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yzo 1507:城乡差距达到严重失衡状态

城乡收入差达到3.23倍 已达结构失衡程度 发达国家一般为1.5倍左右 我国受调查农民过半希望国家征用土地
1980年以来的3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只有少数几年反复，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今天上午，记者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2011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发布会上了解到上述信息。
蓝皮书指出，1980年以来的30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只有少数年份是有所反复的，如1980-1983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急剧缩小的几年，1994-1997年是收入差距小幅缩小的阶段，其他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比如 1984-1994年和1997-2009年，基本上呈现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的趋势。尤其是从2002年以来，收入差距上升到3倍以上。
蓝皮书指出，这一差距达到了国际公认的结构失衡的程度。
记者了解到，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
据了解，中央正是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
200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7年聚焦“三农”问题，并一直提出以“城乡统筹”的精神为建设农业农村的总方略或总要求，但事实是这7年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居高不下，而且总体上仍呈现逐年拉大的趋势。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大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差距较小，而西部地区差距较大。
另外，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有关，“我国城镇人口不到50%，社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投给了城镇，占87%，尤其是把资金投向大都市。”魏后凯说。
●相关新闻 超过一半农民希望国家征地
蓝皮书中对全国160个乡镇184个村庄的1913户农户的调查指出，绝大多数农民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而且越是大城市对于农民越有吸引力，只有极少数农民愿意自己的下一代仍生活在农村。
农民对土地的期望已经开始走出土地是保障、土地是命根的传统观念，土地逐渐成为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之一，成为产权观念的一部分。农民愿意将土地以转包、出租、入股的方式流转出去。
超过一半的农民希望国家征用土地，唯一的要求是得到合理的补偿。广东省副书记朱明国批评说：“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他哪里想老百姓之艰难？”
蓝皮书表示，土地征用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他们对农业低效益的失望态度。文/记者王永生
●新闻链接
行业收入比4.2∶1金融业最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当前我国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最高的金融业与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之比为4.2∶1。
上世纪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
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16717元。
城镇居民收入差扩至8.9倍
日前，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
10年来城乡收入差
2010   3.23　　2009   3.33　　2008   3.33　　2007   3.33　2006   3.33　　2005   3.22
2004   3.22　　2003   3.23　　2002   3.11　　2001   2.90　2000   2.79

中石油高管薪酬被指激励过度
北师大报告称，去年中石油高管人均收入110.22万，国有垄断上市公司的高营业收入更多来自垄断优势 。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则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为70%。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即是从对人口的属地束缚松绑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身在外而户未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常年游走在城市的农村人，而这一人群在统计中又如何进行界别？简单按照户籍进行的城乡人口分析，是否足以为社会管理提供准备的参照？如果按照居住地进行管理和统计，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时间点，恐怕会前移多年。(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诚然，仅仅以居住地作为划分城乡的标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在貌似了无用处的城乡界别中，暗含着的不仅是各种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对等，更是根深蒂固的权利不对等。人们不会那么健忘，一个城市户口意味着的，曾经是紧缺的生活物资，是能够按时得到供给的“商品粮”，是优渥的社会资源与地位。甚至连最应当同等对待的生命，也是“同命不同价”，是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不同的最低生活保障，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而这些，即便在当下，也并未完全消逝(据说，完全消灭这种不平等，在目前情况下，依然是“不现实的”)。城乡差别，不是一句简单的学理判断，而是真实的社会生活——— 多少人，“进城走了十八年”；多少人，进城后慨叹“故乡沦陷”。长期以来，城乡藩篱所造就的不对等，甚至可以径自寻到更高的层面。2010年3月，《选举法》修改，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按照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的核心要素，人大代表选举在城乡问题上的平权历程，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时空，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经历了8：1、5：1、4：1等多个阶段。(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诚如学者所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并非没有代价，而其中付出的不少代价，并非“交学费”和“阵痛”那么简单。某些以城市化的名义推进的政策主张，真正指向的却只是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不停有报道证实，一些地方的城市化成了农民的“被上楼”运动，城市化的过程没有成为权利普享的过程，却成了“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的现代版“圈地运动”。步城市大规模拆迁后尘，在城市再无土地可用的窘境中，农村的拆迁高峰似成不可避免，原先发生在城里的血拆等悲剧，将在村庄里重演。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城市化，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的权利和意愿，否则将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深重的隐患。
城市，寄托了人们让生活更美好的追求，而惟有对等的公民权益，才能够真正开启这份蕴含全民理想的美好。在城乡疏离的话语背景中，看到的往往是资源与权利的长期不平等，而消弭其间的差异鸿沟，需要的不仅是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更应该是城乡平权的制度努力。制度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让人们全部进入城市，而是使分居城乡的人们都能够得到同等的社会服务，享有平等的公民权益，不再受限于僵化的户籍管理模式束缚，让城市独享的福利能够有一天惠及全民。城乡人口出现比例性变化，国家决策应当及早为此进行配套的制度革新与谋划，以权利平等为终极诉求，破除所有束缚全民福祉的思想和机制桎梏。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自2000年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十年之间没有再次公布过。此次报告中含糊地提到，2010年的基尼系数比2000年略高。评价称，“略高”这个含糊的描述无法判断到底基尼系数是多少。而现在社会相对接受的基尼系数是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计算出的0.48。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大量未被统计的隐性收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要高于这个数据。
为什么多年来在统计数据发布中没有包含基尼系数、收入中位数、众数等等。由于中位数能够更好的反映居民收入的中间水平，众数则能够反映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基尼系数则是反映了贫富差距。因此，某种意义上，这些数据比GDP更让老百姓关心。记者质疑，这几个数据究竟是因为不好统计还是不太方便公布呢？听到这个尖锐的提问，马建堂解释：
马建堂：收入的中位数、众数，特别是中位数，一定要发布，什么时候发布，还不能马上告诉你，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工作的改进，发布内容的增加，这是必然的。请朋友们监督我们，推动我们。
这时，坐在马建堂旁边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递过来一张条子，马建堂看后马上说：
马建堂：刚才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提醒我，过两天我们先会发布农民收入的中位数。而从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2011年是0.3897.
马建堂继续解释，之所以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没有发布，是因为统计局也有苦衷：
马建堂：原因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这样一来，依据我们现有资料计算的结果，我们评估了以后，感觉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
但马建堂承诺，国家统计局正在进行城乡住户调查的一体化改革，到2013年，将正式向社会发布全国统一的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