识自己，气得满脸通红，他对M表示：感激M主席提拔，并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牺牲。由此，他就一面倒向M了。 当国军反攻大庾县城时，林彪更奋勇作战，掩护退却时亦由他担任。 以后由粤赣边区流窜途中，因山地崎岖，行军困难，又被国军跟踪追击，处在日夜逃跑及战斗中，伤兵弃置于农村，落伍者被国军俘掳，损失惨重。一天，部队进入了闽赣边境的山地罗幛，脱离了国军的追击，部队乃能集中休息。朱、M、陈毅等开了一次会议，在讨论部队整理问题时，M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案，是将廿八团（缺第二营）改编为第一纵队，以林彪为纵队长；廿八团第二营（是廿九团改编的）及团部直属队之独立营、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以朱德或胡少海任纵队长；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以该团团长为纵队长。第二案：以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俾能确实掌握部队，随机应变。 他并解释说：我们是革命军队，任用干部的原则：祇问能力及对党是否忠实，不能仍似军阀军队那样专讲资历或人事背境，你们对人事上的安排，必须打破旧观念，树立革命的新观念，新作风，才能适合党的要求，等语。 朱德认为改编为三个纵队一案，本属可行．但仓卒编组，深恐动摇军心，乃同意第二案，将林彪升任为二十八团团长。这一场争执算是平息了。 红军到达东固后，见到当地有几百游击队，号称两个团，给养又充足，而且是一个山区，官兵都有了安全感。赣南特委以朱M红军祇有一千二百人左右，乃发动羣众参军，几天的时间补充了红军三百多人。 那时兴国县城祇有民团防守，乃配合东固游击除及兴国民众，一举攻下兴国县城，建立了以东固为根据地的兴国县、新丰县（龙冈）苏维埃政府（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旬），奠下了建立闽赣边区政权的初步基础。 红军正在庆幸得到了这一小小胜利的时候，朱M之间的磨擦又发生了，M在东固召开了一次红军党的干部会议，检讨井岗山突围决策，及突围后的作战行动，到会的除了红四军的高级党军干部外并有赣南特委同志参加。 M在检讨会上作了以下的报告：畧云：这次突围东进，红军的损失太大了，按由井岗山出发时的人数，损失了三份之二，我们突围后，井岗山的情形，根据吉安县委由赣江西岸来的报告：井岗山已于二月十日被国军攻陷，所有山上的一切后方机关、民房、均被烧光，民众除被杀外，全部被迫迁离山区，彭德怀同志的红五军已转移到上犹、崇义地区游击；袁文才、王佐所部转移桂东地区游击：永新、宁岗附近各县苏区均被摧残，烧屋，杀人无数。由此，证明这次反国军第三次围剿的决策是错误的，诸各位多提意见，深入检讨，以纠正每一同志的错误，以为今后的教训。 林彪的发言：认为突围决策是朱德的积极主张，因这一决策错误，引致红军、苏维埃政府、工农羣众都受到重大损失，这一责任应由朱德同志负责，并指朱德有军阀习气，无政治头脑，打仗祇知硬拼，无战畧战术修养，党今后对军事领导应重行研讨。 陈毅听了M林的报告后，起来发言，大畧是：突围会议，他是参加的一个，当时朱德同志祇是提出一个原则，具体的计划还是M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出席同志的一致通过，如果要负责，应该是M同志负主要责任，朱德同志负次要责任，他自己也要负责任，林彪同志既未出席那次会议，又不明实情，便将责任推在朱德同志一人身上，这不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同志应有时态度。至于军事指挥问题，当敌军十倍于我，到处遭敌追击、堵截，谁能保证不失败？且袭击瑞金县城的成功，大柏地主动采取攻势，击溃三倍于我的敌军，我军能以少胜多，固然是全体武装同志拼命战斗所致，但当时是不是朱德同志坚决要打？又是不是朱德同志亲在前线指挥？他本人和林彪同志都是同时随同朱德同志参加军事工作，每次作战，我们都同在一起，这种事实是不容许抹杀的，党对每个同志都是公正的，希望各同志，不要凭个人的喜怒而歪曲是非功事实。 前二十九团长胡少海过去在会议席上很少发言，但这次他亦忍无可忍，接着起来发言，他反对林彪的意见，认为是对领导同志的侮辱。（胡少海于是年率领新编的第四纵队进攻闽西的碉堡阵亡）。 朱德在会议上表示：检讨会是大家平等的，任何人有错误皆应接受批评，关于他的错误，祇要是事卖，他很乐意接受。突围决策如果认为错误，当然要负责，但不是一个人应负全责，军阀残余习气，他表示自己或许还有，但希望同志们帮助纠正。 M见会场情况恶劣，为免继续恶化，立即起来说：各位发表的意见，都各有见解，我们是共产党员，切不要感情用事，希望大家冷静的自我检讨，今天暂告散会，俾各人有详思熟虑的时间，下次会议再行检讨。 散会后，议论纷纭，有人提出「拥M反朱」的主张，企图驱逐朱德。但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拥朱反M」的主张，以对抗反朱派。于是闹得满城风雨，情势严重。地方党的同志最大多数是同情朱德，但又觉得党政工作不能没有M的领导，他们立即邀同陈毅、张际春（前廿九团营党代表，宜章人，小学教员，湘南暴动后参加廿九团工作，解放战争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进行调解。 那时M身体精神均不太好，一时又无法打破这一僵局，祇好暂时忍耐，对地方党同志表示遗憾，希望同志们不要误会。