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方式 内存参数:书摘：城市与创新

　　城市是有适应力的。雅典、伊斯坦布尔、伦敦、东京、纽约、上海、旧金山——这些伟大的城市在历史潮流的大浪中高高屹立。为大城市是文化的万花筒，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潜伏着惊奇。四处漫步，你可能邂逅一位不熟悉的邻居、开放的走廊、新的游戏、最新的影碟、热情的俱乐部、音乐会、演讲——城市是心灵的娱乐公园。有时，我总是疑惑，与公司的生活相比，为什么大街上的生活是如此有趣和充满活力。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什么使得大城市如此充满活力和诱惑，那么，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公司生活也拥有这样的活力和诱惑。

　　历史上每一个著名的城市都有其地理优势，如靠近海港，位于重要贸易线上等。然而创造一个伟大城市，只凭这种地理优势是不够的。今天，最富有灵性的城市是那些能够吸引“创造一族”（作家、工艺师、艺术家、电影摄影师、出版商、视频游戏开发商、时尚设计师等）的城市，这些“创新一族”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可以点燃创造经济。

　　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研究过创造力的地理性，他相信，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底蕴与它能够吸引创造资金的能力是有强相关性的，因为好奇和打破旧习的思维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那些能够吸引创意一族的城市比其他城市跃升更快。对城市规划者而言，这意味着少一点心思在创建卓越的“商业环境”上，多一点心思在创建卓越的“人文环境”上。

　　作为一个“新城市主义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只是希望解开城市活力秘密的建筑师、学者、规划师网络中的一员。这项运动的“守护神”是简·雅各布斯，她1961年出版的名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发动了对那些著名城市建筑师的规划的正面抨击。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使命是创造“新经济用途的池塘”，她相信，当不同的人群有机会可以交互作用，有机会可以交易信息、货物和思想时，城市就形成了。根据雅各布斯的观点，传统城市构成的“更新”（宽敞的街道、宏伟的广场、垂直的住宅、独立的商业区、骤增的高速公路）是一种破坏，无法促进能创造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基于街道层面的交互作用。同逝于2006年的雅各布斯一样，新城市主义者们质疑精心制作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相反，他们相信一些简单的规则——那些历史已经证明是城市活力的真正基础的规则。

　　差异导致创造力。文化、观点、技能、产业、建筑风格，甚至邻居的差异性，导致了城市的创新激情。相似的事物遭遇时，是不会撞出创造的火花的；而不同的事物邂逅时，往往带来灵感的震颤。如果城市能比农村产生更多的创新，那是因为它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为人类想象力机器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

　　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研究中，将美国城市按两个指标分等级：地方经济中高科技领域的规模和文化差异程度。当他比较等级时，发现所有前10位高科技中心同样排名在高文化差异前18位。他的结论是：差异性吸引了更多的创新资本，触发了高科技创新。

　　不用惊奇，标新立异者和叛逆者往往更强烈地被那些能容忍他们特异性的城市吸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少数一些城市（如纽约和伦敦）长期以来是人类创造的“核反应堆”——因为它们的差异性以及源源不断的新来者，触发了探索和发明的连锁反应。

　　三星公司抓住了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在一次发电站设计的投标中，这个曾经非常典型的韩国公司在伦敦、洛杉矶、旧金山、东京、山海设立了设计中心。此外，他还定期派送他的设计师到法兰克福、佛罗伦萨、雅典、北京等城市学习。随着三星公司投身于多样性的建设，它逐渐获得了善于突破性设计的名声。2004年，这个公司获取的工业设计杰出奖超过了任何一个美国或欧洲的公司——这是亚洲公司第一次获得如此成就。

　　差异性不能只是口头上的溢美之辞，它必须转化成行动，去寻找异质和特殊、怪诞和疯狂、多彩和奇异。雅各布斯在其力作的结尾，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问题：“难道有人可以假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困扰我们的任何重大位的答案会从千篇一律的建筑物中产生？”这就像在问：“难道有人可以假设，颠覆性的创新能够从能力同质的公司中产生？”管理创新者必须审视每一个管理流程，然后自问：我们如何发挥这些具有新颖看法和非常观点的同事的才干？

　　你可以有组织地创造偶遇机会。城市的展现方式可能会激发或阻碍那些能带来创新灵感的偶遇。雅各布斯提出了三条战略，用来增加能带来创新价值的偶遇的概率，这三条战略与21世纪的组织密切相关。让我们简要地了解每一条，看看是否可以推出适合于公司的版本。

