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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儿女第三部Ⅰ—03

兄弟三人无一幸免

          ——袁永宝谈自己经历、家庭往事和哥哥袁永辉横遭杀害的冤案 

    〖红岩儿女编者按〗袁永宝是袁永熙的弟弟。他还有个哥哥袁永辉，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抗战前就是个进步青年。袁永宝当时年记虽小，也受到两位兄长的思想影响，倾心于抗日和民主。袁永辉在抗战初期参与开辟山东西部的抗日根据地，后来在“肃反”运动中被诬陷以至杀害。袁永宝1941年离开北平的家，辗转到重庆，1942年考进复旦大学，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春通过袁永熙的关系到了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开始后，他在中原突围中经过许多困难曲折到上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复旦大学复学。因意外暴露身份，党组织又安排他到东北解放区。从1953年审干开始，厄运又降临到他身上。

   1947年，组织安排我到了东北解放区。初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在舒兰县当工作组组长，然后任县委报纸编辑。长春解放后进城，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省委学生部部长。

   到了1953年审查干部的时候，主要审查我早已向组织如实陈述过的两个问题：一是1939年在北平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二是1946年中原突围掉队。审查者总认为我有当了“叛徒”的嫌疑，一直查个没完没了。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把我从十三级降到十八级，留党察看两年。满两年后仍然认为我有历史问题，干脆取消了我的党籍。审查干部的逻辑是，只要是被捕过而又活着出来了，就一定有问题。在我受审查期间，我妻子（当时担任吉林市广播电台副台长），也被无端地株连，被定为“严重右倾”，下放到基层一个工厂当仓库管理员。

   我们多次申诉，一直没有结果。当时学校不受重视，甚至被当作安排“有问题”的人员的地方。我当了多年中学校长，我妻子则多年当教员。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们夫妻二人每次都逃不脱要为这不明不白的事情挨整。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人都被关进“牛棚”，遭受“群众专政”的严重摧残。被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才得以恢复党籍和行政级别。市委组织部对我说，吉林教育界已经没有厅局长的位置，只好另行安排。于是，从来没有做过文艺工作的我，被安排当了吉林市文联主席。我妻子则担任吉林市区人大副主任。因多年间精神上遭受打击，她得了高血压病，脑血管硬化，1988年在66岁时突发脑溢血逝世。 

抗战初期在北平 

   我是怎样被日本宪兵逮捕的呢？

   “一二九”时代，我十几岁，受到比我大八岁、六岁的两个哥哥的影响，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家里有个自己办的小图书馆，两个大书柜装得满满的，大部分是进步的理论和文艺著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哥哥袁永辉在八路军五台山随营学校学习后，到山东滕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袁永熙也离开北平，到大后方去了。我年纪小，还留在北平，在育英中学读书。1939年，我给永辉哥写信，说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淘气了，想到他那里去参加抗日。他用暗语回信说：“我这地方没有你合适的工作，你最好到西边去，那里可以找到和我一样的哥哥。”

   通过地下“民先”的关系，我们八个朋友一起，到平西解放区去。那里地形复杂，是敌我插花地带，走了七天，还没找到八路军的游击队，就被日本宪兵队抓回北平审讯。受了酷刑，我们都坚持说是到山区去玩的，一点也没有暴露与“民先”有关的事。日本宪兵审问不出所以然来，看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把我们放了——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1940年12月，地下“民先”经过考察，经王淑静介绍，吸收我正式参加“民先”。我们秘密地收听延安广播，读进步书籍，传播抗日民主思想。 

到了大后方又到解放区 

   我怎么又会在中原突围中掉队呢？

   这需要先叙述一段我在曲折的道路上行进的经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人离开北平。我也下决心脱离敌占区，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去。同一批流亡学生一起，从津浦路到徐州，穿过敌占区和国军防守地区之间的界首，然后是漯河、洛阳、西安，已是1942年初。我哥哥袁永熙写信要我去重庆，那时候他在重庆附近的江津白沙一个中学教书，搞地下活动。他要我准备在重庆考大学。在他那里住了三个月，他辅导我学习革命理论。我问他：怎样接上“民先”的组织关系？他告诉我，“民先”已经解散了。我在北平育英中学二年级只读了一半，实际上只有高一的水平，为了考大学，在一位表哥那里住了将近一年，潜心补习功课。1943年夏天考入复旦大学农学院，到了北碚夏坝。哥哥嘱咐我到了大学做到“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他陪我到夏坝，介绍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好友古念良（古锡麟）、李炳泉（当时疏散隐蔽在复旦大学）与我相识。古念良的爱人沈予（沈钧儒的侄女）是我哥哥的爱人陈琏的好朋友。他俩把我也当弟弟看，在思想上生活上给我不少帮助。

   我认真做到了“三勤”，在农学院园艺系同老师们同学们的关系就都很亲近。自己思想有了新的长进，对中间同学也有影响。我作为农学院的代表，参加了半公开的秘密组织“系联”（各系民主学生联合会），负责在农学院开展进步活动。后来得知，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复旦大学“据点”核心组了解了我的情况，把我推荐给“系联”的。（我哥哥袁永熙与南方局青年组有直接联系。）