朱德却不以为意，他表示：革命不是为个人的事，他早年做过军阀，当他觉悟后，党的同志能容纳他参加革命工作，是他毕生之幸，现在他之去留，悉由党决定。林彪亦知难而退，他对陈毅表示：因一时冲动，自知失言，恕他年轻，以后希多加指导。一场「拥M反朱」和「拥朱反M」的风潮，暂告平息，检讨会议，亦未再召开。 福建方面，原有由地方党员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来反党，自组社会民主党，成为中共的对头）等所领导的游击队，在闽西之永定、龙岩、长汀等县活动，当朱毛红军占领兴国县城后，即派人来与朱毛连络，并报告闽西敌情。据称：长汀城区祇有新编的郭凤鸣旅驻守，邻近各县无正式国军。朱德闻此消息甚喜，即与M商议向福建长汀进军计划，当时决定由朱德率二十八团及军直属队进攻长汀，M率三十一团留兴国发展附近各县苏区工作，这个决策M很不愿意，但朱德认为非乘此机会回福建发展，恐失去创造闽赣两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机会，且红军亦必须向外发展，方能扩大组织及解决给养问题。M以朱德的建议无可反对，最后同意了这一计划。 四月初旬，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进入了长汀西北十余里汀江右岸沟山区。郭凤鸣得到红军进攻长汀县城（汀州）的消息，立即命令他的部队（约有三千余人）沿汀江向山区进攻，他自己亦坐着四人抬的大轿沿江边前进。朱德得到这个消息，喜不自胜，盖红军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城也。当即派一个营截断国军的退路，主力展开于有利的地形，待郭旅接近时，一声信号枪响，全军向敌突击，战斗时间极短，郭旅除少数逃脱外，皆被俘掳或伤亡，郭凤鸣旅长亦被当场俘掳，全旅的械弹均被红军缴获，并乘胜追击，占领汀州城。 是年，红军主力，三次进入福建，曾攻下上杭、龙岩、永定各县，及南下广东，攻陷梅县县城。红军实力扩大了。江西方面：以东固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军。福建方面：以闽西游击队扩编为第四纵队，以胡少海、傅柏萃为正副纵队长，隶属于红四军（那时廿八团，三十一团及直属队亦曾改编为第一、二、三纵队。至一九三○年成立红十二军时，改编为三十四师，隶属于十二军；是时傅柏萃已叛变，胡少海已阵亡。） 苏维埃政权运动：是年扩大了赣东南，及闽西北苏区。并先后成立了江西，福建两省政府。闽赣边的革命斗争形势有了相当的发展基础。是年冬，朱德率军深入广东梅县，目的是掠夺物资，以解决红军的服装及军费问题，但撤回时被粤军追击，损失不少，当他退回龙岩苏区不久，M来了，于十二月在古田召开红四军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议案，内容包括：加强红军党的领导，纠正红军中的一切错误倾向，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确立红军的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优待伤兵。 并提出了反对红军错误倾向的口号如下： （一）反对单纯车事观点。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 （三）反对非组织观点。 （四）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反对主观主义。 （六）反对个人主义。 （七）反对流寇思想。 （八）反对盲动主义残余。 以上口号，M报告是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所拟订。 关于加强红军党的领导问题，将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凡军事主管的一切命令、训令，必须有政治委员之签署，方能生效，否则下级不得执行，这是党代表制度时未付予的职权。 这些议案，出席会议时代表，皆认为是M加强对红军的控制措施，虽然心内不尽同意，但亦无人敢于反对。朱德本人，素来遵从党的领导，且在军事失利归来，又闻是中央的指示，更不敢提出意见。M起草的提案，便顺利时通过了。此后，因为M是红军的政治委员，朱德便失去了单独发布命令的权力。 朱M不和的事件，在井岗山时期，早已传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发出指示，内容是：国军围剿井岗山，形势严重，看朱M两人暂时脱离红军，同回上海，将军队以营或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苏区，配合地方赤卫队进行游击战。中央此项措施，是因M常不接受中央指示，有意将M调离红军而发。可是遭M拒绝了，他说斗争严重时期，红军必须集中行动，既可加强领导。又可消灭较大的敌军，红军是只有在敌情和缓、为了展开羣众工作时才能分散。他以这些理由，驳斥中央。M答复中央指示，见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M给中央的报告中。 朱M不和的情形，并没有因古田会议而改善，但因M在军事指挥上要依赖朱德，且红军干部，对朱德多有好感，故不敢贸然除之。而朱德以忍让为怀，得过且过。他们能够维持到现在，是环境使然，当非M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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