　　雅各布斯的第一条偶遇规则：
 
　　在每个区域都尽可能使其内部构造有一种以上的使用功能，最好是超过两种。这可以保证人们虽然在不同的时间段出门，为了不同的目的来到某地，但他们可以共用许多设施。
 
　　这里，雅各布斯的目的是最大化不同类别的人相遇的机会——通过创建一个场所，使得具有不同需求和目的的人们可以相遇。如果说你访问谷歌，可以发现许多服务于多重目标的公共空间。在一次散步中，我注意到了一架三角钢琴、一张台球桌、若干大块白板、一个三明治店，所有这些设施之间只相隔几米——这是一道新奇的风景，如果你看惯了办公室中没有生机的、严格排列的小隔断的话感觉更加明显。这些摆设在有意创造人们偶然相遇的机会。

　　雅各布斯的第二题条偶遇规则：
 
　　大部分的街区都应缩短距离。也就是说，要有很多在大街以及转角相遇的机会。
 
　　更短的街道和更多的十字路口，增加了从A点到B点的路线机会，从而增加了邻街的居民从人行道走到另一条街的机会。
　　对管理者而言，这里的意义并不在于街道的设计而是项目的设计。如果相互关系和工作定义迫使员工每次与同样的一小组同事一起工作，就没有很多和其他人偶遇的机会。增加短期团队的使用，并使得个体在不同团队流动，就是“缩短街道”的途径。

　　第三条规则是：
 
　　街区必须有不同年龄、不用类型的建筑间隔，包括相当比例的老建筑，这样它们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产出。同时，这中间隔必须密集。
 
　　不同类型的建筑——办公楼、商店、翻新的仓库、住宅、旅馆、饭店——支持不同类型的活动，吸引不同类型的使用者。因此，如果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建筑物占主导，不同类型的个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会就有限了。

　　几年前，我知道所有商学院决定根据它的学科在地理位置上做区分。每一个学科——营销、经济、财政、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都有自己的楼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此同时，这个学院还打算加大跨学科的合作。公司通常犯同样的错误。职能部门和员工团队地理位置上的相隔，会加重而不是改善由于专业化导致的偶遇机会的减少。

　　当然，雅各布斯的论断还要更深刻一些。对于建筑物来说当然租金收益越高越好，然而创业和非商业活动无法负载巨大的租金负担，所以它们往往被驱逐出城市中心。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剩下一个了无生趣的城市。所以，我们值得进一步探讨雅各布斯的观点：
　　
　　任何类型的真正的新创意——尽管其中一些最终被证明是有利可图或成功的——在建筑物的高管理成本下都没有回旋的余地。陈旧的思想有时会用到新的材料，而新的创意必须使用旧的基础。

　　使得城市充满差异意味着高产出、中产出、低产出和无产出企业的混合。
 
　　在公司中同样如此。与基于旧创意的渐进变革相比，新创意无法负担同样的管理成本，无法满足同样的风险限制，无法实现同样的短期回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管理系统和管理成本分配原则会扼杀创新。更重要的是，那些拥有大胆创意的人们必须与那些每天努力做更多同样事务的人们并肩作战，反之亦然。正如在城市中，当新鲜和离奇与可靠和真实为邻时，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不要鸽子笼。在过去，伟大的城市可以自我更新，这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个体自我更新来实现。到处都是从无聊的小城镇生活中逃离出来的人，城市显然对他们而言更新奇。世界创造力中心充斥着自力更生的人们，如罗素·西蒙斯（美国著名的“嘻哈皇帝”或“嘻哈企业家”）、孙正义（软银集团创始人）、唐纳德·特朗普（美国地产大亨）、奥普拉·温弗瑞（美国著名脱口秀女皇）、拉克希米·米塔尔（世界钢铁大王）、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甲骨文公司创始人）这样的人。在进步的城市，才智比出身更重要，今天的辍学生、不合格的人或者疯疯癫癫的人，说明定会成为明天的媒体专家、房地产大亨、文化红人。城市里充满野心勃勃的人，在名誉和财富的斜坡上不断上上下下。新来者很快学到，城市中其他人允许他们试验不同的价值观，释放离奇的热情。在城市，富有弹性的社会风俗和可以渗透的社会层级为人们创造了成长和提升的空间。

　　社会学家先驱罗伯特·帕克在八十多年前评论说：“在一个小社团，平常的人（没有怪癖，不是天才）是最可能成功的人。小团体容忍怪癖，但大城市则鼓励怪癖。”简单地说，大城市给乡村冒险者带来探索自己才能极限的机会，以小村镇无法给予的方式。

　　考虑一下你公司文化中的行为、互动、表达、衣着习惯，它们是鼓励还是阻止与众不同？人们因为自己创造的价值还是因为所拥有的头衔和证书而获得尊重？聘用过程是鼓励那些拥有独特生活经历的人们，还是瞄准那些适合同一模子的人们？在进行工作分配时，是热情得分更高，还是经验得到承认？作为一个管理创新者，你必须确保你的管理系统不是在削弱社区柔性和员工的成长，它们是创建适应性组织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