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苏州维也纳酒店:【精缩版】中国大历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8:02:10
【精缩版】中国大历史（下）
目 录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 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 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 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 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 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 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 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 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 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 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 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 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 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 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 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 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 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 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 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 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 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 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 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 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 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 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 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 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 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 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 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 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 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 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 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 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 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 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 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 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 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 暴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 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 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 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 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 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 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 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 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 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 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 满的嫌疑，例如有讽刺性的诗句、被禁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 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 或流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身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 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
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满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身感到集体之间 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干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招致强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满清无意将中国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激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清初盛世
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入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 与繁荣的时代，满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父多尔衮执 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兴趣。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中国所谓内圣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内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 在位61年，也正是满清在中国巩固其统治的日子。他的臣民不会忘记，当南巡的时侯，船泊于乡间，而皇帝灯下读书至午夜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 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却严刻而有心计。他在这时注重纪律似有必要，但 是因本身及家事间的纠纷而对臣僚采取严密的监视，引起特务政治的抬头。因他而流传下来的侦探政事，带有惊险的色彩。4个帝王的最后一个是乾隆（本名弘历，在 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 皇，仍在幕后操纵国事至1799年驾崩方止。全中国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个性不同，却都富于精力，也都称 能干。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在朝代开始之日，皇位左右备有大 批译员，可是顺治朝结束之前译员已无必要，皇帝已熟悉汉语汉字。雍正只在咒骂时才用满语。康熙与乾隆本身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 论。
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 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 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 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 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 流通加速。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 的后果。
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 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塞， 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史上结束中国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 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
在这期间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 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日所辖地区远较今日为广。
高丽（今日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满情入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日之泰国）、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藏另有栖处，满清不以之为国家， 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内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 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 荡，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中国赋役之“役”内的“丁”一向只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 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中央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 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日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官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额外收入，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 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 是经理财务的官员，都有是项收入。
满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 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 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党借 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抽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宫 中，活动较受节制。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满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禁止，实际上则一直未施行。好几个满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 康熙及乾隆的生母均为汉人。汉人参加政府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高的职位要和满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 人，满汉各一，侍郎（部长）四人，满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 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官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 或为侍郎，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而减低了满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却找不出来。在清朝入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 “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前言
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 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 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公元1800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 英国首相庇特好象已经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合并构成事实。中国的乾隆皇帝曾自称 “十全老人”，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 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 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尚在扩大。因着两广总督的建议，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不许白银输出已在一年 之前奉旨施行。这一连串发展，引导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 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
从上一章所叙的光荣和成功的事迹来看，读者不免要发问：何以中国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 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他们衙 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 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 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今日距当时即将过两百年，我们的观点因之似应伸长。前述四个皇帝的记录初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 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 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 团。
