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营销策划书:1.柬埔寨的历史和人物

第一章、柬埔寨的历史和人物

01、柬埔寨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领土问题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几十年前人口只有六百万，还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柬埔寨王国分成二十个省，金边和磅逊（今“西哈努克港”）是两个直辖市。人口中高棉族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它又名高棉国，国中百姓中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徒，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林木葱郁，物质充裕，民风淳厚的国家。中国历史很早就开始记载它，《隋书》叫“真腊”，新、旧《唐书.真腊传》叫“吉蔑”，唐代朝鲜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为“阁蔑”，《元史》为“继没”。其实，“吉蔑”、“阁蔑”、“继没”都是“高棉”的别写，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说：“其国自称曰甘孛智。”明代又有“甘破蔗”、“甘菩者”的写法，万历以后才定记为“柬埔寨”。高棉民族古老而又背景特殊。高棉语、越南语、泰国语互相极不相同，而老挝语与泰国语较为接近。高棉族较之越族和泰族，皮肤显得黧黑而多斑点，柬埔寨人对自己的肤色很自豪，他们自称是“黑色的高棉人”。那些肤色较浅的人，往往被认为有中国血统，柬埔寨王室也是这样的棉华混血家族。柬埔寨文字与泰文、缅文的形态相似，是从印度巴利文发展来的。柬、老、泰、缅四国是在印度文化圈内，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越南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很深，汉文和儒学教育很发达，胡志明会写中国传统诗词，这种人在柬埔寨人中是很难找到的。柬埔寨人民崇奉的佛教，是所谓的“南传佛教”，它是从印度转道锡兰传入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而越南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是一个系统，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然后流入越南、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从吴哥窟建筑与泰国、缅甸建筑雷同，越南的庙宇与中国庙宇相似，就可以看出它们源头的不同。湄公河三角洲和以南地区，包括西贡（今胡志明市，高棉语称Prey Norkor）在内，原来都是高棉民族的领土。十六世纪末，越南并吞“占巴国”（中国和越南历史记为“占城”）后，势力南扩；越南王将第六个公主嫁给柬埔寨济哲德王，这位六公主向高棉的夫王讨得了这片沿海土地，献给了越南的父王，法国殖民者将这片土地叫 Cosaoxine，意思是“六公主讨来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下柬埔寨”。虽然柬、越两国相邻，但人种、语言、宗教、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历史上还因“下柬埔寨”而结下了很深的怨恨。这片领土争议几百年都纠缠不清，还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自作主张，将它划归了越南。因此，它是柬埔寨的一块心病。不仅波尔布特取得全国政权后，声称要收复下柬埔寨，西哈努克对此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明朝末年，据说有一名叫“莫玖”的中国将军不愿降清，率领他的部属投靠越南王，适逢越南刚取得下柬埔寨，越南王就派遣莫玖带领部下来到这片土地驻屯。这些明朝士兵和当地百姓通婚，后裔自称“明乡人”，在西贡和南方各地，到处可见“明乡庙”，阮文绍政权的权贵就有不少自认是明乡人，他们每年都举行很隆重祭祖活动。越南南方的这片土地，是由棉、越、华三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多血缘的社会。经过越南的几百年统治和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柬埔寨的许多高棉族人也取汉姓汉名，例如下柬埔寨的大姓“山”、“石”、“金”、“周”、“宋”，与传统高棉姓氏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说来，从姓氏即可以辨出下柬埔寨人来，西哈努克时代的政坛和柬共的领导层，都有不少下柬埔寨人。金边《祖国报》社长山福寿，“自由高棉”的领袖山玉成，柬共领袖山玉明、英萨利、周成、宋成等，都是下柬埔寨人。柬埔寨的华侨，大部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华侨既善务农，更善于经商，生活水平高出柬族土著和越侨许多。华侨在商言商，善于处事，更没有因领土纠纷引起的感情纠纷，因此华侨的处境比越侨又要好得多。越侨主要住在沿河地带，从事捕鱼业，经济上的成功，远不如华侨。柬埔寨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认同心理又非常宽松。有华裔血统的人，不会说中国话，不在清明祭祖，与柬族通婚，就被成为柬埔寨人了。我的外祖母是柬族人，母亲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我的父亲是从潮州来的，家中说潮州话，我们是认同中国的。但柬共领袖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农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华人血统，但他们都不认同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

