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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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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敦国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学术界的讨论相当热烈，其中的真知灼见颇多，综观这些讨论，最有价值的启示当在于：把马克思哲学与当下生活的内在关联揭示出来，是这个时代的理论努力的根本任务。狭隘的意识形态辩护将不得不让位于对生存境况的深切眷注以及由这种眷注所激起的追求真理的热忱。同时，经院式的、抽象空间的、夸夸其谈的学风将退出舞台，代之以对生活的本质问题的深刻追问和严肃思考。

人类当下的生活境况，基本上可以用“现代性”这个术语来标识。虽然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回应由来已久，但现代性问题并没有因此而退场。对这种思想努力，只要提一下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就够了。然而，对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先期作出了。在这一维度，上述思想家的理论贡献都从属于马克思，而且他们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全面、深刻和原则高度。关于这一点，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海德格尔则强调指出，与马克思的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由此可见，探索超越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出路，马克思是不能缺席的。

然而马克思哲学的意义是被遮蔽的，它被历史地遮蔽，因而也只能历史地去蔽。当下人类生存的历史境遇使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得以展现出来，而这种展现也依赖于人们对时代的自觉意识和对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发现。本文将作为这种努力的偿试。

一、现代性困境在哲学上的本质来历

狭义的现代性是指，随着西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入后工业社会，出现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叛的思潮。现代文明被批判性和否定性地指称为现代性。这种思潮被相应地指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多种文化现象，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普遍主义被确定为批判的核心。当我们的问题域不是局限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狭隘对峙，而把这种对峙纳入到整个西方哲学文化历史中加以观照时，我们立刻发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仅仅是批判的一种形式和这种批判的继续，这种批判已经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黑格尔体系的终结而开始了，此后，包括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运动都以各自的方式从属于这种批判。要获得这一指认的真切理解，就不得不对现代性的本质来历加以清理，这个本质来历就是西方近代的哲学文化，也即是由笛卡尔肇始的主体性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把由柏拉图奠其基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归结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偏离了早期希腊的“存在之思”而转向思“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存在者整体”及“最高存在者”，因而西方哲学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笛卡尔以其“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启了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方向，从而构成了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的向度。作为“理性”的主体，运用反思功能，获得理性直觉和天赋观念，成为知识及其对象的确定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康德的工作是巩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以先验逻辑范畴作为经验知识的最终根据，以此确保理性主体对于外在客观世界的优先性。“自然的本质，就是经验的一切对象的合乎法则性”①只有合乎先天或先验的理性法则，自然才能成为经验知识的对象。“人为自然立法”，这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典型的原则表述。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是哲学史上涉及到人（此在）的时间性的第一人。（时间是康德作为先验直观的重要范畴）但康德仍停留在流俗的时间观念上，没能从人（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上探讨时间规定，因而他仍然耽误了存在论的进展。主体性形而上学或理性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高度的综合、精致和完善。一般认为，作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实化的法国大革命使黑格尔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评和修正。然而，这种批评并没有改变他的哲学的根本性质，它仍然从属于近代形而上学。而且，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现代性理想和乐观主义仍然是他的基本理论态度。

可见，理性形而上学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整个思想传统的核心。以近代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运动把这种传统发展到主体性形而上学阶段.尽管其间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但他们最终都统一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之上。主体性形而上学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基础，是现代性困境在哲学上的本质来历。

二、现代性困境的现代哲学回应

黑格尔以其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完成了形而上学，从而也终结了这种哲学。此后哲学的任何努力，只要在根本性质和范围上没有突破黑格尔体系和范式，（如同青年黑格尔派所做的那样），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上的进展。随着黑格尔体系的终结，一场哲学革命正在酝酿，哲学不可避免地要跨进现代的门槛。这场哲学革命不能单单被理解为思想的自发性，而恰恰是，随着现代生活的基本原则的逐步展开，现代性理想越来越以与其自身相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反叛黑格尔体系的过程中，费尔巴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他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暂且不说。我们看看现代西方其它哲学派别在各自的方向上所发动的哲学革命，这样更便于我们揭示马克思所做的同一性质的工作。

