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娜和依云哪个好:看不见的战线 罗青长传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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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战线 罗青长传奇(二)

作者: 罗援 | 2010年06月12日 00:05   

陈晓楠:中央社会部成立伊始,罗青长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七十年过去了,作为中共情报战线的元老级的人物,罗青长见证了隐蔽战线的辉煌与成就,也亲历了情报部门的发展壮大。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了社会部的一室工作。

在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是成为重中之重。

解说:1947年3月18日的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当年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

罗援:当时中央撤出延安以后,敌情是非常严峻的。国民党部胡宗南部队将近有20万人,毛泽东同志带领的这个部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一些工作人员。当时叫中央纵队,中央纵队以后就化名为九支队。九支队的司令是任弼时同志,政委是陆定一同志,参谋长是叶子龙同志,副参谋长是汪东兴同志。我父亲就负责情报工作,他当时是中央社会部的一室主任,二室主任是汪东兴同志,他是负责保卫工作,这个班子非常的精干。当时毛泽东主席给自己化名叫李得胜,周副主席给自己化名叫胡必成,就是我们的领导人,一个叫得胜,一个叫必成,就寓意着我们的革命必定成功。

解说: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

罗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正因为毛泽东他能做到知彼知己,所以才能百战不殆。那么在这方面呢,我父亲在当时他主要是负责在转战陕北的时候,做情报保障工作。我们现在都知道,情报工作对于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自卫的手段。但是情报工作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进攻的武器。

开会遭国民党轰炸 中央运用无线电惑敌

解说:获取敌人的资料,是情报工作基本的要求。然而活学活用这些资料,则是情报工作的更高境界,罗援就听父亲讲过,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罗援:刚撤出延安不久,那么中央呢,在子长县的双湖峪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当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四架野马式飞机,到双湖峪地区进行狂轰乱炸。这时候总理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说是,怎么我们的行踪被敌人发现了呢?他就启用我们的一些情报关系。最后了解到,敌人他现在有了无线电侦测系统,通过无线电侦测,发现了在双湖峪地区有无线电电波,有无线电电台在活动,所以他认定那里可能是我们中共的一个高级指挥机关。

解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分析了获得的情报之后,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国民党使用的无线电测向仪器,调动国民党的部队。

罗援:把我们前线的各个纵队的电台,都集中到延安以东的延川地区,就在那进行无线电佯动,你可以发明码电报,也可以频繁地进行这种无线电问答,这都可以。但是这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清涧地区集结,这时候胡宗南的一个主力师,就是76师,它师长叫廖昂,给胡宗南就发电报,要救援,他说共军的主力已经朝清涧附近在运动。那么胡宗南就给他回话说根本不可能,共军主力正在延川地区,可能要向延安有所动作,我现在不可能去救援你。

解说:此刻,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已经对廖昂率领的76师形成合围之势,身处清涧这个险地,廖昂无力突围,只能一日数电,向胡宗南求援。

罗援:廖昂再发电报的时候,就说现在共军已经登城,如果你再不来救援,我不成功便成仁。这时候胡宗南才知道上当了,再派部队去增援已经为时过晚,这就是说,情报工作在这个寂静的战场,在无形的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解说: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虽然险象环生,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却始终没有离开陕北,对于那一段经历罗青长一直难以忘怀。

罗援: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讲,有一次主席带着他和王诤伯伯,童小鹏伯伯到了黄河边上。这时候主席突然兴致大发,他就把手往腰上一插,就是现在说的摆了个POSE,然后把我父亲和王诤伯伯叫过来,说跟我一块,咱们照张相。后有黄河,前有追兵,敌人能耐我何?那个气势非常大。然后就叫小鹏叔叔给他照相,结果由于一些技术的原因,这个照片没有留下来,我父亲经常跟小鹏叔叔开玩笑说,小鹏同志你照了一辈子相,最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没有留下来。当时主席他为什么能在那么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在兵力对比这么悬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能坚守在这个陕北?一个是他的雄才大略了。另外就是陕北有一个特殊的这种地形,还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情报工作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汉年被迫面见汪精卫 解放后陷入冤假错案

解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罗青长开始梳理自己的革命经历。罗援说,父亲今年虽然已经是92岁的耄耋老人,但是对于往昔的人与事仍然铭记在心。他在回忆时还会经常提起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董必武、陈云,还有聂荣臻、叶剑英和陈赓,他们不但是重量级领导人,同时也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领导者。

罗援:特别是还要讲到这个情报战线的,那些无名英雄,比如情报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情报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以及北平五烈士,谢士炎等,还有永不消失电波里的原型李白。

