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最牛钉子户被刑拘 曾养11条狗守六年危房

2011年12月08日 07:29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严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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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严友良发自安徽蚌埠

在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蚌山分局交送家属的拘留通知书上，张安房被刑拘的理由是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在两年前一次对抗强拆的过程中，他用砖块砸坏一台挖掘机的玻璃。

“上午9点30分左右，我从朋友那里办完事准备回家，刚拐进一个巷子，突然，有人从后面将我抱住，头上被套上了一个头套。”对于10月25日自己被“抓捕”的过程，张安房记忆犹新。

“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还以为是黑社会绑架，拼命抵抗，对方人太多了。我有些绝望了，大声呼喊，‘你们是什么人’。他们说：‘我们是警察。’”

双手被铐上了手铐的张安房，不再挣扎，只说了一句，“不就是房子的事吗，你们何必这样？”“你也知道啊？”其中一位警察说，“我们从早上7点30分就一直跟着你，你的警惕性太差了。”

1957年出生的张安房，被称为安徽最牛钉子户。之前已在蚌埠市核心城区朝阳街坚守6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终会落得“刑拘”的结果。早在2005年，当地进行棚户区改造，开发商提出的方案是补偿张安房兄弟4人2套房。张安房拒绝，他要求给兄弟和其父5套房。双方互不退让，其间，开发商一度实施强拆，“打砸抢”时有发生。

2007年起，张家人过上了没水没电、担惊受怕的日子，一辈子很少生病的老父亲也于2010年在夏热冬寒的老屋内逝世。抗争中，张安房遭到“10万元取其人头”的恐吓，并数次在对抗强拆时受伤。无奈之下，张安房开始养狗“保卫家园”，还花费数千元安装了4个摄像头，从不同角落监控房屋周边的动静，甚至自制红缨枪和燃烧瓶……

而作为开发商的蚌埠灯芯绒集团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样也“损失惨重”。两栋安置房至今未建成，公司为此每年要支付十几万元的安置费。而不少拆迁户因为无法回迁，不断上访，更是让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蚌山区政府压力倍增。

“生命禁区”

在周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包围”之中，这栋有着30多年历史的三层旧式小楼显得尤为扎眼。布满尘埃的门牌显示，这栋老楼坐落于朝阳街8号。

三楼房顶四周墙柱上一些白色横幅早已残破不堪，依稀可见“维护”“合法财产”等字眼。楼前悬挂的红色条幅虽已褪色但还算完好，上面写着：“欢迎各级官员前来体验生活。”

紧挨着张家的，则是张安房岳母家的房屋。萧瑟的寒风里，两栋小楼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12月5日上午，尽管是白天，张家屋内却是黑魆魆的一片，一楼房内，各色杂物充斥其间。见有人来了，张安房的爱人王爱玲顾不得寒意逼人，也顾不得70多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只好将前后门都敞开来，这样好让房间里显得明亮一些。

一辆脚踏三轮车停在院子中间，上面放着十来只空着的矿泉水桶。王爱玲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张安房没有被“刑拘”，每天他都要拉着三轮车，和她一起去几百米外的地方接水。一个硕大的灶台垒砌在院子角落边，王爱玲说，那是烧狗粮用的。老房子周围，建筑垃圾随处可见，更多则是狼狗和土狗的粪便，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空气中飘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臭味。

“住在这里，冬天能把人冻死，夏天能把人热死。”张安房的大姐张秀英说。实际上，就在这个三层小楼和隔壁张安房岳母家，自从2007年断水断电之后，已先后有三位老人在这冬寒夏热的老屋中去世。在一楼的厅堂里，放着张安房父亲张贻胜的遗像。一年前的12月3日，在抗拆的第五个年头，老父亲永远地离开了张安房。

