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装修设计五行属什么:一纸风行两千年中国纸文化之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3 12:06:21
泾县宣纸传奇 老纸碓不停息
安徽泾县在古代是徽州与宣州的辖地,早从东晋时起这一带便兴起了造纸业。本区所产“徽纸”“宣纸”名闻遐迩,官府甚至在此设立“官坑”造纸,供朝廷使用。所谓“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幽(xiòng)的纸乡风情,不在话下。上世纪的连年战乱,曾使泾县纸业濒于崩溃,但优越的传统与天然条件毕竟难以淹没,造纸业如今又在此展现出新的风貌。
青檀树王 纸寿千年
安徽泾县大多是山区,农业生产条件比不上江南水乡。然而,就是这样的山地,才孕育了手工造纸的独特环境。离泾县县城十多公里的小岭地界,是安徽黄山山脉的余脉,一山一谷地排列着。山头叫“岭”,如小岭、门岗岭、快活岭、鸡公岭等;山谷叫“坑”,如尚义坑、曹祖坑、太祖坑、周坑等。号称“九岭十三坑”。
“坑”是行路的径道,山沟里到处都铺着青灰色的石板路;“坑”也是水流汇聚之地,溪水顺着石板旁蜿蜒流淌。岭上树木茂密,坑内水流清冽。充足和优良的水质,是造纸必需的自然条件。
泾县纸好,首先在于水好。南宋时罗愿就在《新安志》中写道:“大抵新安之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之成振之,似雪玉者,水色之也。”当地纸厂的人说,泾县山区很多泉水水质极佳,水中杂质少,硬度低,可延长纸张寿命,酸碱度也正适合造纸。
我们沿溪流走进一个叫做“双岭坑”的山谷,路两旁均可见到村民在捞取水中的浆料。这浆料是宣纸的原料,主要是青檀皮和稻草。在一座石桥边,我们看见一棵枝干苍老、树冠伸展的大树,一位老人说,这就是当地的青檀树王,树龄已有600多年。环顾四周,山间到处是树、藤、麻、草,造纸原料不虞匮乏。
老人摘下一截老树枝条,剥开树皮说:“造纸离不开青檀皮。南方生长青檀树的地方很多,但都比不上泾县的皮质好。”泾县青檀皮做的纸,轻、薄、柔、韧、白,而且防虫蛀,寿命长,不变色,号称“千年寿纸”。青檀树有野生的,有人工种植的,不择地势,房前屋后,山坡溪谷,到处都有。每年秋天到第2年初春是砍伐季,通常同一棵树每隔一两年砍伐1次。树皮经过2年的生长期,韧度最好。砍下的枝条还需20多道加工程序,如蒸煮、剥皮、浸泡、洗涤、晾晒、挑拣、压榨、打料、漂白等等,去除里面的胶质和杂物,才能成为合格的“皮料”。
我们见到梅学书夫妇正在青檀树王旁边晒稻草。原来宣纸原料不仅是青檀皮,还要“沙田稻草”。梅学书说,所谓“沙田”指的是江南丘陵区多沙的土质,水稻在这种土壤生长,秆高节少,纤维细长柔韧。将其掺入皮料后,可使纸张更绵软,吸水性增强,还能降低原料成本。小岭多山地,水田少,所以稻草主要是到外地收购。先要放在溪水里浸40天,再经洗涤、石灰水处理、反复蒸煮、摊晒、压榨、打料、漂白等步骤,前前后后需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黄黄的秆变成白色的“燎草”。
小岭梅村家家户户都做纸,还有很多昔日的纸棚、纸厂遗迹。山上有个“斗室庵”,原为供奉蔡伦的小庙,叫“汉封龙亭侯蔡公祠”,清嘉庆年间曾经重修。据当地学者研究,小岭就是泾县宣纸的发源地。今安徽南部及江西、浙江交界的部分地区,是古时徽州、宣州辖区。东晋时这一带兴起了造纸业,因资源丰富、战乱较少,经济和文化发展,日益繁荣。至唐宋年间,徽州所产以楮皮为主要原料的“徽纸”已成为天下闻名的上等书画用纸,被定为上贡朝廷的佳品。
到了宋元时,有曹姓人家到小岭定居,创造了以青檀皮、稻草为原料的纸张,以产地宣州为名,号称“宣纸”。这技术再从小岭传播到泾县的其他地方,如乌溪、枫坑、曹溪、马渎以及附近的宣城县,使皖南出现了“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的景象。朝野文人以使用宣纸为荣,官府甚至在泾县设立“官坑”,指定槽户造纸供朝廷使用。
如今手工纸已被机器纸取代,但在泾县,手工作坊依然历久不衰,单是丁桥镇,就有140多家造纸作坊和工厂。造纸业是泾县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们到了小岭的红叶宣纸厂,沈老板拉着我们四处查看,并谈起工厂的发展史。1985年,几位姓曹的工人从国营纸厂退休,回到小岭合股办了一个小厂,取名“红叶”。但他们不懂得经营,厂子差点倒了,沈老板适时接手,担任经理。他很会动脑筋,也不满足于传统造纸法,发明了许多特殊技术和品种。他收藏了不少宝贝,尤其是名家墨宝,每当知名书画家来访,都要留下几幅亲笔字画,这既有助于工厂的名声,又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其中有一幅南京画家朱明昆的《黄山图》,以红叶纸厂的“丈六宣”作底,长达
