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vs广东夺冠第五场:知人·晓事之学生习作: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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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晓事之学生习作:慈禧 刷新               标签: [ 原创 2009-06-18 21:59:45] 作者:红色牧师       此日记引用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o?wlog_id=1245333716880631  

知人·晓事之学生习作:慈禧

 

【引言】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我在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对象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因此,我的考试从来是开卷考试,考试的题目为“传记:对人生命的鉴赏——读某某领导者传记的启示”。一场考试下来,没有想到现在的学生只要下功夫,的确出手不凡,有些试卷写的真是可圈可点。考虑到我博客的对象是公众,也考虑到学生的习作也应该给更多的人看,因此,我特将一些我自己觉得对得起公众的稿子在博客上刊登,这也是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之一:社会服务。需要说明几点:第一,所有的稿子都是学生的成果,不是我的东西。第二,所有的稿子学生文责自负,我基本不做修改。第三,选稿的对象以愿意给我电子版的学生为主,非强制行为。第四,为了表明是学生的习作,而且是写某一特定人物,我的标题固定为“知人晓事·学生习作之某某”。 

                      此告!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海春

                                     2009年6月16日

 

慈禧:四两拨千斤  珠帘转乾坤

——“管中窥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者之慈禧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6级本科生杨婷

 

摘  要:本文选取中国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作为鉴赏对象,简单梳理其人生轨迹后对其人、其事贯穿着进行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层面的剖析和探究,将其归结为重狼性轻羊性的女人、多权术少艺术的政客和擅小聪明乏大智慧的管理者,最后谈了几点对自身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狼性  权术  政客  管理者

 

题记:写领导者,我以为不外乎行业、时代、性别和国别这四大约束条件,作为就读于行政管理专业的女学生,研究本专业(政治领域)中的女性佼佼者十分有必要,排除掉地理文化差异即国别因素的限制,剩下可选的人物就寥寥可数了,自然,中国晚清历史上争议最大、谜案最多、评价最难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世界级历史人物——慈禧太后PK掉其他对手后进入我的眼帘成为本文的绝对主角。

 

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姓叶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病逝,活了74岁。慈禧太后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立过同治帝载淳(6岁)、光绪帝载湉(4岁)、宣统帝溥仪(3岁)三个小皇帝,统治中国48年。她在同治、光绪两朝,曾三度垂帘听政,共计38年,另外十年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仍是幕后操盘手。她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观其一生,主要做过十件大事:

第一件,成功发动辛酉政变,实现垂帘听政;

第二件,残酷摧毁太平天国,苟延清廷统治;

第三件,坚定支持洋务运动,引进西方事务;

第四件,适时终止圆明工程,抑制个人私欲;

第五件,及时签订中法合约,结束中法战争;

第六件,一味强调六旬大寿,贻误中日战争;

第七件,血腥镇压戊戌变法,扼杀维新运动;

第八件,错误宣战西方列强,导致悲惨结局;

第九间,被迫实行清末新政,进行初步改革;

第十件,积极实施出国考察,宣示预备立宪。

作为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女名人,套用刘晓庆的一句话形容真真是“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一生与晚清社会相始终的慈禧太后可以说是为后辈的这句经典名言做了颇为贴切的注脚:有人说她在男尊女卑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让小女子抖了回精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女强人,在清末苦苦支撑大局的女人;有人说她是祸国殃民、狠毒凶残,腐化保守的一代妖后;有人说她作为一个女性,不失聪明与才干,在危急时刻曾尽力维护国家利益,做出了虽不成功但可算合理的反应;还有人说她是成功的后妃因为拥有了皇帝的宠幸和皇后之位,同时也是失败的母亲因为教育出的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论治国才干、论身体素质都太过孱弱以致双双早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基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其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人生轨迹和重要节点,根据可查的史料和传记从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贯穿着对其行为和事迹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和探究。

 

