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化锰中锰的化合价:商代重大战事

（１）汤灭夏鸣条之战
　　夏末，商族崛起，至汤时成为一个强大的方国，而夏政衰微，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灭亡之兆。在此有利形势下，商汤积极进行灭夏准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他罗致贤能，知人善任，以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在政治上展开强大的攻势，一方面宣传揭露夏统治的暴虐，另一方面采取“宽以治民”的政策，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各方国的支持与拥护，当时不少方国归附于商。如《史记?夏本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又如《墨子?非命篇》谓：“汤时诸侯与之，贤士归之”。由于商汤采取了这些办法，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因而商的力量逐渐发展起来。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夏历 ４００ 年，虽衰败而其统治基础犹存，在方国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诸侯”对夏王仍是敢怒而不敢言。商与夏相比，力量毕竟还小，实际上，就连商本身也还是臣服于夏，听其命而朝贡之。但商的发展引起了夏的注意，关系紧张，致汤被“召而囚之夏台”，只是汤假意忠诚，向桀进贡大量物资，才被释放。在此形势下，汤清醒地认识到，要灭夏必须谨慎从事，不可轻举妄动，所以在继续加强争取各方面支持拥护的同时，为察明夏朝内部的情况，曾两次派伊尹到夏朝任官，充当间谍，以观夏政并与夏臣联络。伊尹居夏三年，归而告汤，称夏内部“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社会上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民谣，认为夏桀已处于天怨人怒的危机状态，可代而灭之。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下定灭夏的决心，并与伊尹一道共同谋划，制定了先剪除枝叶，再彻底铲掉根基的灭夏战略方针。因此，商汤伐夏是以亳（今河南商丘一带）为中心，逐次兼并周围与夏族有关之诸侯。
　　汤之灭夏自征葛始。葛为夏之属国，在今河南宁陵北，与亳为邻。伐葛的理由为“葛伯不祀”。祭祀上天神祖在当时已深入人心，不祭祀则被视为背天离德，人所共弃。商知葛伯不祀，派人质问，答无以祭神之牺牲，汤派人送去牛羊，葛伯尽食之仍不祀，又使人问之，答无以祭祀用之黍稷（粮食），汤复派人前去助耕，并派老人儿童前去送饭，葛伯率人夺取酒食，杀死送饭童子。汤就此事以复仇名义一举攻灭葛。此战征伐的对象葛实为一小方国，战争规模极小，时间亦极短，但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却异常显著。此战不仅剪灭了夏的一个属国，损其羽翼，而且检阅了商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商之威望，博得各方赞扬，称其为正义之师。各地不堪夏政之苦的百姓，如久旱望雨一样，盼望商汤军队的到来。
　　初战告捷，形势对商大为有利，于是紧接着商汤发动了进一步剪除夏朝羽翼的战争，所谓“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藤文公》）。此“十一征”主要包括灭韦、灭顾、灭昆吾等战争，此三者均为支持夏王之方国，韦在今河南滑县东，彭姓；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己姓；昆吾在今河南许昌附近，己姓。“十一征”的结果，使夏王朝东部屏障尽失，为直捣夏都扫清了道路。
　　为了探明夏的实力，试探各方国对攻夏的反应，商汤有“景亳之命”，召集归附各方国（“诸侯”）会盟，申明代天伐夏之命，各方国不仅没有异议，而且均表示支持，商汤更有了信心；同时采纳伊尹的建议，绝贡于夏，以观其变，夏桀立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伐商。汤遂知夏桀实力尚强，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根据伊尹的计策，“谢罪请服，复入职贡”，假意臣服，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并派伊尹再度赴夏，结交失宠之妹嬉，联络夏臣，了解到夏桀更加残暴，武伤百性，诛杀重臣；窥知夏桀对众叛亲离、末日将至的恐惧，他曾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伊尹回而告汤，汤当即决定再次绝贡，以试探各方面的反映，桀复召九夷之师讨汤，并在有仍召诸侯会盟，结果，不仅九夷之师不应，而且有缗氏还公开反夏，桀不虑情势，出兵伐有缗。汤认为时机已成熟，遂决心对夏发动大规模进攻。