目前,宣纸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并不大,红叶厂的高档纸大多卖往日本、台湾和韩国,其中以日本的销量最大。日本和纸的质量比宣纸差,抗战时日本曾派专家来考察,把青檀移植日本,但因气候、土质等问题,生长不好,仍须从泾县大量进口宣纸。
纸中精品 天下闻名
最近十几年,随着泾县快速发展,泾县人开始明白宣纸的独特价值。1992年,成立了“中国宣纸集团公司”,其中的骨干,就是泾县最大的国营纸厂——红星纸厂。这纸厂的来历也有段故事:
20世纪40年代,由于连年战乱,泾县的宣纸生产濒临崩溃,原有的100多个纸槽几乎全部停工,工人生活无着,流落他乡,连张大千也必须到四川买纸。直到1952年,时任北京荣宝斋经理的侯铠为了解决书画用纸短缺的问题,专程到泾县考察。他们到了山区,只见一些人光着脚在灌水的泥坑里踩来踩去,一问才知是在捣纸浆。侯铠伸手试试坑里的水温,感叹道:“造张宣纸真不容易,这里的人太辛苦了!”陪同的人说,生产宣纸既复杂又劳累,加上销路不好,辛辛苦苦却赚不到几个钱,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干。
侯铠了解实际情况后,便回北京提出一个由政府扶持、荣宝斋包销的“宣纸复兴计划”。于是安徽省投资建立“泾县宣纸联营处”,把分散的作坊整合起来,参加的槽户有钱出钱,没钱出人,既没钱也没人的则可以用檀皮入股。1953年,有9个纸槽开工运作,参与造纸的增加到200多户,相关从业人员达到2000人。生产的纸张必须符合荣宝斋的品质标准,合格的全部由荣宝斋包销,纸口处打上“荣宝斋监制”字样。通常新造的纸会“抗笔”,不好用,要在仓库里放个三五年,所以又请款订购了几百吨作存货。因当时百废待举,宣纸在社会上用量不大,主要供应一些书画家,以及最大的消费者荣宝斋,所以在生产上,重质不重量。此外,又请了工程师常驻纸厂,并请书画家试笔,提供改进意见。直到今天。荣宝斋仍然是宣纸的主要用户。
20世纪60年代,泾县宣纸厂改为国营。文革时社会动荡,泾县宣纸工业也一路下滑,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恢复正常生产。20世纪90年代,宣纸业跟着经济快速成长的趋势,也逐渐汇入现代市场的潮流。1992年,以国营的安徽泾县宣纸厂和中国宣纸公司为主体,联合当地大部分纸厂,成立“中国宣纸集团公司”。1996年,该集团采用原泾县宣纸厂的名品“红星纸”作品牌,成立“安徽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深圳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个公司已成一个以宣纸生产为主,兼营酒店、造纸原料、纸工艺品、纸箱等业的大型企业,是中国造纸业的第一把交椅。
红星公司旗下最大的宣纸厂在乌溪,从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便存在。这里的水源条件比小岭还好,有两股从山上流下的溪水,一股叫“甘坑”,一股叫“密坑”,前者呈弱碱性,后者呈弱酸性,刚好可分别用于处理原料和抄纸,而且一年四季水流不断。纸厂职员说,当初就是因为水好,才建立这厂子。现在的生产大抵还是以手工为主,但部分劳动量较大的工序已采用机器,如处理皮料和燎草,已改用打浆机和机器碾子;洗浆不再到河里,而是用水管把水引入水槽;晒纸也以蒸汽取代火墙。为加快生产速度,有一部分纸张也用烧碱和漂白剂处理,厂里专门投资建了污水处理池。
书画融进生活
手工纸对于泾县人来说不单单是一种古老的工艺,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文化、一种情趣和一种品格。县城街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纸店,每到清晨和傍晚,一群孩子就在十字路口的街沿摆开摊子,为过路人写春联。一旁辅导的老师说,这些孩子都是书画班的学员。县城里有好几个类似的培训班,各学校也设置。当地一直有学习书画的风气,10家人有6家要送孩子做这样的练习。书法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选择标准,《明清进士录》记载,那时泾县考取功名的才子,在安徽占第3名,这与习书作画的传统不能说没关系。
