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pink日专百度云:唐宋明清.近现代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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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并开始了由盛到哀的转变。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并利用道教和佛教,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于是,出现了儒、道、佛合流,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理学(新儒学)奠定了基础。
隋唐,是中国继强秦后重新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世界强国。唐统治者极力推崇佛教,使佛教哲学空前发展。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代表世俗地主阶级哲学家对佛教的蔓延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一、隋唐时期的社会状况
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隋,自立隋文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隋初,一度出现生产发展、人口增多的繁荣景象。但到第二代皇帝(隋炀帝)时,统治者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加上连年发动战争,弄得民穷财竭,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王朝。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
唐初继续实行隋初的“均田”、“薄赋”政策;政治上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军事上建立府兵体制,即兵农合一制;教育上以官办学校为主,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等。这些对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繁荣文化等,都有积极作用,使唐朝较快地摆脱了隋末战乱的影响,走向繁荣富强的30多年的“贞观之治”的和平发展时期。但由于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中央政权逐步为宦官把持,政治日益腐败,而且出现了分裂割据、国力日衰的时期。直至唐末,终于爆发了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使李唐王朝于公元907年灭亡。
李唐王朝虽然灭亡,但它使中国封建制发展到鼎盛时期,各方面都有较快的发展。如运河水系的开凿(隋末已开始);金银合铸的冶炼技术和采矿业都已相当发达;精密的天文仪器黄道游仪和浑铜仪已由僧一行和梁令瓒所创造;数学上三次方程式的解法已由王孝通提出;《新修本草》已收药1844种,成为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布的药典;丝绸之路已把手工商品远销到波斯、阿拉伯等地,这些都对世界产生了影响。总之,隋唐时期的阶级斗争、政治改革、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等,都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二、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概述
隋朝统治者曾大力提倡佛教,同时又借助道教和儒学。隋代哲学家王通首先提出儒、道、佛三教归一的理论,主张以儒为主,调和道、佛二教。唐朝统治者继续采取调和儒道佛三家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居于正统地位。他们利用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君权神授”,来巩固封建秩序;利用道教奉老子为始祖,借以提高皇室的门第;利用佛教的“出世解脱”、“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来欺骗麻醉人民,使他们安于被统治的地位,不再起来造反。唐初唯物论者傅奕、吕才分别作《请除佛教疏》、《请废佛法表》和《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等,批判佛教弊端,反对卜宅、禄命、丧葬、风水等迷信。但因其势孤力单,作用不大,故道教与佛教仍迅速发展。道教哲学家司马承祯作《坐忘论》等,提出“修心主静”、“收心离境”学说,主张修炼要收心、守静、简事、真观,去知识、绝欲望,把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应物而不为物累,达到“形为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的境界。隋唐统治者特别看重并扶植佛教,使尊佛和反佛的斗争发展到大臣反对皇上信佛的地步,其杰出代表推韩愈。而唯物论者柳宗元、刘禹锡等基本上仍在元气自然论阶段,只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超过了前期的王充、范缜的水平。
佛教在隋唐时期最为盛行,形成了许多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而且这三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中慧能的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同时也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
宋明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宋明时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新阶段,出现了理学,其主要流派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程朱都以“理”为最高范畴,故称“程朱理学”。陆王都以“心”为最高范畴,故称“陆王心学”。宋明理学是这时期思想的主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其影响长达700年,而且波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宋明时期还有反理学流派,如张载、陈亮、叶适、王延相等,其中张载虽属理学派,但他反对理学中的唯心论,是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宋明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的后期。政治上不断激化着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经济上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哲学上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宋明时期的社会状况
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结束了唐后长达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宋王朝,中国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期的社会状况有两大特点:
其一,北宋统治者实施“许民请佃为永业”和“不抑兼并”的政策,一方面使佃农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编入国家户籍的“客户”,他们租种地主土地,交清地租后就有一定的自由,农民在政治上争取平等、经济上争取均分财产的要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农民破产,阶级矛盾尖锐。这就要求统治者用新的思想体系来规范人的观念和行动。
其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使统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调中央集权和皇权。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都在宋代涌现。又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三大科技巨著也在明代涌现。而且商品经济发展使东南沿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就动摇了自然经济,有利于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重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有了解放的意识。这时期,宋明理学正是用“天理”本体论继续为封建皇权提供理论基础的。
二、宋明时期的哲学思想概述
唐代以来,由于唯物论的发展和农民革命思潮的冲击,迫使封建统治者寻找新的理论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魏晋玄学和隋唐佛教虽长于思辩,但玄远空虚。韩愈虽然提出用仁、义充实道德的“道统”说,但对佛、老思想简单否定.没有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宋明的思想家吸收了前人的思维教训,通过对儒、道、佛的扬弃,把佛、老不可言说的“空无”之道,改造为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以儒为主干,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这种思辩的新儒学,亦称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当推周敦颐。他用《太极图》说明、发挥了《周易》中的宇宙生成论,他根据“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动静转化观,把事物发展的动力归之于太极,勾画出“太极——二气——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成为朱熹宇宙观的雏形。并且他认为要成为圣人,必须“主静”、“无欲”,这就开了宋儒天理、人欲之辩的先河。
