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 杰出的诗人——读鲁迅诗札记

发布: 2011-12-07 10:51 | 作者: 红日欲出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952 | 回复: 1

伟大的作家 杰出的诗人——读鲁迅诗札记

马蓥伯

深广的忧愤

　　鲁迅撰写旧体诗的年代，正是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伟大祖国处境岌岌可危、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空前艰难的岁月。他的诗作及时地反映了这个现实，感情深挚，撼人肺腑。您看，1931年春写的一首《无题》：“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这短短一首五言律诗，包含着诗人多少的悲愤！正如鲁迅在《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所说，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荒野中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的这首《无题》诗不正是对于当年黑暗中国及其文艺界的入木三分的真实写照吗？
　　鲁迅胸中的满腔忧愤辄以讽刺出之。他于1931年初春写的《赠邬其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云：“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短短一首五古，对于当年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的真实面目，其骄奢淫逸，凶残狠毒，变化无常，狡诈反复，可谓刻画得淋漓尽致。再如1933年6月28日写的《无题》一诗：“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短短一首五绝，更是悲愤绝伦。当年日本鬼子对我国狂轰滥炸，可谓“炸进来”；国民党对苏区人民狂轰滥炸，可谓“炸进去”。正如鲁迅所说：“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伪自由书·中国人的生命圈》）如此这般，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此诗末句“玄酒颂皇仁”中的“皇仁”前还特地空了一格，以示“尊崇”、“感激”，这讽刺的反语可谓尖锐、犀利得无以复加了。
　　鲁迅胸中的满腔忧愤辄以对比出之。他于1933年1月26日写的《二十二年元旦》一诗云：“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里，一边是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身处租界和后方安全地带，一边是老百姓任由日本鬼子狂轰滥炸，尽管租界外面在战火中危如累卵，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租界里面却依赖外人，安然无恙，依然寻欢作乐，赌博嬉戏。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这是多么可怕亦复可悲的场景啊！诗里蕴含着作者何等强烈的愤懑，何等深沉的悲凉！

鲜明的爱憎

　　诗是感情沸腾的产物，渗透于鲁迅诗中的是强烈的爱憎：一面是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的血肉相依的爱，一面是对残害人民的反动统治者的深入骨髓的恨。且看他1931年2月28日写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是在柔石、李伟森、殷夫、冯铿、胡也频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残酷杀害后写的。当时鲁迅还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躯的血》一文，文章的结尾激愤地写道：“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诗文对照，作者的极其鲜明的爱憎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时隔八十余载，仍给我们以永不忘怀的记忆和不懈前行的启迪。
　　鲁迅的诗中并没有多少悲或愤的字眼，完全以所见所闻的客观事物出之。正因为如此，其悲愤才益显深沉、强烈。如1931年春写的《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诗中仅出现“湘灵”和“湘水”，却把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残酷围剿、肆意杀戮、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惨不忍睹；这同诗中揭露的统治者的粉饰太平、怡然自得恰成鲜明的对照！再如1933年6月21日写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著名的爱国志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核心成员杨铨（杏佛）惨遭国民党暗杀，鲁迅的悲愤可谓达到极致，短短一首七绝质朴无华，却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当时国民党蓝衣社也把鲁迅列入了暗杀名单，因而鲁迅出门竟连钥匙也不带，以示牺牲的决心。其诗其行，光耀千秋！
　　由于鲁迅诗中渗透着鲜明的爱憎，它既是对敌人的辛辣的讽刺，又是对人民的有力的鼓舞。且看他于1932年1月23日写的《无题》一诗：“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我们知道，“英雄多故谋夫病”是实有所指的。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汪精卫推说有病到上海；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怂恿下，与之联合，回到南京；孙科则愤愤地离开南京，行前到中山陵上去哭了一场。如此勾心斗角，实属丑态百出。与此同时，革命人民却并没有放弃斗争，尽管面对全副武装、穷凶极恶的敌人，依然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犹如鲜血漫溢中的绿草，冰天雪地里的鲜花，生机盎然，前途无垠。这是多么令人清醒地面对现实的一帧画面，又是多么令人无畏地面向未来的一幅图景啊！
　　诗人有对祖国的爱国热情，也有对家人的眷爱深情。鲁迅于1932年12月3日写的《答客诮》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以虎之恋崽比喻人之恋子，明白如话的诗句蕴含着多少炽热的感情啊！他于1934年2月9日写的《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云：“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在这首短诗中，鲁迅与许广平夫妇十年来历经的艰辛，共度的安危，彼此的爱护，交流的深情，可谓展示得质朴无华而又表现得无与伦比。