泾县人口仅有30余万,却能成立自己的书画院,而且每年都要办两三次书画展。民间团体对书画展也很热衷,这不仅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还含有泾县人精明的打算:近年艺术市场逐渐成长,收藏字画成了许多当地人的投资方式,由业余成了专业。他们常藉展览的机会,邀请各地大师来泾县献艺,不但吃住免费,还提供润笔费,条件只有一个:须留下几幅字画。这些字画在展览会场出售就有赚头,留下来的就成为珍藏,可以随时转手,也可以作长线投资。所以,在泾县可以见到各地名家的作品,而且价格不菲。
有些人眼光更长远,早些年前就已把陈年宣纸纳入收藏范围。特别是造纸厂老板,家里都藏有纸中的珍品。某纸厂曾试制大尺寸的宣纸,因技术上有相当难度,当时只做了两张,一张长,一张短。后来一位厂长退休,别的不要,只要其中长的那一张,结果得到了。据说这张纸现在身价涨到了人民币几百万,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宣纸。
纳西族传统造纸 祭司的不传之秘
纳西族东巴经文是世上惟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东巴文的发展早于纸的传入,初始并非以纸为载体。纳西话将东巴文字称为“森究鲁究”,意为“刻在石头和木头上的文字”。但据考证,东巴以纸抄写经文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纳西族特有的造纸技术,由东巴(祭司)代代相传,造纸的主要原料是含有毒性的植物荛花(纳西话叫“弯呆”),目前仅剩一位老东巴还熟悉这门传统技术……
东巴经一千五百册
我两次到白地,都在和志本的小木屋听他讲故事,内容都和纸有关,因他是现今惟一会造纸的纳西族东巴(祭司)。他因造纸本领而获奖,云南省文化厅颁给他“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的头衔。
有了这个荣誉,三坝纳西族自治乡的文化馆便把和志本请到东巴山庄接待游客。和志本已70多岁,天天写字看书,眼睛有点毛病,还中过风;现在不做纸了,在东巴山庄出售东巴画和门票。白地出过两个有名的大东巴,和志本的舅舅就是其中之一。
东巴不是一两年可学成的,得学一辈子。和志本说:“东巴经书弄齐了,总共1500册,有1500个故事,一册一册都不同,这要学多少!平常没事并不上课,如遇村里有白事请舅舅去,我才跟着学法事。我们当东巴的也要种田,白事不能在家学,要到山上去学,农闲时舅舅会约学生到白水台下边岩洞教课。一个大法事要八九个东巴来,念百多册经书。造纸就没另教了,我跟舅舅做就是。”
我们眼前的山谷叫白地,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三坝纳西族自治乡。白地是纳西族东巴的发源地。在丽江,要做东巴的人必须到这儿朝圣。三坝出过很多有名的大东巴,和志本不算最强的。但他有个绝招无人能比,那就是造纸。在白地一带,造纸是他家独传的手艺。即使在整个纳西族地区,除和志本家以外,也只有丽江县大具乡肯配古村的4户人家曾做过东巴纸。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的和虹说,纳西族东巴经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在它发展之初,并非以纸为载体。东巴文字,纳西话叫“森究鲁究”,意为“刻在石头和木头上的文字”。经书记载:“在木牌上写字,在桦树皮上写字,在麻布上写字,在纸上写字。”可见东巴文曾用过很多材料记录。根据现存最早的东巴经推算,东巴纸在300多年以前就已普遍使用了。
终生研究纳西文化的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F.Rock)曾到过白地,就造纸的事请教过一些大东巴,和志本小时候曾见过这个洋人。洛克的文章记载,东巴的造纸原料叫荛花(纳西话叫“弯呆”)。他们剥下这种灌木的外皮,以它的纤维做纸浆。和虹说,东巴纸原料通常有两种:一种“糯窝”,即构树;另一种叫“弯呆”,即洛克提到的植物,属瑞香科荛花,是一种多年生直立灌木,多见于海拔
和志本指着屋外一蓬“弯呆”说,砍它们很麻烦,因为有毒:“那皮很毒的,特别伤眼,工作时眼睛可辣得不得了,脸也会发肿,手、脸可以洗,眼睛就不行了。所以虫不敢吃东巴纸,但也伤身体,所以我们得常吃药。这树在四五月份砍最好,因灌木刚生叶子,皮子嫩,好剥。通常一年剥一次。剥了皮,要刮下里面白白的一层纤维泡水,在水沟里泡2天,泡透泡软,再到铁锅里煮2天,高压锅煮一天。高压锅是1990年才开始用的。”我想起第一次访问白地时,曾见过高压锅,原来以为用它来煮饭,没想到是用来煮纸料!看来,
他又说:“煮的时候要添入一种树皮,合在一起,纸才不会发黄。煮好后,把料子拿起来砍碎,舂细。放进水槽捞纸浆。捞纸用木框,下面垫一张竹帘。纸浆捞起来后,连框拿到太阳下去晒,一天晒干。一槽浆可做12张纸,8天轮1回。砍皮子1天,剥1天,洗1天,煮1天,砍碎舂碓1天,捞纸1天。这样算1个工,只能做12张。”
