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视频: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三）-张国焘：长征途中的对手

如果以毛泽东的一生来评价张国焘，张不失为毛一生中重要的对手之一，甚至连毛泽东自己也将长征期间和张争夺军权的那段时期称之为“一生最为黑暗的时刻”。但这两个共产党元勋的下场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另一个流落他乡、最后凄凉去世。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延安

毛张四川会师 矛盾初显

　　对于张国焘，中国官方出版的《张国焘的浮沉》曾经有这么一句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早期重要领袖之一。其影响之大，绝不在任何一个中共早期领袖人物之下。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也充满了传奇。”在共产党的大量文献中，这个评价已经相当客气。
 
　　不过，无论中共如何评价张国焘，还是不得不承认张早期对于中共的作用。张国焘于1920年参与筹组中共，1921年7月下旬在一大当选中共中央局三人团成员，并任组织主任。1922年二大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五大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负责人。1927年八七会议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中共建立早期的状况看，张国焘的影响力远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要大。在中共一大时，毛泽东也是代表之一，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发言，谈不上什么影响力。而周恩来在欧洲先参加德共，后来转而成为赵世炎领导的旅欧支部成员，对中共一大也说不上影响。刘少奇当时正是留俄学生，更说不上对中共一大的影响了。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二大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中共三大后才当上中央委员的。因此，在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之前，毛张两人的交集并不多。
 
　　但是，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在1935年才显现出来。1931年11月，张国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那时，张国焘已经在鄂豫皖苏区积极推行王明路线，而毛泽东则一直反对王明路线义。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共产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6月，以张国焘和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一开始，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会师之前也服从中央红军的指示，但当他了解得知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实力大大逊于他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之后，他就开始琢磨应该如何获得军队的领导权。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拥有十倍于一方面军的实力，而且相对于红一方面军的缺衣短食，红四方面军可谓是丰衣足食。再加上张国焘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革命者，革命资历一点不比毛泽东逊色，这使张产生挑战毛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南北路线之争 矛盾激化

　　1935年6月25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毅为总政治委员。因事出突然，李富春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未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川陜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由于手握重兵，张国焘希望得到军队控制权的要求是直截了当的，也是咄咄逼人的。但为了能够让兵力较多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中共大多数领导人同意作适当让步。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眼界还是要比一般人高出许多，特别是在把握未来的走势上，毛泽东往往有着惊人的预见性。他说：“总司令的职务不能让！”1935年7月18日，中央军委领导成员有了新的调整，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中央还作出明确的规定：“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虽然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红军总司令依然由朱德担任，但实质上，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是吞并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这也注定了毛张两人的合作不可能成功。
 
　　毛张两人的斗争终于因为长征前进路线的分歧而爆发。毛泽东主张北上，穿越自然条件极其险恶的无人区；张伯焘则执意南下，扎根四川南部的藏人地区。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北上，一来是北上抗日，二来也可以借机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而张国焘坚持挥兵南下，则是为了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和更好地控制整个红军。在毛张两人的对立中间，包括红四方面军司令徐向前在内的大部分红军将领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张国焘最后妥协，同意北上。

密电事件 毛张分裂

　　1935年8月21日，毛泽东、徐向前带领的右路红军开始兵分两路通过草地，而毛泽东也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五天后，右路军通过了被称为西域绝境的草地，到达班佑地区。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占领包座之后，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火速东靠、并肩闯陇。这时，实际控制左路军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反悔了，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对于这一变故，毛泽东也很着急，9月1日他与徐向前致电张国焘，希望能游说张改变主意。但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这个时候，张国焘的老部下徐向前成为毛泽东最后的希望。其实，在徐向前心中，张国焘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人，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陜，大部分时候是张、陈（陈昌浩）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作出妥协。因此，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张毛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随后，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在争取徐向前无望之后，毛泽东对张国焘也绝望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密电事件”。一直以来，“密电事件”都没有得到中共官方证实，张国焘自己在回忆录里面也并没有提及，但在不少野史上都提到这么一段。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在给部下的密电中暗示说，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攻击任何可能试图阻止他们的人。危险之中，叶剑英将这份密电透露给了毛泽东，彭德怀立即秘密调动部队，在毛泽东周围围成一个保护圈。并赶在当天晚上的半夜时分，毛泽东率领他的部队悄悄上路，逃脱张国焘部队的控制。
 
　　毛泽东带领了红一方面军星夜北行，四方面军到第二天早晨才知晓。徐向前刚刚起床，就听到前敌指挥部乱成一团，先是有人说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后来又发现指挥部军事地图丢失，接着前线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就在这时，前方与红三军团保持接触的部队指挥员打来电话：“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这时作个了关乎大局的决定：“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于是，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得以顺利北上。

毛张陕北会师 毛大获全胜

　　1935年9月14日，共产国际曾致电张国焘等，敦劝他北上。电文说：“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但张国焘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称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并且于10月5日另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并以中央的名义，开除毛泽东等人党籍，并下令通缉。
 
　　但由于得不到共产国际以及同行的朱德等将领的支持，军队在藏人地区又损失严重，在加上政府军的围攻，张国焘是腹背受敌。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行动方针。会上，朱德提出急谋党内团结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的观点，徐向前又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央的决议和朱德的提议，陈昌浩也开始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感到大势已去，只好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遂引军北上，第三次穿过草地，在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合，向毛屈服。可以说，这时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完结。

　　张国焘毛泽东的陜北会师和上一次可有天渊之别，上一次，张国焘拥有精兵良将，又是共产党元老，可谓占尽上风，但这次会师，张国焘的军队不仅损失惨重，更因为分裂党、反对中央而失去所有政治资本。
 
　　而张国焘的变卦南下电文也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筹码，在1937年3月23至31日的延安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拿出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张国焘无从辩驳。毛泽东以及党内其他将领对他的斗争和批判，已经令张国焘心灰意冷，再加上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到达不久，就以“托派”的理由将张国焘两个部下李特、黄超枪决。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于是，张国焘开始暗中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张国焘叛变 投靠国民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在黄帝陵前见到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蒋介石政府驻地，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伯渠发泄了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伯渠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李克农等人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坚决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和张国焘谈话，希望他回延安，但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周恩来又和张国焘谈了三次，最后，周提出了三条，供张国焘选择：一是改正错误，回中共工作；二是向中共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是自动声明脱离中共，中共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国民党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丘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等汇报。长江局当夜开会研究，由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叛变经过，建议中央公开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至此，张国焘被完全清除出中共，对毛泽东的地位不再有一丝威胁。

张国焘简介

张国焘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

1916年 入北京大学读书

1919年 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

1920年10月 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1922年7月 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 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5年1月 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6年底 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1927年7月 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暴动

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路线，并主持开展“肃反”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 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1935年10月 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

1936年6月 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1936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

1937年9月 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 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

1938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1941年起 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1945年后 一度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 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

1948年11月 去台湾

1949年 转居香港

1968年 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

1979年冬 在养老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