12月4日下午5点16分，当周围邻居家的灯光次第明亮起来的时候，王爱玲点上了一截蜡烛。昏黄的光亮下，王爱玲读初三的侄子开始温习功课。其他人，只能紧挨着凑在一起，抵御冬夜里的阵阵寒意。

“如果没有院子里的那11条狗偶尔发出的声响，这里绝对是生命禁区。”张安房的辩护律师—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主任、安徽省十佳律师王良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生命禁区”是他看到这里一切后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字眼。

10万元买张安房人头

街坊们对于钉子户张安房并不陌生。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不少人除了见怪不怪外，就是佩服张安房的忍耐力。为此，张家也就有了“最牛钉子户”这个称谓。

但张家人并不这样认为，大姐张秀英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根本不想成为钉子户，弄成这样完全是被逼的”。

张安房的父亲是个木匠，解放战争时，从老家山东邹城逃难到安徽蚌埠。1957年，张安房出生，父亲张贻胜在蚌山区朝阳街买了三间平房，并给他取名“张安房”，以示纪念。张家是个大家庭，张贻胜共有两女四男，六个孩子。平房住不下，张贻胜和孩子们商量，推倒旧房，盖新楼。那是1980年，张安房23岁。

当时，蚌埠市西区城建批准张家盖两层楼，张家以不够住为由，盖了栋三层小楼。屋内没有厕所，厨房就在阳台上。在当年的朝阳街，还称得上好房子。不过，等到张家的儿子陆续结婚生子，这栋三层小楼开始显得局促起来。住在二楼左手边的张安房一家三口，说话声大点，右侧的三弟家就能听到。

2005年，传来消息，蚌埠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对这片棚户区进行改造，拆迁安置就在原地。

“一开始，开发商就找我们谈，说我家情况特殊，肯定会特殊照顾的，希望把我们放在最后来谈。”最早负责张家谈判的大姐张秀英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不相信开发商的承诺，从2005年5月16日起即开始谈判，或许他们家不会到现在依然还是“钉子户”。

让张家始料未及的是，自2007年正式谈判后，双方的分歧会有那么大。

按照蚌埠市政府第12号令《蚌埠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张家可以获得15.6078万元的货币补偿，或者等面积的房屋产权调换，即：张家被认定的房屋面积共104.33平方米，房地产公司给出的补偿条件是：置换一套等面积住房，并交付开发公司房屋新旧差价10万元左右。

张安房觉得补偿不合理，“你不拆迁，我们还能住。拆了，给我们一套，弟兄四个怎么住？”张家在家庭会议上讨论，四个儿子，每家一套房；加上张贻胜老两口的一套，共要5套房。

按照张家人的说法，随后开发商为了将他们一家人赶走，曾多次断电、断水，后来干脆雇用当地无业人员，砸门、威胁、殴打，甚至扬言要花10万元买张安房的头，“50万元给行政执法大队，就不信拆不掉张家的房子”。

“先是夜里有人在街边砸路灯。没几天，下水道被堵，公厕被拆，还有无业游民在我家门前晃荡。”王爱玲说。

2008年夏季，水电突然没了。这天一大早，张安房举着半截电线冲出门，朝着对面的施工工地大吼：“谁干的？有本事出来！”张安房找供电公司要求恢复用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刚爬上电线杆，就有一群年轻人站在电线杆下，扬言谁敢通电就打谁”。

第二天，张安房领着一家老小，睡在市政府信访办，要求政府尽快敦促相关人员恢复他家的水电。即便如此，依然一直没有下文。

对张家人提出的威胁和雇用无业人员“野蛮”拆迁的说法，11月6日，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陶姓和张姓负责人均予以否认。

“我们也一直有谈判，还差一点达成协议。但是后来他们的那些行为激怒了我二弟，直接导致矛盾激化，谈判难以继续。”张秀英说。

“他们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让。他们断水断电，剥夺了我的人权，我要捍卫我活着的尊严。”张安房坚持认为，“除非先恢复这些基本条件，否则免谈”。