解说:除此之外,情报战线上还有一批特殊的潜伏者,比如阎宝航、阎又文,还有韩练成以及沈安娜等人。他们之中有的人曾是国民党的高官、名将,甚至有人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但是罗青长非常清楚,他们为中共情报系统做出的贡献非同寻常,情报工作性质特殊,有些人不但遭到误解,甚至遭受冤屈,为此罗青长痛心之余,也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为他们奔走。

罗援:刚到军事科学院,我是在战史部工作,我当时翻阅以前的一些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就是"小开密电"。"小开悉"、"据小开悉"我回去就问,我说这小开是谁啊?我父亲说小开就是潘汉年。大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情报,都是小开提供的,所以当时主席对潘汉年的工作,也是赞赏有加的。当时社会部的一个老副部长陈刚,说是小开在上海耍得非常开,小开就是小老板的意思了,潘汉年风度翩翩,为人处事精明干练,确实把情报工作做得非常活。

解说:抗战时期,潘汉年一直在华东做情报工作,成绩卓著,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迫不得已与南京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有过一次会面。

罗援:他实际上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因为他当时就是被挟持见了汪精卫,这个按当时的情报规定和制度来讲呢?他是允许的。在延安开七大的时候,他也有机会讲清楚,他在跟主席交谈时,他说想把有些事跟主席交代一下,但是主席当时呢,误认为他是要谈那个饶漱石的事,所以把这个机会就错过去了。

解说:然而也就是这次,发生在抗战之中的偶然事件,却让潘汉年在建国之后的1955年,陷入了一个冤假错案之中。

罗援:到了1955年,"高饶事件"的时候,这时候中央有一个规定,就说是所有的历史问题都要交代清楚,如果不交代清楚,以后查出来罪加三等,那么这时候潘汉年又想起这件事情,他就跟陈老总汇报了。因为当时华东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同志。陈毅同志说这个事太大了,说这个事你要给中央写一个报告,那么潘汉年就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解说:在罗青长印象中,潘汉年的经历非常清楚,在与中央的往来电报中,每项行动也都是有案可查,如果指任潘汉年是特务、内奸,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罗援:后来总理说,这样,你去跟克农同志去讲讲,由克农同志组织一个审查小组,把潘汉年的历史上的问题,审查一下。那么后来李克农伯伯呢,他就组织了一个审查小组,由我父亲来担任审查小组的组长,组员有孔原伯伯的夫人叫许明,许明阿姨。还有公安部十二局局长叫狄飞。

解说:调查组翻阅了潘汉年的历史档案,并且按照时间顺序和文件类型两条线进行过滤比对。在罗青长的主持下,这项细致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三个月。

罗援:最后他们给中央提供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们提出了很多反证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当时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一言堂的这种一些不良的风气,已经逐渐在形成。那么在主席已经有定论的情况下,当时在李克农部长的亲自领导下,中央调查部的他们这个小组,能提供一些反证材料,应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主席已经有话,无法改变整个的局面。但是最后在审查的过程中,也没有查出更多的问题,所以,罗瑞卿伯伯他们又提出来,就说是对潘汉年可以假释。在文革前,潘汉年应该已经有了一些相对的自由了。

解说: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特别是"彭罗陆杨"事件的爆发,让潘汉年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他受到假释也成为罗瑞卿包庇"坏人"的罪证,潘汉年第二次身陷囹圄,被判处无期徒刑。

罗援:那么一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在会上很多人就提出来,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那么我父亲也就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去进行呼吁,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陈云伯伯,就陈 云同志登高一呼,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那么由于陈 云伯伯登高一呼,我父亲呢,他的工作就更加得力了。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最后,潘汉年终于平反昭雪了。

多年追随周恩来 罗青长受益匪浅

陈晓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罗青长出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一职。不过,他的这个身份,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罗青长对外的公开职务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对于周恩来,罗青长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罗援:我父亲一直在这个隐蔽战线工作,应该也就是直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从事这个隐蔽战线的工作。特别是转战陕北以后,他们有了更亲密的接触,因为当时的人非常少,而负责情报工作呢的,当时就是我父亲,他作为一室主任一直追随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那么他们这种友情应该四十多年了,就保持这种上下级的关系,一直到最后,总理去世。

解说:多年追随周恩来的经历,也让罗青长受益匪浅,在罗援看来,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为人处事,都受到周恩来的巨大影响。