　　汤灭夏战争过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呜条之役，在此战役之前，汤与伊尹制定了战略迂回的进军计划，率大军从亳出发，绕道至夏都西面，一者为了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断其退路，再者由西向东攻击可以加剧桀迷信“西方日胜”的恐惧心理，从精神上促其崩溃。
　　战前，汤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阐明畏天命、代天致罚、兴师伐夏，是因为夏王罪大恶极，接着历数夏桀种种罪行，渲染民众的怨愤，并严明赏罚，激励士兵同心协力，攻灭夏朝。
　　商汤率军绕道西进，继而渡过黄河，两军在有娀曾有小规模交战，商军直逼夏都，夏桀率军仓促应战，两军大战于呜条（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一说在河南封丘东），夏军大败。桀东逃至三■（ｚōｎｇ，在今山东定陶）被商军俘获，相传桀后来被汤放逐于南巢（安徽巢县境内），夏遂灭。
　　汤灭夏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战例，夏桀的失败与商汤的胜利，一方面由于夏政治的腐败残暴，众叛亲离，陷于孤立，即《史记?夏本纪》中所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汤善于采用和实施各种措施政策，寻求最广泛的支持与拥护，壮大自己，削弱敌手，尤其是任用伊尹等贤能和展开有力的宣传战，并注意情报工作，使灭夏的准备极为充分。而在灭夏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汤能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蚕食政策和迂回作战的战略方针，使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综观汤灭夏之战，汤长期谋划，其用心极深，持之时久，终达目的，不仅灭亡了腐败残暴、失却民心的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在政治上具有极重大意义，而且在军事上也有其开创性，在宣传战、间谍战、心理战、孤立战以及大规模迂回行动等方面均有巧妙运用，不失为中国战史中一个突出的战例。
　　（２）武丁征鬼方之战
　　这是商王朝征服边疆方国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武丁（高宗）时期（公元前 １３２４～１２６６ 年）。商朝从建国至武丁时，已历 ２２ 王近 ２００ 年，此时中原地区早已平定，政治、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达到极盛时期。开疆拓土不仅非常需要，而且有了可能，于是商加强对边远方国的控制，势力不断向边疆扩张。与此同时，商统辖范围以外的各族，如北面、西面之狄、羌，南方之荆楚等经长期发展，势力也逐渐强大，也有意向中原扩张势力，侵扰商边境之事日见增多。高宗伐鬼方之战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鬼方，居处于商之西方及北方，活动地区大概在今陕北及河套一带，当时商之属国与鬼方及北方的土方相接壤者有■、沚二部。
　　武丁二十九年（公元前 １２９６ 年）二月，商之方国下旨（地点不详）叛反，武丁遣大将望乘前往征讨，土方与鬼方乘机侵扰沚境，沚告急求援。三月武丁即“登人五千”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阶段重点打击的办法，先专攻土方和平下旨，至十二月下旨之战结束，接着开始进攻鬼方。
　　武丁于攻鬼方之际，深恐渭河流域的周人及陇西的羌方伺机行动，特遣蒙侯加以防范，此时鬼方与土方加强联盟共同对抗商军，战事非常激烈，规模日益扩大。武丁三十年七至九月期间，武丁曾七次下令增调援军，每次三千或五千，在不到 ４０ 天的时间内就征调了二万三千人；并遍祭祖先及诸神，祈求福祐，可见战事之紧张。在商军强大的攻势之下，至武丁三十二年底（公元前 １２９３ 年）鬼方终于溃败，商军胜利班师。
