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投资公司ic是什么职位: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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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题名：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作者：张修桂
ISBN：7801909593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2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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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学科，即历史地貌和古地图。首先在引论中阐明历史地貌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方法和古地图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意义。第一篇论述长江中下游河床与湖沼演变的历史过程，提出江汉洞庭地区历史上的“跷跷板”演变模式，为中下游河湖演变趋势和必须确保荆江大堤等问题，提供理论根据和背景资料。第二篇研究上海地区成陆的全过程，重新论证成陆过程中几条岸线的确切年代和位置，直接为大型工厂、深水码头选址以及兴建上海长江大桥等建设服务。第三篇讨论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过程和方法，着重分析海河形成全过程和湖沼湮没原因，并对先秦九河进行重新认定，为海河综合整治、黄准海平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借鉴。第四篇古地图研究，着重对出土的放马滩地图和马王堆地图进行深入研究，确认我国先秦、汉初的测绘技术和制图水平，已属世界先进，丰富了中国地图学史内容和制图理论。本书集作者一生的研究精华，既有学术价值和存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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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桂，1935年8月生于福建惠安，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至复旦大学工作至今。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专业委员会主办杂志《历史地理》主编，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和古地图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和《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三峡工程背景研究之一》，分别获1979～1984年和1985～1994年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国家教委首届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获国家教委首届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2# 大 中 小肖二 发表于 2007-9-26 14:47 只看该作者
学术中的合作与创新
文：张伟然 出处：读书 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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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这个题目让我受了整整两年的折磨，或许更久。说或许是因为我找到后才恍悟，原来一直莫名其妙的某根神经疼痛竟然也与此有关。 www.yuedu.org 阅读网, w0 x* E4 }* {% J3 P& j1 R( |0 v, ~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张修桂先生的大作《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皇皇一巨册，同事们都感慨不已。为此我们几个年辈相若的不期而遇在当时的资料室讨论过几次。与谭其骧先生一样，张先生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推出他的第一部个人著作（谭先生当时出版的是《长水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可是仅此一部，足以让我们后辈的多少所谓著作都相形见绌——不，简直无地自容。有人说，那是张先生他们老辈解读文献的能力强。说此话的兄弟出身非历史亦非地理，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全部同意。因为平心而论，单讲解读文献，数十年来前辈后辈中此项能力强的不在少数。也有人说，张先生是跟谭先生跟出来的。此论可谓深契我心。张先生自一九五九年从华东师大地理系毕业分配到复旦以后，长期跟着谭先生画历史地图、做各种项目，就连他自己也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深情告白：“回顾我的研究历程，我非常感激谭其骧先生。”但是，跟谭先生何以就能跟出那样大的学问，现如今典型犹在，而我辈眼见得行行渐远，这却是我感到非常困惑的。 www.yuedu.org 阅读网" o: g3 d1 t3 p1 U
那之前大概一年多，我比较集中地思考着一个令我十分好奇的现象：谭其骧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他受的完全是文科的训练，工作后也一直处在历史学环境，可是他的地理感出奇的好。他能做纯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析考证，也能按地理学者的方式研究历史人文地理问题。这两点都是常人所难的。无论写文章还是平常论学，他思考问题能够很自如地运用地理学的思维，那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为绝大多数非地理出身的历史地理同行所不及；他论著中对于地理学原理和方法的采择也十分当行，找不出破绽，至少我目前还未能发现。 www.yuedu.org 阅读网; b8 q2 \4 D$ n& Y! G
过去我一度以为，这大概与谭先生来复旦前的一段经历有关。他在一九四○至一九五一年的十一年间曾任职于浙大史地系，那时他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学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年龄段。在那里他可以很便利地受到地理学的熏陶。可是后来我反复考量，自己就推翻了这一设想。因为从论著中看，他那段时间的学术兴趣与之前之后实在无大区别。按照他在《长水集》自序中所讲，其一，他那时上课的任务很繁重，大部分时间要花在备课教课上，述作很少；其二，在他为数不多的那一时期的论著中，他自认为“历史地理方面较有分量的是《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三篇”，这些仍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路数。事实上，他后来回顾他的研究历程，特别看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说：“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因为其中抓住了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方式与植被好坏“这一关键因素”。即，把问题定位在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这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地理学思路。此时距他离开浙大已经又过去了十一年。 www.yuedu.org 阅读网( y. _‘ N$ `5 g4 b( w9 f7 Y% @
况且，就对地理学诉求的深度来说，这篇论黄河安流的文章还远不及他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写作的探讨长江流域地貌和水系变迁的几篇，如《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一九七三）、《云梦与云梦泽》（一九八○）、《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九八二）。前面那篇只需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学理念，而后面这几篇则要具体运用到一些很专门的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等自然地理学的知识和原理。这，绝不是多年前在史地系教了一段时间的历史课就能够胜任的。
1 u! ~1 u‘ n0 E 毫无疑问，谭先生是一个在学术上不断发展自己、从而逐渐完善自己的人。问题是：在谭先生发展他的地理学智慧的过程中，是谁在起着经常性的作用？ www.yuedu.org 阅读网4 n+ b& k+ s$ u9 d# e, O7 B
我们可以注意到，谭先生在长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后创建复旦史地所的过程中，先后调进了多名学地理出身的工作人员。谭先生平生文不苟作，极少与他人共同署名，但上述“鄱阳湖”一文在发表时是由谭先生和张先生联名的。该文没有收进《长水集》，谭先生在自序中特地做出了说明：“还有一些研究课题，文章虽写成于近年，材料、观点却也是在编图过程中搜集、形成的。如对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我们所编绘的图，都是按我当时的研究成果画的，与传统说法迥不相同，但当时来不及把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考订、探索过程写成文字。编图工作结束后，我自己还是由于太忙，只写成了一篇《云梦与云梦泽》；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都交由张修桂同志在编图时所取得的材料、看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以补充修订，写成论文，……我只提供史料和看法，未尝动笔，所以都没有收入本集。” www.yuedu.org 阅读网/ B4 j1 O4 E* u( M
如果没有切身体会，看到谭先生这样的文字，自不免得出张先生从中单方面受益的结论。可事实上未必然。这些文章涉及的并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而且不是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它有很强的特殊性。我冒昧谈一点粗浅感受：做长江流域水系变迁这样长时段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搜集材料这一步并不是太难；思维支点有限，对资料做适当归纳、形成合理观点（不一定要刻意与前人不同），这一步确实很不容易；而后在此基础上将材料串起来，做深度分析、考辨，写成文章，其实难度仍然不小。因为它才是思维的最终定型，之前的观点可以只关注一个个时间断面，而此时必须对整个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做出解释。它不仅需要过硬的史学功底，更需要足够的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基于这些知识的研究能力。其间的艰苦往往是研究者本人难以逆料的。
& a8 A7 Q: f5 `- o# S. Y 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越想便越对谭先生钦敬不已。他老人家实在是厉害，不仅自己学问出神入化，组织项目、分解任务时，也非常高明。譬如，他让邹逸麟先生做黄河和运河的变迁，张修桂先生做长江流域水系的变迁，这实在是一个很知人善任的选择。黄河、运河史料浩如烟海，从中爬梳、整理对文献学功夫要求很高，出身历史系的邹先生对此自然是得心应手；长江流域则史料相对有限，而自然环境方面的变迁极为复杂，正适合张先生施展其所长。假如易地以处，恐怕两位先生都未必能取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么辉煌的成就。 www.yuedu.org 阅读网/ D0 J( k5 u5 J
当然这中间有个过程，张先生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谭先生委以重任的。他在业务上得到谭先生的特别赏识，其实已到了一九七四年。那一年谭先生得到一套刚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地图照片，有关部门请他进行研究。地图出土时已断裂为三十二块，因而第一步工作是将其拼合复原。当时张先生正处在最困难时期，师母长年住在医院，张先生在正常上班之外，既要管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到医院里照顾病人。谭先生体谅他，起先并没有找他，可是没办法，先后找了两个学地理和学考古的同事，死活做不出来。不得已，只好让张先生把地图照片带到医院里，一边陪床一边琢磨。护士走进来，看到张先生手中斑驳陆离的照片，大惊：“你怎么搞起皮肤科来了？”就这样，最终搞出了一个让谭先生感到满意的结果。 www.yuedu.org 阅读网5 q$ P* N3 `$ l) \ V7 f1 ~% u
