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到底有多牛知乎:漫谈会馆文化----以湖南的会馆为例

会馆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其起源、渐兴、繁盛与衰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种历史事象，更是一种社会、经济与文化事象，同时又是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因此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蕴义。

会馆的缘起

据史料记载，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代前期的北京。明初至中叶，可视为会馆的形成时期。会馆的出现，大体可上溯到明永乐年间。会馆在永乐年间出现，绝非偶然，其主要萌生动因，源于永乐十三年（1415），明政府决定将三年一次举行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永乐十三年二月，“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修撰梁潜、王洪考试，赐宴于礼部”⒈。三月，“上御奉天殿试礼部中式举人洪英等三百九十四人，及前科未廷试举人刘进等二人”，擢陈循为第一，赐循等三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工部建进士题名碑于北京国子监，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撰记。⒉当年，各省举子赴京参加“会试”，人数达五六千人之多。政府虽然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即“公车”；但来京的食宿及随行人员的住处，却是一大难题。于是，为便于乡人举子赴京应试，“公车谒选”提供食宿之便的会馆便应运而生。首先是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芜湖设置了芜湖会馆，民国《芜湖县志》卷十三《建置?会馆》记载了京都芜湖会馆的位置及创建人。芜湖会馆一方面为芜湖籍的举子赴京应会试时提供食宿之便；另一方，面对于寓居京师的官员来说，还可以集中于会馆以乡音叙乡情，这样既慰藉了远离故土的游子沉郁的思乡之情，加固了本籍本业同仁心理和感情维系的纽带。此时的会馆所体现的是最直观的意义，即食宿、集会之馆舍与心灵交流的空间。曾有人根据会馆的作用将当时的会馆比拟为现在各地驻京的办事处。

随着芜湖会馆的建立，其他各省看到会馆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也纷纷在京建立本省的会馆，为本省籍的人提供方便。这样会馆便以民间自发自助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并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如果要说湖南在北京的会馆，就不能不提到湖广会馆。湖广会馆了是湖南、湖北两省旅京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建的，主要用于接待两省来京赶考的举人和在京等待任命的官员，兼及同乡寄寓或岁时聚会。自嘉庆十二年（1807）集资兴建，迄今已197年。该馆坐落于宣武区虎坊桥西南角。原址曾为清代达官名流的故居。据现有史料所记，最早住在这里的是乾隆元年（1736）进士、浙江盐运使  张惟寅。第二位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的刘权之。第三位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加太子太傅的王杰。最后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的叶继雯，其祖孙三代世居于此。嘉庆十二年（1807），湖南长沙人、体仁阁大学士刘权之与湖北黄冈人、顺天府尹李钧简为光耀桑梓，联络南北乡谊，创议在北京虎坊桥叶氏旧宅建立湖广会馆。

由于初创的湖广会馆地址狭隘，并且馆舍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为此，湖南、湖北两省对湖广会馆进行了多次维修。主要的大修有三次。第一次大修是在道光十年（1830）正月，由湖北天门人、左副都御史蒋祥墀与湖南道州人、顺天府尹、工部尚书何凌汉倡议集资重修。主要工程为“其殿宇”和建筑戏楼。第二次大修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湖南湘乡人、礼部侍郎曾国藩等倡议重修，八月兴工，十月完工。该馆的风雨怀人馆及假山等，相传都是曾国藩主持重修时所增建，曾国藩对重修湖广会馆工程颇为重视，亲自改定规制。通过这次重修，使该会馆颇具有庭园风格。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六十诞辰，当时旅京的两湖同乡官绅曾在湖广会馆举行盛宴为其祝寿。第三次大修是在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茶陵人谭钟麟参与主持这次重修。于当年九月动工，二十二年（1896）五月完工，历时四年。这次除对原有建筑进行大修外，宝善堂由西院迁至中路北面，成为正厅。在西偏院改建了楚畹堂。同时重建了风雨怀人馆拆去亭榭，，保留假山，添建游廊。湖广会馆的规模及其总体格局是在这次大修时最后确定的。

现如今的北京湖广会馆为北京第一所戏曲博物馆。馆内有图文并茂的详细介绍和文物古迹。还有古色古香的大戏楼，白场、晚声的京剧表演吸引了国内外无数来宾。为解除外宾朋友的语言障碍，大戏楼还特设了中、英文字幕，英语、日语同期声翻译等。这里有享誉海内外的戏曲菜系和老北京风味的名色餐点。这里还有戏曲服饰、工艺精品供您赏玩。并且，如今的湖广会馆还是北京市旅游局定点单位和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吸引很多游客和学子参观。可以说，今日的湖广会馆已发展为集赏戏、品茗、浏览、购物、饮食、摄影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娱乐场所。