东巴的造纸方式受了汉族“抄纸法”影响,但带着更多藏族“浇纸法”工艺的痕迹。纳西族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吸纳外来的文化,并将其改造为己所用。他们吸收了藏族本教的精华,创造东巴教,也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和佛、道等信仰。造纸技术也是,形成一项兼容并蓄的工艺。
白地只有和志本一家做纸,其他东巴写经书就要找他买纸,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用粮食换。纸的用途主要是写东巴经,其次拿来写地契、房契,从前,中甸的藏族喇嘛还买去抄写藏文经书。他们的经书比东巴经长,因此买了白地的东巴纸,还要一张一张地接起来。
顽强的挑战者
当和志本老先生去东巴山庄卖门票的时候,丽江却有一个人试图恢复传统造纸工艺,他就是51岁的和圣文。
和圣文住在丽江县大具乡肯配古村,是农民。他在玉龙雪山下的“东巴拉走廊”开了作坊,出售手工纸。作坊里有纸槽,还有一个展示东巴字画的玻璃柜台。
和圣文讲起了他与纸的缘分。肯配古村靠近金沙江,据说是明末清初传下来的,如今的40多户人家,有4家造纸的老户。这里有水,有条马过河从老秃山和野马川的垭口淌下,在
和圣文家造纸的历史已有十三四代,他的爷爷、父亲都是东巴。但到他这一代,碰到反封建迷信,不兴学这些老古董。直到20世纪70年代,闹旱灾,没办法,村里人才请和圣文的父亲祭“暑神”求雨。和圣文说:“当时这一带,有6个生产队,只有父亲会做法事。他当过保管员,登记粮食都用东巴文写,还当过队长,人又老实,所以村民都相信他。雨来了,父亲却死了。”老人家这次斗不过“暑神”。
和圣文断断续续读了6年书,之后当过10年民办教师,又当农民、生产队会计、专业队队长,做过生意。关于东巴,他只记得父亲酒后偶然讲点经文和仪式,并会在家里帮人“叫魂”罢了。1991年,丽江东巴研究所想要恢复造纸工艺,到肯配古村找人。由于家学渊源,和圣文便想着,何不试试这项传承文化的工作?
和圣文接受了东巴研究所的赞助,自己做工具,上山找原料,赶了十几天,用传统方法造出10多张纸,作品还拿去广州展览,结果反响很大,要求大量生产。
1991年,和圣文家门前挂起“经书纸定点生产作坊”的招牌,做的纸全部由东巴研究所收购。和圣文干得很辛苦,收入却不理想。1996年丽江大地震,他家房子开裂,工具砸烂了,日子更难过了。地震后,联合国核授丽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地位,旅游业兴旺起来,和圣文的情况也随之改变。先是大具乡的乡政府要推行文化旅游,以东巴造纸为当地的卖点。乡长不时登门拜访,把和圣文父女请到乡里的文化站开起造纸作坊,专做土纸礼品、名片。然后,玉龙雪山开发总公司把他及儿子请去,在“东巴拉走廊”开了现在的作坊,主要做书画纸、对联纸、名片等旅游品。和圣文又做了一些实验,如用黏接的办法,造出可用于画水墨画、写书法的大纸。还有掺了草叶、花朵、苔藓的“花草纸”以及用植物染料染色的彩色纸。
和志本从造纸作坊退出,和圣文又接了棒子,两个时代交替的缩影,似乎借着一张小小的纸而在时间的底片上显了影。
年画之乡杨柳青 雕版一方见乾坤
明初,民间艺人将年画技艺带进杨柳青。数百年来,画艺愈臻精进。至清道光时,成为行销全国的商品。但到抗战时,年画业一落千丈,如今年画与人的生活日益脱节,而文化性却逐渐浮现。虽然“年”的意义减少,但“画”的意义彰显了,这就是手工年画的转机所在。
家家会点染 户户善丹青
中国人造纸,主要是拿来写字、画画。为了便于平面艺术和文化的传播,又发明了印刷术。在各种印刷工艺中,木版印刷曾经一直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曾几何时,现代的机器印刷工艺取代了木版印刷的风光,如今硕果仅存且稍具规模的绪余,就数民间的年画制作了。
说起年画,最负盛名的有五大流派,即河北的武强、山东的潍坊、江苏的桃花坞、四川的绵竹,还有天津的杨柳青。我们此行考察的就是杨柳青年画。到杨柳青镇时,过年的气氛已经很浓,文化局马局长说起杨柳青年画的来源:一是从明代以来,有些过路的民间艺人到此地落脚,来自江苏桃花坞的画匠见当地的杜梨木适合刻版子,于是就把年画技艺带来。后来杨柳青年画又传到山东,发展出潍坊年画的派别。二是杨柳青年画以彩绘为特色,而彩绘是从宫廷学来的。中国人物画讲究“传影”,每代皇帝、太后都要画像,促成了皇宫工笔彩绘的发展。外国人像郎世宁之类采用的西方技法,也被宫廷画师吸收,又转而影响民间。清乾隆时,年画达到鼎盛。据说乾隆看了年画,要求作为贡物,折抵税收;还把杨柳青的画匠请到皇宫作画,宫廷与民间的绘画技艺得以交流。画匠们回来后,脑海中还浮现着宫中景象,形诸彩墨,就创出了亭台楼阁的新题材,并采用工笔技法,原本粗糙简单的年画也变得精细了。