根据这一结果，谭先生当即写了两篇文章：《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从葛剑雄先生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年版）中可以看到，在文章写作过程中，谭、张两位先生曾有过讨论，而且谭先生本来打算与张先生联合署名，遭到当时行政领导的干预，才只署了谭先生一个人的名（《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202—204页）。后来这两篇文章在收进《长水集》下册时，谭先生请张先生代为校阅一过，谭先生为此特地写了一个附识：“根据修桂同志意见，除在文字上稍做改动外，并对原来三处考释做了修正。” www.yuedu.org 阅读网% ~/ u# l& l- o; {) L" P
这次合作对张先生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对古地图研究的浓厚兴趣，经常发表一些专题论文。在这本《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的专著中，其第四篇便是古地图研究，包括三章：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古地图、古地图应用及其他。与一般研究者不同的是，张先生绝不仅仅满足于从科学史的角度讨论古地图的技术水平，他更注重充分挖掘古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深入辨析所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并根据图面特征，进而阐发作者的测绘思想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是说，他很着意把古地图看做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资料，探讨其内容而不仅仅是形式，这当然是非专门家无所措手足的。 www.yuedu.org 阅读网; ?1 s* b- T, r1 D7 F‘ B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影响是，从那以后，谭先生对他非常倚重，他和谭先生之间的业务交流越来越深入。 www.yuedu.org 阅读网5 C6 t0 k! @% c; O‘ C* k7 }+ h, V
在那之前苗头其实已经有了。一九七二年秋，为筹建金山石化总厂，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请谭先生去实地考察，谭先生便带上了张先生。在海边转一圈回来之后，谭先生没发话，张先生凭着他在大学里养成的出野外必出报告的良好工作习惯，主动写成了《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也就是这本专著中第六章的前身。那时候张师母已经住院，张先生每天陪完床回家都很晚，于是挑灯夜战，从深夜到凌晨。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多月。文章交给谭先生，谭先生又补充史料、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后来该文揭载于《历史地理》第三辑（一九八三），再后来获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8 g/ {; l- J& \, b0 f; b 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张先生逐渐显露出过人的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赢得了谭先生在这方面的高度信任。也是在一九七四年，谭先生带着同人去东太湖考察，本来张先生并没有去，但后来在写考察报告时，谭先生仍找张先生进行讨论。该报告一九八○年以集体名义发表，后收入《长水集》下册，文末保留了很有时代特点的对执笔人的说明：“谭其骧（调查收获）张修桂（两点看法）。”
: r) R0 G! I, y3 S8 V+ V+ W i 一九七五年，谭先生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编写项目开工，他本希望张先生承担长江一节。但当时张先生还困难着，谭先生很体谅，只好说：你现在没办法，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人。张先生果然给他物色了一个同事。写了一年多，稿子出来了，可谭先生就是无法满意。正好此时张师母已经往生，于是谭先生决定还是让张先生上。由此才有了谭、张两位先生在历史地貌研究方面各用其长、珠联璧合的一段学术佳话。
- n# n* ^7 E- ~ 现在从《谭其骧后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谭、张两位先生在这一阶段合作的鳞爪：“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张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为此他们还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到湖北洪湖，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湖口等地实地考察过。而这些研究成果，正构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自然地理要素的编绘依据。张先生本人对此有一篇回忆文章，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351—353页），有心人可以参考。
8 ?0 }# c8 z3 O" n 我常想，像谭、张两位先生这样各自身怀利器的人，聚在一个单位不能说太少见。但是，要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其实很难。而更难的是在长期的合作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偏偏学术的事情就是如此，只有双方取长补短，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的合作，才有可能取得超越个人能力范围的成绩。谭、张两位先生，年龄上隔着一辈，学术背景一文一理，他们之间显然形成了一种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可遇不可求的合作关系。他们互相切磋，互相成就，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学术上一笔丰厚的财富，更有让后辈仰之弥高的学人风范。
h3 ^8 a4 f7 V: i# G 为了验证这一感觉，我经常请张先生回忆他当年跟谭先生一起工作时的往事。张先生是厚道的，他只强调他跟着谭先生非常受益，无论讨论问题还是请谭先生看文章，常常会得到历史学方面的补充。就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还交待了他在各项工作中所受到的谭先生的启发，动情地说：“我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一代人能经常得到谭先生的谆谆教诲，实在幸福。”享受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这种幸福其实是双向的。对于谭先生来说，他既然能虚心下问，自然能从双方的讨论中受益，如果要说幸福，他只会享受到更多一重，因为他同时还在作育英才。据我所知，他是对这两种幸福都能够体会到的人。
. [ L5 W- L0 q1 l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听到老师间的一句议论：谭先生生前曾称赞张先生文章“一流”。这句话于我虽然只是间接史料，但对其真实性我深信不疑。我甚至还可以想象得出，谭先生在说这种话时，脸上会带着怎样开心的神情。
3 u: C! f3 T* i1 t- {0 R8 B* j 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端，到五十年代以后，整个学科才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这中间，历史自然地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个人素质提出了崭新的挑战。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也有一些水道研究，但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不做地理学分析，学术价值其实有限。谭、张两位先生在七十年代对于长江流域水系变迁的研究，合历史和地理两学科之力，从现代地理学原理出发对文献史料进行深度解读，可以说是将传统水道研究提升为现代科学意义上历史地貌学研究的成功范例。
% ]‘ m% }0 t2 P; U# `& O& @, t3 A. P! A( Y 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沿着当初与谭先生合作时开创的道路，张先生又已经走出了很远。在这本《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中，张先生已经可以给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引论”，对历史地貌这一历史自然地理学的主干分支的科学属性发表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并提出一整套研究方法。而作为其基础的，是包括“长江中下游河湖地貌演变”、“上海地区地貌演变”、“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古地图研究”四篇共十二章的实证研究。这些内容是在作者三十五篇专题论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而成的，其中第二篇包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文章初发表时大多得过奖，除上述金山附近海岸线变迁的一篇之外，还有五个省部级以上的奖，都是一等或特等。我儿子在扉页上看到这些介绍时觉得很奇怪，问我：“张爷爷为什么只得一等奖呀？”我跟他说不清楚，只好对他说：“那是因为二等以下的奖你张爷爷不要。” www.yuedu.org 阅读网+ x( G7 X+ r7 t" J‘ y3 V+ T l
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初稿，七月十八日改订
浅议张修桂文的几点缺失Previous entry: 灵语堂辞类纂序 养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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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一文中的几点缺失
围绕着出土天水放马滩地图，目前形成了几个值得重视的研究体系，其中以何双全、曹婉如、张修桂、李学勤、雍际春、陈逸平诸先生为各个研究方向及可能的代表，他们的建设性工作使得对该组图的深入研究成为现实。在最早对地图作出分析研究的文本中，本文着力进行论述的张先生的文章无疑是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汇。张先生对在他之前得出结论的何、曹、李诸家，在继承其合理说法的前提下进行了批判，并形成了自己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然我们也看到，由于时代等因素的局限，张文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之处。笔者不揣愚笃浅学，试议前人过失，做一点小小的论证。
一、关于５号图所反映的信息
张文中对于５号图仅以未完成为由拒绝讨论，我们发现，这里其实蕴藏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很快地，我们获得了几个问题：图中是否真如一些学者所认识的，是用不封闭的单曲线描绘山脉的走势？图中的“人”字型标识代表了什么？根据其余六幅图的研究发现，水系总是图中突出表现的地理要素，而在５号图中，表示山脉的符号首先进入制图者的思维范围并先于水系被描绘，代表了怎样一种逻辑的现实？该图表示的范围在张先生所拟订的天水市伯阳镇以西北的整个渭河流域和花庙合上游及东柯河上游的范围之内么？如果有可能，是否能将该图分如第一或第二组图，这样可能确定该图的表示范围和绘图年代？为何墓主会把一幅未完成之作带入墓穴？这些问题一般为学者们所忽视，没有详细地讨论。试申论之，作为引玉之资：
１、５号图所绘地理要素诸种情况的排除和一个初步设想
图中所绘不封闭的曲线断裂为四个部分，彼此缠绕在一起形成上下左右包摄的类回字型，而并非张文所说的“闭合山形曲线法”。有了这个前提，那么对于该组线条可以假设为河流的想法应该是不恰当的，因为从四个线条分布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地形能培育出如此奇怪分布的、且不相关流向的四条河流。那么这四条曲线是否表示的是山脉呢？就放马滩套图来看，存在两种山脉的描绘法。其表示山脉的或是用单曲线（３号图及４号图中的分水岭），或是用黑色填充的半月型、半圆型来表示山隘口（３、４、６号图都有该画法）。由于５号图中曲线的扭折程度过大，笔者认为很难想象在放马滩周边的狭小范围内存在着这样的山脉形态（过于弯曲的山脉只有在大的地域范围和尺度下才有可能），因而这四条曲线似乎不是反映四座蜿蜒山脉的。从制图过程上来看，联系其他六幅图，应该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制图人实现描绘了四条似不相干的曲线，最终却是要将其连在一起表示什么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可能连接的部分实在是太过于尖锐了，不像其余的图上的线条那么流畅。