一、重狼性轻羊性的女人

狼性,最近几年在《狼图腾》这本书中炒得很是火热,意指性格强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团结一致、忧患意识重、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积极进取等特点,又可称为游牧精神,这一精神在马背上的民族如匈奴族、蒙古族、女真族等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难忘;与此相对应的羊性,则是性格软弱温和、逆来顺受、缺少反抗、眼界狭隘、没有主见、安于现状等特点的代名词。二者几乎可以构成一对反义词,狼和羊也恰好是从儿时起童话故事里长盛不衰的主角,应该说,从性别特征来看,通常男人具备的狼性多于羊性,而女人则多是羊性有余而狼性不足。但被一次次证明了的亘古不变的真理是男人也好女人也罢,要想干成一番事业成就威名还非具备狼性不可,更别提需要带领一群如狼似虎的人奔向同一目标的领导者了。而慈禧和吕后、武则天一样正是女人中的异类,偏狼性的性格特点令他们硬是在男权世界中夺得了分配资源的权力,纵横驰骋政坛几多年,纵使历史的尘埃何其厚重都无法湮没她们的飒爽身影。

如果说男人靠力量征服世界,那女人便是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了。众所周知,对于封建帝王而言,能够征服他的首要资本除“美色”外别无他物,其次才是贤良淑德、温柔体贴等因人而异不易表现于外却形诸于内的精神特质。想来慈禧年轻时的美貌(遗留至今的只有慈禧老年时的画像,本人实在是觉得平平无奇与一般老太无二)必是俘获咸丰帝的第一要件,尔后适时地投咸丰帝之所好哼唱江南小曲、学写字学批阅奏折以及适可而止的出谋划策等手腕的施展更是令咸丰帝除端庄贤惠的皇后外对其宠爱有加,直至载淳的出生更加巩固慈禧(当时称懿妃)在后宫的地位。此段历史非本文重点大可不用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慈禧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的羊性牢牢把持了帝心,相对于身为一国之君的丈夫却忧患无为、沉溺女色、不思进取而言,慈禧却已初步展露出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狼一样的素质: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和敢作敢为。

咸丰帝在世时寄情声色懒于国事,这一点估计慈禧看得很透彻,因为她很好学。勤奋好学固然能够在众妃中树立别样的形象讨得皇帝欢心,但更重要的是慈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长久地身体力行实践着 “学习能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的至理名言,也因此合乎咸丰心意,授权代为批阅奏章,“时时披览各省奏章,通晓大事”,于是乎耳濡目染加之处处留心,于政务渐至了然于胸,为自己在皇宫大院内的长远发展积累了其他嫔妃不具备的政治才能和资本。譬如,在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慈禧劝说咸丰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咸丰和后妃们哭成一团,无计可施,唯有慈禧很冷静地站出来说:“事情到了这份上,哭也没用。恭亲王办事果敢坚决,不如把他找来商量。”在咸丰试图巡幸热河逃避英法联军的时候,慈禧又站了出来:“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要是突然弃京城而去的话,辱莫甚焉。”小女人身上狼性的精神特质已初露峥嵘。

充分展现慈禧狼性精神的一面主要集中在咸丰帝死后,辛酉政变和打压奕皆为经典案例,在此只取前例进行分析。咸丰帝在热河仙游没多久,慈禧辱负重与八位顾命大臣斗智斗勇争夺权势,遭受到挫折后不动声色,积极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奕,商好大计后居然在热河就拟好谕旨,9月28日两宫太后进京后,9月30日便召集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开会,在八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宣读八大臣的罪状,并即刻革职拿问不明就里闯进殿堂的载垣、端华和还行走在回京途中的肃顺。紧接着10月1日,连发两道谕旨任命奕为议政王兼军机大臣;10月2日,继续连发两道谕旨,补授奕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宗人府宗令。另发布谕旨任命北京集团的一干重要人物担任要职,组成以奕为首的新军机处。10月6日,谕旨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斩立决,当然一同处理的还有肃顺一党的其他人总共19人。应该说,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恰切,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至今看来也令观者瞠目结舌拍案叫绝。它既是慈禧政治能力的一次厚积薄发,贯穿始终的更是令多少七尺男儿都汗颜的狼性素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处事魄力十足,并且果敢狠毒。