戴家是杨柳青年画最早的传人。70多岁的戴敬勋是著名的“年画戴”(戴廉增)第19代孙。杨柳青据说是因柳树多而得名,元明时天津繁荣起来,杨柳青顺势成为四方旅客的重要中继站。明初燕王扫北,沿着运河发动了3次大移民。戴家祖先原在江苏桃花坞做年画,大约就在此时来到杨柳青的,之后便逐渐生根、发达。
到清代中期,杨柳青镇从事年画制作的作坊有近百家,艺匠多达3000人,故俗语说杨柳青是“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这里的年画买卖愈做愈大,但只有戴家成了气候。戴家做了9代,到戴廉增时才开了大画店,从以前的4个四合院扩大到10个四合院,并分出3个字号。嘉庆年间,又开了第2个画店“齐健隆”,下面也分3个字号,再分出上百个小字号。发展字号的同时,年画制作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序,包括采买原料、调色、绘画、印刷、批发、销售的流水作业等。
有规模之后,大作坊就只做印制这工序,其他如点染等便包出去给小作坊加工。那时运河以南的地区是盐碱地,种庄稼没出路,这一带三十几个村庄便成了画匠外包工的加工区。道光时更加兴盛,行销全国,当地年画作坊出了上百家,每家一年起码要出货几千张,装船沿运河输出,一年要走几十船,直到光绪后,由于连年战乱,年画跟着衰落。
20世纪50年代初,戴敬勋从军队退伍回家,到文化馆任职。他见百姓把画版当柴火卖,3分钱1斤,便赶紧申请经费,四处收集残存的画版。其中有戴廉增字号的招牌,和几百个画样的画版,整整装了一节火车箱,运到保定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如今则辗转为天津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当年有几位老艺匠想恢复这门手艺,到文化馆拿了一百多块画版,开了互助性质的“和平画业社”,后来迁往天津,发展为“天津年画社”,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柳青年画社。如今杨柳青只剩少数几家作坊还在坚持。戴敬勋忙于公务,手艺丢了好多年,最近才试着和女儿一起画年画。他说,目前还在维持的民间作坊,主要就是玉成号。
我们在一个小巷里找到玉成号,掌家的霍庆顺与我们聊起来。霍家祖父辈帮戴家做年画,父亲跟着学彩绘,在1926年开了自己的“玉成号”。清末,西方印刷术在中国流行,石印和胶印月历抢走了年画的市场,传统年画走下坡,戴家的事业也没落了。到1948年,杨柳青就剩玉成号一家年画坊。玉成号的风格比较传统,不远处的“年画张”则增加了些新东西。这家作坊的老板张克强曾向杨柳青年画社的师傅学习过,也学过西画和国画。他主张在传统中加以发展、变化。所以他的作坊员工不仅是家人,也雇了外边的徒弟;色彩的使用以传统的“真色”(植物和矿物色)为主,再加上国画料和“品色”(化学料)。
“年”味少了 “画”味重了
除了木版印刷的方式外,“年画张”还运用了现代丝网套印的技术做墨稿,线条较精确,也符合现代人的观赏趣味。有人批评他的丝网年画丧失了木版味,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手工年画成本高,价格竞争不过胶印、石印的年画,市场多被胶印、石印的年画抢去了。但手工年画已逐渐成为收藏品和礼品,愈来愈受欢迎,如今“年画张”接的多为这类订单。
作家冯骥才说,作为农业社会生活品的年画实际已消亡了。年画一旦丧失了与民俗相关的运用性,就会从民间文化转变成历史文化。它和现代人的生活日益脱节,文化性却逐渐显现,成为与历史记忆相连的收藏品和装饰品,“年”的意义减少,“画”的意义突出了。
杨柳青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生活习俗既有北方的风格,又有南方的味道,年画艺术也受多元文化影响,如中原风俗的门神、灶君、仕女、娃娃等。清代,随着戏剧的流行,便出现以戏曲为题材的年画。年画兴旺后,销售范围逐渐扩大到“三北”(华北、东北、西北)。而西北少数民族多信仰伊斯兰教,不拜偶像,为了适应他们的习惯,又产生了描绘器物为主的博古画。
年画题材也和民间信仰、语言及生活息息相关,如年画“福善吉庆”,画的是一只蝙蝠(福),一把扇子(善),一杆戟(吉),一口磬(庆);事事如意,画一个柿子,一枚如意;而“金玉满堂”则以一缸金鱼喻示儿女满堂的愿望。有一种特别的年画品种“素画”,还和皇帝扯上关系。当年乾隆过世,三年国孝,年画也改用单一的青色绘画,十分素雅,演变为丧事年画的风格。过去天津建了老龙头火车站,也被艺人们画进了年画里,让没机会见识外面世界的农民也看到了外国来的新玩意。
