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吧星居9月:学习中共党史自觉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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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点学习、思考和持重——学习中共党史自觉成熟起来

发布: 2011-12-07 08:40 | 作者: 苦竹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033 | 回复: 10

多一点学习、思考和持重
——学习中共党史自觉成熟起来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

毛主席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9页

我对近半年来在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中，个别网友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建议，说得不对，尽管批评指正。

一、发掘革命实践经验的丰富宝库

建议左派网友深入、细致的学习【中共党史】，最好能再看一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中共党史】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百科全书，记载着错综复杂的革命背景和历程，记载着深刻系统的革命经验和教训，记载着革命导师（毛主席、列宁）的革命胆略、气魄和智慧。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课对于了解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认识革命的规律、特点；开阔革命的眼界、胸怀；增长革命的学问、才干是必不可少的。

新中国建立前，在我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先左后右的两次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路线”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左倾、右倾同具危害，其本质表现都是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

陈独秀实行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和领导权，放弃革命的武装力量，放弃革命警惕。导致共产党人本应准备却毫无准备的惨遭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陈独秀的例子告诉我们，干革命不能脱离正确的革命方向、政治路线、理论原则，必须有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指导，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领导，必须有革命的武装力量。

王明一伙人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他们嘲笑毛主席“山沟里哪有马列主义？”他们大搞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一味的从本本出发，“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们对同志动则“打棍子、扣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葬送了红红火火的中央苏区，给中央苏区党、政、军和红属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王明的例子告诉我们，干革命必须依据社会客观实际，必须将革命理论与客观实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起来，按照革命实践的需求“有的放矢”的科学准确的运用革命理论。

张国焘是一个混进党内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他一贯为个人争权夺势、争名争利、争核心。他一贯大搞宗派主义，培植“山头”铲除异己，甚至另立中央、鼓动红军打红军。他削弱了一方面军、葬送了四方面军。最后他跑到国民党那里做了特务。张国焘的例子告诉我们，要戒备在革命阵营中执意争核心、闹分裂的人和事。革命队伍本不是股份公司，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高尚队伍。危害革命利益、带着个人目的投机革命的人，最终会被历史无情的淘汰。

中共党史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敢于和善于正确发现、揭示、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典范。他始终洞察矛盾的全局；抓住主要矛盾；控制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矛盾发展和转化的质、量、度。他处理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总是讲大局、讲原则、讲科学、讲策略，总是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如在红军长征与“王明左倾路线”的生死斗争关头：1、“通道转兵”急使红军脱离险境；2、“遵义会议”先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3、“延安整风”彻底解决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团结问题，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历史上那样严酷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在身处被错误的排斥、批判、撤职、开除党籍、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逆境里，仍然坚持内外有别、上下有序、自觉遵守组织纪律、严格保守革命机密、顾大局、识大体。在大敌当前的环境中他们的敏感点和枪口一定是朝外的，他们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嘲讽、攻击自己的同志，哪怕是犯有错误的同志。顾不顾革命大局，标示着一个人的革命道德程度；讲不讲作为效果，体现着一个人的科学素养水准。不顾大局、不想后果，只图个人痛快、乃至掺杂个人目的我行我素，就是在坑害革命。

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告诉我们：

革命需要，必须实行所有革命阶级力量多维的团结和联合，但工作的核心应是革命依靠的基本力量。革命需要，必须运用政治、军事、思想、经济等全部斗争方式，但工作的重心应是革命依赖的主要斗争方式。革命需要，必须创造和利用各种革命机遇，但首先应该关注和应对条件成熟或接近成熟的革命机遇。革命需要，必须尝试以必要的多元途径获取一定的革命成果，但必须做好革命的两手准备（如【重庆谈判】）。

二、领会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

在学风上，我对一些网友提出如下的个人见解和批评意见。我们学习马列毛著作是要通过对具体文章、词句的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达到能够掌握和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以指导实践的目的。

1、马列毛主义是革命真理但并不穷竭真理。其没有也不可能有为未来革命进程中遇到的所有具体问题提供简单的现成答案。马列毛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等理论原则，需要我们“有的放矢”，不断地探索并完成理论与实践的新结合。

2、马列毛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柱。马、列、毛主义，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都是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统一、严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学习、运用时不应隔断内在联系、断章取义、曲解原意。