那么是否可能这只是试作，或说是草稿？放马滩出土的地图中，没有明显的修改痕迹，而地图制作一笔而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笔者认为画在木版上随葬的当然就是最后的定稿（关于随葬的问题下面还会谈），是先有草稿，然后就着草稿描到木版上的。故事实上该图是制图人确认的精确的地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或已经是完成稿了（下节中会展开来说）。它肯定不是无意义的，但很可能是“反传统”的。这里说“反传统”是就着放马滩地图的制图顺序和突出表现的地理要素而言的。无论何先生将组图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是多么合理，但图中最瞩目的地理要素显然就是水系。这里可以有一个猜想，制图人在绘制地图时，是先画完水系的大致分布后再加以文字或符号的注记的，那么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图中所表示的主要要素是与绘图流程中的前后顺序正相关的。５号图即便是未完成图，那么首先绘制的这四条曲线应该就是画面的主体，至少是主体的部分之一。笔者设想这其实并不表示一个实际的地理实体，就是说它不是山、水、关隘或其他的什么，而只是某种表示高程或距离的方法，一个简略的示意图，是裴秀“制图六体”中的“高下”、“方邪”、“迂直”理论的形象化的表达：用弯曲不相连的线条表示“迂直”，用人字型的符号表示“方邪”（地势倾斜的角度），整个图形恰恰反映出整个地势的情况和地物间水平直线距离的测法。地图以夸张化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理想状态的地图绘制教学对象——极具弯曲之能事的复杂地形，并在线条内凹处插入实际观测点的标记。结合裴秀的制图理论再看此图，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２、未完成而下葬的原因
５号图是未完成之作的说法在学界几乎已形成了共识。这里的问题是，为何墓主会把未完成的“次品”带入他的坟墓，成为引导他去另一个世界的伴侣？有一个解释是，５号图背面的４号图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应该是墓主的得意之作，不愿为一幅半成品而舍弃。但正如前一节谈到的，即便该图是半成品，但决非随意涂抹的不经意之作，而是浸入了作者实地勘测的经验和严密的思维的描作，是在草稿基础上的正式作品。并且，如果是未完成的，不具实际意义的失败之作，墓主或其家人完全可以削平磨光它。考察墓主及其家人的心理，或许有两种解释。一是该图虽是未完成之作，但是对于制图人意义重大，联系到裴秀的“制图六体”，很可能是制图理论形象化的结果；二是该图其实已经完成了，或者作为一个成熟作品的一部分，即图象的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文字的解释和标注，后因时间的缘故没来得及把文字给补上就下葬了。
３、绘制时间与所属组
根据上述推论，可以大致推出放马滩５号图是关于地图绘制方法的示意图的这一信息。如此，张先生的组图分类法和关于绘制时间的判断可能要改写。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来解释５号图的归属：一是作为一个大致的示意图，是绘制者在惠文王后元元年至七年作第一组图（该处数据皆从张文，但后节会做修正）之前就有的教学范式，至于张先生提到的第一块木版磨蚀严重且断裂成三块，并据此推出第一块木版图绘制时间最前的观点，可以用文物挖掘出土的顺序来解决——第一块木版（根据出土顺序命名）在上，由于墓地位于地下水丰富、芦苇丛生、渗透作用强之处，受外界影响较强，腐蚀成碎，或是下葬之时，上盖棺、椁的时候处理不当，误摔成碎，这样就可以将５号图的绘制年代向后元元年前推若干年（对张先生年代考修正后的结论为惠文王后元二年至八年间(前323～前317年)之前，下节详论），至于上限则是墓主的生年（公元前301年左右），可划为第一图组；二是作为墓主绘图具体经验的总结示意图，这样它的年代不容易确定，只能根据绘制水平（笔法和内容详略度）粗略地断在第一图组，或是索性另辟一类。
二、关于版式方向的问题
方向是地图必须具备的指示要素，但中国古代地图往往只具大略的示意作用，没有精确的成文的图上方向分别惯例。这可能是与古人用图习惯和地图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关的。古人依据经验得来的空间感比现代人要强，能利用周边环境大概地辨认方向，因而地图在这个方面的指示作用被弱化了。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尽管古地图没有明显的方向指示，图上文字方向也十分错乱无序，方向分别意识仍未能进入古人的思维领域不仅是因为人们使用的习惯，也因为地图使用的对象。上古时期地图并未广泛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般为官府和军队所掌控。《周礼·地官》中有“（地官）以图证之”，《天官》“听闾里以版图”的说法，《书·洛诰》“平来以图及献卜”、《论语·子贡》“式负版者”、《战国策·赵策》“臣怯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使用地图的人大抵是官员和军士，是经过专门教育训练的掌握一定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素养的人。对于他们，即便没有详尽的文字说明也能读图。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着力进行地图版式方向方面的突破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这里张、何、曹三位前辈做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中张先生认为放马滩出土全部地图都是南北向的。这里主要的依据是２号图下方出现的“上”字，得出该图是南北向的结论，然后因为２号图是１号图的局部放大图，因而认为第一图组都是南北向，而且是上北下南的。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是这种认识不得不解决的，即，为何单单在２号图上绘有“上”的标识？“上”代表了什么含义？出土的四块木版平面大致是呈２7cm*18cm的规则形状的，这与目前发现的古地图形制有异：目前发现的诸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宋代《禹迹图》《华夷图》《舆地图》等都是正方形的，《地理图》虽是长方形的，但由于是刻于石碑，故要从碑刻的形式，左右窄上下宽，整图上方有一“北”字作为方向指示，虽与２号图相同只一个字，但在可以明确的上方的标注的“北”字携带了两个信息，而在不知何处为正的地方标的“上”字则只携带了一个信息，而且由于得不到最后的确认实际上是无效的信息，更况且与放马滩地图年代间隔太远，所以不能作为很好的理想坐标。与２号图相类的，马王堆《驻军图》也是长方形的，并且没有确切的方向，可以横读也可以竖读，问题是上面并没有标明任何有助于确定版式方向的标注或文字。既然古人读图普遍不须方向标记，那么这个“上”字的出现就值得认真研究。遗憾的是，目前这个“上”字已经被学界认作一个既定的合理事实，甚至作为了自明的逻辑出发点。其实我们稍注意就可以发现，古人读书写字是从右往左自下而上的，所以当时的竹简固然是左右窄上下长的条状，但木椟却是左右宽上下短的，放马滩全部六幅有字图中也是以这个方向的文字最多（横过来读比竖着读容易）。虽然整体上来看，图中文字不免错乱粉杂，但这可以理解为古人制图的惯例，这里无须展开。是否可以就此得出放马滩地图是以横为正或至少有部分图是如此的？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竖的看此图，容易找到实际中与之对应的地点，可是其中推导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
第二组图中的４号图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张文中，该图是以“阳尽柏林”、“阳有蓟木”的注记和“水北为阳”的原则推导出的。笔者认为，之所以两个标记皆写在两条支流上游的右边（以顺字读的方向为基准），是因为古人书写自右而左的习惯。仔细观察一下便知，除了右侧有两个标记，记录不下因而转向左边的情况外，其他所有的沿河的小标都是写在河流的右边的。因此单就“阳尽柏林”、“阳有蓟木”两个标记在右边就认为右边为阳，因而右边为北，这个论证是有疏漏之处的，当然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反倒是错误推论出的结果比较容易找到实际对应的地点。至于如果该图当横读，所引起的地图所示范围上的变动，则尚需深入研讨。
三、制图者生平考及绘图年代考
有关放马滩地图的绘制者和年代历来的争论很多。其依据的大多是发掘的竹简《墓主记》。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磨灭，加之以诸家对古字的解释多有不同，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这里不重复诸说观点，而着重就前人忽略的几个方向用力，以期得到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更为开阔的结论。１、被忽视的“犀首”现摘有关与犀首的简文如下：“……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首舍人，犀吉，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狗穴屈出丹，立墓上三日，因命司命史公孙强北出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这里说的是墓主丹之所以复生的缘故是因为一个叫犀首的认为他的舍人丹罪不当死，于是去求所谓操有死生大权的司命（《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襊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可知“司命”属于天神。），让其复活，并与之一起“北出赵氏”，留在柏丘的故事。李先生认为该故事大概志怪一类，但其中颇有可考之处。目前的研究，多局限在“北出赵氏”的年代考上，忽视了作为重要参与人的犀首的情况。弄清楚犀首的生平和他活动的主要年代，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生平、绘图年代和下葬年代的重要佐证。根据雍际春、陈逸平的研究，犀首本名公孙衍，号犀首，是魏国阴普人，商鞅被诛五年后（秦惠文君五年至九年间），曾做过秦惠文君的大良造，后因张仪排挤，出逃至魏，并在惠文君后元二年联合韩、赵、燕、中山与魏称王，来对抗秦、齐、楚的强大联盟企图吞并魏国的野心。后张仪受命秦王之托“阴相魏”，犀首及时识破了张的阴谋，顺利地为自己夺得了魏相之位。夺相位之后，不甘寂寞的犀首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伐秦”，但后元十年，由魏、赵、燕、韩、楚组成的联军被秦军打败，五国伐秦最终失败。犀首最风光的时期在他晚年。张仪死后，少了这个老对头的犀首成为秦相，佩五国之印，成为纵约长。从犀首的生平可以看出，他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在秦惠文君五年至秦武王二年。丹由于是他的舍人，而且也是魏大梁人，所以他的主要经历也当判在秦惠文君当位之时。结合犀首的主要经历，对于墓主丹的身份和生平现在整理如下：丹是一位受垣雍当地人民和官府尊重的著名方士，据雍先生的说法，“民间日常生活中举凡涉及年历时日、时辰吉凶、……诸事，都要借助于丹的解释、安排和决断；至于与官府有关的办事吉凶、官吏升迁、……，更是需要丹这样的方士进行预测和参谋指点”。他出生在韩魏交界的垣雍。某王七年（后面详细论述）不知何故射箭伤人至死，然后畏罪自杀，被弃市三日后葬于城南门外。过了三年，即某王十年，复活并参加了秦赵的战争，战后在北地柏丘居住了至少四年，最后来到陇西的邸县居住至死。
２、几个时间节点《墓主记》中最值得重视的有四个时间节点，历来为众多学者所反复研究，它们是邸丞赤上书御史的“八年”（一说卅八年），丹伤人自刺的“七年”，复生的“三年”和与公孙强一起去柏丘后的“四年”。根据这四个时间点，对于地图的绘制年代有三说：何双全先生提出的秦始皇八年说，李学勤先生提出的秦昭王三十八年说和张修桂先生的秦昭襄王八年说。本文认为这写说法都是不正确的。首先，墓主丹是魏人，所书君王年代会不会采用魏君的王号？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邸县在秦境内，《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邸、冀戎，初县之”。而“御史”之职也为秦国所有。其次，要明确一点，该文是下级官吏上书上级的官碟文，是需要既简洁又要承载足够的有效信息的。既然文中没有提到具体帝王的王号，说明即使没有王号，依旧能让当时的人明白所说的时间。笔者认为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全部年号出自一个君王，而且是《墓主记》成文时的那个君王。张、何的说法都至少跨越了两代君王，因而是不可信的。最后，既然是同一位君王统治的时代，我们只需看看哪些秦王在位时间超过十四年就可以了。联系到犀首活动的年代只有两个王，我们搜索的范围就大大减少了。秦惠文王在位２７年，而秦武王仅在位４年，而且我们注意到，惠文王使用了战国史上罕见的双纪年。惠文君在即位的第十四年（公元前３２４年）正式称王，是为惠文王，这一年称为后元元年。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简文中的“七年”、“三年”（意指“三年后”）是指秦惠文君七年和十年；“四年”（意指“四年后”）和“八年”指的是后元元年和后元八年。秦惠文君十年，距《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代兰、离石”，符合简文。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即公元前317年，查正朔表，八月乙巳为八月初九日，亦符合简文。这个结论无疑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
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1期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2期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2期
李学勤：《放马滩秦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何双全执笔，《文物》，1989年第2期
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雍际春、陈逸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绘制者与年代问题新探》?