尼采是哲学史上倍受争议的人物。然而，不管怎样评价尼采及其思想，他都不失为现代西方的思想巨匠。对他的争议本身表明，其思想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的深刻见地在于，他确立了尼采在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中的独特地位。他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解读为宣告形而上学的终结。人们信仰的基督教的上帝，已经在十八世纪由启蒙运动宣告了它的寿终正寝，人们已经从上帝那里夺取了神性从而自己成为神。因而，尼采的“上帝死了”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的宣言，而是借此宣告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宣告由形而上学所建构的与生活世界隔绝的价值和秩序的崩塌。形而上学的颠覆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虚无主义状态，因而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尼采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使他理所当然地站在了现代哲学的开端处。我们知道，意志主义也是叔本华哲学的原则，因而人们往往把他和尼采相提并论。叔本华早在黑格尔主义时代就反对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神话，他把意志而不是理性看成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可见，叔本华也不失为现代哲学的过渡性角色。

要了解海德格尔，就不能不先了解胡塞尔。胡塞尔被认为是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性人物。他抱着对“科学的哲学”的信念，提出“回到事物本身”，决心拯救主体性哲学。然而其结果是不言而寓的。他可以达到构成“生活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纯粹的先验主体性，但仍然无法解决先验主体与生活世界的联系问题，这是以意识内在性为本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共同问题。但是胡塞尔贡献出了“回到事情自身”的现象学方法以及生活世界这一境域。这一贡献预示了海德格尔的致思方向，成就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正是运用现象学方法，去除形而上学迷障，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揭示了存在的意义。许多论者认为海德格尔从解构形而上学出发，但由于他对此在的过分关注和强调，大有回复主体性哲学之嫌，而且，在后期的关于真理的本质的讨论中给人留下神秘主义的印象。然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始终是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即使他没能揭示出存在的意义的本质规定（他的探索方法是描述而不是规定），然而这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形而上学是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渊源，任何哲学努力，如果还在形而上学范围之内并从属于它，或者偿试以其这样那样的变种来拯救形而上学，不仅是毫无结果的，而且是哲学在当代的“丑闻”。这一点可以从根本上确立海德格尔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

综观后现代思潮，尽管其内部呈现出种种差异和分岐以致于很难确定他们有没有统一的理论基地（象近代主体性哲学那样），然而他们的批判和解构的现代性指向却是惊人地一致，因此他们被明确地指称为后现代主义而与现代主义相对峙。德里达对上述思想家所作的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满意。他把全部形而上学归结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根据逻各斯传统，“心灵”、“说话”、“理性”是统一的整体，心灵的理性意义支配“说话”，“说话”说的是心灵的话，而文字只是作为保存话语意义的工具出现。德里达通过“延异”指出任何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不自足性，从而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开创的解构之风在思想界的反响强烈。我们这里不能细说他是不是只是致力于解构而无意于提供肯定的东西，也不能展开讨论他的在被拆除的大厦的基地上建立的“异域”（许多论者认为“异域”就可以认为是建构的）的意义。他在我们这个主题下的突出地位源于他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工作。

三、现代性困境与马克思哲学的意义重现

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在这样的论域下来讨论马克思哲学的意义，是要冒被误解的危险的，这种误解的最大可能是认为我们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哲学作牵强附会的比附。我们为这种误会所作的说明（不是辩解）是，马克思哲学始终是也只能是人类历史连续性和思想连续性的结果，它的意义只有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以及作为这种过程的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总图景中才能被揭示出来。马克思哲学的深刻的革命意义根本无需依赖于任何无意义的思想流派之间的比附。人类生活的当代处境使得“回到马克思”或“走近马克思”成为时代的思想趋向。我们在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时并不是完全无批判的，它们和马克思哲学是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原则区别的，下面的讨论将充分地揭示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贡献在于他致力于拯救感性，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感性是缺席的或者至少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费尔巴哈不仅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且进一步把哲学归结为“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②这种哲学把人归结为抽象的意识或自我意识以及在纯粹精神范围内的活动。费尔巴哈把感性作为人的本质，认为人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纯粹意识。尤为重要的是，费尔巴哈不仅仅是一般地恢复感性的本质重要性，而是进一步揭示感性的社会本质，“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③人的社会性本质不是源于理性或自我意识的普遍性，而是包含在感性之中。感性的社会性，社会的感性本质，两者都一样，作为费尔巴哈所达到的理论原则，给马克思提供了直接的启示。然而，由于费尔巴哈仅仅把人作为“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他就仍然没有超出思辩唯心主义的基地。因为在他那里社会性是在个体身上可以被直观到的抽象的类、类本质，这正相似于被思辩地理解为“理性”、“意识”、“自我意识”的人。可见，“当费尔吧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④但是，费尔巴哈提示出了马克思的致思方向，正如胡塞尔的工作对海德格尔的提示一样。

