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aronno价格:梁漱溟传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传奇的百年人生

康无为/文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对于死，他早已参透。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漱溟去世后，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

百年沧桑 救国救民；千秋功罪 后人评说。 横批是：中国的脊梁

这幅挽联虽为其子女自己拟定，但“中国的脊梁”的盖棺定论，是丝毫一点也不过份的。梁漱溟先生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所以他的谥号应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至于“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号的有无，我倒觉得无关紧要。

冯友兰送的挽联是：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这幅挽联概括了他的一生成就和志业。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却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广西桂林人，1893年出生于北京。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

1905年，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入顺天中学堂读书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

1907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 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成为了一个革命者。

1912年，民国建立，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本年开始入迷佛学，读佛典。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界国会正式召开，梁漱溟亦参与采访参众两院，因持有长期旁听证，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混乱，上层生活的丑恶使他目睹而倍感震惊：“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

1914年，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南北统一政府成立，“政学会”首领张耀曾代表西南势力参加内阁，任司法学长。张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引荐梁漱溟任司法部机要秘书，专管与西南往来密电。期间，梁漱溟完成了评议诸家学派、推崇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连续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　　

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看过梁漱溟的著作后，认为很有学术水平，并说，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学术自由”，遂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0月间，梁漱溟正式应聘，执教北京大学，后升为教授。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

1918年，梁漱溟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他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1919年，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五四运动”， 梁漱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印度哲学概论》问世。  

1920年，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本年四、五月间决定做孔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

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 泽 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1939年，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 国同志 会”。

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 主同 盟”，次年中国民主政 团同 盟成立，任常务委员，赴香港办《光明报》任社长。为“民盟”言论机关。

1946年，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

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 央政 府扩大会议，应周 恩 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 泽 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他要求毛要有“雅量”。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

1968年，被补发“右派”的帽子，由此创下了两项纪录：一是成为中国最晚补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二是戴帽子的原因最早。

1970年，在讨论《宪 法修改草案》时直言：“制定宪 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

1972年12月26日毛 泽 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 泽 东的生日寿礼。

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不批孔，只批林”的态度，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 小平当选全国政 协主 席，梁漱溟当选为政 协常 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 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

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会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梁漱溟先生逝世后，有关方面出版了《梁漱溟自传》（梁培宽编）、《梁漱溟传》（梁培恕著）以及他大量的著作。惟梁漱溟那幅头戴瓜皮帽的遗像十分醒目：孤峰独秀的鼻梁、紧抿的嘴角、深邃不屑的目光，真能逼出你道德夹逢中的“小”来。正是这尊严峻冷面“佛”，其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胸怀，他是否还有另一副面孔？

梁濑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的工具。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他一生的使命 。因而他一生大道独行，不随时俯仰，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脊梁。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到今天，恐怕谁也不敢轻易断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爆了“五四运动”，学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火烧民宅。至此，北京学界还弹冠相庆以为是爱国的胜利.，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是共和社会公民对法律的尊崇，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竟然是没有半点回应！

1924年，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漱溟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他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韩复榘给了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主要体现出来的是“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虽然当时是“官办”色彩很浓，但以此来看军阀就未必都是混帐。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而被迫中断。由于实行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使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得以接受教育，成了中国最早试行义务教育的试验田。虽然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那是因为兵燹所致。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

梁漱溟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正是他有思想，并努力践行，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思想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1946年5月，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几句话：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漱溟甚至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 主 人士的罪行告白于天下。

1946年6、7月间，全国大规模内战暴发，“政 协决 议”被撕毁。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 恩 来回南京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南京时，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张家口的消息。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说了：“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经典话语，痛斥了无耻政客的背信弃义。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

1949年新中国建立，梁漱溟满怀豪情参加政协，与新一代领导人共商国是。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 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 恩 来之请作即席发言。梁漱溟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 泽 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然而他不畏犯忌逆鳞，直言陈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他的发言遭到了毛的严厉批评，然而他不惧权威继续抬杠，要毛要有点雅量，不要拒谏饰非……他的言行，虽然酿成了“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由此他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关心“三农”问题的第一人。

以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梁漱溟未能幸免成了“运动员”，而惨遭迫害。恶劣的环境，他也不说假话，山东来人调查一个他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漱溟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来人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1970年，“文革”如火如荼，在讨论《宪 法修改草案》时，梁漱溟直言：“制定宪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一部宪 法，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人人必须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如果把哪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违背了制定宪 法的宗旨，宪 法执行起来就不可能完善，不可能彻底。这次的 “宪 法修改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给人的感觉是个人高于宪 法，失去了宪 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同样，这次‘宪 法修改草案’决定不设国家主 席，并不好，道理上也讲不通，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来当国家主席又是另一回事儿。总之，要依法办事，不能凭个人的意愿、好恶随心所欲。一个国家的政治是稳定的框架，是制度，不能由哪个人出尔反尔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虽然，梁漱溟也吃过不少苦头，但他后来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也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包着肚子，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他去陪斗，也曾让他“坐飞机”，搞得回去还一身汗水。然而他仍不现媚骨，依然故我。

即便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也始终把毛 泽 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 泽 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

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作为一个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的臭老九，敢于蔑视权威，独立思考，而世人皆醉我独醒，实在是漫天阴霾下的一缕曙光。真的没有梁漱溟“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哪里又有半点虚饰！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遂，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又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转而倾向于儒学。　　

梁父（1858—1918），名济、字巨川， 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极佳。“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梁济60岁生日前夕，家人为准备给他祝寿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他却自溺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就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以“尸谏”以明心志。

梁父殉清看似颓唐，然“双十”革命后，国家没有走向共和，反而乱象丛生，把国家命运推向一个无法预知的十字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哪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看了不会切齿寒心呢？　

梁漱溟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他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梁漱溟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贤达以及各色人物。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别人，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形成了他独特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贯穿其中的却是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 生运 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还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运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有口皆碑。每遇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手他人，即至垂暮，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尽管如此，梁漱溟亦是个性情中人，据他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在“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无用，惟独自站在一边神伤而落泪。

梁漱溟一生，操行可圈可点。为恪守法律的底线，他可以不随时俯仰而轻视权威；对待个人得失他以德报怨，不计前嫌，做到了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修养。他践行个人理想奔走国是，关心三农，倾情教育，作育英才，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争人生之自由，忠于知识分子的操守，成为了一代民族的脊梁！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