个人以为一个女人需具备多少狼性和羊性因人而异,在何时何地该表露出多少狼性抑或羊性也需要把握一个度,过犹不及。慈禧在庙堂之上将自身的狼性施展得淋漓尽致玩众臣于股掌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此时的她具备钢铁般的意志又不灭温婉贤淑,外表年轻美丽而心智行为如同一头野兽。试想倘若她和慈安太后一样忠厚仁慈“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恐怕她们两宫太后和小皇帝朝夕难保不说,大清帝国的命途又会是另一番多舛。然将本应是羊性多于狼性的精神特质用在两任“儿皇帝”的教育上,无论对哪一方而言结局无一例外是悲剧。在热河行宫时两宫太后与八大臣争执的场面中有个小细节,小皇帝吓得躲进了钮钴禄氏的怀抱而不是生母慈禧的怀里以寻求孩子式的本能的保护,带有狼性的严母式的教育成果可见一斑。其实,站在今天我们完全体会得出慈禧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精心打造,为大清培养出一位卓越的帝王,“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讲明切研,悉归笃实。庶既辅成令德,措正施行,宏济艰难,克光大业。”只可惜她一贯的好胜心和主宰欲,使得她从一开始就给予虽为皇帝却也是孩童以巨大的压力,以致同治帝在没有竞争缺少关爱的环境里成长学业鲜有进步,直到16岁仍然“读折不成句”。在母亲的严厉督促下,没有从此振作反而效法先父在纵情声色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即使是后来的光绪帝,在其严格教导下,比同治帝要成器一些,但性格跋扈的慈禧在与儿子相处的过程中始终是批评、指责来代替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对皇帝的私生活也是横加干涉,致使两任母子关系都是波澜不惊下的暗潮汹涌。既当爹又当妈并且生于帝王之家该如教育孩子自是要比一般的父母更辛苦、更难办,但回首与其情况类似的前辈孝庄皇太后,儿子顺治帝、孙子康熙帝在其悉心教导下都被后世称为清朝皇帝的典范,这恐怕不仅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在其中,个人的性格也起到相当大作用吧。

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政治厚黑主义的集大成者马基雅维利有言:对于一个主子,让人敬畏比受人尊敬要好得多。此话用在慈禧身上还真是不假,狼性,令其在处处弥漫着血腥气的后宫夺得帝宠,苦斗肃顺一党顺利实现垂帘听政大权在握的梦想,使无数王公大臣匍匐在脚下顶礼膜拜,也令其无法享受一个正常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在高墙围驻的深宫中孤独地度过漫漫长夜以听戏曲、极尽奢侈豪华来派遣忧思和寄情。

 

二、多权术少艺术的政客

在西方国家,政治家与政客是同一词:Politician。这里政客完全是中性的,是指由选举产生的那些以从事党派政治为职业或谋生手段的人。而在我国,政治家和政客的涵义却截然不同。我国所称的政治家,是时代、国家、人民、政治集团的代表,是在长期政治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具有超群的政治见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从事政治活动并被推选出来担任负有政治责任的国家、政党、团体、组织、社会集团的领导人物。它既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又是对领袖人物的尊称。而我国所称的政客则是贬义的,在社会上被称为政客的政治人物是指从事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权术,利用权力谋取个人和本集团私利的人。这种人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惜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依靠从事政治活动,大搞政治投机,在政党和社会中,拉帮结伙,培植个人势力,疯狂进行政治交易。弄清楚了“政治家”和“政客”这两个定义后,不难看出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公私”二字,政治家为人民的公共利益负责,政客则是个人主义至上,而这一关键性的区别必然决定了他们对待下属的方式不同。具体来说,我以为可分别用“艺术”和“权术”来予以概括。