环境变迁、经济开发与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以上海浦东地区为例
林拓[1]张修桂[2]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200062 [2]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
摘 要: 该文以上海浦东地区为典型地域的研究表明，政区演变具有内在与外在两种动力机制，它们对政区不同要素的作用有所侧重，而环境变迁、经济开发等背景因素对政区设置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关键词:环境变迁经济开发政区演变内在动力机制外在动力机制上海浦东地区
分类号: F127 K928.2
[参考文献]
[1]刘君德 周克瑜.中国政区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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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征琳.上海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周振鹤.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1999,15:1-19.
[7]周振鹤，历史地理，1999年，15卷，1页
[8]熊月之，上海通史，1999年
[9]刘君德，中国政区地理，1999年
[10]陈征琳，上海地名志，1998年
[11]上海市川沙县县志编修委员会，川沙县志，1990年
[ ① ]
论文
明刻本《郡县释名》的初步研究
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中国“市辖区”名称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治区”宜改名“自治省”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半世纪回顾
“开卷如芝麻开门” ——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评介
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华林甫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大致说来，以往因学科刚刚确立而主要着重于对该学科的整体性讨论， 1990 年以来则侧重于各个分支学科的探索，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场景。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复旦大学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②]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 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③] 。 九十年代初，侯仁之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④] 1994 年 12 月，侯仁之把他在理论探讨方面的四篇论文即《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汇编为《历史地理学四论》一书，作为“院士文库”之一出版。[⑤] 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韩光辉放眼全世界，从更广阔的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认为各阶段的时间、表现的特点、产生的影响及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明确显示了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及科学体系方面所拥有的共同特点。他认为，这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历史地理是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这个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 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 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 。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它毕竟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因而不仅需要运用地理学方法，还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考古资料参证等等，所以他指出传统的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仅限于描述历史上部分地理现象的变化，后者不仅要研究历史上一切地理环境的变迁，还要进一步探索其变迁内在原因和规律，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⑧] 。谭其骧还多次强调 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⑨ ] 。
史念海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 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⑩] ；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11] 。 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我国的地理现象和人与地的关系的学科”，“应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全部采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沿革地理只是它的前奏，“实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适应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尤其是我国的丰富的文献记载，实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资料的重要来源[12] 。他还举出许多具体的事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13]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4] 虽然，学界对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学科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共识，但九十年代新的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5]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他重申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地球表层学”作为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巨系统，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它所包含的若干子系统之一，已被纳入到地理科学中属于基础理论的学科体系中来。他根据这一思想，科学地倡仪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这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界都具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九十年代已经深入到学科内部各个分支领域当中。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谭其骧自己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名义上是我主编，其实是集体编绘的。我的工作是组织联络和审稿。在审查过程中，已发现某些标绘可能不尽合理，甚至存在一些问题。我曾与一些编者通信商讨这些问题。但是，作为主编必须尊重每位编者的意见，不能强加改动。因此，我非常欢迎大家多提批评意见，学问要由大家来做，不能由几个少数人垄断，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只有集思广益，采纳百家之长，才能把《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好”[16] 。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成、出版后，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 ( 集 ) 与读史地图 ( 集 ) 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 ( 集 ) 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 ( 集 ) 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17]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18]
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面，随着工作的继续深入，逐渐与自然地理学的某些分支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19] ，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20]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年代只有一万年上下。历史地貌研究有两个具体任务：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因为只有把各个时期的地貌复原，才能按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指出地形变迁的规律，阐明今天地貌形成的原因，和进一步推测将来发生的变化；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它不但影响着地形复原的工作，而且关系到地貌发育过程的定量分析。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历史地貌学浅论》一书是曾昭璇为历史地貌学从理论高度所提出的独立框架，其《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21] 一书即从具体的研究课题入手，阐明历史地貌学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特定范围的理论体系和实用意义。从学术发展过程来看，《历史地貌学浅论》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第一次向学界展示了中国历史地貌研究的成就，系统地总结了研究方法，开创了历史地貌学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22] 。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23] 作了系统论述。首先，他向我们介绍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简况及其研究方向、研究对象的三种尺度，认为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政治地理思想，而且有不少实践行为，为地方尺度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他指出，“研究政治史重视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人与人及人与地同时存在的交叉的关系或者说三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他认为，“大致说来，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明政治过程与地理区域的密切关系。他又指出，“政治地理学当然是以研究政治地理思想与政治地理理论为主，但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对象来透视这些理论与思想。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全球尺度的研究对象可暂置勿论。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这是理解与阐释变迁原因以及探索与总结变迁规律、并进而提出解决当前或今后有关国家疆界和政治体制改革对策的基础；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换言之，也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为何有如此繁复的变迁过程。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 “历史政治地理学”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指日可待矣。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 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24] 。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25]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历代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以前 重视程度不够。最近二十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四部[26] ，取得了很大成绩。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 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27]
