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用什么语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五）　毛泽东与王明争斗全过程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毛泽东当时还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王明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因此，共产国际生怕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当时就多次强调：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人的一致拥戴。

　　他并在会上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周恩来也在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亲眼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如何破裂的毛泽东很清楚，坚持国共合作，将中共军队拉到正面战场上去抗日，绝对不是明智之举。敌强我弱，八路军都去抗日，只会让国民党得以保存军事实力，之后腾出手来对付中共。这样一来，很可能再将中共拖下毁灭的深渊。

　　毛的意思是：“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

　　“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

　　王明回国后的一年，成为毛泽东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那段时间“鬼都不上门”。这不是他第一次面临如此困境，毛在1934年曾凄然泪下的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三次都是因为毛泽东的理念“背叛”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政策。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在延安时的合影

　　最令毛泽东的痛心的是，王明路线让中共和红军在1934年面临灭顶之灾。当时，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被迫到地方上养病两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苏区被国民党蚕食。王明使毛泽东遭受了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集团迷信马列经典，相信莫斯科，一切按照莫斯科的指令行事，罔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把持着中共中央，早已成为毛泽东实现政治理想道路上的最大挡路石。在数次被中共中央排挤和严惩后，毛泽东其实早在遵义会议前，就已然下定决心改造这个党。而这一次，他非常谨慎，在还未独揽党政军大权时，先违心接受了十二月会议达成的新方针。

　　从1937年底至1938年夏，毛泽东韬光养晦，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在他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他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理论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派人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当时中共在国统区所办的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王明扣下了《论持久战》，不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只同意印成小册子。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此后，王明开始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王稼祥自苏联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正式亮出自己的旗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共在抗战中获得正当性，也为夺取“解释权”走出关键的一步，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作出这个表态之后，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

　　此时，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他已经开始掌控中共。王明初抵延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他不再、也无法以凌驾于中共中央的姿态处处发表他的正面战场理论。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从表面上看，王明虽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

　　与此同时，为了破除中共内部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毛泽东独掌了与斯大林之间的通讯系统。

　　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
到了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惟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但是，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借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练，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看到这些，毛泽东开始加紧筹划一项新的运动。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打响，此时的斯大林穷于应付来势汹汹的纳粹德军，无力也无暇东顾。这给毛泽东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毛泽东先在中共领导层开展思想交峰，继而在1942年初把运动推向全党，是为“整风运动”，这是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

　　在1942—1945年时间里，毛泽东利用“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两种运动手段，从思想、组织、权力结构重组等入手，实现了中共的全盘毛化和他个人对党的完全领导，彻底毁掉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集团，同时也成功摆脱了共产国际。至此，他再不用担心有谁会阻碍他的理想。

　　1945年中共“七大”，王明落选政治局成员，仅当选中央委员，从此远离中共领导核心。1956年9月，心情抑郁的王明，赴苏联治病，此后一直没有回国，居住在莫斯科直至逝世。

王明简历：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人，1904年4月出生于小商人家。资质聪颖，六岁入私塾，八岁能为乡邻写春联。

　　1924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925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

　　1931年1月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对中共的领导。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1938年中央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受到严厉批评。

　　1949年后，王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三十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去苏联就医，从此拒绝回国。

　　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