大凡在政治领域走到一定位置的人,无论他是“政治家”还是所谓的“政客”,都多多少少有些追随者只是有一些目标一致另一些心怀鬼胎罢了。如何驾驭这么一批或是能臣治士或是贪官污吏可谓是横亘在历朝封建统治者面前的千古难题,处理得好自是百世流芳,更多的是处理得不好从而英名尽丧遗臭至今。讲了这么多,我们的主角慈禧太后究竟归属哪一类呢?且慢下结语,让我们仔细分析后再作论断。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而守住一个风雨飘摇的江山简直可用“难于上青天”来形容。慈禧第一次被逼无奈力求自保的垂帘听政直至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的同步结束,面临的都是千疮百孔的政局,纷繁复杂的朝政和瞬息万变的军机。在大清帝国江河日下、虚弱不堪的形势下还愿意并且能够听政如此之久还真是一件极具挑战色彩的事情,不愧是具有狼性特征的“女中豪杰”啊。这位豪杰与宗室贵族、八旗高官、蒙古王公、汉人大臣和西方列强周旋,提拔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用上一贯为女性统治者武则天专用评价的“知人善任”一词褒奖她绝不为过。而智擒肃顺,内除权臣,打压奕,摧毁太平天国,镇压维新派,利用义和团等这其中涉及的一系列赫赫有名的人物皆败于其手,其过人之处令人击节赞叹,倘使慈禧多活10年, 袁世凯是否敢玩那么拙劣的窃国把戏也未可知。

说到这里,我想就此打住来谈谈“垂帘听政”。在我看来,男人当国还是女人当国,实在没有争论的必要,问题的关键是当国者打算干些什么?是励精图治、革除积弊、放眼世界、重振华夏雄风,还是暗藏一己之私、抱残守缺、蝇营狗苟、醉生梦死,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如果是前者,我以为“帘”还是“垂”得,“政”还是“听”得。不否认慈禧初掌权柄时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严肃纲纪(断然处决一品大员何桂清、启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官员足以证明)是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但如果硬说仅此而已毫无力挽大清帝国于既倒的意图则未免失之偏颇。然终其一生,我还是怀着惋惜的心情写下了:慈禧最为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最擅长的是“与人斗”。看过经典港剧《金枝欲孽》的朋友们应该都深切体会到,一入宫门深似海,后宫的女人为存活为争宠无所不用其极,作为其中的绝对佼佼者——慈禧太后,文化水平有限,自然而然将后宫与嫔妃争斗的经验渗透到太和殿那属于男人一统天下的世界中。更令人感慨的是,掌权后她将张居正等人编撰的《帝銮图说》奉为圭臬,认真阅读,爱不释手,学习统治之术。“知识就是力量”在慈禧这里就被诠释为知识就是权力了,正是由于不断地汲取与统治相关的知识,拓展了她的视野,使慈禧的政治驾驭与操作能力如虎添翼。

持之有据,言之才成理。慈禧太后出色的驭人之术在同治帝主持修园一事上可见一斑。同治十二年,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心重修圆明园,实际是慈禧太后的主张,岂料陆续遭到众臣的反对,甚至奏折报给了两宫太后。慈禧一直注意事态的发展,她敏锐地意识到众怒难犯、修复圆明园的时机不成熟,于是乎终止了修园工程,并且还没完,接着将所有的“炮火”都转到了儿子身上,将儿子训了一顿。立意修园的是她,不直接出面都在后台指挥的是她,失败后走到前台充当正面角色的也是她,真真是玩亲生儿子和群臣于鼓掌之上,这出戏堪称妙哉!

将驭人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本无可厚非,领导者的职责就是把下属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出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封建帝王自古便是干得好就称其领导有方具有“领导艺术”,如秦皇汉武唐太宗之辈,干得不好即便身旁有几个文臣武将那也是使用“权术”的结果,如王莽隋炀帝之流。驭人的目的若纯粹出于私利而罔顾民族大义,受人诟病也是常情。慈禧太后偏偏走的就是这条路,将自己极佳的权术运用到维护个人的舒适安稳奢侈豪华而不是泱泱大国几千万百姓的福祉,借用章太炎先生的对联来盘点她对国家犯的大罪吧: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庆疆无!”