在杨柳青的年货市场上,我买了一套红色的“九仙童子”当做女儿的新年礼物。她舍不得贴上墙壁,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在那些红色的人物和字样里,隐藏着杨柳青古老的灵魂。
荣宝斋木版印刷 惟妙惟肖浮水印
浮水印的过程缓慢,但能逼真地表现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浓淡、线条和色彩的穿插渗透,印出的图画与原作韵味十分相似,几可乱真。
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以复制中国传统风格的绘画为基本业务,印刷方式包括浮水印、胶印和珂罗版3类,其中以木刻浮水印为主。生产部门分刻版、勾描、印刷、装裱装订、门市销售5个部分,最核心的部门就是刻版。
浮水印刻版技术是从以前的“豆版”演变来的。所谓“豆版”,是指每块刻版像豆腐块大小,一块块依次固定在准确的位置上,分别将墨色画样叠印在纸上,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画面。和现代印刷方式相比,浮水印的过程缓慢,但能逼真地表现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浓淡、线条和色彩的穿插渗透,印出的图画与原作韵味十分相似,几可乱真。当年荣宝斋试印齐白石的画,连他本人都很难辨别真伪。
早期的豆版只是做信笺的小版子,上面刻点花纹。日后发展到刻些彩色小画,供人学画用,套色单一,线条平淡,层次很少。后来荣宝斋尝试印制绘画作品,先印古代团扇,出了《宋元画册》,又印徐悲鸿的“奔马”和齐白石的画作。20世纪60年代复制大幅的《韩熙载夜宴图》,浮水印技术也发展到极致。它的刻版最多,共1667块。如今正在做《清明上河图》,有
刻版相关技术须累积几十年,所以荣宝斋至今只有4个技师。40多岁的崇德福已算资格最老的师傅,他16岁便进荣宝斋学刻版,现年80多岁的张延州老先生教他工笔,另一位师傅张进深教他写意。张师傅曾参与《韩熙载夜宴图》的刻版。与崇德福同时来的学徒有10人,最后只剩他了。那时的学习靠口传心授,师傅给个简单的东西让他刻,却不具体说明该如何使刀,只能自己看师傅操作,以勤奋加悟性,才能学好手艺。学两年,可以做信笺;要学会做国画,得磨上10多年。
从事浮水印工作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刻版师傅既要懂雕刻,还要有绘画的基础、美学和诗的修养。崇德福在工余时间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画家的风格、用笔的路子,掌握了画家的思路,刻版时才能准确表现出来。印刷的要求也高,我们见到豆版印刷的过程:10多位女工,每人站在一张宽大的工作台面前,台上正中留条窄缝,台子左边是用蜡固定着要套的色版,还摆着色盘、墨盘、上色的毛刷以及马尾和毛毡做的扒子,右边是夹子固定的一叠宣纸;开印时,工人用色料涂抹刻版,揭起一张纸覆盖在刻版面上,再用毛刷和扒子轻拂纸背,让墨色吃进去;印的时候不仅要对准位置,还要照顾墨色的干湿、压力的轻重,并用毛笔做细部修饰;一道墨色印过以后,再换一块刻版印下一道。工人大多在这工作了10来年,能凭眼睛和感觉比较印出的画面与原作的差别。一位名叫J·Tschichold的研究者如此感叹:“世上简直没有别的印刷艺术像中国彩印那样,一切仰仗印工对艺术的心领神会。”
荣宝斋浮水印木刻工艺也用杜梨木做刻版。崇德福说:这种木头,北方常见,吃水均匀,木纹比较细腻,容易加工,不会在纸上显露木纹。可是能做雕版的大杜梨树已经很难找了,他们用的木头还是10多年前买的那批。但人比木头更难找,这行工资低、学习时间长、条件又艰苦,年轻人不愿干。我问崇德福为什么没另找出路?他笑说:“喜欢这一行,没办法。”
德格藏族木版印刷 悠悠人生随经转
位于藏区边缘地带的德格,也是多民族交会融合的区域。由于历代德格土司均怀着兼容并蓄的胸襟,各种文化传统与教派在此都获尊重,形成了高僧云集、宗教与艺术蓬勃发展的盛况。德格印经院历经270年的风霜,依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木版印制中心。
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藏地有三座古老的印经院:德格、拉萨和日喀则。日喀则印经院在文革时被毁,而剩下的两座,以德格印经院规模较大,收藏也更丰富。德格地处金沙江东岸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相邻,是个山沟里的小城。这偏僻的地方,是如何发展成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版手工印刷中心,而且历久不衰的呢?
