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长最后一个牙齿好痛:关于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真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5:02:51
普列汉诺夫真留有“政治遗嘱”吗？
作者 王丽华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不为人知的“政治遗嘱”，在俄罗斯立即引起很大反响。围绕“遗嘱”的真伪问题，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2000年中央编译局的《马恩列斯研究》第2期及以后几期刊登了“遗嘱”及有关争论文章的中译文，也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我国的一些学者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份“遗嘱”，并就此写了不少文章。从目前所发表的文章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认为“遗嘱”确系普列汉诺夫所立，并称赞这是“先哲”的远见卓识。一些学者在不同的地方大量引用所谓“遗嘱”中的语句，并加以发挥，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
这个“政治遗嘱”是如何出笼的呢？据称，“遗嘱”是物理数学博士、副教授，目前在非洲博茨瓦纳大学任教的俄侨尼·尼热戈罗多夫交给俄罗斯《独立报》的。他是从格·瓦·巴雷舍夫那里得到的这一“遗嘱”。巴雷舍夫自称是普列汉诺夫姐姐柳博娃·瓦连廷诺夫娜的远房亲戚。50年代巴雷舍夫刑满后在利佩茨克建筑中等技术学校任教，1958年尼热戈罗多夫在该校就读，是巴雷舍夫的学生。师生二人关系甚为密切，在交往中尼热戈罗多夫了解到他的老师藏有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巴雷舍夫对尼热戈罗多夫说，1918年4月因患结核病而卧床不起的普列汉诺夫，在弥留之际向自己的老朋友、孟什维克的著名活动家列·捷依奇口授了“政治遗嘱”。1918年5月普列汉诺夫去世后，该“遗嘱”由他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保存。1937年他的侄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他遇到了巴雷舍夫。在他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就把译成密码的“遗嘱”和其他一些文献一并托付给了巴雷舍夫(或者是告诉了他“遗嘱”当时放在何处)，并向他讲清了解密方法。50年代巴雷舍夫译解了“遗嘱”，并一直保存到1974年他去世。1960年9月经巴雷舍夫允许，与他交往密切、相互信任的尼热戈罗多夫阅读并转抄了这份“遗嘱”。
面对这样一份有“先见之明”的“遗嘱”，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遗嘱”是否确实存在，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的亲戚，还是保管他的档案材料、多年广泛宣传他的著作、力求完全客观地提出他思想中的所有细微变化的志同道合者，都不知晓有这样一份遗嘱。就连《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在《独立报》刊登“遗嘱”时所写的按语中也提出这样的疑问：这真的是原件吗？证据何在？第二，要回答：如果普列汉诺夫确实关注俄国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那么他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什么？又是什么促使他去写这样的“遗嘱”？是不是普列汉诺夫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有了新的、对他来说是突然出现的理解，非要在临终前把这些讲出来？
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历史学家对“遗嘱”的真实性问题是如何考证的。
2002年初夏，笔者有幸出席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第六次纪念普列汉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我在专访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塔·菲利莫诺娃时，曾问起有关“政治遗嘱”一事。她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她对“遗嘱”是否真实的研究情况。她说：“早在准备发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期间和发表之后，我都认真地对其真实性问题进行过反复研究，直到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
菲利莫诺娃向我们证明道，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历代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普列汉诺夫的遗孀罗·马·普列汉诺娃的档案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在她的档案中对此只字未提。普列汉诺夫的亲戚们对“遗嘱”也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都从未谈起过这件事。
从菲利莫诺娃提供的情况看这个遗嘱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另外，菲利莫诺娃在她的《我们同时代人编造的文献》一文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确实有个“遗嘱”，但绝不是《独立报》上发表的所谓“政治遗嘱”。菲利莫诺娃说：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3全宗)中保存着一些文件，上面有他妻子作的标注：“若尔日(若尔日是普列汉夫的名字格奥尔基在法语中的发音)的最后想法”。这些文献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涵义上都根本不同于所发表的“政治遗嘱”。真正“遗嘱”只谈到了2000法郎这笔小小的资产(这笔款项的债券存放在日内瓦金库里)、他的藏书和个人物品以及他的著作遗产的版权问题。这个遗嘱总共几行字，是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1日口授的，保存在彼得堡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里。
菲利莫诺娃还分析道，如果真有这么个“政治遗嘱”，他的妻子绝对应当知道，因为她是普列汉诺夫生前最后几个月惟一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因此也不会长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普列汉诺夫手中。另外，所谓“遗嘱”记录人列·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与普列汉诺夫的妻子密切交往长达23年之久，同她一起从事出版工作，并且是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很难想像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重要的文件竟能守口如瓶。此外，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7全宗是捷依奇本人的档案，在这些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过立遗嘱一事。更有说服力的是，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因患喉结核几乎不能说话，口授洋洋3万字的“遗嘱”恐怕不在情理之中，普列汉诺夫的妻子也不会允许。
从菲利莫诺娃提出的这些理由看，难道还不能证明这个“政治遗嘱”是伪造的吗？
另外，认为“遗嘱”绝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所立的俄罗斯学者还从遗嘱内容上作了鉴定。
1. 从“遗嘱”中可以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想从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对俄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但是，普列汉诺夫本人能否口授出这些硬性的评定，值得怀疑。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从不作带有任何具体时间的预测，普列汉诺夫当然也不会例外。他所表述的思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思考20世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景时得出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确实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但是事实证明，他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思考俄国和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开始的社会演变的新过程。
