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2010-06-25 08:48:41) 田松
蒋方舟六岁的时候，就与常童有异。幼年成名，而未为名毁，殊为不易。我读蒋方舟文章，常为之拍案。
下面是蒋方舟在《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发表的文章《没有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之片段。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 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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