 03、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八***年，具有不同语言文字的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被法国整合成一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柬埔寨社会依然保持宽容和自由；各族人民互相认同，和睦相处。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也带来了在欧洲游荡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暴力的列宁主义迅速又渗入印度支那。而中国农民共产主义的胜利，更教唆柬埔寨人民搞起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从此这个美好的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二十世纪初，越南出了一位青年阮爱国，他就是后来的革命家胡志明。早年他在法国游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回来，在广州参加中国的大革命，还曾经被捕入狱。一九三○年二月三日，他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那时，党内虽然有寮国支部和柬埔寨支部，但主要成员都是越南人。一九三五年，印支共产党初具规模，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预设革命成功后，将根据人民的意愿，成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或成立各自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大战期间，法国先败于德国，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了不同的态度，泰国王室政府和日本合作，以昂山为首的缅甸马克思主义兼激进民族主义团体，亦与日本合作以驱逐英国殖民主义。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则与日本有过一度相安的局面；而印支共产党人号召人民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法国统治者的双向斗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印度支那的抗日斗争遂成抗法运动。一九五○年三月越南河仙举行预备性会议，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高明等人与会，确定了未来的柬埔寨共产党追随越南路线的先期纲领。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山玉明在柬埔寨西南某地召集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建立了草创性的政权。一九五一年二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自行解散，这个决定可能与当时“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有关。一九五一年九月山玉明在马德望省三洛乡主持会议，正式宣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成立。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设有三个分指挥所。在波萝勉省克腊宝的东部指挥所，负责人是杜沙穆，主管湄公河以东诸省，克腊宝近越南，周边有许多越南侨民，多数是橡胶园工人，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山玉明负责的西南指挥所，设在唝吥省，主管茶胶、唝吥、戈公、磅士卑诸省。萧兴领导的西北指挥所，莫森巴管军事，农谢负责财经，管辖马德望、暹粒、菩萨、磅清扬等省。山玉明和杜沙穆，都是出家的僧人，山玉明还有“敏居士”（Acha Mean）的别号。他们都是先在下柬埔寨参加了印支共产党，后来被派来柬埔寨开展工作。两人都很淳朴谦虚，很受人尊敬。萧兴原名蔡兴，也是从下柬埔寨到金边来的，他先在金边一家很有名的“超包制药公司”当推销员，因此有人误会他是一位乡下的郎中，他被萧姓老板收为义子，就此改姓萧。

一九五一年他曾被派往越南学习军事，受到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阮友寿等的接见，回柬埔寨后指挥柬埔寨西北区反法武装，我的家乡马德望省，是他的主要活动地区。那时，萧兴是马德望地区人民心中的英雄，我的舅舅就经常讲起他的事迹。有一位与我要好的同学，也参加了萧兴的游击队。金边和马德望之间有一条柬埔寨唯一的铁路，游击队决定伏击列车夺取武器物资。那时列车的前后都有装甲车保护，伏击地点就在离我家约四、五公里的山边。战斗一打响，敌兵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把能搬的搬走，队长就下令撤退，我的那位同学不听指挥，弄来一把铁锯子，把一门炮的炮架锯断，入夜时才将几十公斤重的钢炮扛回营地。那时，柬埔寨的政府军和游击队，都是纪律松懈、不会打仗的。

 04、日本与柬埔寨的第一次独立

十九世纪后期，柬埔寨逐渐丧失主权，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反视当时法国在柬埔寨的统治，相当宽松，而且保护传统。柬埔寨王室一如既往的存在，法国也只是有象征性的驻军，和代理外交事务而已。尽管法国殖民当局保护传教士，但佛教信仰也得到尊重，因此柬埔寨始终没有变成基督教国家；法国文化也只是在上层社会发生了一些作用，民间仍然保留了传统习俗。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兴起，日本军国主义又一度赶走西方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前，泰国几乎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它在大战期间就与日本合作，侵占了大片柬埔寨西部领土。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也与日军合作实现独立。英属缅甸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领袖昂山，又在去延安的途中转向东京，然后与日本合作赶走英军，今天缅甸“社会主义”军政府的独裁领袖，都是他的思想子裔。唯独法属印度支那出现不同的局面，一九四○年法国军队被德军击败，一次大战英雄贝当元帅领导的法国政府与德国签订停火协议。根据这个实质投降的协议，除南部及东南部外，法国大部被德军占领。贝当的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下令海外属地与德日意轴心国合作对抗盟军，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就是描写发生在摩洛哥的这段历史。一九四一年，日本自己先不动手，而是唆使泰国进攻柬埔寨，但海陆两路泰军均被法属印度支那军队击退。这时日本就出面干预，它迫使法国殖民当局与泰国的代表在东京签署了一个条约，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而就是因为这个颠倒胜败的条约，使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一气而驾崩，于是才有十九岁的西哈努克的继位。尽管有维希政府的承诺，日军大举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但它允许法国殖民机构继续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当局双重统治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德日意轴心国败局已定，维希政府逃入德国境内，日本才决心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在战败前送给越老柬三国一个“独立”的大礼。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驻柬“高级顾问”和日军司令知会西哈努克，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是为了阻止西方人的殖民活动，柬埔寨王国可于近即独立。于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择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废除一八六三年法国强加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附加协议，宣布国家独立。