“黑社会”与11条狗

按照开发商的说法，对于张家他们一共提出过三套安置方案：

1.安置两套60平方米住宅房，免收差价10万元。2.安置两套60平方米住宅房，免收差价10万元，另外给老人就近租一套底层二手房，给老人有生之年居住，房租由九通公司支付。3.安置两套60平方米住宅房，免收差价10万元，政府和本公司照顾解决其家人住房问题，提供两套廉租房，由九通公司代为支付20年房租，另外再为老人租一套底层二手房，给老人有生之年居住，房租由该公司支付。

然而，对于这些方案，张家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他们接到的最终版本是，5套59平方米的安置房，每套房子由他们家支付新旧差价12万元。

“每套12万元，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四个兄弟都是双下岗。哪里有这么多钱？”张秀英说。

张家的朋友、单位领导、街道办主任陆续来张家做工作，张安房一律婉言拒绝。一位市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去了张家，劝张安房，胳膊拧不过大腿，差不多就行了。

据知情人士称，双方曾在5套房子、另外每套补交5万-6万元的差价上几乎达成协议。可惜的是，后来九通公司一位负责拆迁叫李杰的员工拒绝了这一方案，并扬言要“花10万元买张安房的人头”。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为取得证据，2009年张安房和大姐张秀英买来摄像头，自备发电机，装在四个方位。张安房还写了很多上访材料，可惜大多都石沉大海。

2009年11月30日，行政强拆来了。

这一天，当挖掘机开到门前时，张安房一个人站在自家三楼阳台上。他看了看楼下的人群：警察，房地产公司的人，围观群众，还有成群的青壮年—他称之为“黑社会”，差不多有百来号人。

慌乱中，他忘记打开发电机和摄像头，下意识攥紧了手中的砖头。那些砖头，是张安房准备在阳台上搭狗窝的。

当楼下飞来砖头和燃烧瓶时，张安房以砖头还击。混乱中，他的头部被击中，流了血。女儿张楠见此情景，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王爱玲慌了，想着赶紧找顶帽子给张安房戴上，找了好久，没找到。

幸运的是，行政执法局的领队叫了暂停。对此，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负责人至今埋怨，“没办法，张安房太硬了。万一闹出人命，领导的乌纱帽保不住，谁愿蹚这趟浑水？”

强拆遂半途而废。冲突后，张安房去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病历上记录着：头面部和腹部因爆炸致伤。

此后，为守住老房子，张安房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只藏獒，又去市场上买来两条狼狗和两条土狗—大黑和小黑。后来，大黑生下四条小狗，小黑生下了三条小狗，张安房分别将其取名为“保保”“卫卫”“家家”“园园”“咬咬”“东东”“洋洋”。

在张安房看来，那群开发商请来的人如同当年的“东洋鬼子”。

每当有陌生人靠近老屋，这11条狗（其中一条狗后来被人药死），就从四面八方蹿出来，狂吠不止。每个月买狗粮要花一千多，那是张安房一个月的收入。不过，张安房觉得值。自打养了狗，陌生人不敢靠近张家，他也能睡个安稳觉。

“我现在有点恨他。”12月5日，当时代周报记者提到张安房时，一位尚未安置的拆迁户皱起眉头。

这位拆迁户也曾做过两年钉子户，但因母亲年迈，最终放弃抵抗，按照政策，他只分到一套房。他一度觉得张安房“特牛”，敢与政府和开发商叫板；可是，现在正是因为张家抵制拆迁，他们这些返迁户一直未安置回来，“我很恼火”。

同样着急的，还有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一周姓负责人说，“开发商也是受害者，因为有拆迁户没安置，公司每年还要支付十几万元的安置费”。

“张家和开发商最后肯定还是要通过协商来解决。”蚌埠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处的办公室主任杨瑞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是谁给了他们尚方宝剑”