高远的视野

　　鲁迅献身祖国的愿望和决心是从小就有，并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而日益强烈和坚定。我们都熟悉他自署“二十一岁作，五十一岁写出”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里，“灵台”是内心世界，“神矢”是爱国之情，“无计”是正话反说，明明是发自内心，偏偏说是无法排遣，意云对祖国之爱深沉无比，难以摆脱。这首诗把当年祖国的黑暗境况和人民群众的尚未觉醒，描绘得极其深刻，把自己对祖国的由衷挚爱和献身祖国的坚强决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鲁迅善于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反动统治者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一生对日本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当年上海在日寇狂轰滥炸之下，闸北三义里有一只鸠鸟，无家可归。日本友人西村真琴把它带回去饲养，但终因水土不服而死去。西村建造了一座宝塔加以安葬，名曰“三义塔”，并且征求题咏。1933年6月21日，鲁迅为此赋诗云：“奔霆飞焰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州。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离今已近八十年，仍百读不厌。“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这里蕴含着多少抗日斗士的英勇拼搏乃至流血牺牲啊！随着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随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我们愈益体会到鲁迅的视野开阔，高瞻远瞩。
　　更加传为佳话的当属鲁迅写于1934年5月30日的《戌年初夏偶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当时的状况是：万千穷苦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埋没于草莽之中，辗转于沟壑之间，虽悲愤填膺，却无从倾诉。诗人视野高远，在似乎万籁俱寂的地方听到了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的惊天动地的滚滚雷声。1961年10月7日，距今整整五十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将鲁迅此诗书赠给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协访华代表团，毛泽东当时曾说：“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人民日报》1961年10月8日）这无疑是对于鲁迅这首诗的最深刻的阐述和最透彻的诠释。
　　鲁迅的诗蕴蓄着深刻的含义，体现出高远的视野，因而常常可以当作座右铭来读。例如1933年12月30日写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这里，“钱王”、“伍相”、“将军岳”、“处士林”是说的古人钱镠、伍子胥、岳飞、林逋。全诗的核心是“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平楚日和”是写杭州的绮丽风光，“健翮”比喻战斗者，“憎”意谓不利于、不相容，即杜甫诗中“文章憎命达”之“憎”。全句的意思是：杭州平野坦荡，风和日丽；但是这样舒适的环境对于矫健的雄鹰来说，却是不相适宜的，因为它会消磨斗志和锐气；雄鹰只有在寥廓的苍穹间，在浩荡的风波里，才能自由地展翅翱翔。再说“小山香满蔽高岑”。“小山香满”也是说杭州的风光旖旎，“高岑”即“高丘”，比喻祖国，“蔽”是“遮掩”。全句的大意是：杭州的小山长满了各种林木，鸟语花香，实足以令人陶醉；但是这个境界是狭窄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为自己经营一个小天地，乐此不疲，容易使人忘掉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备遭欺凌的人民。这两句诗，都是劝人不要脱离现实、逃避斗争的，但重点又各有不同：前面一句着重在说平和的环境与奋发的精神之间的矛盾，后面一句着重在说个人的狭小圈子与祖国、人民的博大命运之间的矛盾，分别揭示出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这两句诗视野开阔，哲理深厚，完全可以也实在应该当作座右铭来读。
　　应该当作座右铭来读的还有鲁迅于1932年10月12日书赠柳亚子的《自嘲》一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毛泽东曾经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毛泽东的这段话，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一切言行的准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沉郁的风格