05、民族主义者山玉成

那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只剩下了五个月的时间，历史已经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证明柬埔寨得到的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而日本还找到了一个象缅甸昂山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样的反西方柬埔寨民族主义者来与他们合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玉成。山玉成，一九○八年出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高棉族人，母亲是有一个中国血统的越南女子。他在法国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一九三三年，返回印度支那，在金边一所法国人主办的“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沈华和巴春。一九三八年，他们创办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份柬文报纸《吴哥窟》；一九四一年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印度支那，《吴哥窟》的反法情绪也大胆冒头了。一九四二年七月，巴春、文昌莫、杨世祖等人在金边发动了一场有二千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了大逮捕，游行领袖都被捕入狱，山玉成在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杨世祖是潮州华人的后裔，上辈在柬埔寨经销僧人的袈裟，他自己是一个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民主主义者，山玉成毕生的友人。我后来在金边认识他，他会说潮州话，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据《西哈努克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山玉成在日本以缅甸人身份，每月领取一百日元的薪水，他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两年后，获得陆军上尉军衔。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哈努克宣布独立后，山玉成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说，他的父母都是山玉成的朋友，是在他们的劝说下，山玉成才被任命为王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山玉成的好景只有几个月，他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装团体，它的成员大都成为后来柬埔寨军队的骨干。八月间，他带领这个团体举行政变，把西哈奴克赶出内阁。然而，在他自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胡志明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起义，那就是越南的“八月革命”，山玉成迅速承认越南的革命政权，表示也要抵抗法军的入侵，他亲自到越南境内与胡志明的下属谈判合作，然而他又提出了归还下柬埔寨的要求；他又派人去泰国周旋，却准备放弃收回西部领土的要求，两造都显得不识时务，因此都未能遂意。英国的印度军队又率先来印度支那，执行受降日军的工作。最初，英国人打算像在缅甸同昂山合作那样，同山玉成合作。但听说山玉成准备抵抗，又使他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法军远东派遣军司令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边，就把山玉成抓起来，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山玉成才被法国当局判处了二十年监禁，后来转移到法国监视居住。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西哈努克说山玉成不断写信给他，要求回柬埔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玉成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他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使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如果西哈努克有气量与山玉成合作，柬埔寨民族未必会有后来的劫难。山玉成没有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了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与追随他的文昌莫、杨世祖等人组织了自己的抗法武装，它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事实上，统称“伊萨拉”（Issarak）的右翼反法武装团体，早在四十年代末就一哄而起，它们大都是些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头目有塔春、蒲柴、诺罗敦.曾达拉西、西索瓦.育他旺等人。美国一贯推行民选政府的政治理念，因此山玉成与美国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亲美的立场。据说山玉成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随员有经常的接触。尽管山玉成被西哈努克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越南共产党始终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担任过的“高棉共和国”总理，但又不能与这些人合作，而出走西贡，一九七五年越共占领西贡以后，山玉成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侬今葬花人笑痴，它年葬侬知是谁？