我们在德格印经院院长雄嘎的带领下进行采访。他要我们随各地来的朝圣者绕院墙转经3圈。墙基上有一排排石刻经咒和佛像,这正是西藏信仰与刻印艺术的源流。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第32代君主松赞干布为了择选新都,来到拉萨河谷。当他下河沐浴时,见水中放出灿烂光芒,投射到一块岩石上,如彩虹降临,在对面岩石上显出观世音、空行母、马头明王诸佛身像和六字大明真言。松赞干布得此吉兆,遂请尼泊尔工匠将自然天成的佛像在石头上镌刻出来,然后,在拉萨河谷建立新城。从此,石刻便成了西藏最常见的艺术表达形式。镌刻技术又发展到木板材料上,衍生出刻版印制的风马旗“隆达”与木版印经。
印经院是座集寺院与民居风格于一体的建筑,从黏土墙壁、木楼梯到木头门扇、到印刷用的朱砂,再到小院木槽里洗版子的水,都是浓淡不一的绛红色系,这是藏族文化的颜色。这座名叫“德格吉祥聚慧院”的四合院落已有270多年历史。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第20世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建印经院时,正当这个家族统治的兴盛期。其疆域在今天四川、青海、西藏交界区,面积约45000平方公里。
但德格土司的荣耀不在其武功,而是文治。这里固然位处藏区边缘,但因不同民族、部落和教派的交织并存,反而提供了文化昌盛的条件。雄嘎也强调,其他印经院的经版都以黄教(格鲁派)经文为主,只有德格兼收各派经典。
德格土司一向奉行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对各教派都尊重、扶持,德格因而成为名寺高僧的汇聚之地。民国时期,有宁玛、萨迦、噶举、格鲁、本教等派别的寺院两百余座,僧尼3万多人。这促成德格地区宗教和艺术的发展,德格印经院就是本区的藏族文化结晶。它经历4代土司的接续发展,历时27年才完成。1950年以后,印经院一度改为藏医院。文革期间,经版被锁起来,多亏有一些老工匠照料,大多未受损,今日声势才得以重振。
经版库占了主殿建筑面积的一半,版库里光线暗淡,隐约看见墙边都是一层一层的木架,插满带手柄的经版。这些经版库依照门类,分作《丹珠尔经》《甘珠尔经》《大宝佛藏经》《般若八千颂》、名人经典、萨迦经书、版画、小经版等版库,经版近28万块。
制作经版的材料是当地常见的红桦木,在秋天砍伐,经熏烤干燥,放在畜粪里沤制,半年后再经水煮、烘干、刨光成型,才能刻版。刻好的版子要在酥油里熬煮,才经久耐用。
版子的收藏以防火为第一要务。《甘珠尔经》版库的走道尽头,挂着一张绿度母像。雄嘎说,当初挂这幅像的时候,没画绿度母的眼睛,是后来本身显现出来的。我对画版最为着迷,小房间里共收藏了3000多块画版,年代多超过百年,还有四五百年的,比印经院还早。这些版子可印唐卡底本,以及民俗活动中使用的风马旗、辟邪符咒、吉祥图案,佛教仪式用的坛城图像等。这里印版画的都是老艺师,他们说德格印刷的版画到处受欢迎,一拿到外面就立刻被抢光。我也不例外,来德格两次就买了一百多张画。
印经院文物管理所老所长德毛说,佛像和经画的购买者主要是藏区寺院,也有普通百姓。销路最多的是《大藏经》,因为各寺院都要收藏。但近年生意愈来愈差,因为每套经书都能用很久,刚开始大家都缺,所以好卖;而现在胶印、浮水印,甚至复印的经书到处都是,又便宜。德毛说:“机械的太便宜,手工的贵。有钱的,讲迷信的就买这里的,没钱的就买便宜的了。”不过他相信,等人们发达之后,仍会认同手工经书,肯定会再来买。站在4楼的栏杆边往下看,景象十分壮观,下面整个楼层的中间都是印刷作坊,60多个年轻人每3人1组,以快动作持续不断地上墨印经。仔细观察,可发现他们分工明确,其中一人到经版库取经版,另外两人则相互配合印刷。他们中间放置着一块经版架以搁置经版,身边摆着白纸架、经纸架、墨盘和印过的经版。只见坐在高凳上的人在经版上拓墨、搁纸、定位,坐矮凳的人先选纸,再双手持布卷滚筒,迅速从上到下滚过纸面,如此循回操作。雄嘎要我注意他们前仰后合的姿态,还解释说:“头要甩起来才标准。”
印经规矩 代代相袭