历史农业地理学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28]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代发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29] 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30]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 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31] 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与现代文化地理学在时代界限上前后相继，在理论意义上现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对象，都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范围；但历史文化地理毕竟研究的是现代以前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环境，因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必然存在差异性；现代文化地理虽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但更侧重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则由于古代文化事物及景观的变迁和湮没，大多已不易复原，而偏重于对大量保存于文献资料中的精神文化的地理研究。”文章论述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六大任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 活跃。黄盛璋、孙进己、 刘锡畴 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32] 。 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33]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不过，他们文中所称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敝意以为可按照历史地理学各分支领域的习惯叫法，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笔者十余年前已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34]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35] 。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王振忠撰有《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一文，并开设“历史社会地理”课程。他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 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 、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36]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37]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探索区域内各要素的集成状况，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 1998 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均有建树[38] 。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39] ，他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40] 。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进展是不平衡的，现有成果以历史人文地理居多，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少见；即使是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像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地名学、历史地理典籍研究等分支领域至今尚无系统的理论阐述，有待于学者、同行们继续探索。
[①] 文中凡提及各位前辈，均不加任何称呼、头衔等 （引文中原有的，仍旧）。特此说明。
[②] 复旦学报记者：《历史地理学的由来与发展——谭其骧和他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术成就和特点》，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③]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④]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⑤]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⑥] 《历史地理学发展之中西比较》，《历史地理》第 13辑。
[⑦] 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⑧] 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⑨] 谭其骧等《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第552-57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⑩]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自序。
[11] 史念海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载该书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 载 《史学史研究》 1986年第1期 。
[13] 《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年第3辑。
[14] 说见侯仁之《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地理学报》 1983年第2期。
[15] 《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 1992年。
[16] 景爱《怀念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辑。
[17] 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介》，《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 1993年第3辑；韩光辉等《〈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韩光辉《历史地图集理论问题刍议》，收入《城市、区域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3年6月。
[18] 王剑英《历史地图的编会和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1988年太原 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稿）。
[19] 《地理研究》 2 卷 2 期。[20] 科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21]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年。[22]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学基本问题的构想》，已收入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23] 《历史地理》第 15 辑。[24] 《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地理》第 9辑。
[25] 载《北大史学》第2辑，1994年出版。
[26] 它们是：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韩茂莉著《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出版），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王社教著《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9 月出版），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6 年 7 月出版），周宏伟著《广东历史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萧正洪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马雪芹著《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叶文化 1997 年初版），李令福著《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 2002 年 4 月），陈国生著《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西南师大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王双怀著《明代华南农业农业地理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 5 月出版）。[27] 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28] 收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齐鲁书社， 2001年。
[29] 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另陈国生《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可参看。
[30] 曹树基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1] 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
[32]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孙进己《关于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1990年复旦大学《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论文摘要》第116页；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3] 《甘肃民族研究》 1997年第1期。
[34] 拙文《199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
[35]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36] 见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课程介绍”（网址：http://www.gs.fudan.edu.cn/cultivate/cultivate4_HIST.htm ）。
[37] 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8] 韩光辉《区域历史地理进展与研究方法探索》、朱士光《加强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提高历史地理学整体学术水平与应用功能》，均已收入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39] 分别见《武汉大学学报》 1996年第6期、《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0] 冯永谦《边疆历史地理学研究刍议》，1990年复旦大学《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论文摘要》第26页；李广洁《中国历史灾害地理略论》，同上《论文摘要》第 77 页。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9期）
题名：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作者：张修桂
ISBN：7801909593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2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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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学科，即历史地貌和古地图。首先在引论中阐明历史地貌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方法和古地图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意义。第一篇论述长江中下游河床与湖沼演变的历史过程，提出江汉洞庭地区历史上的“跷跷板”演变模式，为中下游河湖演变趋势和必须确保荆江大堤等问题，提供理论根据和背景资料。第二篇研究上海地区成陆的全过程，重新论证成陆过程中几条岸线的确切年代和位置，直接为大型工厂、深水码头选址以及兴建上海长江大桥等建设服务。第三篇讨论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过程和方法，着重分析海河形成全过程和湖沼湮没原因，并对先秦九河进行重新认定，为海河综合整治、黄准海平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借鉴。第四篇古地图研究，着重对出土的放马滩地图和马王堆地图进行深入研究，确认我国先秦、汉初的测绘技术和制图水平，已属世界先进，丰富了中国地图学史内容和制图理论。本书集作者一生的研究精华，既有学术价值和存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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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桂，1935年8月生于福建惠安，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至复旦大学工作至今。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专业委员会主办杂志《历史地理》主编，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和古地图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和《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三峡工程背景研究之一》，分别获1979～1984年和1985～1994年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国家教委首届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获国家教委首届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2# 大 中 小肖二 发表于 2007-9-26 14:47 只看该作者
学术中的合作与创新
文：张伟然 出处：读书 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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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这个题目让我受了整整两年的折磨，或许更久。说或许是因为我找到后才恍悟，原来一直莫名其妙的某根神经疼痛竟然也与此有关。 www.yuedu.org 阅读网, w0 x* E4 }* {% J3 P& j1 R( |0 v, ~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张修桂先生的大作《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皇皇一巨册，同事们都感慨不已。为此我们几个年辈相若的不期而遇在当时的资料室讨论过几次。与谭其骧先生一样，张先生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推出他的第一部个人著作（谭先生当时出版的是《长水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可是仅此一部，足以让我们后辈的多少所谓著作都相形见绌——不，简直无地自容。有人说，那是张先生他们老辈解读文献的能力强。说此话的兄弟出身非历史亦非地理，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全部同意。因为平心而论，单讲解读文献，数十年来前辈后辈中此项能力强的不在少数。也有人说，张先生是跟谭先生跟出来的。此论可谓深契我心。张先生自一九五九年从华东师大地理系毕业分配到复旦以后，长期跟着谭先生画历史地图、做各种项目，就连他自己也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深情告白：“回顾我的研究历程，我非常感激谭其骧先生。”但是，跟谭先生何以就能跟出那样大的学问，现如今典型犹在，而我辈眼见得行行渐远，这却是我感到非常困惑的。 www.yuedu.org 阅读网" o: g3 d1 t3 p1 U
那之前大概一年多，我比较集中地思考着一个令我十分好奇的现象：谭其骧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他受的完全是文科的训练，工作后也一直处在历史学环境，可是他的地理感出奇的好。他能做纯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析考证，也能按地理学者的方式研究历史人文地理问题。这两点都是常人所难的。无论写文章还是平常论学，他思考问题能够很自如地运用地理学的思维，那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为绝大多数非地理出身的历史地理同行所不及；他论著中对于地理学原理和方法的采择也十分当行，找不出破绽，至少我目前还未能发现。 www.yuedu.org 阅读网; b8 q2 \4 D$ n& Y! G