 06、柬埔寨的第二次独立

法国人回到柬埔寨，以为一切都回到了战前，但日本导演的“独立”已经无法收回成命，于是双方在一九四六年初签订了一个临时协议，法国继续把持柬埔寨的财政、国防，外交、民族方面的权力；王国政府的自治权只限于在法兰西联邦内。这样，法国又重新恢复了殖民统治。比较起来，英法两国处理殖民地问题的手法大相径庭，英国在战时就作出了印度独立的开明安排，而法国则毫无远见，乃至相继陷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泥坑，大失了颜面。 “越盟”是越南共产（劳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抗法斗争”，在印支三国持续了八年。它最初是由越南共产党打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招牌，包打三国的天下，于是“越盟”也就成了印度支那三国左翼抗法军事组织的代号。进入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人又以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的名义进入柬埔寨，组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革命党），早期柬共领袖大部来自下柬埔寨地区，是一些听命越南发号施令的附庸。与此同时，印支共产党中国支部（侨党）的一批干部，也从越南转来柬埔寨，在中国侨民中发展组织。一九五二年，是柬埔寨人民反法情绪高涨的一年，民主党在金边执政，在议会中长期保持优势，给亲法的西哈努克王室很大的压力，山玉成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又逐渐形成街头运动。西哈努克从西贡召来法军摩洛哥兵团镇压街头的民众，同时他又很不智地解散了民主党政府，这招致了广泛的批评。然而，即便在大好形势下，山玉成整合“伊萨拉”的努力，也终告失败，左、右两翼的合作，就更无从谈起了。说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左翼（别称“柬埔寨越盟”）搞得有声色，右翼则涣散而没有作为。一九五三年，竟也成了西哈努克领导“皇家十字军”争取独立的戏剧性一年。过去西哈努克是法国殖民统治的合作者，也是抗法斗争的对象；但在印度支那战争急下的形势下，他意识到如果继续站在独立运动的对立面，柬埔寨王室将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去年他用殖民当局来压服自己的政敌，今年他又用抗法运动来恐吓巴黎的政客，而且表演得非常亢愤。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西哈努克去法国度假，他给樊高?奥里奥尔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柬埔寨全国上下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两周后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追说柬埔寨军事形势危急，如果继续拖延，王家军队会迅速崩溃。他没有得到及时响应，于是他又去到美国活动，向西方暗示，如果不给柬埔寨以独立，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得胜。他警告说：“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西哈努克认为只有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柬埔寨才能逃避共产革命；但满脑子冷战思维的国务卿杜勒斯，在简短的见面中，却告诫他与法国合作，否则柬埔寨将会被共产主义吞噬。两造话不投机，白宫非但没有宴请他，国务院还建议他去看看马戏杂技表演。两年以后，他见到周恩来后，就一头栽进了周恩来父爱式的怀抱。美国政府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东方小国君王的轻视，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纽约时报》曾经报导：“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也写道，“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结束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是年五月，西哈努克海外游说后回到金边。获悉法国仍然没有移交权力的打算，于是他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他的总部，一方面号召抗法力量团结在他周围，另一方面又再次呼吁法国给予独立，这无异于表明他要与法国决裂了。这很快起了作用，十一月，法国就正式将权力移交给西哈努克，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外交上行使主权，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一九五四年柬埔寨又退出了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是柬埔寨第二次独立，是印度支那大戏中的一幕。尽管这不能归功西哈努克个人，但一个如此蕞尔小国的王公，能有与大国斗争的谋略，还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

07、日内瓦会议后的局面

印支三国共产党的抗法战争，最后以奠边府战役结束。奠边府属莱州省，位于越南西北高原的一个盆地中，是靠近越寮边界的战略要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法军先以五千空降兵占领奠边府，目的是要以它为基地切断越、寮抗法武装的联系，为上寮地区法军提供掩护，后逐步增加部署，形成一个兵力一万六千余人，机场设备齐全的大型据点。越军由武元甲担任指挥，四万余人部队从北、南两个方向对奠边府形成合围。中共则派出以韦国清（后授衔上将）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实地参与指挥。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曾以中共的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韦国清等人：一，不要吝惜炮弹；二，分割法军成南北两大集团；三，分段摧毁法军据点；四，逐段紧缩包围；五，狙击法军活动；六，展开政治攻势。以上战术取得有效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准将宣布投降，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的精锐被消灭，此役震撼了世界。接着，苏联和英国召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美国和中国与会。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签署和议，法国同意印支三国独立，越南共产党将一切人员撤至十七度线以北，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方。协议规定越南方面撤走在柬埔寨和寮国的军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政府将实行中立立场。寮国爱国阵线党所属的军队（“巴特寮”），在丰沙里和桑怒两省集中，得了背靠中国和北越的地利。还规定柬埔寨和寮国于一九五五年进行国际监督下的普选。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柬共，原本就人气不旺，日内瓦协议又使它四面八方失去依托。因此，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表面上决定自行解散，承认西哈努克政权的合法性；大部分人员由主席山玉明率领，去了越南北方受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还有一部份人员留在国内参加竞选，尝试合法斗争。