   “系联”的成员渐渐增加，力量渐渐扩大，在学校里的民主活动中成为第一线的主力。1944年，全校的政治空气以至生活作风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我也为之精神振奋。

   1945年春，南方局号召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我串联农学院同学顾金德，还有当时在东北大学的北平“民先”战友王淑静等，一同前往。経我的哥哥袁永熙介绍，在中共南方局办了手续，到了中原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 

我的中原突围故事 

   我在中原突围中掉队的经过，其实是一个很有意趣而且可以深思故事。

   中原突围前夕，到中原解放区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民主建国大学学习。教务长李昌调我在他那里当干事，后来分配到中原局宣传部长、副校长刘子久那里做秘书。在蒋军四面包围中，炮火连天之际，我入了党，被分配到王树声任司令员、刘子久任副政委的中原部队第一纵队司令部当参谋。

   突围不久，司令部驻扎在宜城县境汉水（襄河）边的流水沟镇附近，大部队在渡口一带紧张地渡江。上级命令我到渡江指挥部送一道紧急命令，急令警卫团抢先渡过汉水执行任务，不得有误。我急忙带上通讯员小夏冲向江边。地面枪声响成一片，空中飞机疯狂扫射。我俩急行十多里，找到渡江指挥部，把命令交给了政委。在那里得知王树声司令员已经到了西岸。当我和小夏返回的时候，司令部正在向西转移。一阵敌机扫射，把队伍一下子压在青纱帐里。硝烟散后，我俩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夜幕降临以后，我和一伙人摸到江边的时候，那里已是一片寂静，只有一只落帆的渡船随风飘荡，我感到一种“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凄凉景象。猛然一惊，我觉察自己的处境已经十分险恶，掉队了的事实已经摆在面前，将要又一次经受生死的考验。岸边零星的队伍在散去，朦胧的月色笼罩四野，时而传来清脆稀疏的枪声。我们凑集了十来个同志，其中有十五旅的卫生员高德明等人。汉水正在猛涨，岸边被践踏得泥泞溜滑。我们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碰到一个老乡，他告诉我们，月亮挂在树梢的时候，有一队人跑步往北面的垭口去了，那边可能还有渡船。午夜，我们到达垭口附近的时候，一条汉水支流拦住了去路。我和几名会游泳的同志泅渡了过去。晨曦中，我们疲惫地摸进垭口，那里也是空荡荡的，渺无一人，渡船也被敌人拖走，只有一群无人照管的战马在奔跑嘶鸣。每人抓上一匹无鞍的战马，奔上山坳的小路，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天色大亮，这里离大路不远，只好弃马隐蔽，等候太阳落山再北上，希望能碰上我们的队伍。

   我们又在大洪山区赶了一夜路程，天明翻过一个山口，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开阔的平川，一丛丛的树林，掩映着星罗棋布的村庄，村庄上炊烟袅袅。山地已经走完，这里已是襄樊平原了。怎么办？我们计议了一番，有了主意：我和卫生员高德明结伴，佯称我是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的毕业生，他是我的助手，一路行医到此，途中在钟祥遇到战乱，准备去樊城找表兄李显烈。李是我在复旦大学同寝室的同学，父亲在樊城开铁匠铺。我料想即使受到当地保甲长和军警岗哨的盘查，我也有话答对；而且真要到樊城找李显烈核对时，以个人关系判断，他会掩护我们。高德明随身还带有一大包针剂、片剂和简单的医用器皿，在这缺医少药的乡村里是可以冒充大夫的。我们脱下军装，换了便服，就上路了。

   我们在最近一户农家歇脚，同主人攀谈，按照编排好的话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遇到战乱，进退不得，想在这一带找点活干，挣口饭吃，还可以在这里行医治病。这位朴实的中年农民端详着我们，犹豫了一阵，终于答应帮我们的忙。他把我俩留在他家，把我们安置在他家房后用树干、枝条和松针搭成的窝棚里。

   村里人知道外地来了个医生，便有人前来求医，保长也把老婆送来看病。

   风声越来越紧，蒋军和乡镇保甲在加紧搜捕新四军突围留下来的人员。我和小高在窝棚里看到蒋军士兵在附近村庄小路上巡逻。看来这里已非久留之地。

   这家主人的外甥从峪山镇来看舅舅。他是个高小学生，叫杨良辰，入学晚，年龄已在二十上下。他听说我是从重庆来的大学生，就来让我帮他讲解几道数学习题。有一道“鸡兔同笼”的问题，我讲完以后，他说：“大夫，你讲的比我们老师讲得明白。”他说，峤山小学放暑假，老师都回家了，他们毕业班再有一个多月就要到襄阳参加升学考试，目前只有一位教导主任为他们复习，只懂国文，别的都不懂。他要求：“您就给我们复习功课去吧，我们教导主任一定同意。”我详细询问了这位教导主任的情况，得知他叫刘纪常，是黄埔军校二十几期学员，对同学很负责任，人也正直爽快，杨良辰是他的得力助手。我想，峪山乡是乡公所所在地，关系复杂；但是，就我目前的大夫身份和白区的社会关系，到乡镇更有回旋余地。于是，我欣然接受了杨良辰的建议。我嘱咐小高寻找机会离开这里到豫西去找我们的部队。

