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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无权者握有的致命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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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无权者握有的致命暗器

　　前言：鬼话终究是人话

　　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劳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一、野狐叫声里的虚弱帝国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命令九百名贫苦百姓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去帝国东北部地区渔阳（今北京密云）边境卫戍。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人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事务处理。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核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

　　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

　　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底层人士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布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别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见到了布帛，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

　　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言挑衅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野心家们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此后，大帝国的英雄们无一不在算计这样一个时机。东汉的刘秀，一个口头宣称只想做皇室高级侍卫官的没落贵族，也成了皇帝，而在他之前赤眉的英雄们哪个不想一试身手呢？唐帝国的开国者李渊父子手握重兵，当然比刘秀来得方便；北宋开国者赵氏也易如反掌地利用了兵权夺位；大明开国皇帝起初的地位比陈吴二人还要低，不过一个要饭的穷和尚而已。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比方说，五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知识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愈加精巧而已。

　　二、王莽是如何“被跳神儿”的？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元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名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既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师在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的王朝也没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不断发酵。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的谶谣针对它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下令逮捕李焉。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

　　“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三、从张角到董卓的路径

　　随着历史的推进，鬼话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几乎用不着陈胜吴广那么麻烦了，又是往鱼肚子放帛书，又是找人算卦，又是点鬼火、学狐叫。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干脆就一暗一明的一则谣和一句口号就是了。先散播不怕死的精神，称为：“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随后，在起事时高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鬼话最初是公开斗争的利器，陈胜吴广虽然在暗中操作，但最后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只半句“陈胜王”就足够了。至于“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后半句，更象广告：“看了吗？日后的天子是我刘秀。”

　　张角的口号更明晰：“我来带领你们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这么简单！”

　　鬼话应时而变，由公开宣示变成了猝然而发的暗器。暗器不知发自何人，而打击的目标却异常地明确。

　　这种暗器成了无权者的权力。东汉桓灵统治的四十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文人宦官外戚三角缠斗的怪圈。灵帝起初还有复振政治的打算，但终因国家积弊过深且自己治术低下，而没能达到所愿，反而更深地被卷入了文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中去。其实，早有人看透了他的命运，拒绝与他合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也是桓帝当政的第十三个年头，外戚集团的首领梁冀被处死，百姓吹呼一个清平的政治局面将会出现。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除掉外戚强势集团后，宦官集团成为新的主流，一日有五名宦官被封为列侯。尚书令陈蕃也在体制内大造声势，为桓帝征召五位隐士。礼节之隆重，让旁观者眼热：称之为驷马安车的交通工具，是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轮子用蒲草裹起来，免于颠簸；礼物则是三黑二红的织帛，称为“玄纁”。但是，徐稚五位隐士没有一个人接受。

　　这对体制内开明派陈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桓帝更是一个打击。随后，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桓帝把打击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们。

　　灵帝的政治作为实在比桓帝更坏，除了延续了桓帝后期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外，就是出卖官爵，以数钱为乐。最后，发展到连三公的位置也得花钱买了。此时，宦官与文人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外戚领袖窦武与文人联手，欲除掉宦官，没想到宦官集团先发制人，一举消灭了两大集团。

　　窦氏外戚集团灭亡后，何氏外戚集团再起。何进为求政治缓和，团结体制内的力量去对付黄巾军。但这触怒了宦官集团，一场血腥的斗争再起。这次血腥争斗，不会重复昨日的三角关系，强大的军方力量介入了。因为此时文人集团已经无力参与高层政治了，何进引入军方也势在必然。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董卓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奔进首都洛阳。董卓进京时是秋七月，灵帝死于夏四月。少帝刘辩刚刚继位三个月，实际上国家是以何进为最高领导人的。

　　外戚集团与军方实行了一场残酷无情的逮捕与屠杀，同时也让董卓变成了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这场政治悲剧的首席策划师是大名鼎鼎的袁绍。