所以我将其归为擅弄权术的政客应不为过才是,如果说今日备受推崇的大洋彼岸的希拉里是为政治而生的女人,那我华夏大地上争议不绝的慈禧太后便是为权力而生的女人了。

   

三、擅小聪明乏大智慧的管理者

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事业的是聪明人。在事业中起破坏作用的也是聪明人。同为聪明人,为何结局不同呢?盖因聪明有大小之分,有小聪明和大智慧之分。人生需要的是大智慧,而最忌讳的则是小聪明。何谓小聪明?何谓大智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小和大都是相对的,两者只因空间和时间跨度的不同而产生区别。具体说来,考虑问题时只看眼前忽视长远,只见一隅之所罔顾万里河山都只算得上小聪明而非大智慧;与此相反,思考问题时兼顾近期和长远,眼含所踏之地和千里之外,为此有时甚至需要牺牲近期以保证长远,牺牲眼前以换取将来,这都属于大智慧而非小聪明。中国皇帝的悲哀,在于无论当好当坏,可以肯定的是都异常辛苦,此中能够做到大智慧的当权者必是达到相当的境界了。

出身并不显贵的慈禧一步步经营,一步步高升,最终主宰泱泱大国的命运达半个世纪之久,她不可谓不聪明;对有治国之才的恭亲王奕先拉拢利诱后打压排挤,残酷镇压一心图强变法希望实行“君主立宪”的维新派,她可以说是不聪明;而“精于治术却昧于世界大势”专注于内斗,极尽奢侈享乐,她简直堪称愚蠢了。小聪明本身就具有一种擦抹不掉的悲剧色彩,小聪明总有个性的弱点,个性的弱点总会造就人生的局限。并且小聪明一旦与功名利禄粘贴,人生的悲剧就上演了。不知道是不是受古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深刻影响,慈禧进宫后早期的勤奋好学主要是学习驭人之术,后期学业几近荒芜。她大概也以为没有必要学习那么多,控制好群臣万事足矣。殊不知,她自身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缺乏应有的知识和思想,缺乏大智慧,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而这一切正是造成其被后世唾骂的根源!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贻笑大方的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即“马拉火车事件”即是明证。

慈禧所处的历史时代,西方世界工业革命业已完成,西风东渐,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她本应引领中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古老航船闯过险滩激浪,成功地驶向彼岸。遗憾的是,她熟谙权术,却昧于世界潮流。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或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或决策一误再误,让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她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比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没能凭借卓越的眼光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也没能“御外侮于强邻”,这是慈禧太后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慈禧太后,如此厉害、纵横政坛48载的女人按理说其才能、其智谋让其以一名合格的领导者留名万古应该不是难事(事实上也难,此处是相对而言),就如毛主席评价武则天: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慈禧与之相比个人认为还是略逊一筹,与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称的王熙凤倒是有一拼。窃以为倘若她是辅佐君王的臣子,没有乾纲独断、决定国家走向的最高权力,清廷的命运或许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君不见实施政变、三度垂帘、整饬吏治、压制奕、置换军机、“规范”变法等一系列需要劳师动众波及范围甚广的事情,居然都被她处理得滴水不漏无一失败!而这些正显示出了慈禧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至少具备合格的领导者应有的潜质和素质。

