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车多少钱:宏观调控平衡术:通货膨胀之"忧"关键是调整汇率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6年06月24日 10:48
刘巍 马娟 李振华
数据引发争议。
5月CPI较去年同期上涨1.4%，连续第三个月上升；PPI同比增长2.4%，高于市场预期。
5月末，M2同比增长19.1%，增幅比去年同期高4.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2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当月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2094亿元，约为去年同期的2倍。
1-5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44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3%，为近两年来的最高增幅。
5月出口额731.74亿美元，同比增长25.1%；同期贸易顺差高达130.4亿美元，创出单月的历史新高。
中国经济趋向过热、通货膨胀压力上行，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政策如何调整，则莫衷一是。
4月，央行上调贷款基准利率0.27%。5月18日，6月13日，央行先后两次在银行间市场向一级承销商定向发行票据，共计2000亿。6月16日央行再发公告，决定从7月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短短两个月内，央行连颁几项措施，不断收紧货币政策。
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至少4月底加息后，5月的信贷、投资数据不降反升，侧面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是否应该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央行是否应继续升息？相应的财政政策应该如何配合？而对于中国当前泛滥的流动性，这些微调会对信贷、投资过快的经济现状产生多大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顺差不断扩大，内外失衡问题并没缓解，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变数。目前，外界评论最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汇率政策。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把握人民币汇率的走向？这一工具是否应该使用？
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诚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齐聚“天下论衡”。本期论坛由李振华主持。
通胀之忧
主持人：中国5月CPI同比连续第三个月上升，M2增速也远高于央行目标，引发人们对通货膨胀加速的担忧，您如何看？
哈继铭：5月CPI同比增长1.4%，前两个月的涨幅分别是0.8%和1.2%；5月PPI同比增幅从上月的1.9%升至2.4%；另一个指标M2的增速也很快，5月M2同比增长19.1%，增幅比去年同期高4.4个百分点。由于CPI一般会滞后M2指标10-12个月，这预示着未来通货膨胀有向上的压力。
我国还存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今年前5个月我国已两次上调能源价格，PPI中相关能源涨幅都很大，如汽油、柴油、煤油同比都增涨20%-25%。但是，我国现在的成品油价格仍没有和国际接轨，例如与新加坡相比还有30%的差距，预计油价还会进一步上涨。同时，劳动力成本也明显上升，今年5月平均工资上涨15%。
此外，CPI统计数据是否能准确衡量中国的通货膨胀，恐怕还有商榷的余地。
首先，从统计方法上来看，CPI中居住类价格的权重可能被低估，还不到14%。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美国的2倍左右，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很高，房价支出更是远高于美国。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住房类开支(包括租金和虚拟租金)在整个CPI当中占到30%-40%，而我国的房价相对收入和消费来说要贵得多，为什么居住类开支在CPI中的比重反而比美国和加拿大小得多呢？
国际上一般用房屋的市场价格计算虚拟租金，但我国用的是建筑成本，二者差距很大。以2003年为例，我们的统计按444元/平方米，而当年全国平均房价为2200元/平方米，相差五倍。我们曾用2003年的市场房价替换2003年所谓建筑成本，重新计算发现住房类权重和西方国家差不多，也在30%左右，而用这一权重计算的通货膨胀要比现在的数据高0.5%-1%。
其次，存在政策上的原因。我国能源、公用事业价格由国家控制，老百姓预期这些价格还要进一步上涨，因此通货膨胀预期和国家公布的通货膨胀数据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大差异，如2004年高1%，2005年高0.5%。
魏加宁：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前一段时间许多人的预期不太一样：原来预期经济增长率会是“稳中趋降”，结果在高位上不降反升；原本担忧今年会出现通货紧缩，结果物价反而反弹。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原来的预测就都不对了，而是宏观经济和政策本身之间有一个互动关系。因为原先估计物价会走低，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是调整公用品价格和资源价格的好时机，所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调价措施。今年5月CPI同比上涨1.4%，其中水、电、燃料价格上涨6.1%，这主要是人为调整所致。
现在关于货币供给过多、信贷投放过快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于是否会马上出现通货膨胀仍有分歧。我倒是不太担心近期内一般商品价格的上升，因为如前所述这部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而且存在人为上调的因素，和以往食品价格带动的CPI上涨还不太一样。我比较担心资产价格，从2003年开始宏观调控就主要是针对房地产价格的，却一直没有明显效果，而股市也存在着向上的压力，时不时地来一次井喷，这些都是应该注意的。
巴曙松：当前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增大，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在名义汇率保持比较小的波动幅度的情况下，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价格的变动，这本身是一个通过价格波动消化升值压力的自然过程。如果既不想让汇率升值，又不让价格波动，是违反基本的经济规律的。从这一点上来讲，通过物价上升、工资上行、服务业价格上升对冲掉部分升值压力，这本身是价格机制发生作用的一个表现。
另外，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压力，这是货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梁红：不管是CPI数据，还是GDP数据，对非统计部门的观察家来说，想要很准确地重估它们的绝对水平是很困难的，但对宏观形势的判断主要是判断数字的趋势，如通胀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对政策才是最重要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个货币的现象，在短期内最大的变化就是央行的政策。去年有很多观察家担忧中国会通货紧缩，其实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市场流动性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这必然导致中国经济整体上行，价格走势也将翻转向上。而由于通货膨胀指标一般滞后货币供应12个月，所以尽管近期实施了多项调控，通货膨胀数据在今后几个月肯定还是往上走的，关键是12个月后现在的政策调整会不会减低通胀压力。