12月5日，辩护律师王良其在蚌埠市第一看守所见到了张安房。这是张安房被刑拘之后，与律师的第三次会面。

“他精神状态还可以。整个会见过程中，几乎没有提到房子和补偿问题。他对我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先恢复他做人的尊严，恢复通水通电。”王良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张安房说，六年了，他一点也不后悔。他坦言，他也想让父母安度晚年，也想给妻子和女儿一个稳定的环境，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容许”。他还记得，夏天在密不透风的黑屋里，自己给身旁的父母不停摇扇子。“因为，我害怕40℃的高温会让老人中暑。可我刚把老人移到屋外，臭水沟里的花蚊子又成团拥上来，几分钟里，老人被咬得浑身是包。”张安房说。2010年冬天，张贻胜因脑梗塞离开人世，出殡那天，张安房死命抱着墓碑，放声痛哭。

“建住房【2003】252号文件第24条规定，停水、停电应该责令停止拆迁，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又有谁问呢？”他告诉王良其，“有人说我要房子不要命，其实我要的仅仅是做人的尊严”。

今年春天，在他和蚌山区区委书记王长双的谈判中，张安房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原来，张安房的抗拆，影响了朝阳街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原定于在2009年4月，四百多户拆迁户全部完成安置，但因张家拒不搬迁，有两栋房无法建设，有二十多户无法回迁朝阳街，拆迁户开始去上访。

“当时，坐在虫蝇乱飞的树下，张安房对王长双说，房子的事先不谈，现在外面有传言，等房子拆了，要把我关到监狱里待几年。我怎么敢拆？”王爱玲回忆。“王书记当下拍胸脯，表示会保证张安房的安全，还许诺让行政执法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领导签字，保证张的人身安全，并保证帮我们恢复通水通电。”

几天后，张安房在街道办看到了王书记和各部门签字的保证书。张安房提出要把保证书拿回家。街道不同意，说是代为保管。

“王书记说的话都不管用？不能这样欺负人！”张安房怒了，头也不回地离开街道办。通水通电的事情，也没人来管了。

10月25日，被拘留后，张安房绝食6天。后来，他想通了，“两年之前的事情，他们要判我的罪，我也没有办法，最多三年，出来之后我再和他们理论！我就是要看看，开发商的恶胆从哪里来，是谁给了他们‘尚方宝剑’？”

实际上，早在2007年之后，张安房就一直为和开发商理论做准备，先后购买了《宪法》、《物权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等法律文书，认真阅读并做了笔记。他甚至手写了一篇论文，标题是《论抢劫和掠夺》。

然而，张安房并不知道，跟着自己过了十几年已经习惯他照顾的老母亲，知道他被刑事拘留后，在11月17日这天，因心脏衰竭被送进医院抢救，如今仍在住院。

他还不知道的是，12月5日，蚌埠市蚌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给他们家下发了最后的通牒—《房屋拆迁安置裁决受理举证答辩通知书》，明确要求张家在5个工作日内，向该委员会提供行政裁决答辩状以及被拆迁房屋权属证明等相关材料，接受拆迁裁决前的调查、质证、调解。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牛钉子户

重庆“牛钉”：坚守三年，借媒体和解

2007年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重庆网友将其命名为“史上最牛钉子户”。

此事经过媒体曝光后，双方于2007年4月达成和解。4月2日晚，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位于重庆九龙坡鹤兴路的这栋小楼颓然倒地。

广州“牛钉”：被投蛇射烟花，坚守五年后撤离

2006年，独自经营着一个印刷作坊的李雪菊，成了广州市海珠区“最牛钉子户”。她在不时被人投入活蛇、死猫、烂鱼死虾的祖屋中坚守；在推土机和拆迁队的注视中，她给自己年迈的老父亲送葬。

2011年10月13日，她终于和开发商签订补偿协议：11月7日前，她搬离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老屋，住进百米之外的新居。