据说这种3人组合是德格土司传下的规矩,整个印刷工作程式与昔日没什么出入,即:纸张加工,包括切纸、泡纸(让纸张湿润便于吸墨)、滤水(把泡湿的纸夹紧,用石头压一个晚上)、印刷、晾纸、装订,包括数页码和装订成册,打毛边,侧边涂红。每组印工一天要完成2500张,双面印刷,等于5000页。每年只有半年多能工作,因为冬天冷,纸泡不开,墨也结冻。
藏文经书又分墨汁版和朱砂版,像《甘珠尔经》《般若波罗密多经八千颂》必须用朱砂印刷。传统的藏墨用杜鹃树皮燃烧后的烟灰,和以水、牛胶调制;朱砂则来自西藏、印度和内地。朱砂版的经书比较珍贵,价钱也比墨版高许多。德毛说,过去经书用藏纸,后来改成书写纸,从四川雅安进货。但老百姓不喜欢光亮的机器纸。不仅字画不好印,而且伤眼睛。所以从前年改订雅安的竹浆纸,不加稻草,否则泡了水就不行。
2000年,印经院得到美国一家基金会赞助,尝试恢复造藏纸。我们见到两位以前在德格土司家做纸的老人正带着4个姑娘拣皮料,这种植物叫“狼毒”,康巴藏语称“阿交日交”,属瑞香科,生长于高海拔山坡,是一种毒草,接触多了皮肤会过敏。先把狼毒的根刨出,里边的黄心子不能用,用中间白的一层,撕下来刮成细条,晒干,在水中煮一两个小时,再放进石臼捶打成浆状,然后搁到桶里捣成纸浆;接着把捞纸框摆在水面上,倒进纸浆,慢慢晃动框架,让浆液变得均匀平整,轻轻提起框架,等水滴完,再靠墙斜放、晾干;最后把纸从纸框中揭下,用石头砑光纸面,就能用了。现在每天只能造5张纸,也用来印经文。
我看过桑耶寺的经书,都是藏纸印的。可是在这座寺院于公元8世纪创建时,大量的佛经还要许多人手抄。那时的藏文手卷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部分,也就是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在西域发现后带去西方的“吐蕃文书”。据研究,这批文书的材料为瑞香科植物的纤维,应当是西藏所造。
有学者认为,藏族造纸法是随着文成公主进藏、带去造纸工匠而发展起来的。但内地传统用的是以帘子反复入池捞纸的“抄纸法”,而西藏是把纸倒入纸框,然后连框一起搁在露天自然干燥的“浇纸法”,两地原料也不一样。所以,有人认为西藏造纸应近于印度佛教文化所影响的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造纸体系,与汉族造纸法差异很大。用“浇纸法”造的纸,质地厚实,不适合柔软的毛笔,却适合藏族、纳西族的硬笔书写,而且防虫蛀。
下午,忽然来了一场大雨,雨刚停,空地上聚集了很多人。原来正好碰上一年一度的印经院开工仪式。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息后,印经院请来僧侣,在大殿内诵经。当念到烧桑烟的经文时,全体员工分别拿着小麦、青稞、人参果、青稞酒、奶子、5种彩箭、供糕,从印经院走到空地上焚香祈神,祈求今年的印经工作顺利平安。
香柏枝点燃的大火把祝愿和希望送上天空,人们琅琅地念诵经文,在烟雾里一圈又一圈地转经。不一会儿,瑞雪飘飘而下……
中国造纸大事记
公元前1500~前1050年,殷商时期,以甲骨记事;
公元前1050~前450年,西周至春秋时代,文字记载于青铜器;
公元前450~公元8年,战国时代至西汉,以简牍、缣帛为主要记事材料,纸的雏形已经在西汉出现,但尚未被推广于书写;
公元105年,蔡伦用麻、树皮、渔网造纸,纸张开始广泛用于书写;
公元265~316年,西晋时,开始以竹帘抄纸,帘纹纸出现;
公元404年,东晋桓玄下令以纸代简,以纸作为正式的书写材料;
公元479年,南朝齐高帝在江宁建纸官署,是最早的官办造纸所;
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西征大食,败于怛罗斯,造纸术传入中亚,撒马尔罕设立造纸厂;
公元793年,唐德宗时,造纸术传入巴格达、大马士革;
公元806年,唐宪宗时,开始运用矾纸技术;
公元935~954年,蜀国以纸造“交子”,代替钱币使用;
公元967年,再生纸出现(敦煌《救苦众生苦难经》);
公元1005年,宋真宗时,正式发行纸币;
公元1041年,宋仁宗时,毕发明活字版印刷术;
公元1637年,明代宋应星出版《天工开物》,详论当时的造纸工艺;
公元1662年~1722年,清康熙年间出现铜网抄纸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