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 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 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 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 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 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 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 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 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 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 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 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 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 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 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 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 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 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 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 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 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 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 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 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 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 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 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 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 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 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 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 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 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 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 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 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 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 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 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 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 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 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 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 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 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 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 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 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 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 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 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 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 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 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 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 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 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 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 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 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 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 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
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在1800年前，好几部伟大的小说已经出现。 可是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 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 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柔造作，可是 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象培根 和笛卡儿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 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 “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 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 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 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以循着欧洲的启蒙运动，赞扬中国为社会上和谐的好榜样，或者像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中国人总是 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紧之处，再不然又可以学着当日的技工，欣赏着各种中国式（ch inoiserie）的物品，从柚木桌椅上的镂空雕刻到几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绸 缎之精美。可是片面的优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机和危险。公元1800年距鸦片 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 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 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 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 of Madness）为题。
我们虽对18世纪中国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无非说明此中确有“根源”，但无 “疯狂”。假使读者愿意追溯深远的话，则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 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前言
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 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 继，犬牙交错。
今日有了150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 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旭，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20份，见遇有任何欧 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 de 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 of 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 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 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 个人内在的公平。义律（Charles Elliot）当然无意将争执和平解决。他劝英商将 鸦片交付与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商务督办，经过他转手之后，钦差大臣没收和焚毁鸦片就要向英国女皇负责。自是构成了以后取赔600万银元之根据，列入英国向中国 要求战后赔款2100万元之一部分。道光皇帝（本名晏宁，1821—1850）在位处置问 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 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军于边疆。
鸦片战争
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英国派出远征军4000人，他们的装备训练远胜于清军。1840年初，由度政府代英国宣战。不久他们即占领舟山之定海，封锁长江的出海口及珠江，对继读北上威胁中国 首都。清朝也可能在此时屈服。两方人员已构成了一种临时的协定，只是事后同为 两方政府所否定。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西敏寺（英国政府）认为让得不够。
当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时，英军占领浙江沿海之宁波。远征军经过增援，有兵 员10000人，蒸气轮船14艘。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及舟山的抵抗英勇而无济于事。全面 反攻由皇帝之堂侄主持，只是在失败之后再加孟浪和失策。他司令部里不少幕僚全系文人，无军事训练。反攻前10日他们只望着宁波收复在即，竟用预写胜利的露布。 为了筹备战费，在不同的地方设立银柜，以接收朝廷命令各地方政府交纳之现款。大批银两出入于此银柜之间，可是总数无法对头。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200年 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中国之火筏，原来希望焚烧英国船舰，可是在远距离即先被对方击中着火。夜袭宁波则落入英人陷阱之中。1842年夏天，有组织的抵抗 结束，英军占领了上海与镇江，后者接近大运河，尤为南北之孔道。一月之后，南京条约签字。
南京条约
和约包括了巨额赔款，如上文所叙。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上海、宁波、广州、厦门与福州五口通商，以后进出囗的关税税率有了定规，又决定今后两国来 往文书采取平等地位。次年之附约决定关税税率大致为值百抽五，又由中国承认治 外法权，美国领事用以裁判与英人有关之案件，又承让“最惠国待遇”，亦即此后中国向其他任何国家让步，其同等之优惠即须自动给予英国。南京条约签定后不久 的中法条约和中美条约也将最惠国的条款写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 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 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 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 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 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可是林则徐并非不诚。这样说 来，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 以罚林则徐充军；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堂弟奕经（反攻宁波的将领）死刑（后减免）。 这样的无偏袒才使百官能团结一致。
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 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仅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 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 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完眼谢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 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 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iger）接 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战败之影响：图存
可是中国人之不幸，则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岛附近两方之交火，已将他们对外不取竞争性的地位永久摧折。即是为了拒毒而战之正直，也无从发生作用。 中国在今后150年的历史成为长期图生存的奋斗。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因社会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 要变成一个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①。通常的观察没有着清当中的困难，因为这项 规模庞大的工作只能由一种群众运动造成，也只有亿万计的农民和诗人似的县官— —亦即这社会里的主要人物——参加动手，才有希望。从这里我们也可着出。将内 部的联系性加紧，使与现代科技接近，其目的不仅如亚当斯密之所说只在“使人民 富裕”。从今后一个半世纪的事迹看来，这是一种出在入生的奋斗。
时是这种景象即公元
今日南京条约和附约的规定大概都因以后事实之衍化失去了效用。人民共和国之收复香港尚待实现；但是和平接收的协议业已签署。这皇家殖民地分作三部分： 香港岛割让于1842年，有如上述。九龙半岛已在大陆，由于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而 割让。所谓“新界”（New Territories）则在原割让之九龙更向大陆延伸，包括整个殖民地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因1898年之九龙租借条约而租与英国99年，至1997年 满期，也是刻下预定全部地区归还的日期。北京已保证让本地人自冶，在接收后50 年内不更变现有经济体系及法律制度。
这政权所标示的“一国两制”如何在将来施行尚待揭晓，历史家所能确切指出的乃是，将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由农业管制之方式更换而为商业管制之方 式。问题复杂。粗率看来．当一切趋于稳定之际，即国家这一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 定义都可能因着中国而改变它们习惯上的面具。很明显的，中英处置香港的妥协方案算是得体，乃是因为它处理这问题时将之视作后面一个更大问题之一部。当中有 地理与文化之影响，而不仅经济与政治。
英法联军
本书之叙述，尚要回到19世纪之中期。
南京条约签定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和约将中国 之商业开放，可是商业有赖于双方自愿的和积极的参与。假使通商口岸的居民受官僚的鼓励对外来者采取敌视态度，又当如何处置？假使中国商人与外商订约，却又 违约而逃赴内地，不在领事职掌之内，又如何处置？外商如何抗议，要是他们照规 定关税付税，内地的官吏却在同货品上科以昂贵的转口税？关于鸦片贸易，问题更多。1842年和约始终没有提及鸦片。是否今后其贸易可公开？抑或中国禁烟的法律 依旧有效？简概说来，“条约之系统”如果要有实际效率，各通商国家理应在北京设立公使馆驻留永久代表，中国内地应开放外商来往，转口税应有节制，若鸦片贸 易已开放，应当明白承认其为合法。1856年有了一个新机会提出以上各种要求。中法和中美条约签署于1844年，内中有12年后可以修订的文句。英国人则根据最惠国的待遇，如果法国和美国提出修约，他们当然也可以坐享其成。
自1854年，三国的外交官及海军军官即已在中国海岸南北来往，企图得到中国 的反应而有成果。中国官员之中以广州总督叶名琛最为执拗。广州市民也曾在前后数年抗拒英人入城。更使问题恶化的是新皇帝威丰（本名奕詝，1850—1861在位）极端仇外。这种情形促使两个欧洲国家再度用兵，此次的军事行动有些历史家称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艘中国的船只在香港注册，悬英旗。叶名琛的兵士登轮将英旗拆下，这就给英人以用兵之借口。不久法国也参加，其缘由则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 员杀害。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印度兵士的叛变（Sepoy Mutiny）将这联 合行动迟缓一段时候。可是英法部队一度集结，他们在1857年最后几天毫不费力攻占广州。时名琛被俘，客死加尔各答。广州在战争期间受英人治理3年。
1858年夏，英法美俄军舰集结于天津附近海岸。前二者采取军事行动，后二者在近距离观望。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领。所谓天津条约签署于6月，实际上包 括4种条约。这些条约一般的让各国派遣使节驻在北京，关税值百抽五，转口税2.5 ％，此外指名将内地口岸据商，于是所有的内地省份，包括台湾和海南岛，中国承认外国船只可航行于内河。这数国持有护照之公民得自由来往内地。在中英条约上， 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中国向英法赔偿军费。
以上条约，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换缮本之后生效。次年，外国军舰准备执行交换，抵达塘沽海岸时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设有障碍。只有美国公使 接受中国官员之指示由陆路入京，交换缮本，虽说中国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态度。 俄国使节原由陆路来华，也交换如仪。英法公使率领船舰18只，决心扫除河中障碍， 与炮台上新炮位互相开火冲突。中国方面之部队由蒙古将领僧格林沁指挥，英舰4沉 6伤，死伤四百余人，可是到头中国仍须赔偿损失。