北京“牛钉”：坚守7年至今岿然不动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路，因房屋未拆，新修的市政干道在此处被迫“瘦身”，一条双向8车道的马路，在这里只剩下2条车道，而这栋房屋就像一个孤岛矗立在十字路口。

正因为“战略地位”如此重要，而且挺立了7年之久，甚至“被遗忘”，张氏夫妇才被人称为京城“最牛钉子户”。与一些“钉子户”“损伤”的是开发商的利益不同，张长福被指损伤公众利益。

截至2011年11月底，“钉子户”依然钉在这里，岿然不动。

南京“牛钉”：独守空房坚持3年最后撤了

凤凰东街60号2单元404室居民徐爱国，只身坚守在被拆得只剩下两个单元的危楼中，在断水断电断气的情况下，依靠煤气瓶和铁链锁，从2007年坚守到2010年，被称为南京最牛钉子户。

2010年11月29日，拆迁协议刚刚谈妥，住宅楼便被连夜推倒。南京最牛钉子户徐爱国结束“钉子户”生涯。
  

北京钉子户盘踞闹市7年调查:曾拒绝100万补偿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09日01:46  华商网-华商报 　　原来的尚家楼村已被改建为高档小区，高楼的业主个个身家数百万元，而原住户张长福仍坚守在马路当中的平房中
　　房产所有人张长福从自家房前走过，按照他的说法，政府应该补偿他600万元■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张宏伟 文/图

　　央视《新闻1+1》一则报道，让北京市民张长福出了名：他的一处房子地处繁华闹市，却破烂不堪。周围高楼林立，脚下8车道穿越。张家的房子如一个孤岛，岿然不动，来往车流行至此处都被迫“挤压”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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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传闻张长福一度苦苦央告“求求你，拆了我”。网友一片鼓噪：一方面盛赞此为“温柔拆迁”，尊重私有产权范本；一方面又指责开发商见利忘义，因地方太小无开发价值，竟甘愿给首都贴块“补丁”。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被钉子户”问题远非1+1=2那么简单，除了张氏兄弟俩外，这里至少还有3家坚守在此，等待拿钱走人。

　　您不妨先做个假想：在首都北京连接三环到四环的通衢大道上，有人把茶几摆在中间双黄线上，北向四车道上放台电视机，南向四车道上横张沙发，然后坐在沙发上，一手端小酒，一手捏着茶几上的五香豆，抿着小酒，看着世界杯比赛，而熙攘的车流行至此地不得不绕行。这个人是什么人？

　　没错，这个人叫“牛”人！再假设这个人旁边床凳、冰箱空调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还有四面墙壁，还有简陋屋顶，屋门之外还有铁栅栏门，栅栏门外四面八方都是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来往车辆都得绕着他家院墙多走半个圈。这又是什么人家？

　　您又猜对了，这是央视新闻频道刚刚报道的北京最牛的“被钉子户”。

　　20年来频频遭遇征地搬家

　　张长福就是这个“牛”人。“都说我是老红军的后代，那是瞎扯。我父亲就是土生土长赶大车的，咱要有本事，他们早就求着我搬了。”7月4日傍晚，沙发上的张长福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说。一旁小他14岁的妻子带着川味普通话插言道：“咱也省得住这儿，遭人家骂。”“那叫指责，知道不？”老张特意纠正妻子，“都7年了，现在成了新鲜事，我也成了新闻人物。网友也来过五六个，美国人、苏格兰人也有，都是国际村里住着的，来问情况。”

　　负责曙光西路建设的项目部还没有撤离。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张氏兄弟的房子不仅占了大马路，更影响了地下管道和线缆的铺设。“当初北京举办奥运会那么大动静都没有拆得了，还是区里花钱给四周修了高墙遮丑。其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速，巨大的“拆”字无处不在。按理说，北京市民张长福遇到拆迁并不奇怪。

