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锐教育咨询电话:通胀输入机制中的贸易顺差

  梅新育

  中国是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已经连续维持贸易顺差约20年，且贸易顺差已经连续6年超过1000亿美元（2005—2010年），被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指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角之一。

  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将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源泉归咎于贸易顺差过高（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其分析的通货膨胀输入机制如下：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央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而被动全盘购入美元——被动投放基础货币——流动性过多而推高通货膨胀。

  对于中国而言，上述通货膨胀输入机制是成立的，但这一传导机制是不是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主要源泉，却殊堪质疑。我们倘若全面纵览开放经济下通货膨胀的各类国际传导机制，分析历史记录，可以发现，至少就近两年而言，贸易顺差不仅谈不上通胀输入的主要源泉，其在输入性通货膨胀中所占份额还在持续下降。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输入性通货膨胀是常见现象，二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制转向信用货币本位、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宏观经济管理且普遍存在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价格稳定的偏好，造就了普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也相应更为普遍。总体而言，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

  ——需求溢出机制。即通货膨胀发生国内需增长，进口增加，导致出口国出口增长，并通过外贸乘数使收入和支出均增加，倘若供给增长跟不上由此造就的需求增长，过度需求的压力将推动出口国国内价格上涨。此时货币当局若增发货币跟上物价上涨步伐，就形成了通货膨胀。需求溢出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溢出国进口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其进口占出口国出口的比重，换言之，需求溢出机制的强度取决于出口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内需增长和进口增长幅度。中国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和美国，其次是东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2010年中国对欧盟和美国出口分别增长31.8%和28.3%，对东盟出口增长30.1%，对日本出口增长23.7%，增长幅度较大。但2010年欧盟、美国、日本实体经济部门增长、换言之即总需求增长较为疲软，中国对其出口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因于“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而不仅仅是需求溢出。

  ——价格机制。即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而带动国内物价上涨。中国从1990年代起便已经从初级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且初级产品进口规模越来越大，初级产品消费总量中进口资源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相应地，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下游商品价格全面上涨的作用越来越强。按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2010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总额4325.5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总额（13948.29亿美元）的31%，同比增长49.3%；出口81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5%。

  进口初级产品金额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价格上涨，如煤炭进口数量增长30.9%，进口金额则增长60.1%，进口均价上涨22.3%；原油进口数量增长17.5%，进口金额增长51.4%，进口均价上涨28.9%；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数量减少1.4%，进口金额增长58.4%，进口均价上涨60.6%……由于初级产品进口规模巨大，仅2010年初级产品净进口额就高达3508.39亿美元，按年末人民币汇率1美元兑6.6227元人民币折算，约合23235.01亿元，相当于中国当年GDP（397983亿元）的5.8%，比当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3.0%（参见表1）高几乎一倍，中国当前通货膨胀输入的价格传导机制相当突出。

  ——流动性机制。即通过流动性增长而实现的通货膨胀国际传导。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流动性机制又包括贸易型式和资本型式，前者即本文开头提及的通过贸易顺差实现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后者是由于资本流动而导致东道国流动性增长，进而被动地输入通货膨胀。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部通货膨胀输入的三种机制之中，贸易顺差只能为一种机制中的一种负责。

  不仅如此，即使就流动性机制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言，贸易顺差在其中所占份额也呈下降趋势。流动性机制输入通货膨胀的关键在于外汇储备增量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而在近几年的外汇储备增量中，贸易顺差所占份额总体上是趋向下降的。如表1所示，1990年以来，贸易顺差占外汇储备增量比重的高峰出现在1990年代至2000年，在此期间有5年时间贸易顺差占外汇储备增量的比重超过了100%，2001年便大幅度下降至48%。

  2004年，贸易顺差占外汇储备增量的比重跌落到16%的低谷，但这一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新世纪头十年的第三高水平（3.9）。2006—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依次为1775.08亿美元、2643.40亿美元、2981.26亿美元、1956.89亿美元、1831.0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量依次为2474.68亿美元、4619.09亿美元、4177.81亿美元、4531.22亿美元和4482亿美元，贸易顺差在外汇储备增量中所占份额依次为72%、57%、71%、43%和41%，总体上趋向下降；今年1月份贸易顺差64.5亿美元，同比锐减53.5%，国家外汇储备则仍在持续较快增长。既然贸易顺差对通胀输入的需求溢出和价格机制两种机制不起作用，对流动性机制的贡献份额也达不到一半，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判断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货膨胀输入的主要源泉，这一论点尚需三思。

  历史记录也不能充分证实贸易顺差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笔者整理了1990—2010年间中国贸易顺差、消费价格指数、外汇储备增量等数据如表1所示，1990年代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最大的时期是1993—1995年，这3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依次为14.7、24.1、17.1，而就在我国消费价格指数陡然翻了一番还多（从上年的6.4上升至14.7）、开启高通胀时期的1993年，我国贸易收支从上年的43.55亿美元顺差转为122.15亿美元逆差，1994、1995年贸易顺差也分别只有53.92亿美元和166.96亿美元。1997、1998年我国贸易顺差是1996年的3倍多，但1997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到1996年的1/3，1998、1999年更陷入通货紧缩。2009年我国贸易顺差1956.89亿美元，比2010年的1831.04亿美元高125亿美元以上，但当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为-0.7，出现了一定的通货紧缩。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占GDP比重已经显著下降并将继续下降，贸易顺差对我国宏观经济平衡的影响力正在削弱。贸易顺差过大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祸根”，而衡量贸易顺差相对规模的常用指标是其占GDP比重。正因为如此，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易纲去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策是缩小整体经常项目盈余，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将瞄准这一方向，目标是把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至4%以下，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如表1所示，我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先后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97—1998年，这两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均为4.3%，是1996年同一指标（1.4%）的三倍多，但正是这两年中国急剧坠入通货紧缩。第二次是2005年以来，2005—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分别为4.5%、6.5%、7.5%、6.5%，中国消费价格指数也在2007、2008年攀上了4.8和5.9的高峰。但从2009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经显著下降，2009、2010年分别为3.9%和3.0%。鉴于中国GDP仍将维持7%以上的增速，而贸易顺差还将继续缩小，加之人民币汇率升值，预计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过高估计贸易顺差对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的贡献无助于我们对症解决通胀问题。

  进一步分析减顺差的途径，我们还可以看到，依靠扩进口减顺差，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增强通货膨胀输入国内的价格机制。我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面对价格暴涨的海外资源，我们国内资源生产受到了刺激；而国内矿产产量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进口矿产价格上涨。如果我们为了保护国内环境、保留国内资源战略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削减贸易顺差等目的而输入更多的高价海外资源，相应减少国内资源生产，至少就中短期而言，其效果之一是加大资源价格上涨压力。

  我们的经济目标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寻求治理通货膨胀和贸易差额这样的复杂问题时需要瞻前顾后，全面考虑。易纲提出采用多种手段渐进式治理通胀的“中医疗法”，而且不应靠压出口来减顺差，而应靠扩进口来实现减顺差目标，这一思路可以收到副作用最小化的效果。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其中主要是贸易顺差）水平确实过高，不仅给国内经济造成了一系列副作用，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极，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是不可长期持续也不应长期持续的，调整贸易顺差势在必行。然而，我们应当努力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中长期目标，并不等于我们就必须把它当作必须追求的短期目标，也不意味着短期内有可能实现这项目标，因为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而抑制贸易顺差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