1860年英军18000人与法军7000人，又在华南雇得中国苦力2500人担任后勤，由 陆路侧背攻击大沽后占领天津。途中和议耽搁了联军的进展，但是在10月他们已进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死在行宫。圆明园为皇帝相继离宫，去今日之北京大 学不远，首先被联军掠夺，次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毁。1860年之中 英中法条约由咸丰之弟恭亲王奕沂出面签字，承认1858年之条约有效，将九龙割让 与英，并承认法国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的权利。
在连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获者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领使自称有劝说英法军离京之功，要求并获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包括中日之海参崴 （Vladivostok）及伯力（Khabarovsk），虽说在中国内忧外患无力支顾期间俄人已 进入该处空旷地区勘界筑屋，并威胁中国地方官接受其主权。此间所辖土地逾30万 英里，1860年之中俄条约只算承认既成事实，又扩大范围。
太平天国
在此段外患过程中，满清尚要在另一方面迎战，以图延续其生命。自1850年始， 华中与华南卷入几个大规模内乱之中，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 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 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 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从此驱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 都为姊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 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己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翼王， 以羽佐天朝。额前不薙发，脑后不蓄辫使他们看来与人不同。这些信徒有热忱，又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青年。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 桂林及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攻，继续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 军夺下不少武器与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 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 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
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 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 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 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 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 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 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 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 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 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 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 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 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 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 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 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 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 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 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 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 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 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 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 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 send 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 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 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 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 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 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 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 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 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 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 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 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 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 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 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 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 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 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 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 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 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 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 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 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 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 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 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 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 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 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 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 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 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 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 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 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 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 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 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 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 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 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 朝方得改正。
② 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前言
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 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 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 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 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 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 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 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 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 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 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 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 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着机 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 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 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 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 条约（Li-Lobanov 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 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比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 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 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 上情形在中国进人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19世纪。1898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 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国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远不割与其他国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国的国家，租 用期间为99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15英里为 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 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 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交中国受着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及1900年两次提出 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运动突 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40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 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 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 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 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 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 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 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 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 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 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 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 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 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 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 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 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 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 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 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 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 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 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 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 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 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 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 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 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 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
经过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 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 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 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 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 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 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 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 中2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56日。当中停战3次。7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L. 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6岁，随父母 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镐余生，但是 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击，将可能之死伤数减低。解围时外人约250人丧生，本国基督教徒死者犹多，但是无确切数字。 联军出自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国，入北京时只18000人，以后叠增至 105000人。内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见中国人即恣意报复，对平民施用奸淫掳掠及枉杀等事亦不堪记。在全部敌外期间，南方之总督巡抚与各国侨领协商彼此保持镇 静，对朝廷