过去我一度以为，这大概与谭先生来复旦前的一段经历有关。他在一九四○至一九五一年的十一年间曾任职于浙大史地系，那时他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学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年龄段。在那里他可以很便利地受到地理学的熏陶。可是后来我反复考量，自己就推翻了这一设想。因为从论著中看，他那段时间的学术兴趣与之前之后实在无大区别。按照他在《长水集》自序中所讲，其一，他那时上课的任务很繁重，大部分时间要花在备课教课上，述作很少；其二，在他为数不多的那一时期的论著中，他自认为“历史地理方面较有分量的是《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三篇”，这些仍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路数。事实上，他后来回顾他的研究历程，特别看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说：“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因为其中抓住了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方式与植被好坏“这一关键因素”。即，把问题定位在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这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地理学思路。此时距他离开浙大已经又过去了十一年。 www.yuedu.org 阅读网( y. _‘ N$ `5 g4 b( w9 f7 Y% @
况且，就对地理学诉求的深度来说，这篇论黄河安流的文章还远不及他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写作的探讨长江流域地貌和水系变迁的几篇，如《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一九七三）、《云梦与云梦泽》（一九八○）、《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九八二）。前面那篇只需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学理念，而后面这几篇则要具体运用到一些很专门的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等自然地理学的知识和原理。这，绝不是多年前在史地系教了一段时间的历史课就能够胜任的。
1 u! ~1 u‘ n0 E 毫无疑问，谭先生是一个在学术上不断发展自己、从而逐渐完善自己的人。问题是：在谭先生发展他的地理学智慧的过程中，是谁在起着经常性的作用？ www.yuedu.org 阅读网4 n+ b& k+ s$ u9 d# e, O7 B
我们可以注意到，谭先生在长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后创建复旦史地所的过程中，先后调进了多名学地理出身的工作人员。谭先生平生文不苟作，极少与他人共同署名，但上述“鄱阳湖”一文在发表时是由谭先生和张先生联名的。该文没有收进《长水集》，谭先生在自序中特地做出了说明：“还有一些研究课题，文章虽写成于近年，材料、观点却也是在编图过程中搜集、形成的。如对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我们所编绘的图，都是按我当时的研究成果画的，与传统说法迥不相同，但当时来不及把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考订、探索过程写成文字。编图工作结束后，我自己还是由于太忙，只写成了一篇《云梦与云梦泽》；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都交由张修桂同志在编图时所取得的材料、看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以补充修订，写成论文，……我只提供史料和看法，未尝动笔，所以都没有收入本集。” www.yuedu.org 阅读网/ B4 j1 O4 E* u( M
如果没有切身体会，看到谭先生这样的文字，自不免得出张先生从中单方面受益的结论。可事实上未必然。这些文章涉及的并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而且不是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它有很强的特殊性。我冒昧谈一点粗浅感受：做长江流域水系变迁这样长时段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搜集材料这一步并不是太难；思维支点有限，对资料做适当归纳、形成合理观点（不一定要刻意与前人不同），这一步确实很不容易；而后在此基础上将材料串起来，做深度分析、考辨，写成文章，其实难度仍然不小。因为它才是思维的最终定型，之前的观点可以只关注一个个时间断面，而此时必须对整个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做出解释。它不仅需要过硬的史学功底，更需要足够的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基于这些知识的研究能力。其间的艰苦往往是研究者本人难以逆料的。
& a8 A7 Q: f5 `- o# S. Y 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越想便越对谭先生钦敬不已。他老人家实在是厉害，不仅自己学问出神入化，组织项目、分解任务时，也非常高明。譬如，他让邹逸麟先生做黄河和运河的变迁，张修桂先生做长江流域水系的变迁，这实在是一个很知人善任的选择。黄河、运河史料浩如烟海，从中爬梳、整理对文献学功夫要求很高，出身历史系的邹先生对此自然是得心应手；长江流域则史料相对有限，而自然环境方面的变迁极为复杂，正适合张先生施展其所长。假如易地以处，恐怕两位先生都未必能取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么辉煌的成就。 www.yuedu.org 阅读网/ D0 J( k5 u5 J
当然这中间有个过程，张先生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谭先生委以重任的。他在业务上得到谭先生的特别赏识，其实已到了一九七四年。那一年谭先生得到一套刚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地图照片，有关部门请他进行研究。地图出土时已断裂为三十二块，因而第一步工作是将其拼合复原。当时张先生正处在最困难时期，师母长年住在医院，张先生在正常上班之外，既要管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到医院里照顾病人。谭先生体谅他，起先并没有找他，可是没办法，先后找了两个学地理和学考古的同事，死活做不出来。不得已，只好让张先生把地图照片带到医院里，一边陪床一边琢磨。护士走进来，看到张先生手中斑驳陆离的照片，大惊：“你怎么搞起皮肤科来了？”就这样，最终搞出了一个让谭先生感到满意的结果。 www.yuedu.org 阅读网5 q$ P* N3 `$ l) \ V7 f1 ~% u
根据这一结果，谭先生当即写了两篇文章：《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从葛剑雄先生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年版）中可以看到，在文章写作过程中，谭、张两位先生曾有过讨论，而且谭先生本来打算与张先生联合署名，遭到当时行政领导的干预，才只署了谭先生一个人的名（《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202—204页）。后来这两篇文章在收进《长水集》下册时，谭先生请张先生代为校阅一过，谭先生为此特地写了一个附识：“根据修桂同志意见，除在文字上稍做改动外，并对原来三处考释做了修正。” www.yuedu.org 阅读网% ~/ u# l& l- o; {) L" P
这次合作对张先生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对古地图研究的浓厚兴趣，经常发表一些专题论文。在这本《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的专著中，其第四篇便是古地图研究，包括三章：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古地图、古地图应用及其他。与一般研究者不同的是，张先生绝不仅仅满足于从科学史的角度讨论古地图的技术水平，他更注重充分挖掘古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深入辨析所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并根据图面特征，进而阐发作者的测绘思想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是说，他很着意把古地图看做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资料，探讨其内容而不仅仅是形式，这当然是非专门家无所措手足的。 www.yuedu.org 阅读网; ?1 s* b- T, r1 D7 F‘ B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影响是，从那以后，谭先生对他非常倚重，他和谭先生之间的业务交流越来越深入。 www.yuedu.org 阅读网5 C6 t0 k! @% c; O‘ C* k7 }+ h, V
在那之前苗头其实已经有了。一九七二年秋，为筹建金山石化总厂，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请谭先生去实地考察，谭先生便带上了张先生。在海边转一圈回来之后，谭先生没发话，张先生凭着他在大学里养成的出野外必出报告的良好工作习惯，主动写成了《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也就是这本专著中第六章的前身。那时候张师母已经住院，张先生每天陪完床回家都很晚，于是挑灯夜战，从深夜到凌晨。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多月。文章交给谭先生，谭先生又补充史料、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后来该文揭载于《历史地理》第三辑（一九八三），再后来获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8 g/ {; l- J& \, b0 f; b 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张先生逐渐显露出过人的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赢得了谭先生在这方面的高度信任。也是在一九七四年，谭先生带着同人去东太湖考察，本来张先生并没有去，但后来在写考察报告时，谭先生仍找张先生进行讨论。该报告一九八○年以集体名义发表，后收入《长水集》下册，文末保留了很有时代特点的对执笔人的说明：“谭其骧（调查收获）张修桂（两点看法）。”
: r) R0 G! I, y3 S8 V+ V+ W i 一九七五年，谭先生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编写项目开工，他本希望张先生承担长江一节。但当时张先生还困难着，谭先生很体谅，只好说：你现在没办法，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人。张先生果然给他物色了一个同事。写了一年多，稿子出来了，可谭先生就是无法满意。正好此时张师母已经往生，于是谭先生决定还是让张先生上。由此才有了谭、张两位先生在历史地貌研究方面各用其长、珠联璧合的一段学术佳话。
- n# n* ^7 E- ~ 现在从《谭其骧后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谭、张两位先生在这一阶段合作的鳞爪：“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张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为此他们还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到湖北洪湖，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湖口等地实地考察过。而这些研究成果，正构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自然地理要素的编绘依据。张先生本人对此有一篇回忆文章，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351—353页），有心人可以参考。
8 ?0 }# c8 z3 O" n 我常想，像谭、张两位先生这样各自身怀利器的人，聚在一个单位不能说太少见。但是，要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其实很难。而更难的是在长期的合作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偏偏学术的事情就是如此，只有双方取长补短，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的合作，才有可能取得超越个人能力范围的成绩。谭、张两位先生，年龄上隔着一辈，学术背景一文一理，他们之间显然形成了一种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可遇不可求的合作关系。他们互相切磋，互相成就，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学术上一笔丰厚的财富，更有让后辈仰之弥高的学人风范。
h3 ^8 a4 f7 V: i# G 为了验证这一感觉，我经常请张先生回忆他当年跟谭先生一起工作时的往事。张先生是厚道的，他只强调他跟着谭先生非常受益，无论讨论问题还是请谭先生看文章，常常会得到历史学方面的补充。就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还交待了他在各项工作中所受到的谭先生的启发，动情地说：“我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一代人能经常得到谭先生的谆谆教诲，实在幸福。”享受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这种幸福其实是双向的。对于谭先生来说，他既然能虚心下问，自然能从双方的讨论中受益，如果要说幸福，他只会享受到更多一重，因为他同时还在作育英才。据我所知，他是对这两种幸福都能够体会到的人。
. [ L5 W- L0 q1 l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听到老师间的一句议论：谭先生生前曾称赞张先生文章“一流”。这句话于我虽然只是间接史料，但对其真实性我深信不疑。我甚至还可以想象得出，谭先生在说这种话时，脸上会带着怎样开心的神情。
3 u: C! f3 T* i1 t- {0 R8 B* j 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端，到五十年代以后，整个学科才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这中间，历史自然地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个人素质提出了崭新的挑战。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也有一些水道研究，但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不做地理学分析，学术价值其实有限。谭、张两位先生在七十年代对于长江流域水系变迁的研究，合历史和地理两学科之力，从现代地理学原理出发对文献史料进行深度解读，可以说是将传统水道研究提升为现代科学意义上历史地貌学研究的成功范例。
% ]‘ m% }0 t2 P; U# `& O& @, t3 A. P! A( Y 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沿着当初与谭先生合作时开创的道路，张先生又已经走出了很远。在这本《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中，张先生已经可以给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引论”，对历史地貌这一历史自然地理学的主干分支的科学属性发表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并提出一整套研究方法。而作为其基础的，是包括“长江中下游河湖地貌演变”、“上海地区地貌演变”、“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古地图研究”四篇共十二章的实证研究。这些内容是在作者三十五篇专题论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而成的，其中第二篇包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文章初发表时大多得过奖，除上述金山附近海岸线变迁的一篇之外，还有五个省部级以上的奖，都是一等或特等。我儿子在扉页上看到这些介绍时觉得很奇怪，问我：“张爷爷为什么只得一等奖呀？”我跟他说不清楚，只好对他说：“那是因为二等以下的奖你张爷爷不要。” www.yuedu.org 阅读网+ x( G7 X+ r7 t" J‘ y3 V+ T l
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初稿，七月十八日改订
浅议张修桂文的几点缺失Previous entry: 灵语堂辞类纂序 养中斋
浅议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一文中的几点缺失