通过研究领导者成长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两种不同的成长方式:第一种,通过社会化来发展。个人引导组织,并维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平衡;第二种,通过个人的控制权来发展。这会促使个人为心理和社会的变迁而努力斗争。通过第一种方式,社会产生了管理者;通过第二种方式,社会产生了领导者。管理者把自己看成是保守主义者和现存秩序的维持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与任务和责任的观念相一致。而领导者则发现自己游离于所处的环境之外,他们可以在一个组织中工作,但他们从来不属于这个组织,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不依赖于组织成员、工作岗位或者其他的社会角色分类。毫无疑问,慈禧属于管理者。她处事的所有归依都是维持既有统治下的个人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一以贯之恪守祖宗基业的精神和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值得尊敬的,奈何此一时彼一时,帝国主义列强个个狼子野心且船坚炮利,对手实在强大,而帝国本身已病入膏肓,仍旧发挥着小聪明而弃大智慧的慈禧太后连同她死守的大清基业以悲剧收尾并不奇怪。

回过头来看,慈禧太后的一生堪称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她凭一己之力以纤纤女子之身掌控中华帝国命脉数十载,除了太极技法中以柔克刚、顺势借力、以小力胜大力的“四两拨千斤”形容外我别无他言;同时慈禧的一生也颇不容易,处于大清统治的顶端和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狼性不需要么?权术不需要么?小聪明不需要么?当然都需要!政客、管理者也好,政治家、领导者也罢,都不是普通人能干的,更遑论干好了。唯庸人无誉无毁,慈禧太后的争议性恰恰表明了她从来都不是“庸人”。最后,以电视剧《少女慈禧》的主题曲来为其“四两拨千斤珠帘转乾坤”的一生作结吧:

“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倾国事迹数褒姒,临政唐朝武氏,问两者相比较何所似?男儿尽忠难变志。曾记否几许往事,凤踞高处玉龙失意,坐在帘后细把凤声转,屠龙正是她下旨。可笑是八尺昂藏,朝圣论尽国事。或者当初也曾经想过,孱孱弱质难展翅。”

 

四、启示

关于慈禧,想说的太多,说得出来的又不多。时代不同,她带给了我诸多启示,并且这些启示随时间空间的变幻而呈现出新的含义:

——时时学习 事事学习。身处哪种行业、哪个位置,都难免遭遇起伏涨落,始终不放弃学习,不摒弃书本,必会让人受益无穷。腹有诗书气自华,在学习和再学习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是女人的立身之本,它能怡情、能博彩、能长才,又从不会违背人心、掌控很是容易,我又何乐而不为?

——女性从政要慎重。一般说来,让别人设计生活、规范世界远比自己涉足未知领域、辛苦跋涉要容易一些,因为少风险少分担,但对于某些人而言也相应少了乐趣和意义。虽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将自己的内在标准发挥到极致,将自己的天赋、所接受的教育和技能尽情挥洒出来是人生一大快事,但女性走上政治这条终归由男性开辟和把持的道路从来都意味着太多道不明说不清的东西,前路漫漫,该何去何从,女性从政“慎重”二字须铭记心上。

——做任何事须无愧于心。人生苦短区区数十载而已,而面临的选择又何其多,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想做之事、该做之事,纵然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又如何,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足矣。我深知,一个完美的人生是多么不可求,而一颗纯洁无愧的心灵又是多么不可失。点一盏坦荡明亮的心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那么无论我所选择的前程如何坎坷,如何艰险,我终将无悔,因为我无愧于心。

 

洋洋洒洒近万言,末了,凭近日读传记的所思所得以寥寥数语简短收尾吧:生命的真理,人间的真情,我周围的一切,就是我生存的核心。我每日晨起为的就是这一天,这新的一天的开始。每一天,我都踏实做人,认真做事,一切顺其自然。

 

 

参考书目:

[1] 徐  彻.慈禧画传[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6).

[2] 隋丽娟.说慈禧[M].北京:中华书局,2007(2).

[3] 刘学慧.咸丰皇帝(下)[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

[4] 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论政治家人格[J].新东方,2003(2).

[5] 朱立言.领导艺术并非弄权之术[J].新闻周刊,2003(7).

[6] 李小科.“政治家”与“政客” [J].领导文萃,2005(5).

[7] 郭文秀,朱若霞.中国古代权术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J].经济师,2003(1)

[8] 王丽萍.人格与政治:政治心理学领域核心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