　　此次战争因商王朝与外族扩张势力的矛盾冲突而引发，由征下旨开始，征伐对象除下旨外，还有土方和鬼方，其中以对鬼方作战为主，战事持续达三年之久，动用了大量的军队，堪称为商代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即使是在商以后持续如此之久的战争亦不多见。战争的结果以商的胜利而告终，不仅平靖了边患，而且扩大了势力范围。
　　（３）商伐羌之战
　　羌为商朝西方的一个部族，主要活动于今甘肃、陕西西部，山西西南及河南西北一带，早在商初，羌与商王朝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在汤之时，羌人就臣服于商，成为商朝众多方国之一，因称“羌方”。但随着其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力不断扩大，逐渐从“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而变成对商的不断反抗，因此甲骨文中商不断对羌用兵的记载甚多，如“令五族伐羌”、“妇好伐羌”以及“追羌”、“执羌”等，其中妇好征羌最为典型。妇好为武丁之妻，曾多次征兵亲率出征羌、夷、土方等部落。１９７６ 年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其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偶方彝，三联甗、铜镜等铭文中均记有其伐羌事迹，与文献记载相应合，其中一次率兵一万三千人代羌。妇好伐羌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妇女统兵征战的最早记载。
　　（４）商伐荆楚之战
　　荆楚，为商南方之一部族，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一带。商伐荆楚发生在武丁时期征服鬼方、羌方之后。关于此战，卜辞中未有记述，仅在《诗经?商颂》中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荆之旅”的记载，详情难以知晓。但就该条材料可知，商军伐荆楚，规模应不算小，且深入荆楚地区，给荆楚以重创。很显然经此战，商朝的势力向南扩展至长江流域。
　　（５）商征盂方之战
　　商朝末期，江淮一带的夷人强盛起来，武乙时便“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与商发生直接冲突。帝乙时，东征夷方，不意中途为盂方截击。盂方为商一方国，在今河南睢县西北（《辞海》；另一说，董作宾《殷周战史》：“盂方大概为羌方附近之方国。”），帝乙便转而亲征盂方。据卜辞记载，此次战争具有相当规模，不仅商王率军亲征，而且大获全胜，擒方伯 ３ 人，俘 １５７０人，战车 ２ 辆，盾牌 １８０ 个，甲胄 ５０ 具。可见战争已达到较高水平和盂方军装备之精良。此战中军队投入数量之多，武器装备的精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原方国社会发展已达到很高水平。
　　（６）周族的兴起与商周的早期冲突
　　周，是由姬姓的一个古老部族发展而来（详见后文），在商代是商的一个方国，主要活动于陕西渭水、泾水流域，到季历（文王之父）时势力渐强，不断扩张，发动对其周边部族的战争。先是伐西落鬼戎，俘其部落首领 １２人，又攻燕京之戎，受挫，经休整后又打败无余之戎和翳徒之戎。到文王姬昌之时，又连续征服昆夷（活动于陕西洛水流域的游牧部族）、密须（活动于甘肃灵台西南）、阮（活动于甘肃泾川东南）、共（泾川北）等附近部族后，转而向东发展，先争取虞（山西平陆）、芮（陕西大荔）两族归服，又击灭黎（山西黎城）、邗（河南沁阳）等方国，然后集中兵力指向亲商的崇国（位于陕西户县）。周的强大与不断扩张，引起了商的注意，商为扼制周的发展及进攻，多次发动对周的征伐。卜辞中亦常有“寇周”之记载，如“令旅族寇周”、“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等，在早期商周军事交锋中，重大战事有周灭商之属国崇之战。战前，周王誓师，严明纪律，经三十天的围攻，崇人拒不投降，周军使用云梯及攻城临冲车发起猛攻（《诗?大雅?皇矣》），一举灭崇，并在崇地建立丰邑，将都城由歧下迁于此。此战不仅显示了周的实力，而且使渭河平原尽为周有，为灭商创造了条件。
　　（７）商纣王攻东夷之战
　　商朝末年，生活在今山东、江苏一带的人方（属东夷集团）逐渐强大，不断向商统治区扩张，约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之初，商纣王为平服东夷的反叛，发动了对东夷的大规模战争。经激烈的战斗，东夷各部先后被纣王征服，俘获大批物资及夷人并作为奴隶。此战是商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穷兵黩武，其突出的掠夺性正好暴露了商王朝国势的虚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