围绕着出土天水放马滩地图，目前形成了几个值得重视的研究体系，其中以何双全、曹婉如、张修桂、李学勤、雍际春、陈逸平诸先生为各个研究方向及可能的代表，他们的建设性工作使得对该组图的深入研究成为现实。在最早对地图作出分析研究的文本中，本文着力进行论述的张先生的文章无疑是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汇。张先生对在他之前得出结论的何、曹、李诸家，在继承其合理说法的前提下进行了批判，并形成了自己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然我们也看到，由于时代等因素的局限，张文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之处。笔者不揣愚笃浅学，试议前人过失，做一点小小的论证。
一、关于５号图所反映的信息
张文中对于５号图仅以未完成为由拒绝讨论，我们发现，这里其实蕴藏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很快地，我们获得了几个问题：图中是否真如一些学者所认识的，是用不封闭的单曲线描绘山脉的走势？图中的“人”字型标识代表了什么？根据其余六幅图的研究发现，水系总是图中突出表现的地理要素，而在５号图中，表示山脉的符号首先进入制图者的思维范围并先于水系被描绘，代表了怎样一种逻辑的现实？该图表示的范围在张先生所拟订的天水市伯阳镇以西北的整个渭河流域和花庙合上游及东柯河上游的范围之内么？如果有可能，是否能将该图分如第一或第二组图，这样可能确定该图的表示范围和绘图年代？为何墓主会把一幅未完成之作带入墓穴？这些问题一般为学者们所忽视，没有详细地讨论。试申论之，作为引玉之资：
１、５号图所绘地理要素诸种情况的排除和一个初步设想
图中所绘不封闭的曲线断裂为四个部分，彼此缠绕在一起形成上下左右包摄的类回字型，而并非张文所说的“闭合山形曲线法”。有了这个前提，那么对于该组线条可以假设为河流的想法应该是不恰当的，因为从四个线条分布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地形能培育出如此奇怪分布的、且不相关流向的四条河流。那么这四条曲线是否表示的是山脉呢？就放马滩套图来看，存在两种山脉的描绘法。其表示山脉的或是用单曲线（３号图及４号图中的分水岭），或是用黑色填充的半月型、半圆型来表示山隘口（３、４、６号图都有该画法）。由于５号图中曲线的扭折程度过大，笔者认为很难想象在放马滩周边的狭小范围内存在着这样的山脉形态（过于弯曲的山脉只有在大的地域范围和尺度下才有可能），因而这四条曲线似乎不是反映四座蜿蜒山脉的。从制图过程上来看，联系其他六幅图，应该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制图人实现描绘了四条似不相干的曲线，最终却是要将其连在一起表示什么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可能连接的部分实在是太过于尖锐了，不像其余的图上的线条那么流畅。
那么是否可能这只是试作，或说是草稿？放马滩出土的地图中，没有明显的修改痕迹，而地图制作一笔而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笔者认为画在木版上随葬的当然就是最后的定稿（关于随葬的问题下面还会谈），是先有草稿，然后就着草稿描到木版上的。故事实上该图是制图人确认的精确的地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或已经是完成稿了（下节中会展开来说）。它肯定不是无意义的，但很可能是“反传统”的。这里说“反传统”是就着放马滩地图的制图顺序和突出表现的地理要素而言的。无论何先生将组图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是多么合理，但图中最瞩目的地理要素显然就是水系。这里可以有一个猜想，制图人在绘制地图时，是先画完水系的大致分布后再加以文字或符号的注记的，那么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图中所表示的主要要素是与绘图流程中的前后顺序正相关的。５号图即便是未完成图，那么首先绘制的这四条曲线应该就是画面的主体，至少是主体的部分之一。笔者设想这其实并不表示一个实际的地理实体，就是说它不是山、水、关隘或其他的什么，而只是某种表示高程或距离的方法，一个简略的示意图，是裴秀“制图六体”中的“高下”、“方邪”、“迂直”理论的形象化的表达：用弯曲不相连的线条表示“迂直”，用人字型的符号表示“方邪”（地势倾斜的角度），整个图形恰恰反映出整个地势的情况和地物间水平直线距离的测法。地图以夸张化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理想状态的地图绘制教学对象——极具弯曲之能事的复杂地形，并在线条内凹处插入实际观测点的标记。结合裴秀的制图理论再看此图，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２、未完成而下葬的原因
５号图是未完成之作的说法在学界几乎已形成了共识。这里的问题是，为何墓主会把未完成的“次品”带入他的坟墓，成为引导他去另一个世界的伴侣？有一个解释是，５号图背面的４号图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应该是墓主的得意之作，不愿为一幅半成品而舍弃。但正如前一节谈到的，即便该图是半成品，但决非随意涂抹的不经意之作，而是浸入了作者实地勘测的经验和严密的思维的描作，是在草稿基础上的正式作品。并且，如果是未完成的，不具实际意义的失败之作，墓主或其家人完全可以削平磨光它。考察墓主及其家人的心理，或许有两种解释。一是该图虽是未完成之作，但是对于制图人意义重大，联系到裴秀的“制图六体”，很可能是制图理论形象化的结果；二是该图其实已经完成了，或者作为一个成熟作品的一部分，即图象的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文字的解释和标注，后因时间的缘故没来得及把文字给补上就下葬了。
３、绘制时间与所属组
根据上述推论，可以大致推出放马滩５号图是关于地图绘制方法的示意图的这一信息。如此，张先生的组图分类法和关于绘制时间的判断可能要改写。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来解释５号图的归属：一是作为一个大致的示意图，是绘制者在惠文王后元元年至七年作第一组图（该处数据皆从张文，但后节会做修正）之前就有的教学范式，至于张先生提到的第一块木版磨蚀严重且断裂成三块，并据此推出第一块木版图绘制时间最前的观点，可以用文物挖掘出土的顺序来解决——第一块木版（根据出土顺序命名）在上，由于墓地位于地下水丰富、芦苇丛生、渗透作用强之处，受外界影响较强，腐蚀成碎，或是下葬之时，上盖棺、椁的时候处理不当，误摔成碎，这样就可以将５号图的绘制年代向后元元年前推若干年（对张先生年代考修正后的结论为惠文王后元二年至八年间(前323～前317年)之前，下节详论），至于上限则是墓主的生年（公元前301年左右），可划为第一图组；二是作为墓主绘图具体经验的总结示意图，这样它的年代不容易确定，只能根据绘制水平（笔法和内容详略度）粗略地断在第一图组，或是索性另辟一类。
二、关于版式方向的问题
方向是地图必须具备的指示要素，但中国古代地图往往只具大略的示意作用，没有精确的成文的图上方向分别惯例。这可能是与古人用图习惯和地图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关的。古人依据经验得来的空间感比现代人要强，能利用周边环境大概地辨认方向，因而地图在这个方面的指示作用被弱化了。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尽管古地图没有明显的方向指示，图上文字方向也十分错乱无序，方向分别意识仍未能进入古人的思维领域不仅是因为人们使用的习惯，也因为地图使用的对象。上古时期地图并未广泛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般为官府和军队所掌控。《周礼·地官》中有“（地官）以图证之”，《天官》“听闾里以版图”的说法，《书·洛诰》“平来以图及献卜”、《论语·子贡》“式负版者”、《战国策·赵策》“臣怯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使用地图的人大抵是官员和军士，是经过专门教育训练的掌握一定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素养的人。对于他们，即便没有详尽的文字说明也能读图。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着力进行地图版式方向方面的突破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这里张、何、曹三位前辈做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中张先生认为放马滩出土全部地图都是南北向的。这里主要的依据是２号图下方出现的“上”字，得出该图是南北向的结论，然后因为２号图是１号图的局部放大图，因而认为第一图组都是南北向，而且是上北下南的。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是这种认识不得不解决的，即，为何单单在２号图上绘有“上”的标识？“上”代表了什么含义？出土的四块木版平面大致是呈２7cm*18cm的规则形状的，这与目前发现的古地图形制有异：目前发现的诸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宋代《禹迹图》《华夷图》《舆地图》等都是正方形的，《地理图》虽是长方形的，但由于是刻于石碑，故要从碑刻的形式，左右窄上下宽，整图上方有一“北”字作为方向指示，虽与２号图相同只一个字，但在可以明确的上方的标注的“北”字携带了两个信息，而在不知何处为正的地方标的“上”字则只携带了一个信息，而且由于得不到最后的确认实际上是无效的信息，更况且与放马滩地图年代间隔太远，所以不能作为很好的理想坐标。与２号图相类的，马王堆《驻军图》也是长方形的，并且没有确切的方向，可以横读也可以竖读，问题是上面并没有标明任何有助于确定版式方向的标注或文字。既然古人读图普遍不须方向标记，那么这个“上”字的出现就值得认真研究。遗憾的是，目前这个“上”字已经被学界认作一个既定的合理事实，甚至作为了自明的逻辑出发点。其实我们稍注意就可以发现，古人读书写字是从右往左自下而上的，所以当时的竹简固然是左右窄上下长的条状，但木椟却是左右宽上下短的，放马滩全部六幅有字图中也是以这个方向的文字最多（横过来读比竖着读容易）。虽然整体上来看，图中文字不免错乱粉杂，但这可以理解为古人制图的惯例，这里无须展开。是否可以就此得出放马滩地图是以横为正或至少有部分图是如此的？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竖的看此图，容易找到实际中与之对应的地点，可是其中推导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
第二组图中的４号图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张文中，该图是以“阳尽柏林”、“阳有蓟木”的注记和“水北为阳”的原则推导出的。笔者认为，之所以两个标记皆写在两条支流上游的右边（以顺字读的方向为基准），是因为古人书写自右而左的习惯。仔细观察一下便知，除了右侧有两个标记，记录不下因而转向左边的情况外，其他所有的沿河的小标都是写在河流的右边的。因此单就“阳尽柏林”、“阳有蓟木”两个标记在右边就认为右边为阳，因而右边为北，这个论证是有疏漏之处的，当然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反倒是错误推论出的结果比较容易找到实际对应的地点。至于如果该图当横读，所引起的地图所示范围上的变动，则尚需深入研讨。
三、制图者生平考及绘图年代考
有关放马滩地图的绘制者和年代历来的争论很多。其依据的大多是发掘的竹简《墓主记》。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磨灭，加之以诸家对古字的解释多有不同，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这里不重复诸说观点，而着重就前人忽略的几个方向用力，以期得到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更为开阔的结论。１、被忽视的“犀首”现摘有关与犀首的简文如下：“……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首舍人，犀吉，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狗穴屈出丹，立墓上三日，因命司命史公孙强北出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这里说的是墓主丹之所以复生的缘故是因为一个叫犀首的认为他的舍人丹罪不当死，于是去求所谓操有死生大权的司命（《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襊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可知“司命”属于天神。），让其复活，并与之一起“北出赵氏”，留在柏丘的故事。李先生认为该故事大概志怪一类，但其中颇有可考之处。目前的研究，多局限在“北出赵氏”的年代考上，忽视了作为重要参与人的犀首的情况。弄清楚犀首的生平和他活动的主要年代，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生平、绘图年代和下葬年代的重要佐证。根据雍际春、陈逸平的研究，犀首本名公孙衍，号犀首，是魏国阴普人，商鞅被诛五年后（秦惠文君五年至九年间），曾做过秦惠文君的大良造，后因张仪排挤，出逃至魏，并在惠文君后元二年联合韩、赵、燕、中山与魏称王，来对抗秦、齐、楚的强大联盟企图吞并魏国的野心。后张仪受命秦王之托“阴相魏”，犀首及时识破了张的阴谋，顺利地为自己夺得了魏相之位。夺相位之后，不甘寂寞的犀首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伐秦”，但后元十年，由魏、赵、燕、韩、楚组成的联军被秦军打败，五国伐秦最终失败。犀首最风光的时期在他晚年。张仪死后，少了这个老对头的犀首成为秦相，佩五国之印，成为纵约长。从犀首的生平可以看出，他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在秦惠文君五年至秦武王二年。丹由于是他的舍人，而且也是魏大梁人，所以他的主要经历也当判在秦惠文君当位之时。结合犀首的主要经历，对于墓主丹的身份和生平现在整理如下：丹是一位受垣雍当地人民和官府尊重的著名方士，据雍先生的说法，“民间日常生活中举凡涉及年历时日、时辰吉凶、……诸事，都要借助于丹的解释、安排和决断；至于与官府有关的办事吉凶、官吏升迁、……，更是需要丹这样的方士进行预测和参谋指点”。他出生在韩魏交界的垣雍。某王七年（后面详细论述）不知何故射箭伤人至死，然后畏罪自杀，被弃市三日后葬于城南门外。过了三年，即某王十年，复活并参加了秦赵的战争，战后在北地柏丘居住了至少四年，最后来到陇西的邸县居住至死。
２、几个时间节点《墓主记》中最值得重视的有四个时间节点，历来为众多学者所反复研究，它们是邸丞赤上书御史的“八年”（一说卅八年），丹伤人自刺的“七年”，复生的“三年”和与公孙强一起去柏丘后的“四年”。根据这四个时间点，对于地图的绘制年代有三说：何双全先生提出的秦始皇八年说，李学勤先生提出的秦昭王三十八年说和张修桂先生的秦昭襄王八年说。本文认为这写说法都是不正确的。首先，墓主丹是魏人，所书君王年代会不会采用魏君的王号？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邸县在秦境内，《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邸、冀戎，初县之”。而“御史”之职也为秦国所有。其次，要明确一点，该文是下级官吏上书上级的官碟文，是需要既简洁又要承载足够的有效信息的。既然文中没有提到具体帝王的王号，说明即使没有王号，依旧能让当时的人明白所说的时间。笔者认为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全部年号出自一个君王，而且是《墓主记》成文时的那个君王。张、何的说法都至少跨越了两代君王，因而是不可信的。最后，既然是同一位君王统治的时代，我们只需看看哪些秦王在位时间超过十四年就可以了。联系到犀首活动的年代只有两个王，我们搜索的范围就大大减少了。秦惠文王在位２７年，而秦武王仅在位４年，而且我们注意到，惠文王使用了战国史上罕见的双纪年。惠文君在即位的第十四年（公元前３２４年）正式称王，是为惠文王，这一年称为后元元年。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简文中的“七年”、“三年”（意指“三年后”）是指秦惠文君七年和十年；“四年”（意指“四年后”）和“八年”指的是后元元年和后元八年。秦惠文君十年，距《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代兰、离石”，符合简文。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即公元前317年，查正朔表，八月乙巳为八月初九日，亦符合简文。这个结论无疑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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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1期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2期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2期
李学勤：《放马滩秦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何双全执笔，《文物》，1989年第2期
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雍际春、陈逸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绘制者与年代问题新探》?