想增太后与光绪帝于
条约其他款项停止45个拳匪生事城市之科举考试5年。中国派遣特别使节往德国 及日本谢罪。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设防，连大沽炮台一并拆毁。外国有在北京使馆驻兵之权（后来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则是引用此项特权）。 中国两年之内不得输入军火。中国对各国赔款银4亿5000万两，大略为全国5年之财 政收入。再加以应付利息，此数必至40年方可偿清（以后美国发起以赔款在中国兴 学，有数国循例照办）。条约签定之后，帝俄占领满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为1904 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之导火线。
即仍在西安避难之日，慈禧太后已开始下诏改变方针。回京之后，她实际等于重新公布光绪之改革，亦即4年之前她所嫉视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范围扩大。 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阁之11部，将以前各旧式部院裁撤归并（如陆军部辖以前之 兵部及太仆寺，礼部辖以前之太常、鸿胪、光禄三寺）。全国科举包括殿试乡试概在1905年停止。又派遣考察团由亲王一人率领赴海外观察各国行政情形，准备立宪， 定期召开各省及全国之咨议局及资政院。
此时太后无从了解中国纵在20世纪之末期亦难行使民权、组织民选政府、对选 民负责，何况80至90年前。当中基本的困难已由本书一再指出：传统中国有如水中 之鱼无从立即化为空中之鸟。其缺乏适应之能力尚超过满清之品格性质。满清为帝制最后一个朝代，在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受罪之人。中国庞大而不 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国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 争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众的事务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能 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 文教与纪律。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 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帝制结束，民国肇造
公元
医学博士孙中山，大革命家，看来曾希望实现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则他不会作上李鸿章书而盼望能见。到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之后，他才蓄意反清。 他既是广东人，又谙英语，就容易和海外华侨接近。可是从他的回忆录上看来，他起先觅取支援仍至为艰难。
在
孙先生也写出：各方在八国联军后的反应给了他的革命行动新的力量，入党的人增多，海外筹款，较前有效。可是10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1911年4月于广州发难， 仍然失败，72烈士因此丧生。不料，不出6月之后，竟能成功。这次，革命党员在汉 口的地下组织不慎，使一颗炸弹爆炸。经过巡警调查，一批党员名单败露，内中牵 涉新军里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们逼不得已提前举事，既无安排好的领导人物，也无预定计谋。黎元洪，满清新军协领（旅长），被强迫推戴为革命军 总指挥。又在这紧急关头，清朝的总督不战而逃，给革命党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喘息 机会。不久其他省份接二连三宣告“独立”，也就是脱离专制的朝代，准备与武汉的革命党人协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绪正妻）只有替义子主持退位。
新旧体制不衔接
民国成立后的20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孙中山将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 他就是1898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只因为他这时候还控制着满清的新式陆军，理论上还有打败革命党的可能。有了这样的妥协，和平成为事实。欧战在1914年爆发， 列强无力东顾，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条”，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国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幸亏袁世凯死在1916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 81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消。在这段混淆的局面里，又有蓄 辫的将领张勋复辟。1917年他将宣统搬出来再度称帝。这一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从这时起迄至蒋介石于1928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中国进入军阀割据阶段。
在这十余年期间，中国有两个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军阀承接交替；一在广州，以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理论上的重心。可是两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极有限。 内战经常沿着铁道线上展开；军阀以他们的派系区分。西藏与外蒙脱离了中国的掌 握。后者的分离从此具有永久性。外国的炮艇不断在中国内河航行。国际贸易由各大城市里的外国租界操纵，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润，无视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出 口物品以农业为主，进口货品主要针对新兴小市民阶级的嗜好与购买力。这批人士 为数过少。他们的兴趣过于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变人口众多和带着大块陆地的中国之命运。
以上各种情节与景象有如万花筒，只在半个世纪之后才显示了它们历史上的一贯生。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 字上管理。旧式的组织不以中央为各部分总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自 居，将各部分牵扯出来，也将它们的力量视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体都立于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宁静。这种新旧之间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国成 立时看出。所以帝制必须取消。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 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为习惯的老手，即是一个被人愚弄终身的小儿。况且皇权之极端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 侥幸成功，以后两次重建帝制图谋也不会失败那样厉害。
可是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我们确定中国的问题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说。可是Constitiution固然可以译作“宪法”，也可以解释而为一种品物之人身结构影响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中 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藏者。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殊不知议会采一院制或两院制，行政 权由总统或内阁掌握，当日所 写之宪法与下面一大群农村组织之关系极微，因为乡民的识字率一般认为只5％，农民只能集体指挥，而重要的统计尚付之阙如。传统 的管制办法着重男人优于女人，年长的优于年幼，读书明理的优于目不识丁，这和全民投票的原则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经济之机会不仅不相衔接，而且大相径庭。 况且以千计的贞节牌坊，歌颂大人物丰功伟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里的神位和乡祠 里的偶象，代表着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具，至今无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 举，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即因而截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代议政治只是一种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 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 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 之自由权（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 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 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过，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 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 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 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 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 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 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治”（realPolitik）更 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
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里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他们将个人之野心 和他们所想象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因之极难向他们的部下及中国民众解释明 白。张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为热烈爱国者。冯玉样起先被称为“基督将军”，以后向苏联靠拢。阎锡山组织了一个“洗心团”，给以种种宗教式点缀。唐生智几 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观念补偿他的杀戮。军阀也非个个粗蛮，吴佩孚即系 诗人。可是性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数。
话说回头，军阀给中国之损害并非不严重。他们给中国经济的坏影响无可衡量。当日创造新社会的工作亟待着手，军阀之行动除有极少例外，大都具破坏性。他们 也使全国士气受挫。军阀割据使刚出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 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 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则赋予他们行动一种意识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
不久这消息即传遍中国。新闻界表示对学生同情，一时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 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1921至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战时的秘密协定。1922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荧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 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1919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读者可以想象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 举考试也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 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 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 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 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 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 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 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 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 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 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 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 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 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 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 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 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 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 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 《新青年》行销达160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 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陈独秀所称科学，着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 “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 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未用以发扬去支待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 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 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 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 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 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 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 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 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 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 里，他发表了苦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 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 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也预 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 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 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 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 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 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 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与同时人物的步调相符。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 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过当时已有之辞汇。如是看来，以前所用之“主义”，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缩。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1919年已更向前进一步。鸦片战争结束，这国家未 做任何调整。即在自强运动期间向外学习，其范围也不外科技，仍限于与军备有关部分。百日维新虽然失败，维新人士至少已提议将全部政府机构一井改组。现在， 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 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我们提及“西方之冲击” （Western impact）时，只有采取宏观的立场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弃” （all-or-nothing）的反应，参观了不到时间成熟以前，技术上执行的困难。
