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网站推广系统:大家都来做社区的“小巷总理”

大家都来做社区的“小巷总理”

  来源：法制网

2011年11月10日   

声音导读: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意见,对全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进行了全面和具体的谋划。其中,强化城乡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管理服务功能是一个很重要,同时也很复杂的工作。11月8日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体制改革规划》明确提出,探索撤销街道办事处改革试点。显然,这是一个重大举措；而其他地区也开始了强化基层社区的工作。为此,本版就基层社区建设问题刊发一组评论,希望能对这项工作有所裨益

撤销街道办,更要转思维

胡印斌

在我国存在了50多年的街道办事处,或于“十二五”时期淡出北京。8日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体制改革规划》明确提出,探索撤销街道办事处改革试点。有专家认为,如今的社区普遍发展起来了,探索撤销街道办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11月9日《京华时报》)。

撤销街道办,现行城市的管理层级减少了,区县一级的管理可以直接辐射到社区,并通过加大社区自治、居民自治的建设,最终实现良好的社会管理。可以说,做大社区,既是撤销街道办的结果,更是此项改革的初衷。然而,从现实出发,仍有一个悬疑,即撤销街道办之后要做大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如何保证未来的大社区不再畸变为一个微缩的街道办?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时下,城市街道办为何被指行政化严重、服务职能缺失?表面上看,是上级政府层层下达的任务过多、过于刚性所致；而深层原因则在于行政权力的集中、强化取向。街道办不可能拖延、否决市、区两级政府下达的任务、考核,更不可能以居民自治的理由要求上级改变意志,最终只能在一个行政化的构架中继续其“二传手”的职能。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即便是全部撤销街道办,其所承担的行政职能也不会消失,而是“上浮”或者“下沉”。一部分交由区级相关职能部门接手,另一部分如社会管理、服务等事宜则下沉到社区。如此权力移交,并不必然使得社区实现自治,却很可能使得原先的居民自治组织成为一个带有行政化色彩的“小街道办”。居民的积极性既无从发挥,社区也会陷入街道办当初的行政化困境。

因此,探索撤销街道办首先应该做好“顶层设计”,从市、县入手预设方案,自上而下地约束行政权力,转变管理职能,强化服务意识,与民众实现充分及时的交流互动,并在这种交流互动中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如果市、县两级政府不改革、不减政,而只是撤销街道办,到头来很难真正实现政策设定的改革目标,也不可能真正让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其次,探索撤销街道办还要密切关注试点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扩大公众参与,为下一步全面推开积累经验。历时50多年的街道办骤然消失,社会肯定会有诸多不适应。对此,有关方面应该积极主动予以关注,而不是曲为遮护,甚至无视问题只讲好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不要延续以往权力封闭运行的方式,尽可能扩大公众参与,以集思广益,共同探索社会管理之道。基层政改如果失却了公众的积极参与,很可能会变成“一头热”的独角戏。

实际上,早在200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已经成为全市唯一一个“街道级”社区,开始了基层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试水。时至今日,孤独的“鲁谷模式”似乎已经很难再产生新的驱动力,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确实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有大的突破。无论如何,撤销街道办这一尝试终将在中国基层政改的历程上留下浓重一笔。

教授进社区,基层在提升

杨朝清

9月17日,新世界花园小区住户选出了业主委员会,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从来、南京财经大学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院长乔均分别当选主任和副主任。这两位在南京鼎鼎大名的教授研究了多年的市场经济,但最近却在自己小区的业委会和物业关系问题上,陷入了空前尴尬(11月9日《扬子晚报》)。

“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过去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参与社区事务的,大都是一些古道热肠的老姨妈、老姨爹。现如今,社区治理走上了“跃马扬鞭”的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今年3月,广东工业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正厅级干部陈新顺利当选具有“小巷总理”之称的居委会副主任,迅速引发坊间热议。

范从来、乔均这两位知名教授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名誉式的象征和代表,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和行动者。公共事务是搭建社区共同体的平台,在社区治安、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务上,他们和其他居民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共同体。

传统的农村有着利益共同体的天然样本。在“鸡犬相闻”的熟人社区,公共事务的影子随处可见；小到个体的红白喜事,大到集体的修桥修路,在乡村的自治格局下,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呢?在农村,人们朝夕相处,社会参与从来都不匮乏。张家的板凳桌子,李家的锅碗瓢盆,每一场红白喜事,都需要“众人拾柴”；而在修桥修路等“大事”上,大家经过反复协商和博弈,最后确定老赵家需要出多少钱、小周家需要出多少力。

而这一切,都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导航。业主委员会作为社区民间组织,在代表业主的利益、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的意愿和诉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范从来、乔均作为社会知名人士,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让“沉默的声音”有了更多表达的机会和渠道,有利于维护社区共同体的合法权益,既利人又利己。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并且明确提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基层民主的三大载体之一,要逐步完善社区自治。社区自治不是刷在墙上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具体而微的权利之中。由于我国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齐心协力。不论是名人,还是草根,谋求社区的共同利益,都需要大家脚踏实地、亲力而为地参与。知名教授与业委会的“联姻”,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