3、马列毛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由于我们的革命信念、学识范围、实践阅历、思维能力与革命导师差距太大，所以学习革命理论不要浅尝辄止，不要以为在文学意义上懂了，就算彻底弄懂了。不要把自己对真理的理解与真理本身完全等同起来，二者之间可能存有差距。

学习的过程有两个不可替代的方面：一方面要老老实实的读原著，在理论上熟读、深钻；一方面要尽心尽力的去应用，在实践中认真校正、深入理解。对其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真正融会贯通，往往需要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因此不要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列毛的著作、记住了一些理论词句就满足于现有的个人理解水平，就自认为是“正统的主义者”了，就认为自己已有的理论认知就没有再向理论钻研、再经实践校正、再由群众充实的必要了。向实践和群众学习，在实践和群众中学习，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主席和王明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区别。

4、应该明确的知晓，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拥护者与“马列毛主义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经过革命理论、革命实践长期学习、磨砺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大风大浪的严酷锻炼和考验；必须是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列毛主义融会贯通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列毛主义者所必备的革命理论、实践阅历、革命经验，革命意志品质、革命性和科学性的水平能力等素养；决定了其只能是极少数人。

毛主席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员和号召时说：“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可见在当时成千上万个职业革命家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很少数。

这就提示我们：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确认识革命队伍。（1）不要盲目的认为自己就是马列毛主义者了；（2）不要苛求革命队伍中的人都必须是马列毛主义者；（3）更不能简单的认为非马列毛主义者就是敌人；（4）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能只由少数马列毛主义者去完成；（5）我劝同志们不要（在条件不充分的时候）忙于证明谁是不是“马列毛主义者”，要集中精力扎扎实实的学习、宣传、运用马列毛主义。若果真有不够马列毛主义者标准的人被“错爱”了，或有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受到委屈了，也用不着针扎火燎般的坐不住，压倒一切的去纷争。要相信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或无产阶级革命者是能够经受住考验的，百炼成钢同时大浪淘沙；要相信广大革命网友对争论的动机、分歧的观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胸怀终究会有本质的判断；要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5、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统一起来；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把反修、反腐、反卖国的斗争融汇起来。

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路线与政策、策略对立起来；将革命的长远目标和现阶段的任务混淆起来；将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革命斗争内容割裂开来，是错误的。

三、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团结心胸和智慧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主席的卓越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共党史中革命前进和发展的内在线索。

毛主席既是我党敢于、善于斗争的模范，也是我党敢于、善于团结的模范。毛主席实行和维护革命团结的方针，在他的思想、路线、政策、策略诸环节及本人卓越的团结实践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团结的思想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发展和创造。

毛主席具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解放全人类的广阔革命胸怀。毛主席具有利用和创造一切可以实行团结的内容、形式、层面、程度、时机，及时实施新的革命团结的深厚愿望和智慧。毛主席具有最大限度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高超革命能力。正是老人家如此广阔、深厚、高超的革命团结素养，才能统帅五湖四海高度一致的革命大军；才能驾驭壮观深远、循序渐进的革命事业；才能领导56个民族亲如一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引领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世界革命潮流。

毛主席是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不但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毛主席关于团结的光辉思想论断和光辉实践行动，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只能在这里简略的说个梗概。

1、毛主席呕心沥血的促成和维护人民内部的紧密革命团结。

毛主席提出和倡导的许多关于团结的思想、路线、政策、原则、措施，积极的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如：我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民主、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党群一致、干群一致、军民一致、民族团结、拥军爱民、拥政爱民；

团结—批评—团结、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制度、群众评议、群众监督；整风运动、新式整军运动、传帮带活动、帮学对子、谈心活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群众交朋友、干部“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
允许同志改正错误、允许同志（在服从组织纪律的前提下）有一个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思想过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给出路 ……

毛主席在亲身的团结实践中总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像长兄慈父、良师益友一样关心、爱护、理解和帮助同志。毛主席在历史上对误解、批评乃至妒忌过自己的同志都很宽容。毛主席几经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酷迫害，数次都默默的承受着个人的巨大委屈和冤枉。但他始终把个人的安危、利害置之度外，尽力的说服、教育和团结当事的同志，以求尽量避免或减轻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损失。毛主席身处逆境时，一方面同错误路线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一方面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党的组织统一。

毛主席对犯有路线错误和其他错误的同志都进行努力的团结、教育和帮助。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真情大度的革命胸怀、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诲，深深的感化了一度对毛主席抵触情绪十分严重的许世友。后来毛主席成了许世友心目中无尚敬仰的革命统帅。毛主席甚至对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在进行彻底的思想斗争的同时，也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最大限度的挽救和团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坚决反对并努力转化“派性、打到一切”的局面，号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要求必须团结95％以上的群众、必须团结95％以上的干部。