08、法国为柬埔寨培养了激进主义者

四十年代末，一些家境优裕的柬埔寨青年去法国学习，柬埔寨政府也选派了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当时，柬埔寨只有一千多人完成中等教育，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大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院长，秀臣在金边行医收入丰厚；周成当过教育部长，后来又被委任为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乔森潘、胡荣、符宁都连续当选过国会议员，还都担任过内阁部长，他们都表现出卓越的学识和才干。这些留法学生受到左倾思想的熏陶，大部分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而他们内心又更向往毛泽东暴力革命路线，思想远较柬共本土成员激进。这些留法学生的归来，使柬埔寨共产党如虎添翼，特别是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英萨利、宋成等人，很快就取代了亲越南的本土派人物，从而成为追随中共的狂热领袖。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内战全面开始，除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外，乔森潘是露面人物，胡荣曾经是柬共根据地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符宁主管新闻，宋成是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福财担任西南军区政委。柬共进城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民主柬埔寨”（简称“民柬”）政府的首脑。柬埔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留法学生的手中。 09、柬埔寨留学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物耿万萨，生于一九二六年。五十年代初，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巴黎高棉学生社团的精神领袖，还娶了一位很有才气的法国姑娘。一九五二年，耿万萨执笔为高棉学生联合会写了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抨击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推翻民主党政府。是年十月，耿万萨带了他的妻子乘飞机回到金边，由教育部安排他在西索瓦大学预科任教。一九五五年，在联合国监督下，柬埔寨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他参与了民主党竞选活动，我在马德望听过他的演讲，口才非常之好。他的杰出表现，竟使西哈努克恐惧到将他投进监狱。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曾经在中国大使馆的宴会上见到过他。尽管他的朋友大都是共产党，但他始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且不因为有立场，而多是非，因此有清高的形象。一九七○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他出任“高棉共和国”驻法国的大使，与他的共产党友人敌对。耿万萨是一个西化很深的人，一个外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与波尔布特私人间的友情很深。但据说，波尔布特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柬埔寨人”，而耿万萨又认为波尔布特“没有法兰西深度”。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低估了一些带乡土气息的革命领袖，然而历史证明，后者更具有推行政治理念的毅力和能力。秀木，一九二五年生于柬埔寨最富有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诺罗敦、西索瓦、莫尼旺三朝礼宾司长，敛聚了大量的财富。二次大战期间秀木已经在河内读书，他的叔叔文昌莫是山玉成的挚友，一九四五年他也回到金边帮助山玉成。一九四六年，山玉成事败入狱，秀木也出走到法国。他在阿尔卑斯山疗养肺病时，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病友，因此也成了法共的党员。后来他和英萨利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度聚集了二、三十人。秀家四兄弟都成了柬共的成员，老大秀臣是医学博士，后来是民柬政府的卫生部长。老三秀春在柬共退出金边后，还在柬泰边境担任的财政部长，老四秀蒲拉西是驻联合国大使。我在金边认识秀臣，他富有同情心。秀家兄弟的人格都很高尚，尽管在柬共中并不居高位，但一直效忠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在残酷的整肃中，波尔布特没有伤害他们；一九七九年，柬共退出金边，波尔布特还派秀木陪同西哈努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英萨利，原名金丹。一九三○年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家道破落，在波萝勉省读小学时，为一位英姓的僧侣继养，后来进了西索瓦大学预科。留法期间，他初习商科，后改学政治。其人身材高大，皮肤尚白皙，口才甚好，可能也有华人血统。波尔布特与他情投意合，后来又分别与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结婚，成为姻亲。英萨利一贯律人严而律己宽。据他的一个同伴回忆，有一次英萨利告诫他，与其和女生们去浪费时间，还不如用手淫解决问题。秀木有一次和法国女友同处，英萨利清晨就来击门，大声叫唤：“还有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干。”然而，当十九岁的乔蒂丽一到巴黎，英萨利就把她的肚皮搞大了，还是大家伙凑钱让乔蒂丽去瑞士堕的胎。秀木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小圈子本来可以容有更多的人，但英萨利的作风使许多人离心而去。英萨利是一个左倾、功利、自私，而野心勃勃的人，在巴黎读书时，他就告诉耿万萨，将来要回柬埔寨领导一个完全听他的话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