罗援:胡耀邦总书记曾经说过,周恩来是全党楷模。就是说他的为人,道德文章,方方面面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这方面对我父亲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包括生活上,我父亲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看到我父亲呢,有一双棕色的皮凉鞋。但是他一直舍不得穿,我就问,为什么这个凉鞋你不穿呢,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总理那去汇报工作,看到总理正在跟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在那发脾气,为什么呢?他一打听原来是成元功看到总理的皮鞋,已经磨得没法再穿了,所以他就悄悄地帮总理去在外面订购了,量身定制了一双皮凉鞋。总理看到以后,说我的还能穿,我为什么要换一双鞋穿,你给我退回去。那么成元功叔叔说,这是量体裁衣啊,我是按照你的脚去定制的这个凉鞋,我怎么退回去。他说,你既然退不回去,你就给其他的人穿,给其他工作人员穿,反正我不穿。那么这时候正好我父亲进去汇报工作,总理说,小罗你的脚跟我的脚差不多,这双鞋就给你了。这样我父亲就得到了这么一双凉鞋。那么这件事一是体现了总理对于他的下属的关心,另外也是体现他艰苦朴素的这种作风,所以这些方面的言传身教对我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影响非常大。到现在呢,我父亲就把这双皮凉鞋先保存着,后来他又送到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那么从这一件小事就体现出总理对他的下属这种影响。

解说:建国之后,罗青长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处理,其中有不少次都是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从1966年文革开始,罗青长与周恩来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

罗援:因为那时候呢,总理是在独撑危局,他周边的几个副总理,他下面的部长,很多都被打倒了。那么我父亲作为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所以当时还是经常伴随在总理的身边,总理也给他交办一些事情,包括一些保卫上的一些事情,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事情,统战工作的一些事情,那么我父亲都参与了。

陈晓楠:1975年9月,周恩来看到了《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海外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当即批示罗青长、钱加栋等人找相关人员对这份材料进行分析,弄了真相。罗青长还记得,在批件的最后,周恩来连写了四个"托"字,足见他对于台湾问题的重视。此时的周恩来其实已经癌症晚期,病情不断恶化。

罗援:总理是1976年1月8号去世的,1975年12月20号,也就是在临终前的十几天的时间内,总理醒过来以后,就多次提出来说要见青长同志,那么总理的卫士,就给我爸爸打电话,当时我爸爸也是非常想念总理了,所以他当时马上准备去,但这时候呢,又传出来消息说,这个事呢,还要请示政治局。那么当时政治局呢,正好是什么张春桥、江青他们这伙还都没有起床,这个事就传到了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总理已经病成这个样,想见谁就见谁。

解说:罗青长后来回忆说,他首先前往中南海西花厅,面见邓颖超,邓颖超特别叮嘱他,总理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要少说多听。

罗援:我父亲又到了医院,当见到总理的时候,总理的头发、眉毛、胡须都特别长,当时我父亲非常心痛,就说我代表我们党政军的这些领导同志们,祝总理早日康复。总理说,真没想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他说我的时间也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要谈谈工作。那么坐下来以后呢?总理关心的还是台湾问题,关心的还是台湾的一些老朋友,和为人民做出过有益工作的这些人,嘱咐我父亲不要忘记他们。总理当时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但他这个时候想的还是别人,他就说,对不起,你让我休息休息,咱们过一会儿再谈。然后再过了一会儿,总理再谈的时候呢?已经神志不是非常清楚了,这样,我父亲就退出来了。当时一直等到下午,想等总理再清醒的时候,再跟总理继续谈下去,再继续聆听总理的教诲,但是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别了。那么到下午的时候,邓妈妈来了以后,我父亲再问,就是说还能不能再看看总理。那么邓妈妈说,他现在可能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这样呢,我父亲就撤出来了,这是他和总理的最后一面。

解说:周恩来去世之后,遵从他生前的意愿,骨灰抛洒进江河湖海,作为周恩来的老部下,罗青长和总理生前党支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参加了骨灰抛洒仪式,陪伴周恩来走完了最后一程。

罗援:那么总理去世以后,我父亲作为治丧办公室的主要成员之一,去洒总理的骨灰的时候,选的最后一个播撒点,也是把它选到了黄河的入海处,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总理的骨灰漂过了大海,漂过了台湾海峡,漂到了对岸,那么也意味着了却了总理一个魂牵梦绕的这么一个台湾梦,这么一个统一梦。2008年是我父亲诞辰90周年,我也给我父亲写了一首祝贺他生日的诗。我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就是,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更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我为什么说要"喜盼华夏飞腾日,更待宝岛入怀中"?因为,我父亲应该说,他这一辈子都是在和国民党打交道,但是他现在仍然心系着祖国的统一,心系着宝岛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