之后,邵雍把宇宙生成变化归结为象数演变的过程,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他用这种简单抽象的象数绘成64卦的《先天图》,作为天地万物变化的图式。他还用儒家的义利观评判皇、帝、王、伯的时代特点,引出了后来王霸、义利之辨,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内容。
唯物论者王安石、张载都主张气一元说。王安石提出了“习以成性”的人性论;张载以“德性之知”和“气质之性”的区分来解决人性善恶的难题,为程朱理学所采纳。在重民观上,张载提出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和“民胞物与”的思想,发展了儒家的精神境界。
其实,正统理学的奠基者应推程颢、程颐兄弟,因为他们第一次把理作为宇宙的最高本原。正统理学的集大成者当属南宋的朱熹,他吸收了周敦颐的动静观与张载的“一两”说,建立了“一生两”“理生气”的本体论。但是,这正统理学又先后遭到陈亮、叶适和陆九渊、王守仁的反对。陈、叶认为“理在事中”,反对朱熹的万古不变的先天之理。陈、王批评朱熹把理归结为超验的实体,主张“心即理”,将“理”销溶于“心”。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王夫之又扬弃了程朱陆王,总结了宋明理学,把中国哲学又推向新的高峰。
明清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明清实学产生于中国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大动荡,农民革命不仅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而且动摇了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理学。随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反映社会前进要求,反省过去,面向现实的新的社会思潮,即明清实学思潮。这一思潮以“崇实黜虚”,反对空谈心性、性理为特征,而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实学”,出现了方以智、顾炎武、颜元、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唯物论的实学家。他们围绕着“理”、“气”、“道”、“器”的自然观,元气自我运动发展的辩证观,知行关系的认识论,以及“理欲之辩”等问题,对唯心论的理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力倡唯物论的实学,为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宋明理学经明末农民全国性大起义(尤其是李自成在北方和张献忠在南方的节节胜利),随着明朝的灭亡,动摇了其社会基础。但清朝贵族联合汉族地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并钳制各种进步思想。因此,这时期的哲学家大多进行过武装抗清斗争,有过切身的实践体验,兵败后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反专制、反空谈,兴民主、倡实学,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推到了高峰。
一、明清之际与清代的社会状况
这时期的社会状况,就阶级斗争而言,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于1633年推翻了腐败的朱明王朝,但清王朝的建立,不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官场腐败,赋役繁苛,各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尤其是清廷入关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田”(把汉人土地圈给八旗将士)、“剃发令”(要剃成满清人的发型的命令,不遵者斩。)、“逃人法”和“投充法”(逼汉人投充满旗下为奴)等,引起全国汉人的不满与反抗,隐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就社会生产而言,明朝中后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达了。如苏州的丝织业,有了很多机户雇佣机工;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有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20家油坊共有雇工800余人,平均每家40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广东韶、惠等处的冶铁业和云南的铜矿业中,也都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情形。在清军人关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一度受到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又逐渐恢复和发展,并超过明代,出现了“太平盛世”。如江宁(今南京)、苏州、镇江等地出现一些很富有的丝织业的机户,除雇工匠、长工、临时工外,还有包买商,开设“账房”或“行号”,以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营;苏州有了棉布加工业,共有包工头340余人,开设踹坊450余处,每坊容纳踹匠数十人;矿冶业、制瓷业、制盐业、木材业、造纸业等也都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存在。这说明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增长,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将会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
就自然科学而言,有了超过前代的发展。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代表了明末自然科学的水平;又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焦循的《里堂学算记》,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颇具重要地位;清代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发掘工作,取得了超过前人的成就,产生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是清康熙时陈梦雷编,雍正时蒋廷锡又重编,是中国现存的一部最大的类书,又如《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委派纪昀等许多名学者编辑的,共有3万6千余册,9亿9千7百万字,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可是,清王朝害怕社会进步会动摇其统治根基,就加强了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围剿进步思想,实行闭关锁国,压制工商业发展,在列强侵略面前,卖国投降,镇压革命,使中国很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总之,这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了实学的发展。
二、明清之际与清代哲学思想概述
明朝的灭亡,抗清斗争的失败和清廷的高压政策,使这时期的哲学家们带着切肤之痛,反专制、反空谈,兴民主、倡实学,推动了唯物论的发展,出现了杰出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如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还有方以智、顾炎武、颜元等,也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颇有影响。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清代思想家、哲学家。字密之,桐城(今安徽)人。学识渊博,于天文、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等无不涉猎。著述宏丰,主要哲学著作有《物理小识》、《东西均》等。早年提出“火——气”论,指出:“火与气一也”,“凡运动皆火之为也”(《物理小识》卷一)。晚年学佛后,又宣扬“离物无心,离心无物”(《东西均•三征》)的二元论,并最终转向“所以为气,呼之日心”(《东西均•尽心》)的主观唯心论。其突出贡献是强调哲学应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存在于具体科学之中。他不仅研究国故历史、词章考据,还广泛涉猎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医药饮食等,主张以大自然为老师,哲学要由自然科学来证明,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物理小识•总论》)“质测”相当于具体科学,“通几”相当于哲学,意思是说,哲学从具体科学中概括出来,又可以运用于具体科学,这是难能可贵之见。