2. 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普列汉诺夫不可能没察觉到，现实生活并没有证实马克思19世纪中叶的预断：在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居民无产阶级化、灾难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用暴力破坏旧社会制度这种机制下，资本主义可以比较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普列汉诺夫的预断是极为慎重的，他拒绝俄国资本主义不会长久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新的解释。他也没有思考过向民主变革过渡的新机制、利用混合型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寄希望于反殖民主义运动、与议会制传统决裂等问题。
3. “遗嘱”在题目、结构和用词上处处可以看出现代人编造的痕迹，有相当多的语句完全不是普列汉诺夫及其晚期政治作品中惯用的，而是充斥于当今报刊上的术语和说法。比如：“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进国产商品提高质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等等。再如：“各种成分”、“人道化”、“国际冲突”等术语，在普列汉诺夫的语汇里是不存在的。而“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种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和竞争、公正的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这段话显然反映了俄国的现状。
4. 关于社会的人道化和历史的人道化、阶级对抗和矛盾趋于和解、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主义变革的领导者等思想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想的。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开始的，而趋同论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可能表述出这些思想。还有，当时俄国尚未发生国内战争，也未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没有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进行输出革命的尝试，那时还不曾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未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爆炸，因此普列汉诺夫“遗嘱”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5. “遗嘱”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一部分使人明显感到受了列宁几年后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和他对几个布尔什维克亲密战友的众所周知的批评性评价的影响。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态度来看，他不可能对列宁作出“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评价，虽然他确实不止一次承认过列宁的杰出才能。
6. “遗嘱”的某些部分与普列汉诺夫收入两卷集的《在祖国的一年》中的文章和《统一报》以及帕·阿克雪里罗得、亚·波特列索夫、波·尼古拉耶夫斯基等人所发表的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中的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遗嘱”的内容是对普列汉诺夫临终前一年某些著作和书的任意诠释。
根据上述俄罗斯学者对所谓“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考证和分析，不难得出结论：这个“遗嘱”不可能是真的。
作者 王丽华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不为人知的“政治遗嘱”，在俄罗斯立即引起很大反响。围绕“遗嘱”的真伪问题，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2000年中央编译局的《马恩列斯研究》第2期及以后几期刊登了“遗嘱”及有关争论文章的中译文，也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我国的一些学者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份“遗嘱”，并就此写了不少文章。从目前所发表的文章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认为“遗嘱”确系普列汉诺夫所立，并称赞这是“先哲”的远见卓识。一些学者在不同的地方大量引用所谓“遗嘱”中的语句，并加以发挥，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
这个“政治遗嘱”是如何出笼的呢？据称，“遗嘱”是物理数学博士、副教授，目前在非洲博茨瓦纳大学任教的俄侨尼·尼热戈罗多夫交给俄罗斯《独立报》的。他是从格·瓦·巴雷舍夫那里得到的这一“遗嘱”。巴雷舍夫自称是普列汉诺夫姐姐柳博娃·瓦连廷诺夫娜的远房亲戚。50年代巴雷舍夫刑满后在利佩茨克建筑中等技术学校任教，1958年尼热戈罗多夫在该校就读，是巴雷舍夫的学生。师生二人关系甚为密切，在交往中尼热戈罗多夫了解到他的老师藏有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巴雷舍夫对尼热戈罗多夫说，1918年4月因患结核病而卧床不起的普列汉诺夫，在弥留之际向自己的老朋友、孟什维克的著名活动家列·捷依奇口授了“政治遗嘱”。1918年5月普列汉诺夫去世后，该“遗嘱”由他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保存。1937年他的侄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他遇到了巴雷舍夫。在他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就把译成密码的“遗嘱”和其他一些文献一并托付给了巴雷舍夫(或者是告诉了他“遗嘱”当时放在何处)，并向他讲清了解密方法。50年代巴雷舍夫译解了“遗嘱”，并一直保存到1974年他去世。1960年9月经巴雷舍夫允许，与他交往密切、相互信任的尼热戈罗多夫阅读并转抄了这份“遗嘱”。
面对这样一份有“先见之明”的“遗嘱”，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遗嘱”是否确实存在，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的亲戚，还是保管他的档案材料、多年广泛宣传他的著作、力求完全客观地提出他思想中的所有细微变化的志同道合者，都不知晓有这样一份遗嘱。就连《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在《独立报》刊登“遗嘱”时所写的按语中也提出这样的疑问：这真的是原件吗？证据何在？第二，要回答：如果普列汉诺夫确实关注俄国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那么他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什么？又是什么促使他去写这样的“遗嘱”？是不是普列汉诺夫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有了新的、对他来说是突然出现的理解，非要在临终前把这些讲出来？
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历史学家对“遗嘱”的真实性问题是如何考证的。
2002年初夏，笔者有幸出席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第六次纪念普列汉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我在专访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塔·菲利莫诺娃时，曾问起有关“政治遗嘱”一事。她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她对“遗嘱”是否真实的研究情况。她说：“早在准备发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期间和发表之后，我都认真地对其真实性问题进行过反复研究，直到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
