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相册手机版:邵建：公民与官员不是主与仆(南方都市报 2007-4-13)

　　■中国观察之邵建专栏
　　
　　读最近一期《社会科学报》，其中一篇谈“主人”与“公仆”的文章，让我把这个一直想谈的问题给拾了起来。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表述，我们是主人，政府官员是仆人。尽管它与事实不符，但表述本身却获得了广泛的同意。不仅各级官员念经一样用以表示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自己也这样阿Q。比如该文作者访美时曾这样替美国人表达“主人翁”意识：“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白宫、国会大厦面前对他们大声说，你们(官员和议员们)是我们用税金供养的，我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是给我服役的。”

　　这其实是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并不是美国人的。它的问题在：我们可以称自己是主人，但不能称自己是主子；就像你可以说官员是为我们服务的，但你不能称他们为“仆”，哪怕是公仆。仆者，奴也。在“主子”和“奴仆”之间，没有平等可言，而美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同样，平等自由，如果也是我们的价值诉求；那么，在任何意义上，哪怕是比喻，把我们与官员的关系打成上述主奴性质，都与平等相违。语言反映意识，国人恐怕在潜意识深处就缺乏平等。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官主民奴，没有平等；现在我要当家做主了，官就得为奴，这叫“翻身”。殊不知，这样的翻身是把别人压在下面，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何况，语词关系并非现实关系。假如一个居有房行有车的官员对一个下岗无着的人说：亲爱的，你是主子，我是你的仆人。那只能说这是谎言。不幸在于，我昨天看到一位律师引一位哲人的话：人类更需要的往往是谎言而不是真理。是的，上述文章的作者，身居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位高端研究人员，我看他自己就把自己给“谎”了。

　　在一个公民社会，人人都是公民，无论国家元首，还是一介平民。那么，彼此平等的人到底如何组构国家呢？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的对象。所谓政治，孙中山有过很好的解释：“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这里，众人的事，是指每一个公民在“私人生活”之外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如果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公共生活则是牵涉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事，比如立法、内政、外交、军事、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等。私人生活的事由私人自己打理，公共生活的事，自己打理不了，也无暇打理，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打理。国家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就是专门打理公共事务的人，这些人统称为公务员。那么，我们是公民，公务员也是公民，我们和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值得借鉴的，依然是孙中山的看法。在阐述其民权主张时，孙中山打了个比喻，一些有钱的人要办个工厂或开个公司，总是要请一个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这样的人是专家，由他处理公司内的事。至于出资办公司的人则是股东，他们虽然有权，但并不插手公司具体的事，只不过是对总办进行监督罢了。孙中山的意思很明白：国家就是一个股份制。每一个公民都是它的股东，而总统就类同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是专门处理公共事务的，总统之下的各层官员，都是处理相应公共事务的专家。因此，国民是主人，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家，是有能的人。一个民权国家，主权和职能是两分的，权归民众而能在政府。

　　这就是了。公民们拿出自己的部分收入作为税，以选举的方式雇请一些专家来处理和我们相关的国家公共生活。我们和政府官员的关系，不是也不应该是主仆关系，而是类似股东和经理人的关系，它是聘用性质的。在这个关系中，双方平等。没有一个公司股东会把公司经理视为可以役使的仆人，谁会放心让一个仆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去处理各种复杂的公共事务呢？明乎此，除了吁请作为公民的我们不要有虚妄的“主子”意识，那很可笑；同时更要提请那些握有资源和权柄的官员，别动不动就用这个缺乏起码诚意的“公仆”来糊弄人了。

　　(作者系晓庄学院副教授)

漫谈“纳税意识”与“民主意识”

 社会科学报  黄范章

　　最近，媒体常谈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或“民主不是个坏东西”，思想上有所触动。回忆起来，我心灵上第一次受到“民主意识”深深撞击，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美国不久的事。那次心灵撞击，十分偶然，堪谓意外收获。当时至少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我这点对“民主意识”的领悟，来自一次漫不经心的聊天；第二个“没想到”是，我的这点“民主意识”，既非得自名人、学者的说教，也非来自政治家关于民主理论或民主制度的讲演或布道，却是得自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我在波士顿的女房东一次漫不经心的聊天；第三个“没想到”是，当时我们聊闲家常，根本没有任何严肃话题，整个谈话中甚至没有一句提到“民主”字样，而是她漫不经心的一句“我是纳税者”，寥寥几个字，却给我心头一震，沁人心田，通过自我内心活动，以思辨方式似乎领略到“民主”的真谛。

“我是纳税者”

　　感谢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福特基金的资助，我和中国社科院另外4位同事有幸作为中国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分别送到美国5个著名大学作访问学者，我更有幸进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和经济系，并在离学校只须步行15分钟路程的一家公寓租用一间住房，房东是杰奎琳·斯班尼太太，虽已离婚，带着一个初中男孩，仍使用丈夫的姓，与丈夫保持友好往来。她实是二房东，替我从未见过的房东经营几间出租房。本人虽大学毕业，但只是超市售货员，是一个高学历低收入的普通妇女。按照当时福特基金规定，我们在美国进修的两年间，可享用在美国国内旅行一次的优待，可用于国内观光，也可用于到其它城市作学术访问。我想用这笔旅费访问华盛顿的学术单位和著名学者。我的指导导师杜森伯里教授（曾任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还热情地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去拜访几位学者及官员。此外，我还打算参观多处博物馆。

　　记得一天下午，我把我去华盛顿的计划告诉了房东斯班尼太太。她听了后建议，“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看，那就是国会，特别是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她又进一步说，她有时去华盛顿看望亲戚或度假时，总要找机会去看看国会的听证会。我当时一愣，不大相信她这话的真实性，因我眼前呈现出我国人民大会堂门前警卫森严的景象。我遂狐疑地问她，“警卫会让你进国会大厦吗？”我清楚地记得她当时一脸茫然表情，似乎对我的问题觉得奇怪或莫明其妙，随即高亢而爽朗地回答：“why not？ I am taxpayer。”（“为啥不让进？我是纳税者。”）她当时讲这句话时那种坦荡豪迈的神情，至今犹历历在目。

“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

      “我是纳税者”首先触发我想到的是一种“主人翁”意识。杰奎琳讲这话时，其豪迈的神气，使我似乎朦胧中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白宫、国会大厦面前对他们大声说，你们（官员和议员们）是我们用税金供养的，我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是给我服役的。用几十年来国内妇孺皆知的一句词，即是我“当家作主”。

　　“我是纳税者”，还使我强烈感受到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的“纳税意识”，跟我当时头脑中传统的“纳税”观念截然不同。我国传统的税收观点，完全是一种“义务”，农民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缴纳“皇粮”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义务”，从不敢奢望“回报”，更不敢联系到什么“权利”。然而，“我是纳税者”这句豪语所透现的决不只是“义务”观念，而是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观念，甚至是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共同长期培育出来的现代“纳税意识”。在杰奎琳看来，尽管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蓝领职工，但她依法纳了税，就有权监督政府、议会如何履行他们的职责的，有权知道和监视她缴纳的税金是如何花费的。我不知道杰奎琳过去在学校里是否有人专门给她灌输这个“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但她当时高吭地向我吐出“我是纳税者”几个字，我深感这完全是她下意识的反映，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