方以智在《易余》、《东西均》等书中还表达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提出了“相反相因”的命题。他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东西均•三征》)“皆二”即任何事物皆有对立面。“两问无不交”是说对立面是统一的。又说:“二而一,一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轮。”(同上)这就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统一又对立的观点。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清代哲学家、思想家。初名绛(Jiang),字宁人,号亭林。早年加入“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清兵入关后,曾参加武装抗清;失败后,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同道,以图复明,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有《日知录》等。哲学上赞同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皆气也”的命题(《日知录》卷一,以下只注卷数),肯定“气”是物质性的实体,世界万物的存亡皆由气之聚散而成。在认识论上主张“下学而上达,”即考察实际的有形的具体事物,,以贯通具体事物中的道理和原则。他批判陆王心学已流为禅学,与程朱理学没有本质区别,提出“当务之为急”(卷六),力倡“修己治人之实学”,应把“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认为学问应成为“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与黄宗羲书》),指责空谈良知心性的学风,并主张“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卷七),要求君主分权而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精神。并一再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教世也。”(《亭林之集》卷四《与人书二五》)的经世实学的学风。
颜元(公元1634~1704年)清代思想家、哲学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一生甘贫乐学,不交权贵,曾主讲潭南书院。其思想几经变化:早年好道家,学神仙引道术;继为陆九渊与王守仁思想的信奉者;不久转向二程与朱熹理学。34岁后,由怀疑、探索,走向坚决批判程朱理学的道路。认为理学之害超过佛、道二教甚远,指出“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颜习斋先生年谱》)著作由后人编为《颜李丛书》,主要哲学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在自然观上,坚持理气统一论,反对程朱的“理在气先”说,指出:“为寒热风雨生成万物者,气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在认识论上,注重“习行”,主张改造自然、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实习、实用”,提出“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清儒学案》卷一)。反对理学的空疏,反对脱离实际单纯静坐读书,指出“读书无他道,只要在行字上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提倡“经济实用”的“实学”,指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一)主张“身实学之,身实习之。”(同上)颇有实践高于理论的思想萌芽。他还提出新的功利原则:“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指出“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他是个利义统一论者。他改变了汉儒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而且还批判了“佛之空,老之无”(同上)的观念,提出了“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存人篇》卷一)的实学思想。
清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还有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在中国哲学史上更有其突出的贡献。
近现代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本文所说的“近现代”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代。在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产生了崭新的哲学。从1840至1919年为近代哲学,1919年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现代哲学。
鸦片战争失败后,近代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从此,这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究竟要向何处去,在当时的中国,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领域,人们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无法前进一步。这一时期,在哲学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古今中西之争而展开的。
一、近现代社会状况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在经济、政治诸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形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自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
在社会矛盾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形成了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身受三座大山(帝、封、资)的压迫,是最革命的阶级。但在五四运动前还没有独立走上政治舞台,只有在1921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逐渐成熟。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联系,又有矛盾;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又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农民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压下,过着贫困破产的生活。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社会围绕着主要矛盾的尖锐斗争,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其中,农民革命方面,爆发了1851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等,他们虽然都失败了,但已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方面,则发生了以1898年的戊戌变法为高潮的改良主义运动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变法,救亡图存,实现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结果很快失败了。革命民主派则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无产阶级方面,五四运动前尚未成熟,五四运动后,尤其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二、近现代哲学思想概述
近代哲学是救国救民的精神武器,它围绕着古今中西之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龚自珍(公元1791~1841年)和魏源(公元1794~1857年)目睹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弊、军备废弛、鸦片输入,致使中国“兵弱银荒”的现实,深感社会和民族的危机,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变法图强。
龚自珍支持林则徐禁烟和反侵略的正义行为,呼吁变法,指斥时弊,要求革新。他推崇《周易》中的“贫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认为一切客观事物、典章制度、风欲习惯,都是不断变化的,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全集》第319页,以下只注页码)主张今胜于古,论述“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要求“变古”以“便民”,提倡变法维新。他说:“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拟上今方言表》)。又说:“人事亦然(《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上》)。变化的趋势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际胎观第五》)。据此,他要求朝廷进行自上而下的“更法”。他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大胆批判儒家传统的天命论,指出:“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君有父之言,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范围乎我之生。”(《尊命》)这就是说,在儒家的权威中,君之言为命,是可知的,天之命是不可知的。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寒、暑、风、雨、露、雷变化无常,都与人事无关,天不可能把命令传给人间,所以儒家把君命说成天命是毫无根据的。他还提出“平均”论的经济改革主张,认为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济”,贫富若“大不相济,即至丧天下。”(《平均篇》)