另外，甭管今天统计局报的通货膨胀到底是多少，老百姓感觉通胀压力在增加，也就是通货膨胀预期还没有得到抑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现在有一个关键政策没做到，就是没有上调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不动，实际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特别是对房地产、资产价格的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宏观调控最关键的是要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这就需要提高无风险的资产的价格，包括存款、央票利率和国债收益率，让大家炒房、炒股票的机会成本提高，同时降低银行利差空间进而减少其放贷冲动。
此外，目前中国CPI最大的问题有二：一是价格管制，导致CPI偏低；二是质量问题。据说在统计时是比较完全同样商品的价格，但是随着产品型号不断更新，旧款商品的价格肯定逐年递减。至于房地产问题，中国有好多人住在自有的非商品住房内，没有房贷，也不交房租，很难说他们的住房支出占收入的10%以上。而且中国的住房拥有率80%来源于1997、1998年住房改革。哈继铭提出的房价和房租数据脱节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GDP被低估了的问题。
我们预测今年的通货膨胀会往3%走，而不会趋于0。因此，当前的风险不是产能过剩，而是在面临很强的总需求的情况下，产能瓶颈会不会重新出现。
主持人：既然不存在产能过剩，为什么大家还会有这种感觉呢？
巴曙松：因为我国独特的审批机制，重大的工业项目要上报审批。比如，某企业今年计划今年生产汽车5万辆，但是它要有流转余地，于是报了15万辆，全国加起来会一下子多了很多产能，好像显得产能过剩会很严重。实际上企业的反应是很灵敏的，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已经是市场化的企业，即使是国有企业也都经过了股份制改造，再加上大家对于信息的反应都非常快。一个例证是，它的产能虽然增加，可是库存在下降。
哈继铭：如果说中国有产能过剩导致的通缩压力，那也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在一个真正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低效产能的企业会因亏损倒闭而彻底退出市场，剩下的企业定价能力会增强，其有效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产品价格就会上升。
但中国不是这样，地方政府的干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破产法执行上的困难使应该破产的企业不破产。产品价格一旦提高，原来低效产能的企业就死灰复燃，把整个价格往下拽，这是体制原因造成的通缩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出现通缩压力，货币政策也应该适度紧缩，以防止未来产生更大的通缩压力。
张曙光：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大谈通缩、预测今年CPI为1%，当时我就明确指出，今年的通胀压力大于通缩压力。现在CPI出现连续上升，又有人担心通胀，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上涨空间也有限，因此我不赞同现在把消费物价问题炒得很热、很大。但这方面确实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如刚才提到的资源价格管制导致PPI向CPI传导不畅，但随着资源价格改革，将来终会传导一部分。还有，货币政策关注CPI，也要考虑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也会影响到CPI。从理论和方法来看，CPI中已经包括了住房租金价格，其权重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房地产价格确实不应计入CPI，这是国际惯例。
巴曙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CPI统计中是包括房价的，后来才改为房租。有美联储的经济学家研究认为，在一个平衡的房地产市场里，房租和房价上涨幅度相差不多；但是在一个房地产牛市中，投资者很可能长期性的持有高价的房子，而不去租房，这样会使得房租和房价脱节。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在反思，因为忽视了房价的波动及其对物价带来的影响，从而给货币政策决策者一个假象——随便怎么扩大货币供应量，CPI始终很低。这是导致美国到今天流动性泛滥、房地产泡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值得我们警醒。
另外，CPI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名义上适用于所有地区和所有收入阶层的数据，对我们的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的参考非常有限。比如，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一个有效数据是核心CPI，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公布。而且CPI应该衡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所感受到的价格波动，所以当前的食品价格占比为36%-40%的CPI是跟中国局部地区，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的价格和支出结构匹配的，现在要做的是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收入阶层以及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CPI。
关键是汇率
主持人：去年大家估计今年出口会明显放缓，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5月份贸易盈余达到130.04亿美元，同比增长44%，1-5月份累计贸易盈余为467.93亿美元，同比增长56%，这种经济不平衡的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
梁红：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在于内外失衡，现在顺差大概是GDPq的7%，所以我们一直说2004年调控最大的教训和最大的失败就是本应该紧一紧出口、促进内需增长，但最后95%的板子打在了内需上。现在调利率、调存款储备金率以及调控房地产，全部政策又都是调控内部投资，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按去年年底的数字算，要把顺差变成零，进口速度要达到出口的两倍。但顺差不减少，加上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大量外汇占款，货币供应增加就不可能放缓。
此外，中国更应该关注中期风险，如资产泡沫等。过剩的流动性总要找一个家，不是股市，就是房地产，这是必然。但有些政策越搞越奇怪，中国这么大，这么多省市，怎么能一刀切限制90平米？那下一次是不是要限制每层的高度了？
中期风险主要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很多制造业企业，以现在8比1的对美元汇率计算是盈利的，但如果真实汇率应当是6比1，今天很多出口行业几年后产能都过剩。时间拖得越长，经济结构扭曲的程度越大，最终调整的代价和阻力也会越大。第二，制度性的风险。不用价格的手段调整不平衡，行政调控、微观管理就大行其道。可以说，2004年以来的调控主要是行政调控、微观调控，九龙治水，越管越细，不能称之为宏观调控。在很多重要领域，实际上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上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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