　　伟大的诗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也就是与众不同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鲁迅诗的风格应当说是非常鲜明的，如果借用古语，可以称之为“沉郁”。所谓“沉郁”，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思想的敏锐深刻，忧愤的深广强烈，表现的凝练含蓄。
　　沉郁的风格体现在鲁迅的所有诗作中，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所写的讽刺诗中。如1931年12月25日写的《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短短二十个字，把国民党要人的一本正经的虚伪面目和勾心斗角的丑恶内心揭露无遗。又如1933年1月30日写的《学生和玉佛》：“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首十分工整的五言律诗以极大的悲愤揭露了当时的现实：日寇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山海关，大举入侵热河。南京国民党政府依然消极抗日，且有放弃古城北平（即北京）的企图，正将古城的文物大举南运，与此同时，却责备大学生为求生而自行逃难，据云有辱“社会中坚力量”之身份。如此黑暗状况，如此荒谬论调，鲁迅的讽刺诗可谓切中要害，鞭辟入里。什么是沉郁？这就是沉郁。
　　我们把握住沉郁的风格这个关键，鲁迅的一些诗句也就不难理解了。例如，他在1933年1月26日写的《赠画师》一诗是书赠日本画师望月玉成的，诗云：“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这首诗的意思是：祖国的绿水青山在日寇的铁蹄下已经是千林尽暗，百花凋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画家再也用不着拿生机盎然的翠绿色彩来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只要用血红色的朱墨把春天的江山涂抹一通便行了。诗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这便是诗人的沉郁风格的体现。有人不理解这一点，曾经解释说：“黑暗凋零的既然是指反动派统治的白区，那么同它相反的春山，当然是指革命根据地了，这是一。用朱墨作春山，不正是要画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吗？这是二。这里含蕴着作者无限的希望和理想。”此说差矣，纯属评论家的个人臆测！这首诗是鲁迅书赠日本画家的，很难设想会要求一位日本画家具有画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新意匠”。鲁迅在写给美术家李桦的一封谈关于木刻题材的信中提出：“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1935年2月4日致李桦）这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巨匠的真知灼见。因此，对于这句诗的正确理解似应是：在平时，画青山、绿水是用青绿色的，而如今画鲜血、焦土只要朱墨就够了。
　　再如鲁迅1935年12月5日写的他一生的最后一首诗《亥年残秋偶作》：“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里，曾经引起歧义的是最后两句。有人解释说：“醒来警觉地听听鸡声，偏偏听不到，起来看看北斗七星正在横斜，天快要亮了。”甚至还联系到红军长征的胜利，认为：“这诗的结尾可能是说，上海虽然在白色恐怖下变得没有声音，祖国虽然处在危亡的年代里，但长征的胜利已经给黑暗的时代透露出快要破晓的曙光。”这种解释难以令人信服。“阑干”是纵横的意思，“星斗阑干”应该是一种繁星满天，长夜未央的景象。再从鲁迅这两句诗的语气上看，上句一个“偏”，下句一个“正”，也是互相补充，而不是前后转折的。因此，这两句诗是否应该这样理解：侧耳倾听荒鸡的啼叫，但周围是万籁无声，一片死寂；起来仰望天空，则是满天星斗，夜正深沉。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结尾说：“夜正长，路也正长。”其意与此相近。这样解释，并不会削弱鲁迅诗的战斗性。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对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具有足够的估计，他与廉价的乐观主义是绝缘的。他深信革命必定胜利，但这种信念并不表现在给作品加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表现在那渗透于整个作品的坚定、沉着的战斗精神。因而这首诗给人的感觉并不是绝望消沉，而是体现出艰苦卓绝的斗争意志。这便是沉郁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