魏源也提出“变古”的主张。他不仅力主抵抗外敌,还主张以夷为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就是要向西方学习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反对闭关自守,认为中国应该建立民族工业,以求富国强兵。他羡慕西方“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制度。在哲学上,他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主次性和转化性,指出“天下万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11》)。正是在看到矛盾双方转化从而促进事物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5》)的革新主张。在认识论上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2》)的“行而后知”说,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认为任何天才都是发愤勤学的结果,并指出众人的智慧高于个人。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默觚下•治篇1》)
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是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农民革命领袖和思想家,他继承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农民革命理想,又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人“平等”的说教,幻想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这在近代中国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但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他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原道醒世训》)这是运用传统哲学的“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观点,劝导大家为实现光明中国而努力。而且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最灵。”(《洪秀全选集》第15页)主张事在人为,“古来事业皆由人做”,反对“不自贵而贵于物,不自灵而灵于物”(同上)。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且以西方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为武器来反对天命论。他试图用“精气”来说明上帝的万能,指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世界万物“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原道觉世训》)。他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他的平等、平均的民主思想,高于传统的朴素唯物论;他的宗教形式,低于传统的唯物论。这种哲学思想的矛盾体现了农民的本质。‘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革派以“西学”、“新学”为武器,批判“中学”、“旧学”,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他们以“世变事亦变”的进化历史观,反对守旧、复古的不变论;以朴素的唯物倾向的自然观,批判程朱理学;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否定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教条。但他们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夸大了“仁爱”、“心力”的作用,陷入了唯心史观。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等。
辛亥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时期,革命民主派的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改良派,他们在和改良派(这时已堕落为保皇派)的论战中,充分论证了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性;以唯物的倾向批判了上帝创世说,宣传无神论。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还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和民生史观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期买办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孙中山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国内国际条件的不允许,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和破坏,而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又一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使得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的愿望不能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共和国。这时期中国的先进人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获得了崭新的积极成果。形成了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特点是:
第一,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逐步将闭关锁国的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出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的,中国哲学界重新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引入并研究西方哲学。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注重“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等,同时严复也译介过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在"五四”运动中,以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认为“探本之论在其思想”,即哲学思想(《李大钊文集》上,第351页),并有《新青年》、《民铎》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作为“西学东渐”的传播媒介,还成立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这些都说明近代中国哲学在学习、研究西方哲学方面颇具规模和深度。
第二,中国近现代哲学在如何对待“西学东渐”上存有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并逐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清末时期,封建士大夫主张“保存国粹”、“发扬国粹”,拒绝“西学东渐”;洋务派张之洞等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依靠封建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实现国富民强;“五四”时期的胡适则主张“全盘西化”、“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法子”(《新青年》第5卷第1号);还有“西体中用”也是“全盘西化”论;改良主义者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试图按照西方君主立宪制模式在中国变法维新;贺麟还把西方康德、黑格尔的“理想文化”和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建构“新心学”;冯友兰则把西方的新实在论和中国的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建构“新理学”。他们的哲学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也就是说,对外国文化,既不盲目排外,又不全盘西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哲人,选择了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南,而且在中国革命中获得了成功,这是中国哲学史上“西学东渐”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表明了近代中国哲学吸取、借鉴、融化人类哲学文明成果的深度与广度,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既有其自身的动力,又有其学习、吸收、借鉴外来哲学文明的成果,使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世界化的道路,实现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使中国近现代哲学成为崭新的哲学,也可称之为“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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