国民党与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维持了3年多。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在中国历史中最显赫的 领导人地位，经过一段明暗斗争，为蒋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开始于次年。在消灭军阀的过程中，这军事行动甚为成功，但是自1927年4月开始，蒋发动“清党”，初行于上海，不久之后，举凡国民党所统辖的城市都在拘捕枪毙共产党员，蒋总司 令和国民政府以自卫为解释。他们提及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甚至 鼓励中共对蒋作人身伤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国人士则指摘蒋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苏联援助。
美国新闻记者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这段分裂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 “悲剧”也可以由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之出处一眼看出。李大钊为中共发起人之一，被张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也是中共发起人，并且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 因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罢免秘书长，次又开除党籍，以后他更 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 的身份保障人权，防制以学生运动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 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替上海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 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1936年，享年55岁。 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20世纪中国一 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 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 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 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 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面包上去。1927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 井冈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竞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 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 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 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 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 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 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前言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 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 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 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 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 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 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长期革命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 在数目字上管理之途。现在各种征象显示中国的历史如以上各章所叙，本来与西方 文化的进度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觉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联结。在阐述这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着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的证 据不存在于刻下观察题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学者提及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试验多久。这与我们背景上的分析有关，此时也不妨从这问题说起。
资本主义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名词。英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宪法的必要。迄至东西冷 战开始，很少人会因被称与资本主义相连而引以为荣。现今这名词在西方的地位抬 高，乃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冷战和国际关系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保卫资本主义是她们之间一个共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仅这名词含义模糊，而且被引用远逾于以前 的内涵。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 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 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 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作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 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制。其间之差别也是相对的。即今日美国的经济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会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
要是我们检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构成的程序，则当中无此复杂的情形。在“资本主义”这一词出现之前，亚当·斯密只称之为“商业之系统”。创造这体系时， 以文艺复兴期间的意大利为其诞生之摇篮，威尼斯又为这运动之先驱。
在实施资本主义之前，若干内外障碍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时在政治上做到这地步。因为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两不相让，意大利半岛上的很多城市得到 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位。教会里不许放贷生利的禁规都置之不顾。在各城市之中， 威尼斯又有它独具一格的体制，即其经济一元化。它在大陆上拥有的农业土地数量不重要。它赋闲的贵族有退休金。劳工不足成为问题，因有奴工及雇用之外人。城 中咸水也不宜于制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有的纠纷，例如教 会法庭、皇权神授说、寺院利益、贵族特权、同业公会的限制、劳工的要求，以及普通法的习惯等。整个城市社会等如一个大公司，民法即商法。这商人组成之民国 只须随着她的本能构成她的海上威权以商业致富。14及15世纪初期，威尼斯达到她 声望和威势的最高点，俨然为欧洲国家之一。可是也因为她的资本主义缺乏生产的 基层支持，其发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时候，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度降低，北方文艺复兴代之而起的时候，荷兰民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次一台柱。以前低地国（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无组织民 族国家的经验。可是这地区封建领主的控制不紧凑，市的自治权力较其他地域为强。 很多市镇由封建领主承认的特权已有了长久的历史。也有很多地方，一个村民只要在城市里居留40天即可以摆脱隶农（villien）的身份而获得市民（burgher）的地 位。乡村的织工和负贩商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各城市里的司法机构已经经过调整， 有对付因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能力，以后不必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同时，封建领主在市内所有者不过地租，地上房屋尚为市民所有货币日趋普遍之际，地租无法增 殖，是以领主之控制及其影响只有愈为降低。在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 向被鼓励与其他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城市竞争（汉撒同盟一般以德境 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员），而活跃于国际市场。
促使荷兰民国独立近因为西班牙之宗教狱。查理五世1550年颁布的诏令称凡是 任何人将若干新教邪说印刷、抄写、保藏或传布，未经特准阅读、讲授或讨论圣经 者一律处死。如果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则以火烧死。任何教会的法宫都有执行上述刑罚的权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财产。又准备 成立新主教区以便将各地人民笼于更严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诏令全部执行，嗣 位的菲力二世变本加厉执行，一时引起低地国家叛变。他又在这地区抽收货物零售税10％以支持其军事行动，更引起当地民众抱怨，于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经济 上之龃龉各种问题纠成一团。
低地国对西班牙的抵抗成为一段绵长的历史事迹。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亚尔巴公爵（Alva）的来临，事在1567年。他所执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当中 发展之一部。英国对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称“无敌舰队” （Spanish Armada），不意为海风漂没。荷兰之宣告独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 09年的停战协定，新民国无从觉得她的安全已有相当保障。还要待到三十年战争结 束，各国在威士特法里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荷兰民国之成立才获普遍承认， 事在1648年，去首先之军事冲突已81年。
各种演变互为因果一再触发，不免产生不少当初无从料及的后果。低地国家南部为首先发难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后却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独立者为北部。 喀尔文教派初由弗兰德斯（Flanders）传入，日后成了荷兰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时和卢森堡继续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发展则是联合省（荷兰民国最初的称 呼）得到大量资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后她的纺织业有飞速的发展，夺走南方的优势。
哈布斯堡的钳制既已推翻，罗马教廷的垄断也已解除。喀尔文派的改革教会（Reformed Church）并没有立即带来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释“命定论”（Predest ination）的时候，又构成所谓“抗议派”及“反抗议派”的冲突，可是两派都无力 号召充足的社会力量发动内战。另外一段发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各地贵族站在人民这边，战后他们的产业大部丧失，虽然保有贵族头衔，实际上已成了市 民阶级的雇员。在这情形之下，新国家除了一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之外，没有 其他的逻辑足为建国的凭借了。所以这国家出生于北海之滨，从此专心注意贸易和海上的权威，认为这是立国的宗旨。它的民法经过一段提倡，特别注重私人财产权， 与水上及国际间的施用。莱顿（Leyden）及尤特里特（Utrecht）两处大学也供给了 智囊，解决了当中思想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今后一个多世纪内，阿姆斯特丹成为 西方最前进的海运中心、海上保险业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亚当·斯密曾在《原富》以整节篇幅介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这银行是当日推进资本主义 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这民国的内地乡村中各部分仍是出产奶油和乳酪的地区。各地根据过去之特许状组成，内中的习惯法互不相同，于是只能以联邦制维持。有了这两级政府的 伸缩性，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无须明文废止，以后就在用进废退的条件里被淘汰。 同时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试验而生。所谓“联合省”不仅是由有独立主权的7个省组 成，而且每—省内有些市镇尚保存若干独立性格。又如荷兰印度公司是由好几家公 司合并而成，以后每一公司之后身自成一“厅”，保持着各别的董事会、船只和航行的日期。荷兰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上公署联合构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邮政 局，一直向外国收发邮件至1752年。当日荷兰省不过是荷兰民国七省之一，但它有 全国2／3的人口，也曾承办联邦3／4的经费，甚至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不受联邦拘束。
虽说如此纷纭，看来用货币管制的方式终能生效。资本主义最大的用场乃是 “任之自然”的处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获得利润。显然在初期现代社 会尤较今日有效。荷兰民国内部的紧张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 从商业上的财富能反馈农业的情形看来，当日之作法应算成功。各种海堤、人造草场、风力抽水机、牲口选择性的繁殖和排水的运河不久也使这个新国家整个改观。
英国之例
在17世纪，荷兰民国既为英国的对头，也是后者的好榜样。这两个国家交战不 止一次。可是英国人也迎接一位荷兰王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这令人感到惊异，尚有世纪中期的内战，一共两次。弑君之后，朝代为之中断。此时的英国也曾试验为 民国，也接受了独裁制，回头又有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即至今日 也难有两个历史家对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的解释很难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在一种周期上巡行两圈才领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节并无神秘之处。17世纪初期，英国不能在数 目字上管理，至世纪末期情形已有极大好转。当中的几十个年代里，这国家不定的 情势引起很多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例如专制皇权和议会至上说、大主教劳德（Laud）的注重教会纪律和各教会的自创门户、从军事管制 到共产主义。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国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 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要从这国家内部与时代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英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即庄园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来土地占有的残迹既无从 调整，也仍然没有扫除。最初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实际上则买卖层见叠出 已好几个世纪。当初卖主无妨“封”新业主为他的“陪臣”，成交之后有“每年夏天采办一朵蔷被花”的义务。隶农在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时即已解放，事在14世纪。 几百年来他们持有耕种土地，传之子孙．称“抄本产业人”。习惯法保障他们不被逼着交庄，而他们也仍对业主尽不同的义务，在各种情形之下千差万别。已改作现 金付交之租费则因世纪的通货膨胀，贬值到近于零点。詹姆士一世在位时，王室卖 出了一部分地产，时人以价格低廉，有如赠予。可是现在看来，其价格已是当日10 0年的租金。在这段期间，租赁费的增加如果事属可能，只能改称为“罚金”。有心 计而带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约十余年内将其地产租金增加至4倍；无法增加的则全部冻 结。有些地主令抄本产业人及租赁人接价之后退田；也有地主始终找不到手下的佃 农。