除了湖广会馆外，当时为了湖南籍人士应试和联络乡谊而建的会馆还有许多，见下表：

会馆的类型

会馆由其创建者参加成员的身份而不同，大体可划分为工商会馆（商馆）、移民会馆、士绅会馆（试馆）三大类。工商会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主要因为明清时期，这里商业发达，入苏州、扬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都有湖南籍的工商会馆。移民会馆主要经济分布在欠发达地区。主要因为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多，生存的需要，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民开始向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移民。作为湖南来说，由于地处中国中部，既有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移民建立的会馆，也有湖南籍移民在四川、贵州等地建立的湖南的会馆，士绅会馆主要在京城一带，这在会馆的缘起内中已有所论述。但要注意的是三者并不是机械分割，而是常有互相渗透，如移民会馆固然主要是工匠等下层乡人参加，但其发起者却往往是有声望的官绅，并充任会首；试馆虽是官绅们为同乡子弟入京应试而设，但亦有不少商人参加其中，并提供资助。实际情况经常是，主要服务于科举的会馆有商业资本渗入其中，主要服务于商人的会馆有时是由官绅来掌权，在移民区域的会馆既可以时农民会馆，也可能是工商业会馆，而且设置者的划分也很复杂。

会馆的日常管理

会馆的兴盛不仅仅体现在新会馆的创建上，而且也表现在会馆建立后的严格管理上，各类会馆的新旧规约集中反映了会馆管理的加强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适应和促进作用。会馆的严格管理成为稳定和维持明清会馆兴盛，促进商业繁荣的一大特征。各商业性会馆、移民会馆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发展，在任用人选、决策议事、理财、课罚等方面，更建起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可行性办法。以湖南会馆的管理为例。根据《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及其他资料，可对湖南城乡的会馆管理章程作如下四个方面的概括。

一、经费。经费的收入和开支，是任何会馆都非常重视的事情。湖南各地会馆经费有基本资金、常年经费、临时经费三种。

二、董事。会馆的管理、经营者称“董事”，由同乡或同业商人会议推选产生。一般是推选老成练达、处事公道、为人信服者，或者富有资产者来担任“董事”。二者兼备，尤为可贵。当时也确实涌现出一批众人依赖的董事。如湘潭七帮董事谭某，经商多年，富有资财，办事公道，在湘潭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同时，为了避免长期担任“董事”产生许多不利因素，从而影响会馆发展，不利于会馆发展，“董事”一般都是轮流管理会馆事务，使之运转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如株洲的会馆，各董事理事任期三年。

三、会议。这是会馆处理事务的主要方式，分常年会和临时会两种。常年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会期常常是该会馆祭祀的神灵的诞辰日或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主要目的是同乡、同业联谊，或改选董事。临时性会议则为解决特别事务而召开。主要处理会员或商号之间的纠纷、会员中的违规、未经本行允许的擅自开业等问题，而最为经常的则是物价的调整。凡同业争议不决之事，都由会馆先行评议。在这方面，长沙、常德、湘潭、浏阳、平江等处会馆所起的作用比较大。

四、罚则。这是通过会议对违规会员的处罚：“违反公议条规，则有处罚之法，此商事惯习，所以与法律相关也。”于此可见行规的意义，实际上是商界的法律。湖南各会馆所定罚则因时、因地、因行业不同而有所不同：有罚戏者，有罚酒席者，有罚钱或货物者，也有三项或两项并罚者。罚戏、罚酒席都有公开道歉以争取同乡或同行谅解之意，而罚戏还另有敬神的含意。如在湘潭，凡违反公议货价进行交易者，浙江会馆规定，罚酒席四桌、戏一本、钱五千。钱业纯阳堂规定，罚钱一串、油一篓。

通过上述全方位的管理，会馆在联系本省籍人士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省的正常往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会馆的社会功能

会馆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会馆虽然不属于政府的行政机构，但是由于它自明清商品经济发达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日益起着一种特殊的整合作用。这种整合作用实施的特点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与时俱进，因需而变；二是规制共遵，整合有序；三是有利同享，维权共护。

一、会馆与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许多历史记载都表明，会馆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民间社会经济组织，在民间与地方政府之间扮演并充当着重要角色。由于一般会馆多以同乡或同行为纽带，所以能包容社会上的多种阶层，这就使得会馆成了一种边缘化的层级结构，它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但成员分布广、数量多，而且管理职能、经济职能以及为会馆成员切身利益服务的职能都十分突出。再加上会馆多实行自愿原则，有的也有强制性，但在互惠互利的共同目标下，却形成了多种成分并存、类似家族制度的结构形式。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它们能或多或少地推动本集团的正常发展，以至与整个社会相整合，从而保持基层社会秩序不至因为社会的急剧变化而发生较大的震荡。因而它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扶助发展的措施，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关注，从而也使会馆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作用，所以它实际上成了明清以来政府与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成分建立互动关系的联结纽带和沟通的桥梁。

二、在经济上的作用。会馆在经济上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移民会馆集中的地方。他们将本地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经验和作物品种等在移民地区推广传布。如在中川地区，移民将湖南等地特有的耕种技术、广泛地应用在所在地，使许多山地得到利用。随着各省移民的移入，一些新农作物品种被带进四川，如南溪县有一种“红脚稻”，俗名“湖广旱种”就是从湖南移来。