毛主席是我军的缔造者。在井冈山毛主席亲自带兵时期，对待革命军队的逃兵，不仅不杀、不刑、不罚，只要主动声明，留下武器，还发给路费并欢迎随时回来归队。善待逃兵加之优待俘虏这种宽大的革命气魄为我党我军在政治上的优势添加了砝码。

毛主席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善于听取群众的正确意见。解放战争时期，坚持己见、异议中央，“陈赓不主张西渡黄河保驾、粟裕不情愿南过长江分兵”。而毛主席海纳百川、经与二人当面慎重讨论，果断采纳下级建议、毅然改变中央原有部署，取得了战略成功。成为我军军史中的动人佳话。

抗战时期（1941年6月）延安发生了一次雷雨中雷电击死人、畜的意外事故。当地有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咋不劈死毛泽东？”不久，陕甘宁边区清涧县一名叫伍兰花的农妇公开指名大骂共产党、毛泽东。毛主席了解到上述两件事的原因是由于对边区政府征粮较多不满引起的，就果断地命令边区保卫部门立即释放并善待当事人，还帮助伍兰花解决家庭困难。同时毛主席深入思考，统筹群众生活和部队给养的两全之策，加速实行了边区“精兵简政、军队大生产”的措施。

毛主席勇于自我批评。在1962年1月11日党中央于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推功揽过，主动承担经济工作一些过失的领导责任，带头进行认真、深刻的自我批评。与会干部深受感动。由于在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经常昼夜连续工作，毛主席留下了入睡困难、睡眠很少的顽疾。50年代初期的一天，毛主席刚刚入睡，一名警卫员在主席房间里向下拉落地窗时不慎弄出了很大的响动，毛主席被惊醒后再也睡不着了，就严肃的埋怨了这名警卫员几句。事后毛主席找到这名警卫员诚恳的道歉、由衷的批评自己。

毛主席与王明在对待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目的、方式、胸怀、效果上有着显著的区别。王明一伙对待他们认为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开展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斗争”；方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胸怀是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效果是真心跟着王明的人连28个半都不到，他刻意摆“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孤家寡人的谱，还能干无产阶级革命吗？而毛主席在目的上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方式上总是同志式的批评教育，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引导，并重视自我教育；在胸怀上海纳百川，允许同志在改正思想错误中有认识过程甚至有反复的认识过程，并耐心的等待他们在时间和实践中的转变。在他们思想未转变之前，毛主席也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效果是绝大多数人真心实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流血牺牲也心甘情愿，革命成功了。

我劝同志们认真思考一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与敢于团结、善于团结的各自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单纯得意于“敢于斗争”的初级境界。

2、毛主席尽心竭力的促成和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合作

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党为了在革命的不同时期最大限度的打击和孤立主要敌人或完成特定的战略任务，以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为核心与中间派广泛联合的政治同盟。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不断形成、发展中，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有重大的发展和创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卓越的领导了统一战线的革命实践。

毛主席提出并强调一系列的统战理论、原则、方针、政策、策略：即必须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我党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建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战略；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斗争是为了联合、联合需要斗争，强调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等。

早在1924至1927年，毛主席受党的指派和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毛主席被选任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强化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转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努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支持北伐革命战争。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我党开始掌握了部分革命武装。创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

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后，就及早的对当地袁文才、王佐的两只农民武装队伍开展了团结、统战工作，继而将其改造、收编为党领导的红军队伍。这个团结联合不仅极大的改善了秋收起义部队的后勤供给、迅速壮大了红军力量、有力推动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而且对井冈山一次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蒋介石继续坚持不抗日、打内战的方针，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毛主席一方面部署痛打积极剿共的东北军的战斗；一方面部署主动、迅速、深入的开展对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36年秋终于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了对红军的敌对行动，并建立了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联欢，互送礼品的友好睦邻关系，由敌军化为了友军。初步形成了西北地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 “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新局面。这不但直接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红军的“围剿”，而且为推动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努力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求同存异，从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主动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开赴抗日前线。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我党迅速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杨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耐心说服张、杨“和平解决、逼蒋抗日”，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６项条件。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会议前夕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５项要求。得到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认可。