这样杂乱无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机者旦夕成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农虽有对土地之使用权，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终日。这显然不是保持 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国此时集中于食品之生产，专门对付国内及内地的需要，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那样则商业可以归纳于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内地关联。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 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 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也与外交情势发生关系。更因国际贸易 之展开，17世纪国内的贸易也有平行的发展。内战前夕，许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经常 来往于内地次级城市，负贩则及于各村镇。
司法制度缺少统一性，增加了全国的不安成分。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 自足为依归。这已和17世纪的情形极不相容。所谓衡平法（equity）本身并非法律， 只是它认为法律务要使两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罗马法及寺院法的影响，此时只能行于国王直辖之特权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 不同的情绪。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改革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 争端愈为尖锐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 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89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国家最高主 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 得省费。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 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因为如此，新税以中央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 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据。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 时的观感。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法 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 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 组已大致安定。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有了这样的改组， 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内阁制和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 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行诞生。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 责。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 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则处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 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 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 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 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 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 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 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 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国家处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 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 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 他们总可以视1689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国家里有效。人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 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 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 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 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 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 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 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改革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整备看轻的趋势。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有 带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或按照商业条理处置之姿态。各 封建领主之下有“藏元”，亦即营业经理。银行业称“两替屋”者，有的尚为幕府汇款，有了几百年历史。批发商叫“间屋”，也构成各种“组”。同业公会称“株 仲间”。道路交通网称“五街道”者已将各大都会联结。“宿驿”遍及各地，通信 则有“飞脚”。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称“回船”，又兼理保险事业。所以，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 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中国历史也不能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缺乏彼得大帝以来种种西化基础，同时无隶农制度，他们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里存在。严格说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 从对中国人提供技术上解决问题办法。《共产党宣言》一向被称为革命行动之指导，读时应当注重其实际上对问题着手之步骤。“革命之生产方式”仅能由经济组织最 前进的国家执行。共产主义者不当另外组劳动阶级之党抗衡。这些都已写在《宣言》 之内。
虽说美国对中国历来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坚却不能在历史上对中国提供历史上的向导。美国成立时衡平法与习惯法之结合虽未全部完成，两者交汇至少已有超 过100年的历史。美国人不能想象农场之管理和乡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钱为主的情形；他们了解，立法虽接近现代化，后面没有社会上强迫执行的要求，则到头仍行不通。 美国的商业效率，亚洲国家不能轻易照抄，因为它有环境上的优点，将一种业已证 明有效的系统在长时间内逐渐加于一个大陆的广大地区之上。另一方面，她奋斗的特殊纪录，包括“塞家叛变”（Shays's Rebellion）， 威士吉叛变，各州否定联 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权”（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关于货币、银行、反对托拉斯、管制劳工与跨州商业的立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这样一 来，现下美国分工合作的办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里得到教训， 最好还是追根看清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始形貌，才能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一大有益借镜。
从宏观的立场看来，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 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
高层机构：国民党与蒋介石
在上列例子里，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作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其结局称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运动由小国波及太 国，从海洋性的国家触及大陆性格的国家，从历史文化不十分巩固的国家到这种力 量根深蒂固的国家。不仅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视作这普遍趋向里所作的大型调整，即是今日多数国家的挣扎，包括“有钱的”和“没钱的”，可以在数目 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也仍离不开这组织上的问题。
假使我们将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国史之上，即可看出鸦片战争以来之事迹并非一连串，做得无头无脑上下不得的错误。中国对西方之挑战的反应既强烈，也前 后一贯。她起先拒绝改变，以后将改变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 以为抵制。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比较起来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旷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读者 可以再三考虑目下的一段隐喻：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五四运动已经 策划了上面这块长面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觉为革命的主使人。逻辑里下面这块长面包，亦即为数亿万无从区划的农民，则构成革命之动力。可是前者的自觉与 后者之解放尚不是这群众运动之终点。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能在数 目上管理，扩大这国家功能上可活动的程度，也增迸它结构上的实力。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 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 系统发挥功效。
蒋曾受无数指摘。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 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全部维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项批评都有相当真实的成 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的讲出应采取的路线。事实的发展表示着各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无法避免。如果另 有较好的方针，中国人不难另选贤能。一个现实的证据是周恩来1927年被蒋的部下 拘捕于上海．生命几遭叵测。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周又周旋使蒋被释。
看来责骂蒋介石容易，表扬他的成就困难。我们也无从对蒋的言行一句一事无选择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蒋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着一个极为伟大的群众 运动，有了这运动作基础，才可能有日后的人民共和国之产生。要是忽视他的作为 的积极性格，则任何人无从以技术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80年代和20年代会有如是剧 烈的差异。
为了保持历史上的连续性，我们尚且要承认中国帝制被取消之后军阀割据不可免。蒋收拾着留下来的残局，只能兼容并包，无从凭己意区分去留。他以黄埔毕业 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区间的强人和政客拉拢过来，构成一种人事上的团结。 此间应值得注意，这批强人也没有落地生根在下层获得选民支持。缺乏财政能力是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 或与类似的国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在这条件下，中国在20世纪和英国在17世纪 初期相似）。对日战争爆发前10年，国民党之南京政府获得关税自主。创立了一家 中央银行（事实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分担应有的央行业务），利用关税、盐税和烟酒税支持整个新体系。再有收支间的不平衡，即靠国内发行的公债弥 补。即算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夕国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 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仍是一个极 为纤小的数目。
蒋介石全靠这组织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从，成为中国之希望。也因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军人，终有全面武装冲突。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倚借外国 援助。在采取这立场时他只是无可如何，批评者也不应就此指摘，因为他与当日同 盟国家的领袖邱吉尔、戴高乐无异。只是战局结束后他没有将欢乐带及于援助他的人。相反的，与他结盟成为一种累赘，也成了一种羞愧不能告人之处，因此他一直 没有被人宽恕。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残暴、贪污和无 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国人能想起，以每一援华之美元计，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为一种廉价的买卖。如果将国民党奋斗的长期结果综合看来，观察 者应有与杜鲁门和马歇尔在日不同的看法。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 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现代战争有一种特性通常尚为交战国忽视。全面动员极端讲求效率之际，战线之后方常产生一种重新改造社会的运动。一经掀起，这运动不必与双方宣战时之目 的吻合。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德皇及俄国沙皇彼此无从预悉此次战争之成果首在清 算专制皇权，因其跨地过广牵涉过多，不符时代之需要。此与其位于何处、当初以何原因投入战斗无关。第二次大战爆发时，希特勒以争取日尔曼民族之“生存空间” （Lebensraum）为志，殊不知曾几何时此计失败，反动所及，各色人种之平等传遍各处，造成一种全球风尚，甚至出于张伯伦和邱吉尔预料之外。中国之内战与这种 出处纵然不同，也产生了出人意外的后果。
低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
30年或4D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 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之人士亦不过含糊提及要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人即以为经济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这样的看法 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不然他日后不会再发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 化大革命及内战之后果看来，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违。