三、在文化上的作用。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使移民集中区域的会馆在经过一番自我整合之后，又为自己与外界的交流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会馆作为一种对家乡观念的认同组织，首先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从而在移民社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通过会馆，地域文化可以展开与异地域或土著的对等文化的正式交流，这也许与中华民族流传至久的整体本位观念有关。在这种有组织的共融、互补、互惠文化交流活动中，彼此保持自己的传统，同时又不断吸收别人文化中的精华，必然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在移民社会中，客籍之间与土著间相互影响，相互整合与协调也始终未曾停止过。会馆文化，以会馆为阵地，以籍地为纽带，以一种原区域文化形态在新的入籍地的再现。它把原生地的文化风俗带到异地，尤其集中表现在祭祀、习俗、年节习俗方面关围绕着这些习俗，开展了戏剧、饮食、商贸等活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圈。例如在“湖广填四川”中，很多从湖南移到四川的湖南人，把湖南浓厚的湘文化带到了四川，对四川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名人与会馆

由于会馆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历史上很多名人都与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因献身变法而在菜市口被杀害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曾住在北京的浏阳会馆，与维新志士共商变法大事。在北京的湖南浏阳会馆中，就有赞誉他事迹与英雄名节的联文。馆内有楹联：家无儋后，气万夫；又有：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是处处，人亦有言。挽联：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此类楹联是会馆人文精神与名人文化的真实体现。不仅联中称道他“亘古不灭”的“气雄万夫”的英雄壮举，更刻绘出他弃家报国，“家无儋后”、视死如归而虽死犹生仍“苍茫立天地”的伟岸气势，以其志聚会众、育后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后人对谭嗣同的敬仰之情。

最有影响的要数孙中山先生的五次湖广会馆行。第一次是在8月25日上午参加同盟会的欢迎会。据报载：“到会者三千人，为从来所未有”。⒈孙中山在这次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支：“……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以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较，破坏易，建设难。易者既赖全国同胞相助，则难者更当欲全国同胞相助，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然或挟党见、闹意见，是不以国家为前担，民国前途异常危险。今五党合并，废除意见，以谋国利民福，将努力同心，造成一伟大中华民国，雄视东亚。故曰兄弟北来予民国前途有无穷之希望也。”⒉第二次是在8月25日下午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第三次是在8月30日下午参加北京学界欢迎大会。出席者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商业学校、交通传习所、医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女子法政学校等共2000余人。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对学界寄予厚望。第四次是在9月4日下午参加共和党本部的欢迎会。第五次是在9月15日下午参加国民党的欢迎大会。9月15日下午，国民党在湖广会馆开会欢迎孙、黄等人。孙中山作了简短的是演讲：“民国初建，应办之事甚多，如欲其积极进行，不能不有赖政党。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国民因之而希望于政党者亦大。故为政党者，对于一般国民有许多义务，均应担当而尽心为之。”⒊黄兴、陈其美等亦先后在会上发演说。

另外，一代伟人毛泽东曾住在湘乡会馆，沈从文、丁玲、吴奔星等文坛名将也住过北京的湖南会馆，以及京剧大师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艺术名家都曾在湖广会馆的大戏楼台上留下足迹。

随着湖广会馆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中外领导人和文化名人，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何鲁丽、吴阶平，吉乐吉斯坦总统，刚果前总统卡比拉，以及文化名人季羡林、吴祖光和张中行等曾视察和参观过湖广会馆。

结束语

中国历史上的会馆，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在京师（北京）首见雏型，经过渐兴、发展、繁盛、衰变以及传承延播，在时代风雨中，已走过了近600年的历程。通观此一别具特色与内涵的历史事象，我们深为其旺盛、鲜活的生命力，为其在传承文明与启智育人上的种种造化、应变、创新之功能作用，及至科技技艺的辐射播撒特性的有效发挥而叹服。有趣的是，会馆在这近六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绝非简单的重复与克隆，而是适应发展变化，不断对传统进行突破和更新。本是在客居地同乡群体用以自卫自主自存的会馆，却借市场之力掀起“盔甲”与“盖头”来，走出会馆院墙的藩篱，主动参与客居地社会的整合、管理与协调活动，进而反“客”为“主”，成为共建市镇文化的首倡者和开拓者。而以会馆为纽带所激活的区域经济、文化、人才交流的加速，也为久居封闭传统社会中的城乡人民开拓视野、启迪新智，进而育出具有崭新观念意识和技能的新人，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应该珍视会馆与会馆文化这份别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世界历史人文遗产”，并对之加以有效保护、合理开发，以更好地造福时代和全人类。

1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9页。

2北京《民主报》1912年8月26日《二十五日之两大会纪盛--孙中山在同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

　　　 3北京《民主报》1912年9月21日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