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精神现象学》开始的。马克思指出，虽然黑格尔在《现象学》里表达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一伟大成果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看作外化及这种外化的扬弃即劳动的过程，从而克服了此前的先验哲学的纯粹主体的先天自发性，推进了主体性形而上学，但是这里“全部外化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辩的思维的生产史”。⑤因为“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⑥劳动仅仅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黑格尔的进一步的错误在于，把人看成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因为对象性被认为是与人的本质（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是自我意识的障碍而应予以克服的东西，因而扬弃异化同时就是扬弃对象性。

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存在物，也等于说，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感性仍然是马克思的基本原则。然而，感性在马克思这里作了新的理解，它完全不是停留在传统的以主客体相分离为前提的认识论的范围内（费尔巴哈的感性基本上囿于这种意义），即孤立的、封闭的精神主体依其内在潜能（康德）感知那个与其对立的客观对象。而勿宁是，感性，或现实事物，被确定地把握为感性的活动，把握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或人的社会性在人的感性活动中源始的生成。这种关系根本不需要通过理性、自我意识的先天设定，除非它已经被遮蔽或异化。感性活动原则使马克思从根本上离开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与他的敌人——黑格尔唯心主义分享着同样的前提，即人同样被抽象地把握，同样地被规定为“市民社会”的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抽象的、逻辑的、纯粹精神的人在现实的个人那里有其根源，幻想的、虚构的历史的秘密存在于人的现实的历史生活之中。在主体性形而上学那里，人被如此这般地规定为理性、精神，进而自然界也按照理性的先验图式被如此这般地规定出来，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历史在这种规定中被遮蔽起来。感性活动原则剥夺了 整个近代以来主体性形而上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的垄断权，摧毁了形而上学的根基。

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变种，是马克思对现代性困境所作的意识形态上的诊断。而更为深入和重要的批判工作却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的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 ⑦“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批判从“天上”转到“地上”，说明世俗世界自身的矛盾和自我分离以及它们如何被思辩地套上“精神的光环”，从而为理论上的神秘主义找到了经验的生活世界的根据。这个世俗世界就是市民社会，就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构成的经济社会（区别于伦理社会和政治社会）。同这个经济社会发展一致的科学是政治经济学，它是经济运行过程的理论表达，或者是理论化的经济形式。因此，政治经济学构成了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对象。他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⑧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系统成果《资本论》仅仅当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补充、继续和完成，也不能仅仅看到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的科学性，这些理解都远未达到马克思的原则高度，根本不能突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和历史的视野。⑨

政治经济学与其它知性科学一样，都在康德那里取得合法性条件。它以现存的经济事实作为对象，以概念范畴及其运动来揭示经济过程，只要概念体系如其所是地反映了对象，这种经济理论就配得上科学的称号。政治经济学以及迄今为止的一切经济学，原则上都是这种科学。这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它把应当加以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⑩“说明事实”和“证明前提”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知性范围，或者说这个“事实”和“前提”正是知性经济学得以可能的条件，“事实的说明”和“前提的论证”将不得不意味着它的自我扬弃，而它的自我扬弃又依赖于它的前提的扬弃。可见，问题不在于政治经济学的谬误，而在于使这个谬误得以可能的谬误－－经济生活本身的谬误

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而上学本质。随着私有财产被归结为资本，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劳动被归结为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而人被归结为工人即从事抽象的劳动、生产交换价值的人。资本是绝对的主体，它按照自身的逻辑规定生活世界，一切与它的自我增殖活动无关的东西都是“非存在”，“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作为工人，他只具有对他是异已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特征。” ⑾在资本世界里没有现实的活动，只有抽象的劳动。源始地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劳动及其产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得不服从资本的先天规定，而自身的意义却蔽而不明。人不是通过劳动的自我生成，而是被先验地规定为与机器具有同等意义的资本增殖的条件。人不断失去感性的丰富性而被抽象为思维的、精神的规定,因为他的感性生活（包括消费活动）被资本所规定，而且，资本的逻辑既是使抽象的财富增长的逻辑，也是使人绝对贫困的逻辑。

这就是对“前提”和“事实”的说明。通过马克思，我们看到了这些“前提”和“事实”自我扬异的必然性，正如他本身得以必然出现一样。这就是现代性困境的最深刻的根基。尽管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对现代性的哲学回应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批判活动，然而，只有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革命基础上对现代性困境所作出的批判，才是一切批判之中最为根本的批判          

注释：

①,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61页;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页;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2页;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第17页;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3页;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4页

本文发表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