　　袁绍劝何进一举消灭宦官集团，何进请示妹妹何太后，没得应允。于是袁绍再建议何进征召四方猛将进京，给何太后施加压力。应召而来的董卓显得很正义，他上书说道：“宦官张让等人窃取恩信，扰乱天下。止沸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捅破毒疮总比五脏六腑受损要好。现我正挥师进军，以期扫除奸恶之人。”何太后见到董卓书信，大惊失色，不得不罢免了宦官们的职务。何进并不罢休，要求妹妹下令将宦官全部诛杀，事不机密，张让探知消息，先暗杀了何进。袁绍怒不可遏，命令捕杀宦官，无论长幼，见一个杀一个，拿下两千多颗人头。董卓也在混乱中赶到，将逃离皇宫的公卿与宗室人员接回皇宫。接下来，就是两个军事强人的冲突了。

　　董卓的第一手就是更换皇帝，董卓说：“天下之君，应该选贤，每每想到昏庸的灵帝，就让人咬牙。陈留王刘协看起来不错，大家议一下，看能否胜过刘辩呢？”

　　袁绍反对：“少帝虽然年幼，但没有恶行。你废嫡立庶，恐怕天下人要有意见！”

　　“什么？你再说一遍！”董卓大怒，按住剑柄训斥袁绍：“你小子胆敢反对，天下的事不取决于我又取决于谁？”袁绍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奔出殿堂，策马奔往冀州。董卓没空儿搭理袁绍，逼着何太后下诏废少帝、立献帝，而后又悄悄毒死了何太后。

　　历时四十余年的三边斗争以军方的介入而终结，董卓成了政治巨无霸。

　　董卓以军事实力支撑起的强权达到了中国历史至他那时的一个巅峰，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军事人物能做得到。你袁绍不是跑了吗，跑了我也给你封官，给你封官就证明我掌握着核心权力。在袁绍逃掉之后的第三个月，董给了袁一个渤海郡太守的官衔。他也给曹操重新任命，任命曹为骁骑校尉。但是，精明的曹操预测到董卓必败的下场，不但不接受任命，反而走小路逃回家乡，准备招募军队，图谋天下。

　　面对进入洛阳后，不到半年就兴起的反董军事联盟，董卓并不放在心上，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打西迁都城到长安。伍琼、周毖二人极力劝阻，结果是掉了脑袋。在周伍二人之前劝董卓的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已经被免职，一听说伍周被杀，黄杨二人赶紧给董卓叩头，赔礼道歉。

　　在董卓还没来得及品味自己胜利的果实时，千万只“暗器”就向他射来。洛阳街头巷尾流传着一首董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为“董”字；“十日卜”为“卓”字；“何青青”则指草茂盛的样子，形容董卓兴起的暴烈之状；“不得生”则指董卓兴得快亡得快。此中别有意味的是，“千里草”该作成“草千里”，即字由上往下拆说，制谣者故以把草放在底下，映射董卓以下欺上。

　　果不其然，董卓从中平六年秋天进京到初平三年夏天被杀，把持朝政还不到三年。若是他仍在河东郡驻军，不卷入进城的政变，肯定不会三年而亡。

　　结语：不曾解开的历史难题

　　制此谣言者或许是被董卓残杀的何进的族人，诅咒他早日灭亡；或许是被他羞辱的袁氏，向天下散布董氏必亡的预言；或许是被董卓压制于朝廷的文人，发泄内心的不满。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对希望董卓尽快灭亡。同样，整个社会底层也是这种心理在支撑着对未来星星点点的希望。

　　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董卓可以暗地里处死何太后，但却没办法暗暗杀掉谣言的制造者；他也可以追补袁绍的官位，以弥补自己原来的过错，但他却永远无法向哪一个人施恩，要求取消童谣；他可以一怒之下杀了向他谏言的伍琼、周毖，但却无法一怒之下杀掉向他施放言论暗器的人。

　　几乎每一个欣赏这首童谣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但却无从知道面前的哪一个人欣赏这首童谣。他知道明着的敌人在何处，但却永远无从找到暗处的敌人，哪怕他屠戮了整个洛阳城。

　　在一定意义上讲，无权者的这种暗器对有权者可能是一种提醒。只要是从中明了民意，及时更张，也许能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掌权者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