　　张长福祖辈三代都是太阳宫乡西尚家楼村人。25年前，张长福和弟弟张长友在村里申请了宅基地盖房，门牌号为尚家楼2号。张长福说，这是他第三次搬家，第一次是北京客车四厂征地，村里将他迁到南头；没过几年，水暖四厂再次征地，他又被安置在现在的位置。“老爷子在我21岁的时候就死了，我也是那阵儿结的婚。那时候5间房不值钱，这块都是棒子(玉米)地、麦地，也不会有人到这儿租房。1986年才开始盖楼，还有机器在工地上搅拌水泥，哐里哐当，吵着呢。”

　　张长福说，前两次搬家没花他们自己一分钱，都是村里给盖的房子。20多年过去了，西尚家楼村村民已从农民户口转为城镇居民，原来的村子现在没有了。旁边的高楼大厦叫国际村，由于房价暴涨，如今国际村的业主们个个都是身价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张长福：有一米算一米，得补我600万元

　　太阳宫地区在北京三环到四环之间，地理位置优越，距亚运村3公里、距燕莎2公里，是北四环内仅存的大规模建设用地。由于升值潜力巨大，此处的房价由5年前每平方米8000元，迅速攀升到如今的30000元以上。

　　而张长福之所以在此“盘踞”7年之久，房价的急速上涨也是原因之一。按照张氏兄弟的话说，2003年底村里拆迁，开发商曾提出给哥俩每人45万元补偿款，“按照当时优惠回购房价格，这笔款可买两套两居室。而现如今，一套两居室就得200万！”

　　根据太阳宫乡政府当年的拆迁政策，凡自愿选择回购新纪家园的被拆迁人，可享受均价4239元/平方米优惠价。当时该楼盘最低价3850元/平方米，最高4500元/平方米。而如今该楼盘的市场单价已涨至22000元以上，在尚家楼村原址上盖起的国际村，其房产市场单价更已超过30000元。

　　张长福宅基地面积是多少？张的答复是一共三百七八十平方米，“这院墙里都是我的，我弟弟另外还有80多平方米”。

　　张长福找出了1993年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该表显示，时年36岁的张长福的宅基地总面积为153.36平方米，其方位四至为“东至宋春旺(家)，西至马路，北至垃圾池，南至胡同”。

　　同意拆迁的条件是什么？张长福说，“我房本上是150多平方米，按现在市价4万每平方米，也得补给我600多万，我要求不高，就是有一米算一米。”

　　要满足张家要求按市价补偿，显然政府所付出的要比7年前大很多，而且牵扯复杂，比如当年的被拆迁人会闹事，觉得不公平。

　　朝阳区太阳宫街道办规划科科长吕英说，如果按照现在市价，那么就侵害了村里那229户被拆迁人的利益，对太阳宫地区的拆迁是一个重大影响，不可能用乡政府将来分给老百姓家底的钱单独补他。

　　但目前政府面临的窘境是，即使支付张长福600万元补偿款，却也还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因为那只是张长福开出的价码。由于张长福的四间房曾抵账给了北京市民赵某、葛某和卢某，弟弟张长友的四间房曾经卖给了本乡村民刘氏姐妹，拆迁时这几家也都要求补偿。据说今年初葛某、卢某已与朝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签订拆迁协议，分别得到100万和120万元后走人，但赵某和刘氏姐妹仍然坚守在平房中。

　　按照赵某和刘氏姐妹的说法，张氏兄弟只是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人和房产所有权人，而房屋的使用权人则是他们，拆迁人同样也应当给予他们补偿。如今，赵某的要求是得到一套两居室住宅或150万元，而刘氏姐妹则要求四套住宅。

　　住户老赵：100万？我不干！

　　7月4日下午，老赵将街头收废品的小金叫进了小平房，他打算把桌上那台电脑卖掉，“这房子早晚要搬，这东西放这太碍事”。

　　赵师傅家与张长福相邻。1994年3月，他花五六万元从张长福手里买了4间房。当时他和朋友在村里开饭馆，由村长等人作保，和张签订房屋买卖协议。随后赵与女朋友葛某共同住进那4间房。