这也不是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应当小视。40或50年前极少人能有长远的眼 光看透中国的前途将从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改造着手。经济上的建设应当注重最前进的部门。与农民为伍，不无人道主义的吸引力，要假他们之手改造中国 的命运，听来则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锲而不舍，事实之展开终如他之谋划。他的运 动既要勇气，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机巧的计略，一方面也靠好运高照。这些条件汇集，才有人民解放军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种命运上的错安排：传统倾向于均一雷 同，以争取动员时的简单，终能抵挡住对方使用科技的优势。这优势不能全面分配， 在战场上反足为使用者之拖累（虽然稍有出入，这基本战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后使美军的优势无法施展）。并且在内战期间，毛之野战军有意避免高层机构。中共统 治之下极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在战场上军事 人员和政工人员暨经理人员一般灵活互相调用。在双方互予彼此极大之损害后，这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元气容易恢复，为国民党军队所不及。
可是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Tawney）和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 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 情形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问题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 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 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舍。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种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现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 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 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灾荒的后果。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他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应对这情形负责。在他笔下，凡是中国传统内之事物全可以称为“封建”。内战期间，凡是青年男女受过 教育或只有几分教育的，都全部募来组织战线后面的工作。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 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已将山西省一个村庄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写成 专制《翻身》出版，也可视作一种古典型的纪录。斗争以恐怖政策起头。一批乡间的流氓地痞先进入乡村将这村庄制住，中共的干部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鼓动村民。 村民因为过去文教的束缚不愿出头，几经怂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绪被激起， 他们即将村中若干生活过得去者的家产没收，也有好几个过去为恶的人被当场打死。可是这一切也还不过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稳定，整个地区也在掌握中，另 有一批新干部进入。过度的行为被检点；对过去之事寻差报仇也不再继续。村民开 始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整个地区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也开始露白。所有党员都要—一在人民面前对账，称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为共产党员，或也要改造 学习。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一切价值出于劳力）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 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的—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 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读《翻身》，一 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卢梭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在此时出现，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会契约”。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 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在村庄之 外，地区工作人员检讨他们的工作时，其扩大会议可以纠集到几百个代表讨论上好儿个星期。韩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有1700个代表参加讨论了85天。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 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 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
1950年间的成功，加上与美军作战至少也打得一个平手，大为增进了毛的威信。经济方面的成功也不难道出：1949年以前中国可谓有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东北 原来有“日满鲜”体系，东北的生产和分配只向日本与朝鲜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经济大体向外，由国际力量支配。中国内地既为农民丛集之区，一向被遗弃如孤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三位一体，全部经过共同管制。苏联援助数量极为有限，但是 无耗费的放在有效之处实施，也发挥了功用。农地集体化，除去了当中的阡陌，减少了荒废，也节省了人工。中国的工业本来就级位低，又受多年战争损坏，所以经 整顿培植，新状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条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环 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条件或已用尽，或无从继续。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 都可解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 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 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 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 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 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 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 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 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 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 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 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 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 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 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 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 “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 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 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 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 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 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 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 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 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 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 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 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 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 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 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 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 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 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 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 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 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 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 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剩余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的投资，小自耕农般又胼手胝足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间的生活费也是一种投资）， 则韩丁所叙“剥削”在客观条件上已无可避免。他们在亲戚邻合间的抵当借贷有时 只以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的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了解其真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在 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在“原始存积资本阶段”，大多数人民尚没有享受 到机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从狂热分子之主张，将私人财产整个不要，只能使全面贫穷更恶化。这错误既已被认识，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 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 之困难。
目前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时下标语概括之，可谓“致富是一种光荣”。这趋势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扩张国民经济的运动，其规模如此庞大，不能不招 致私人参加。譬如，即使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全属国营，它也需要无数零件供应者， 服务性质的行店更不可少，如卖汽车的特约经纪与加油站，更有供应快速食品的餐馆和车行取款的银行柜台，又有训练女速记员和汽车旅馆经理的学校。说国家经济 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
招致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的办法。此事之重要尚未尽为人看出。这当中的关系有立法的意义。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其特权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 不时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特权上存积之财富也不当受政治 运动骚扰。如是，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井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 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总之即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 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这也可由最近的一个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上。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钢铁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 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是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 可能牵扯一段思想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段建议，这企业应当视为一种国营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国家和辽宁省两头缴所得税 （可是本书出版之日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无非 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本色，回头作特殊的贡献。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 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 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复古 ［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带讽刺之意）。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与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须具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在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时，是否在长期的历 史意义里与它前任的行动相衔接。在现在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作否定的答复。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国能自由行动之处，无非自它前任而 得来。纵使功劳不加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头上，至少也要归功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运 动。
再从中国整个历史看来，这长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衔接。中国专制时代的第三帝国历时543年，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性格。它的体制既如此的与新时 代大相径庭，故改造起来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这情形也和17世纪的英国大致相似。
资本主义体制