毛主席带领我党从民族大局出发，经过积极的斗争和必要的妥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武装、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虽然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尚有困难还需要时间准备。于是他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伪装和平。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国和蒋介石的反动阴谋，团结教育人民，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了中共代表团亲赴重庆谈判。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我党在政治、军事上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在保障革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盼望的和平民主，自身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承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的一些民主权利。承诺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这次谈判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真和平、真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心怀。共产党得到了民心和政治主动权，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奠定了解放战争的政治条件。这次谈判还有力推动了蒋管区人民的革命运动。

毛主席历来重视与各少数民族、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知识分子、爱国宗教社团、海外华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团结合作。毛主席历来尊重民族传统、地方习俗、宗教感情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心理意识，尊重科学、文化的学术成果。毛主席有很多这方面的挚友。统一战线中的这些积极力量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建国时，毛主席为了充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使之长期化、制度化，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形式，以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

毛主席历来主张最大限度的分化瓦解敌人；在军事、政治上都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主席要求优待俘虏，并在区别政治成分和自愿的原则下，尽力将俘虏中的士兵、技术人员教育、团结、改造为我军成员。毛主席善于根据情况允许敌人运用投诚、投降、避打、假打等诸多方式与我军合作，以充分的瓦解和争取敌人。

3、毛主席大气磅礴的引领世界革命潮流

毛主席积极主张忠实的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旗帜鲜明的反帝、反修、反霸，反对民族压迫、种族歧视，主张一切国家、民族、种族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坚决支持世界上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并无私的尽力的在经济、技术上援助贫、弱、小国家。在世界上，新中国迅速的赢得了崇高威望和政治金牌，彻底的打破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集团的政治、外交封锁，中国的朋友遍天下。在国际场合上总是有人给“恰依纳”竖起大拇指。中国硬是被世界上的“小朋友、穷朋友”拥进联合国、抬上安理会。

毛主席依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美苏两国称霸世界、压迫世界又争霸世界的历史实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跨越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理区位、民族种族的差异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光辉革命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迅速唤起了第三世界团结、斗争的意志；唤起了第二世界独立、抗争的意识；最大限度的孤立了美苏两霸；激荡了世界上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反霸抗霸的斗争潮流。此后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第三世界的大团结，第三世界用一个声音对美苏两霸说：不！

毛主席还及时、充分的利用争霸、反霸的国际矛盾格局，分化苏、美，逼软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紧缩；逼弱了苏联对中国的战略锋芒。

毛主席是革命团结的模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确的革命团结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最终目标和现实阶段的统一；意志和智慧的统一；原则和策略的统一；斗争和妥协的统一；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四、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广泛、深入、多维的团结

1、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广阔、深远、伟大的革命事业。这个事业既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的领导，又需要人类的全部学识的充实。这个事业既需要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领导，又需要尽可能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领导，革命不会成功。没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同样不会成功。所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原则。

2、革命首先要依据革命的性质分清敌、我、友，进而最大限度的实行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最大限度的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的争取、联合中间势力。

（1）团结、联合是诸方在特定的原则基础上自觉自愿的合作。团结、联合的内涵与外延是广义、多维的。诸方的团结、联合内容和形式可以有：高、中、低层次；全、多、单方位；长、短、近期；一致、密切、松散的区别。

团结、联合的具体“原则”也因团结、联合的目的、性质、对象、内容、形式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还可能随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所以团结、联合的“原则”是具体的、历史的、多维的、发展变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团结、联合的基本原则是“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紧密的团结需要根本利益一致的政治基础条件和团结意志、觉悟程度相近的直接思想条件。革命队伍和人民内部需要紧密的团结并具备紧密团结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体现为本来具有根本利益一致的政治基础，或许同时已具备了相同、相近的思想条件。这样紧密团结将成为必然。如果暂不具备思想条件，可以逐渐创造、积累成熟的思想条件。

一方面：真正的团结是有明确政治、思想原则的组织和合，不是无原则的勉强 “凑合”。另一方面：原不具备团结的思想条件的（只要具备团结的政治基础），由于当事诸方的主观努力或随着客观过程的推移，可能逐渐具备团结的思想条件。

（2）我党在历史上并不局限于根本利益一致范围内的团结（即党内的团结、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党及革命队伍与人民群众的团结），而且重视和争取根本利益有别群体间的（有利于革命的）团结。如在统一战线中求同存异的真诚团结。如在分化瓦解敌人过程中信守诺言的诚实合作。