环境变迁、经济开发与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以上海浦东地区为例
林拓[1]张修桂[2]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200062 [2]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
摘 要: 该文以上海浦东地区为典型地域的研究表明，政区演变具有内在与外在两种动力机制，它们对政区不同要素的作用有所侧重，而环境变迁、经济开发等背景因素对政区设置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关键词:环境变迁经济开发政区演变内在动力机制外在动力机制上海浦东地区
分类号: F127 K928.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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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熊月之，上海通史，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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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征琳，上海地名志，1998年
[11]上海市川沙县县志编修委员会，川沙县志，1990年
[ ① ]
论文
明刻本《郡县释名》的初步研究
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中国“市辖区”名称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治区”宜改名“自治省”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半世纪回顾
“开卷如芝麻开门” ——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评介
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华林甫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大致说来，以往因学科刚刚确立而主要着重于对该学科的整体性讨论， 1990 年以来则侧重于各个分支学科的探索，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场景。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复旦大学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②]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 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③] 。 九十年代初，侯仁之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④] 1994 年 12 月，侯仁之把他在理论探讨方面的四篇论文即《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汇编为《历史地理学四论》一书，作为“院士文库”之一出版。[⑤] 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韩光辉放眼全世界，从更广阔的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认为各阶段的时间、表现的特点、产生的影响及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明确显示了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及科学体系方面所拥有的共同特点。他认为，这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历史地理是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这个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 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 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 。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它毕竟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因而不仅需要运用地理学方法，还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考古资料参证等等，所以他指出传统的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仅限于描述历史上部分地理现象的变化，后者不仅要研究历史上一切地理环境的变迁，还要进一步探索其变迁内在原因和规律，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⑧] 。谭其骧还多次强调 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⑨ ] 。
史念海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 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⑩] ；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11] 。 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我国的地理现象和人与地的关系的学科”，“应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全部采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沿革地理只是它的前奏，“实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适应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尤其是我国的丰富的文献记载，实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资料的重要来源[12] 。他还举出许多具体的事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13]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4] 虽然，学界对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学科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共识，但九十年代新的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5]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他重申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地球表层学”作为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巨系统，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它所包含的若干子系统之一，已被纳入到地理科学中属于基础理论的学科体系中来。他根据这一思想，科学地倡仪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这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界都具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九十年代已经深入到学科内部各个分支领域当中。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谭其骧自己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名义上是我主编，其实是集体编绘的。我的工作是组织联络和审稿。在审查过程中，已发现某些标绘可能不尽合理，甚至存在一些问题。我曾与一些编者通信商讨这些问题。但是，作为主编必须尊重每位编者的意见，不能强加改动。因此，我非常欢迎大家多提批评意见，学问要由大家来做，不能由几个少数人垄断，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只有集思广益，采纳百家之长，才能把《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好”[16] 。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成、出版后，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 ( 集 ) 与读史地图 ( 集 ) 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 ( 集 ) 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 ( 集 ) 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17]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18]
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面，随着工作的继续深入，逐渐与自然地理学的某些分支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19] ，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20]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年代只有一万年上下。历史地貌研究有两个具体任务：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因为只有把各个时期的地貌复原，才能按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指出地形变迁的规律，阐明今天地貌形成的原因，和进一步推测将来发生的变化；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它不但影响着地形复原的工作，而且关系到地貌发育过程的定量分析。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历史地貌学浅论》一书是曾昭璇为历史地貌学从理论高度所提出的独立框架，其《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21] 一书即从具体的研究课题入手，阐明历史地貌学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特定范围的理论体系和实用意义。从学术发展过程来看，《历史地貌学浅论》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第一次向学界展示了中国历史地貌研究的成就，系统地总结了研究方法，开创了历史地貌学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22] 。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23] 作了系统论述。首先，他向我们介绍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简况及其研究方向、研究对象的三种尺度，认为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政治地理思想，而且有不少实践行为，为地方尺度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他指出，“研究政治史重视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人与人及人与地同时存在的交叉的关系或者说三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他认为，“大致说来，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明政治过程与地理区域的密切关系。他又指出，“政治地理学当然是以研究政治地理思想与政治地理理论为主，但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对象来透视这些理论与思想。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全球尺度的研究对象可暂置勿论。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这是理解与阐释变迁原因以及探索与总结变迁规律、并进而提出解决当前或今后有关国家疆界和政治体制改革对策的基础；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换言之，也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为何有如此繁复的变迁过程。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 “历史政治地理学”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指日可待矣。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 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24] 。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25]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历代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以前 重视程度不够。最近二十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四部[26] ，取得了很大成绩。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 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27]
历史农业地理学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28]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代发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29] 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30]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 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31] 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与现代文化地理学在时代界限上前后相继，在理论意义上现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对象，都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范围；但历史文化地理毕竟研究的是现代以前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环境，因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必然存在差异性；现代文化地理虽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但更侧重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则由于古代文化事物及景观的变迁和湮没，大多已不易复原，而偏重于对大量保存于文献资料中的精神文化的地理研究。”文章论述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六大任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 活跃。黄盛璋、孙进己、 刘锡畴 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32] 。 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33]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不过，他们文中所称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敝意以为可按照历史地理学各分支领域的习惯叫法，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笔者十余年前已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34]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35] 。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王振忠撰有《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一文，并开设“历史社会地理”课程。他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 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 、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36]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37]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探索区域内各要素的集成状况，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 1998 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均有建树[38] 。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39] ，他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40] 。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进展是不平衡的，现有成果以历史人文地理居多，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少见；即使是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像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地名学、历史地理典籍研究等分支领域至今尚无系统的理论阐述，有待于学者、同行们继续探索。
[①] 文中凡提及各位前辈，均不加任何称呼、头衔等 （引文中原有的，仍旧）。特此说明。
[②] 复旦学报记者：《历史地理学的由来与发展——谭其骧和他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术成就和特点》，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③]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④]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⑤]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⑥] 《历史地理学发展之中西比较》，《历史地理》第 13辑。
[⑦] 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⑧] 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⑨] 谭其骧等《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第552-57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⑩]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自序。
[11] 史念海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载该书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 载 《史学史研究》 1986年第1期 。
[13] 《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年第3辑。
[14] 说见侯仁之《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地理学报》 1983年第2期。
[15] 《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 1992年。
[16] 景爱《怀念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辑。
[17] 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介》，《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 1993年第3辑；韩光辉等《〈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韩光辉《历史地图集理论问题刍议》，收入《城市、区域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3年6月。
[18] 王剑英《历史地图的编会和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1988年太原 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稿）。
[19] 《地理研究》 2 卷 2 期。[20] 科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21]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年。[22]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学基本问题的构想》，已收入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23] 《历史地理》第 15 辑。[24] 《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地理》第 9辑。
[25] 载《北大史学》第2辑，1994年出版。
[26] 它们是：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韩茂莉著《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出版），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王社教著《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9 月出版），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6 年 7 月出版），周宏伟著《广东历史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萧正洪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马雪芹著《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叶文化 1997 年初版），李令福著《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 2002 年 4 月），陈国生著《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西南师大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王双怀著《明代华南农业农业地理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 5 月出版）。[27] 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28] 收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齐鲁书社， 2001年。
[29] 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另陈国生《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可参看。
[30] 曹树基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1] 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
[32]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孙进己《关于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1990年复旦大学《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论文摘要》第116页；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3] 《甘肃民族研究》 1997年第1期。
[34] 拙文《199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
[35]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36] 见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课程介绍”（网址：http://www.gs.fudan.edu.cn/cultivate/cultivate4_HIST.htm ）。
[37] 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8] 韩光辉《区域历史地理进展与研究方法探索》、朱士光《加强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提高历史地理学整体学术水平与应用功能》，均已收入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39] 分别见《武汉大学学报》 1996年第6期、《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0] 冯永谦《边疆历史地理学研究刍议》，1990年复旦大学《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论文摘要》第26页；李广洁《中国历史灾害地理略论》，同上《论文摘要》第 77 页。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