　　2004年12月，张长福将赵、葛二人诉讼至法院，依据乡政府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要求确认二人居住的尚家楼村2号东西厢房为自家所有。二人认为，张长福当初是将房产抵押给他们抵账，现今拆迁估价80多万，原告起诉没有道理。

　　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均未向法院举证。法院随后判决被告赵某、葛某居住的诉争房产所有权归张长福所有。“法院不判决，我也承认这房产所有权归他张长福。”老赵说，该判决仅是对诉争房屋的确权，并没有否认他拥有使用权。

　　赵还拿出了1994年3月15日签订的协议，上面称：张长福由于生活困难，多次向赵借钱急用，年久无力偿还，自愿以房产抵偿，赵得到房产后不再追究欠款。同时约定，在国家征用土地情况下，张在不影响自身利益前提下，向征地单位提供有说服力证词，房产作价归赵所有。但该协议中并未说明金额数目。

　　老赵说，以前从没有人跟他谈过拆迁补偿的事，直到今年初朝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的熊主任与他交涉，提出每人补偿100万腾房。最终葛拿了100万搬走了，而老赵不想要钱想要一套房。“您说现在100万在北京能买啥？买萝卜白菜是够吃一辈子，但买房只够买个厕所！我总不至于住在厕所里吧？”

　　老赵的坚持背后还有个活榜样——对门原来有个小刘，也和他一样买了当地的房。房主后来后悔了，把小刘告到法院，小刘输了官司但并没有搬走，最后拆迁时开发商补了小刘钱，小刘用补偿款买了两套房。“您想想，两套房子现在是什么价？只给我100万？我不干！”

　　刘氏姐妹：给200万？让我们住大马路？

　　年届50岁的刘淑萍和妹妹刘淑荣就住在张家南边四间平房里，与张长福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刘家在房子里有一平方米大小的卫生间。

　　刘淑荣说，她们姐妹俩原本就是太阳宫乡村民，“原来是四大队一小队，9代都是太阳宫人，到孩子就是第十代了”。上世纪80年代左家庄拆迁，政府给她家安置了不到40平方米住房。随着家里人口增加，1994年她们花了65000元从张长福的弟弟张长友手中买了4间房，签协议的第二天，姐妹俩就把户口转到了尚家楼村2号。

　　起初几年都相安无事。2001年，张长友听到拆迁风声，就去法院起诉了刘氏姐妹。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张长友返还被告刘淑萍购房款6万元，刘淑萍腾还诉争房屋。

　　刘淑萍不服判决，遂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终审判决中维持区法院关于相互退还财产的判决，但亦作出一项很关键的变更：刘淑萍逾期不腾房，则按每月三百元的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

　　随后，张长友退还了刘家6万元购房款。刘氏姐妹认为，中院的终审判决确认了她们对于该房屋的使用权。

　　就这样，刘氏姐妹自2001年10月起，拿回了当时购房款6万元后，依旧享有房屋的使用权，而且自2005年5月起，也不再支付每月300元的房屋使用费。

　　这场官司打了7年，法院的判决书也有7份。但2003年拆迁政策却只针对房主补偿，跟使用者没有关系。

　　根据刘淑荣的说法，当时跟她们同时一起来这买房的农转居村民A，也曾被原房主起诉打官司，和她们同一个代理律师，在同一个法院判决，都认定原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但A就得到开发商的补偿款，当时A买了一套三居室和一套两居室。“你问我为什么他家就得到补偿？人家位置好啊，开发商等着用那地儿盖楼啊，我们这个位置开发商用不上啊！”

