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云桶装水多少钱:揭秘 周恩来女儿孙维世被脱光钉死？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 

        9月8日，北京西便门的一家西餐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面走来，朴素的装扮、淡然的微笑和优雅的步伐，让人看不出她已届古稀之年。 

        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 

        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 

        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 

        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 

周家各“房”今何在？ 

“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 

“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 

“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周秉德说。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动乱中亲自签字批捕弟弟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周秉德眼里的伯伯和七妈：恩爱夫妻的浪漫镜头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周秉德自述：我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来是跟着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很多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退休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叫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 

红墙内的青春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 

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她却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离北京城20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靠鸿雁传书。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本人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结果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写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得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稍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 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留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整整30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们，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