再回头提到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必须郑重再三声明，这问题只能有条件的答复。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说正是如此。如果时装广告牌出现于 人民大会堂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气的高贵汽车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 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于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范畴。可是从历史上看来，“资本主义”这名词从西方传来，到底有它欧洲之背景。如果将四周牵扯的 事物一并拿来讨论，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 fr anchise）作基点产生。不论从内从外着去，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不解缘。因 之市民阶级（bourgeoisie）有了他们的绝对优先权。也因此，私人之资本总是在公 众生活中构成特殊影响。中国的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的是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发动。在后来建国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西方和日本所创以货 币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从这一点上模仿过去，邓小平影响下之中国才有了一 种所谓资本主义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虽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未宣布它将放弃在很多事业上的专利，这专利及于冶金、炼油及化学工业、机械工程、造船业、交通事业、保险业、 对外贸易、传播事业甚至旅游事业。这些事业是国民生产值中之极重要部分。目前 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员有行使职权之自由。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并且很多事业尚且是拨归私人办理，不 过是“承包到户”，出之以合同的关系。此外公办私营的范围已扩大，人民公社可 以说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为食品生产已由农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说公社已经废除，因为它们仍是原则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与个人。政府也仍在收购食 物，管理其分配并厘定其价格。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格。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先进 国家管理的技术，并无肃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形态的趋向。
矛盾与解决
不过，从西方眼光看来，中国自相矛盾的情形极多。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士过度渲染，他们好像将经济合理化的运动牵扯到极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 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②当作革命 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之为自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和某些集体行动之性格有长久历史根据（详以上各节，尤其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这原 始型色彩造成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参加商业战争等等，在20 世纪巳不能照办；开头如此的国家也早将这些办法革除。要是中国还将它们之所遗 弃当作出发点，也是不可思议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过度发展，也是孙 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示的宗旨，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宣布流传。很可能这也是发 展较迟的国家今后通用的办法。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种两端讨好的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国家追求两种“主义”，也使 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实之发展显示，任何国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归并的形势。荷兰民国即以联邦制解决内陆部分与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国即以司法 审判的方式使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观念注入到习惯法里去。其 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之方式。中国也无可例外。有了这种突破，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此将和西方现代史汇合。亦如 以前留下来的成例，过去官方所坚持的正统教条，不论是伊丽莎白以来的圣公会 《祈祷书》，或者喀尔文派的定命论，或是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在背景里退去，成为文教上的影响力量，而不致成为令人畏惧之鞭策。对中国人和世 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 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问题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以及如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之冲突等基本问题绝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之灾害仍将不 断发生，虽说救灾的能力已较前加强。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先进国家繁 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 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 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 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缓叙其间之全部可能性。我们说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先前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国家之 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 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 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 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①这批判由中共中央
②马克思主义之本身为由知识界所掀起的各种左倾思想组成的一大集团，缺乏固定轮廓。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册子不如他经济方面著述之详尽。《共产党宣言》 内中条列的各项步骤在19世纪中期看来带革命性格，以后却供很多西方国采纳，连美国在内。此外，《资本论〉则由罗宾生教授（Joan Robinson）与熊彼德教授（J osegh 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实际的地方，如机器只能传达价值，不 能产生价值，如大学教授不事生产，只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物，如娼妓，如资本家承担风险不能算是对社会或经济的一种贡献。殊不知现代高等科技如计算机等即 全由他所不承认的三个因素产生。总之则20世纪末期没有人能说他全都遵守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整个国家。
人民共和国国有一做书评家指出本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有可商之处”〔见〈读书〉1983年5月号〉。这点我完全承认。可是另一方面，认为经济之组织对法律和文教有决定性的影响，作者也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一样无法否认 受有马氏的影响．刻下将历史观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前言
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分合，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但人类的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被各个人的意愿所左右，更难 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
为了保存本书题材的完整。势必再提到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特别情形。理论上，今后台湾的出处很可以改变上章的结论。今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专注， 主要的也是由于这原因。
台湾的成长
台湾是中国之一省、岛上的土著从来即未有充足之人数成为政治上或经济上特别的问题。因为说福建或客家方言的移民来临，台湾产生了一种中国大陆文化的分 枝，家族间之凝聚力强。日据时代，台湾的农产品以向日本输出稻米、蔗糖、茶叶、 樟脑为大宗。可是农业生产未曾构成大规模农场，仍然有如大陆，一般以一家一室耕耘门前屋后的田土为主。只是地理上较为优越，岛上从未有大陆般贫困的情形， 例如中国之西北。
国民党在对日胜利接收之后，已将台湾佃农数大为减低。1953年的“耕者有其 田”以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为蓝本，一家的所有地大致以中等地7英亩半为最高限额，多余的由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其代价只有两年半的收成数。实际的付出以 30%将自日本接收的工商业股票作数，其余以农产证券用稻米甘薯付给，预计20年偿 请，内带4％的利息。这种强制接收、强制重新分配的办法能够执行，乃因当日台湾仍在军政时期，而大陆上中共军队来犯的威胁迄未解除。
工业紧随着土地改革展开。有了充实之美援，台湾的工业政策首先避免过度投资于有高度声望却无立即效用的企业，着重于以劳力为主体的产品，以出口着眼， 因此这国民党控制之地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的便宜。当日工业先进国 一意向最前进的部门发展，将很多次要商品之市场空前开放。台湾的出口遇到极小的阻力。因着这政策之成功，美援自1965年停止。最近的十余年内，台湾才致力于 钢铁的生产、高级科技及汽车之制造。
台湾之独立运动虽然吸引相当注意，但迄至最近不能算作有力左右台湾今后出处的挑战者。他们既无从说服大多数受过教育之人士，也不能争取广大群众。因此 台独成为无结构而只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可是这运动引出一个潜在有动力的问题， 既有情绪上之煽动性，也在某些方面具有实质，如果处理不善，即不能担保以上情形不会迅速改变。
虽说人民共和国不满，但美国不能算是有意阻挠台湾与大陆间的统一。如果两岸人民找到了适当的方式趋向统一，美国决不可能节外生校提出异议，可是美国政 府也没有做中介人的义务去提前促成统一。
两岸关系
说到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差异并没有一般想象之大。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的政党，至今尚雇用大批人士编纂它自身的革命纪录。官方文件里并没有认为“社会主 义”是一个不当的名词。“天下为公”的标语可在台北很多的地方看到。在这岛上， 政府也对银行业和对外贸易有确实的掌握。它也经营铁路与公共汽车。在教育和传播媒体方面，政府的影响尤大。在这许多方面的结构及管理，台湾与大陆中共并非 如水火之不相容。
在文教方面，国民党之政策行使已逾40年，更不容分型运动之展开。不仅儿童自幼受教为中国人，而且博物馆图书馆和各处之档案处尤以大陆上之根源作号召。 即使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在受训时也不觉得此生事业应当全在岛上省内，教师与公务 员更无论。最近几年来已有“台湾文学”出现，可是绝大多数出版品显示一种广泛的眼光，而且往往较大陆作家的范围尤为宽阔。
因内战而在1945年及1949年来留下来的恶劣情绪亦不足为永久的仇恨。中国国 民党和中共都曾与日本作战，不仅两方都已与日本采取和平方式，而且在很多方面两方都已从事善意合作。宽大之美德，也为两方所重视。蒋介石生前即已原宥一打 以上和他作对的军阀，毛泽东有一个儿子在韩战中殒身，可是他开怀接待尼克松。 如果年轻一代并未实际参战，倒要将双方的仇恨永久化，则是不可思议了。
可是因为几十年来的武装对垒，双方都以不承认对方之合法地位为本身立足之逻辑。突然放弃这立场，可能引起内部争执，也可能投柄于分裂运动。在本书成稿 之日，有很多迹象显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准备给蒋介石恢复名誉。他在浙江之故 居据说已经修整。一座抗战史迹博物馆将开设于卢沟桥畔。在北京和汉口，街道已改用国民党抗日殒身的将领为名。黄埔军校校友会已成立，此中值得注意，这军校 只有蒋介石曾任校长，人民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则为现任校友会会长。这一连串事情， 逻辑上的结论将是在历史里重新树立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地位。
香港
香港是一个岛屿，连着九龙半岛，更附有大陆上一片领土。以面积言，她的40 0平方英里不算极小（如与澳门的6平方英里比较）。并且香港的摩天楼面对着石山作背景的自然港口，以她直立之价值超越她横卧着的价值。多年以来这自由港口因 物产荟萃，成为采办中心和旅游者下榻之胜地。即使是英国旗，也替中国挣得不少 外汇，近年来以本身经济成长著称，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除了以银行业和船舶业为世界上重要中心之一以外，香港也是纺织品和塑胶品、电气设备、电子、机器与化学物品的制造场所。她的印刷业、食品处理和电影业也 甚为称著，这三项对海外华人特别有吸引力。
本书整备付印之前，作者得到一份香港特区的基本法草案。这文件使我得有机会证实我不久以前的想法：一个国家在现代经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时，连国家这一 观念也可能变更，如400年前荷兰民国诞生时的情形。这基本法给我们一个机会想见 1997年重返中国以后的情形。这特区将保持其独特的税收制度和货币制度。它将有 特别的旗帜，它的行政首长将由选举产生，他也和被选的立法员一样，至少已在本地居留20年。现有司法机关将全部保留。香港所立的法律将报告于北京的人民代表 大会登记作为纪录，可是特区不隶属中央政府任何机构之下。而且特区有权处理仅与本地有关的外交事宜。起草委员会完成了上述初稿，正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议，两 者都在广泛征集公众意见。工作表现地方自治的精神，将各处有价值的地方尽量保 存，和对1984年中英两国协定的尊重。这不是容易的工作，它的成功应当为澳门造 成前例。来日这动力之所致，不难渡过台湾海峡，使突破历史的中国一统成为事实。
本书命意
在结束本书时，我乘机解释写这书的哲学立场。初看之下，宏观历史好像与道德全不相关。人类之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于因果关系，不能由各个人意 愿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在写作以上各章时，我更将前一时代所 留下来的影响昭然指出，就和以前的史书不同。传统的史学家通常将每朝代之初当作一段有创造性的时代，当日的人口和社会都带着可塑性，可以由一代伟人照着他 的理想转折成器。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 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这样无人性的立论很可能扰乱读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读者，然则这不是作者之本意。
下图里面，实线部分表示我想象中历史之形成。它也是人类不断向前推进所留卞来的纪录。为简明起见，我们以三个较大的段落代表当中无数短程的进展。我们 的路程连亘不断，朝以继夕，有如印度思想家所谓“羯磨”（或因果报应，karma） 或如西方神学家所谓“定命”（predestination）。即从一个读史者的眼光看来，我们的自由，无论如何也只能始自我们祖先撒手的地点。自此向空伸出的箭头表示 我们理想主义之倾向。道德也在这时候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因素。大凡人类全体性的 动作既有群众运动之参与，必带牺牲自我的决心，也包含着公平合理的性格。可是和这种倾向作对的有向心的力量，以较短的箭头表示。后者或称为“原罪”，或者 如宋儒所提的“人欲”。弧线上的历史进程总是以上两种力量之总和，也就是阴与 阳之合力。
历史之总意义，也如这图所示，在其整个的美感。人类整部历史不过约10000年， 在宇宙的生命里不过是极为短促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尚且可能是 更大事物当中的又一小部分。如康德所说，“事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 或noumena）非人力可得而知。在弧线的前后，我以虚线画出，此不过根据人类历史，推想其来踪去迹。如此看来，实线的真实性也靠虚线之陪衬而得，并且也只有相对 的意义。
人类历史之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视之，属于神学领域。作者的经验识量有限，只好像鹦鹉学舌一样将大哲学家康德提出作为交代。除此之外我不能将我个人 有限度的观测去推论无可知之数。同时，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 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教科书作者在叙述西方事物时，乘空插入一两段有关中国琐碎之事而称之为世界史。在我看来，人类1/4的生活历程不容如是草率处理，尤其在我们已 临到一个紧要关头之时。所以我提出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然后才提到它与现代西方冲突与接触的全部经过。这样的安排也确能使我们观 察世事时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以前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全不合情理之处即可因 此冰释。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重要，而人类长期忍耐力之伟大也因之而显然。各人对以上的反应不同，可是能将一个古老国家的维新以及她重新 振作的态势笔之于书，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觉，并且希望读者有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