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目标分解法:元朝统治西藏：万里雪域成为中国的行政区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创建使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广大藏族地区也先后汇入统一的洪流。西藏地区也加入这一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1218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1235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1175－1255），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151）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戒出家，后又以1204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云游乌思藏各地，有许多弟子，对政教事务和讲经传法有丰富经验，是当时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是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派。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他慨然应允前往凉州。在动身之前，他对萨迦派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将萨迦派教主的职务按习惯顺利地传给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决定把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同去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这表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并不仅是他个人或萨迦派一派与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会谈和建立关系的。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1246年八月抵达凉州，并在1247年年初与阔端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维持原来的各地僧俗首领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在西藏的僧俗首领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向他们指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条件归顺蒙古。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文收入《萨迦世系史》中）。

    1251年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众弟子托付给八思巴，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时八思巴仅十七岁，随即开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1251年蒙哥汗继位为蒙古的大汗，为调整蒙古各宗王贵族的关系，进行新的分封，随即下令在蒙古汗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进行扩户，即清查户口。这次范围广泛的扩户，也包括藏族地区在内。在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后，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贡和后藏的藏郭莫（似即后来的曲弥万户），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汤卜赤，阿里不哥得到前藏的达隆巴，阔端一系保留了萨迦作为封地。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与该封地内的主要教派联系，把其宗教首领奉为自己的上师，还把地方首领委派为自己的官吏。止贡、帕竹、蔡巴万户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1252年6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从甘肃进攻四川，驻兵于六盘山。因四川南宋军民坚壁清野，依山险抵抗，蒙古军进展困难，于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请，以蒙古骑兵绕道藏族地区，攻取云南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蒙古军的这一战略，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要穿过数千里人烟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已经和蒙古建立起关系的藏族首领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派人去请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和在康区一带活动的噶玛拔希到六盘山与他会见。当时因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应召到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1253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实际上通过这种关系，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跟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居住。噶玛拔希到忽必烈的营帐比较晚，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接受邀请，于1256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剌兀鲁朵的蒙哥汗的营地。据说他向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传授佛法，受到封赏，据说蒙哥汗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因此其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忽必烈即位后，噶玛拔希一度因为有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嫌疑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忽必烈又准其回藏。在元代西藏的十三万户中，噶玛噶举派没有自己掌握的万户府，但是其宗教影响却一直很大。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1284－1339）曾两次受元朝皇帝的召请到大都传法，元顺帝曾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灌顶国师”，并赐给玉印，封诰等。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1383）也很有名，1356年元顺帝就传旨命他进京，他于1358年从楚布寺寺出发，1360年到达大都，在元顺帝宫廷中活动了四年，被封为“大元国师”，赐给他玉印，1363年他离开大都回藏。他的侍从人员中还有被封为国公、司徒的，都得到赐给的印信封诰。

    1269年蒙哥汗在率兵攻打南宋时在四川军中去世，1260年3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拥戴下，在开平宣布即位为大汗。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纠合一批宗亲贵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战争。到1264年7月，阿里不哥一方战败，被迫归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稳的大汗宝座，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1260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批准，授与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覆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