　　直到2009年7月中旬，受委托的拆迁公司才第一次找上刘淑荣的门，起初开始吓唬说：像你们这种情况给你们二三十万你们走人，遭到刘淑荣拒绝。“我们倒想不坚持，我们有地住吗？2003年50万元就能买两套两居室，我们两家应该就是四套两居室。”刘氏姐妹此种想法自然有她们的依据——与她们一路之隔的兰子、小侯夫妇，同样也是从村民手里买的不到20平方米的平房，就是因为开发商要用那块地盖楼，所以2004年底得到58万元补偿款，按当时房价买两套二居室应该没有问题。

　　今年春节前，朝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一个姓熊的主任找过她们姐妹俩，同意一家给100万让她们腾地儿，“百姓还能求什么？安居才能乐业。你给我一百万，我住大街上？我还害怕人家给我抢了呢！你想想我们能买多大房子？两家200万只能买80平方米，您说说，两家6口够住吗？”

　　政府：保护合法诉求，不迁就无理要求

　　自央视《求求你，拆了我！》播出后，网上出现很多讨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北京就是不一样，毕竟首善之区，执法的时候如果别人不愿意搬，就绕道走，体现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是首都“温柔拆迁”的范本。

　　实际上当下中国的拆迁大多很难温柔，即使在北京，强行拆迁并不鲜见，上述太阳宫乡地区就曾发生过多起。如2007年5月9日凌晨3点，太阳宫7户房主和15名租户被人从房中轰出，随后26间房被铲车强行推倒；2008年5月10日，太阳宫乡十字口村，几家租地商户的近四千平方米房屋被百余人拆砸，多名员工受伤。

　　以上两次强拆，开发商和拆迁公司均表示不知情，公安部门对媒体表示已介入调查，但之后再没有下文。

　　为什么唯独张长福兄弟的私有财产权受到了尊重？

　　记者得到当年的一份《房屋拆迁通知》显示：国际村项目开发商获准的拆迁范围为：东至曙光路，西至西坝河，南至客车四厂，北至太阳宫大街，而张氏兄弟的宅基地则位于规划中的曙光路上。显然，张氏兄弟的这块宅基地基本不会影响高档小区建设，自然不会被额外花高价拆迁，当然也与双方谈不拢有关。

　　就“被钉子户”问题，记者于7月5日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地区街道办事处联系采访，但一直未得到正面回应。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也要求提交采访提纲，但问题一概不答，只提供一篇新闻通稿。

　　通稿称：该道路红线内滞留户，位于北京新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项目的代征地拆迁范围内，拆迁工作于2003年底正式启动。拆迁期间，有两户因买卖农村宅基地房纠纷，先后于2004年、2007年经法院作出判决。诉讼期间，影响了拆迁进程。之后，新纪房地产开发公司又因两个房屋权属人条件过高和6个原买房人被判定“有房时搬离”而长期滞留。政府高度重视媒体披露的问题，明确表示加快推进滞留户搬迁工作，保护合法诉求，不迁就无理要求并维护社会公平，依法按程序解决，腾路还路于民。

　　针对记者“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曾于年初补偿卢某和葛某各100万元让其搬离，此说法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这笔钱从何而出？”的追问，该委组宣科工作人员电话记录后再没有给予答复。

　　其实，张长福住在这里也很不爽。门口经常停满了车，院墙下也常被倒上垃圾，上厕所要骑自行车去附近的公园。半夜三更还经常有流浪汉或者酒鬼光顾，不是撒尿就是摔酒瓶，让人提心吊胆。但没人来拆，他也只能继续守着，还招了几个房客壮胆。

　　7月5日晚，和张长福聊完，他送记者出了栅栏门，恰逢俩小伙子光着屁股，身上搭条毛巾跑过。张冲着两人高喊：“嘿！嘿！注意点嘿！”然后摇摇头解释说，这是租住在他房里的小区保安，天太热只能靠冲凉解暑，“租金多少钱？一个月300块，权当是陪着我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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