菲利莫诺娃向我们证明道，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历代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普列汉诺夫的遗孀罗·马·普列汉诺娃的档案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在她的档案中对此只字未提。普列汉诺夫的亲戚们对“遗嘱”也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都从未谈起过这件事。
从菲利莫诺娃提供的情况看这个遗嘱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另外，菲利莫诺娃在她的《我们同时代人编造的文献》一文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确实有个“遗嘱”，但绝不是《独立报》上发表的所谓“政治遗嘱”。菲利莫诺娃说：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3全宗)中保存着一些文件，上面有他妻子作的标注：“若尔日(若尔日是普列汉夫的名字格奥尔基在法语中的发音)的最后想法”。这些文献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涵义上都根本不同于所发表的“政治遗嘱”。真正“遗嘱”只谈到了2000法郎这笔小小的资产(这笔款项的债券存放在日内瓦金库里)、他的藏书和个人物品以及他的著作遗产的版权问题。这个遗嘱总共几行字，是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1日口授的，保存在彼得堡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里。
菲利莫诺娃还分析道，如果真有这么个“政治遗嘱”，他的妻子绝对应当知道，因为她是普列汉诺夫生前最后几个月惟一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因此也不会长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普列汉诺夫手中。另外，所谓“遗嘱”记录人列·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与普列汉诺夫的妻子密切交往长达23年之久，同她一起从事出版工作，并且是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很难想像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重要的文件竟能守口如瓶。此外，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7全宗是捷依奇本人的档案，在这些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过立遗嘱一事。更有说服力的是，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因患喉结核几乎不能说话，口授洋洋3万字的“遗嘱”恐怕不在情理之中，普列汉诺夫的妻子也不会允许。
从菲利莫诺娃提出的这些理由看，难道还不能证明这个“政治遗嘱”是伪造的吗？
另外，认为“遗嘱”绝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所立的俄罗斯学者还从遗嘱内容上作了鉴定。
1. 从“遗嘱”中可以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想从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对俄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但是，普列汉诺夫本人能否口授出这些硬性的评定，值得怀疑。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从不作带有任何具体时间的预测，普列汉诺夫当然也不会例外。他所表述的思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思考20世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景时得出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确实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但是事实证明，他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思考俄国和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开始的社会演变的新过程。
2. 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普列汉诺夫不可能没察觉到，现实生活并没有证实马克思19世纪中叶的预断：在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居民无产阶级化、灾难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用暴力破坏旧社会制度这种机制下，资本主义可以比较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普列汉诺夫的预断是极为慎重的，他拒绝俄国资本主义不会长久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新的解释。他也没有思考过向民主变革过渡的新机制、利用混合型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寄希望于反殖民主义运动、与议会制传统决裂等问题。
3. “遗嘱”在题目、结构和用词上处处可以看出现代人编造的痕迹，有相当多的语句完全不是普列汉诺夫及其晚期政治作品中惯用的，而是充斥于当今报刊上的术语和说法。比如：“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进国产商品提高质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等等。再如：“各种成分”、“人道化”、“国际冲突”等术语，在普列汉诺夫的语汇里是不存在的。而“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种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和竞争、公正的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这段话显然反映了俄国的现状。
4. 关于社会的人道化和历史的人道化、阶级对抗和矛盾趋于和解、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主义变革的领导者等思想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想的。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开始的，而趋同论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可能表述出这些思想。还有，当时俄国尚未发生国内战争，也未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没有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进行输出革命的尝试，那时还不曾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未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爆炸，因此普列汉诺夫“遗嘱”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5. “遗嘱”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一部分使人明显感到受了列宁几年后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和他对几个布尔什维克亲密战友的众所周知的批评性评价的影响。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态度来看，他不可能对列宁作出“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评价，虽然他确实不止一次承认过列宁的杰出才能。
6. “遗嘱”的某些部分与普列汉诺夫收入两卷集的《在祖国的一年》中的文章和《统一报》以及帕·阿克雪里罗得、亚·波特列索夫、波·尼古拉耶夫斯基等人所发表的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中的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遗嘱”的内容是对普列汉诺夫临终前一年某些著作和书的任意诠释。
根据上述俄罗斯学者对所谓“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考证和分析，不难得出结论：这个“遗嘱”不可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