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既善于洞察、揭示矛盾点和分歧点，善于批评、斗争；又善于发现、利用共同点和相近点，善于团结、联合。我党在历史上的多维团结、联合发挥了巨大的革命推动作用。

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要求我们在内涵、外延上都有必要争取最大限度的团结。那些“只有在所有思想层面上完全情投意合才能团结”的观点；那些“一碰到思想矛盾、分歧就无视其它的共同点、相近点，彻底中止应有层面上的继续团结”的作为，都是早有前车之鉴的应该避免的错误。

（3）历史告诉我们：不仅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是松散的思想、组织结合，而且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然出现在一国之内有两个以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多党竞政”的政治局面。而无产阶级政党通常是紧密的思想、组织结合。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乃至在之前的革命进程中，凡一国之内有多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其最终必然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个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都是只追求人民根本利益、大公无私的革命政党。所以为了利于革命，他们的合并是必然的。而资产阶级政党则恰恰相反。这也从客观上提示我们，虽然外在客观条件能发挥深刻的影响作用，但社会力量团结、联合的愿望特征与结合程度受内在的阶级本质规定。

3、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基本条件：

（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其中第三项是专讲团结的，而且对团结的水准和能力有明确的要求。

4、我党在团结同志、联合朋友、瓦解敌人的工作中有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1）马克思主义的团结，是积极的、有自觉政治思想基础的、有明确革命原则的团结。不是只求一团和气的虚假“团结”。维护团结的基本方式是批评、自我批评和必要的斗争。“团结— 批评— 团结”是我们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概括成为“团结— 批评— 团结”的公式。毛主席在解释这个公式时指出：“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领域也要运用团结和批评结合的方法：“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 ；“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1944年，毛主席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1956年中共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 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2）贯彻“团结— 批评、自我批评 — 团结”这一方针必须明确其中的三个环节。（一）开头的“团结”是讲正确的主观动机。（二）结尾的“团结”是讲良好的客观效果。（三）中间的“批评、自我批评”大有学问。其“批评”既不是简单粗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不是敷衍了事的蜻蜓点水、得过且过。应该既是一个开诚布公、深入细致、摆事实讲道理、触及灵魂的严肃思想斗争过程；又是一个讲动机、讲效果、讲方式、讲大局的真挚教育帮助过程。

（3）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和分歧与组织纪律上的故意过错、与政治立场上的公开反动有着原则的区别。当着思想观点分歧的各方，都说服不了对方，必待实践检验时，那各方就应该全面考虑、积极的谨慎的应对实践的检验，重在做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防范和减少损失的多手应对准备，而不要重于“内战”。

在毛主席领导的我党历史上，对于犯有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又在认识上转不过弯来的同志，只要他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就允许他想不通，并耐心的帮助和等待他在反复的思想、实践斗争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改正思想认识路线上的错误要靠道理和事实，攻击、嘲笑、谩骂只能适得其反。

我党在历史上（在执行党的决议的前提下）就在组织纪律上允许党员不同意党的决议，并有权申辩和保留个人的意见。

我劝同志们深入的思考一下，我党在革命历史上是严格、严密、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认识马列毛主义真理的过程中，尚且遭遇过由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十几年的迷惘、曲折、艰难、痛苦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的党及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并没有大的、公开的分裂？

（4）1932年1月，王明的“临时中央”发出的体现左倾路线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打击”。

恰恰在1933年发生了【福建事变】。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及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而且主动表现了要与共产党联合的愿望和实际行动。

毛主席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几次找到博古和李德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好的具体建议，努力推动联合的实际进程。可是左倾领导人物认为19路军是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面对19路军在蒋介石围剿福建时要与红军联合抗蒋的请求置之不理。而当蒋介石打败了19路军后，便掉过头来集中全力进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给中央苏区造成了灭顶之灾。左倾路线眼睁睁的抛弃红军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使中国革命付出了不应付出的惨痛代价。（我劝同志们冷静的想一下：如果你仇恨你认为的“中间派”胜过仇恨敌人，那你就有毛病了。）

毛主席居于领导地位时，统战工作总是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10月，毛主席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5）革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哪怕是微小的革命团结、联合，都会给革命带来相应的积极效应。我党历史上不断增强革命团结、联合的主张和实践，促使革命胜利的代价大大降低，革命胜利的时间大大提前。因此不要排斥任何可能团结的人、可能团结的机遇、可能团结的层面、可能团结的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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