   没过两天，杨良辰就兴致勃勃地来通知我：“明天刘老师请您在镇上茶馆见面。”第二天，我就随杨效良走了十五里路到峪山镇，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一个茶馆里，见到了刘纪常。

   刘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穿一件灰色长袍，苍白清癯的脸上堆着笑容，热情招待我落座，看茶。他劈头就说：“您的情况，效良都介绍了。为学生负责，这是老师的责任。我理科荒废多年，都忘了。您是大学生，才高识广，我这班学生就全交给您了。每个学生给您凑三斤粮食，您给他们补习一个半月，送去参加升学考试。”他说完用探询的眼光盯着我，杨良辰在一旁帮着他说话。显然，他们事先已经商量好。我说上几句客套话就接受了。

   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里是个庙堂，进大门有个小殿，就是我的住所。木板床上挂着蚊帐，殿前小径两旁种的南瓜、青菜……坡下简陋的教室，二十多套没有油漆的桌凳。朴实的学生把我待如上宾。那里小学生入学都很晚，他们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好学勤劳。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一日三餐，小米饭、南瓜汤，倒也可口。刘纪常在开课的时候来向同学做了热情的介绍。以后他就放手了，我也落得自在。晚饭后常去他家喝茶聊天。我给他讲些我家在国民党里的上层关系。他对我这个外地来的大学生、“世家子弟”十分器重。当地两派势力争权夺势，他属于不得势的一派，谈话中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情绪。

   有一天，他对我说：“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吧，也是刚从重庆回来的大学毕业生，学美术专业的，叫梅先芬，是梅家庄庄主的老大，很有学识，你们一定合得来。”从我和刘纪常接触的情况看，他不会把对我有危害的人介绍给我，否则对他也不利。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就在下一个集日，也是在一个茶馆里，与梅先芬见面了。他是一位朴素端庄、平易近人的知识分子。我们相互作了简略的自我介绍以后，他要我第二天到镇北四里的梅家庄去找他。

  第二天，我提前结束了课程，信步走到梅家庄。这是一个小地主庄园。我见到梅先芬的父亲、两个妹妹。随后，我们二人走进庄外的桦树林，边走边谈。他讲了在我离开重庆以后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国共谈判，“一二一”运动，“一二五”运动，较场口事件……他还介绍了他在重庆的一些亲密的朋友，其中有我熟悉的进步青年。这样，我判断梅先芬至少是个可靠的进步青年。于是，我坦率地亮明了身份，说明我是中原突围掉队的，准备转移到上海。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的好同志，你不早说！不过现在说也不迟。以后在这里就说是从重庆来找我的，我们就是表兄弟。”

  不久，刘纪常诚恳地提出：“我们三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咱们结拜为兄弟吧！”这里是三国时代的人物活动之地，民间有此风习。我表示先要征求一下梅先芬的意见。我犹豫的是，刘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有个立场问题。但就我观察，他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不同，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思想，可以争取。我与梅先芬商量，他认为，只要对掩护自己有利，就可以。我们想出两条办法：一是形式翻新，不请客吃饭，不烧香磕头；二是不要“金兰谱”，自己拟定誓词，写上远大理想目标，抄在纸上，签上名字，每人保留一份，就可以了。经过共同研究，誓词定为：“用我们全部的力量，为全人类的幸福事业奋斗终生。”刘纪常工整地抄在三张明信片上，各执一份。梅先芬25岁居长，刘纪常24岁居中，我23虽居幼。从此，我在峪山镇的地位就更牢固了。

  我身边的二十多个学生，逐渐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为他们辅导全部课程，晚间和部分学生住在一起。他们非常愿意和我交谈，有的谈过去新四军进驻峪山时候的情况，有的谈家乡减租减息，有的谈前途、婚姻，等等，亲密无间。为了避免当地政府怀疑，我有意地讲些《古文观止》上的文章和古诗词。

  升学考试日期接近了。先芬大哥知道，我即将借着送学生去襄阳应考的机会离开这里，转到武汉去上海。他为我筹了路费。在一个日丽风清的早晨，披着初秋的早霞，我带着一群学生，迈上了去襄阳的大道。先芬、纪常把我送出村口。我穿着对襟小褂，包袱里包着小学六年级的课本和升学指导书，俨然乡村教师打扮。我拿着峪山镇小学开的路条，带着一群土生土长的货真价实的高小毕业生，在蒋军重兵把守的东津湾渡口过江，平安到达襄阳。安顿好了学生们，我先过汉水到樊城见了复旦同学李显烈的父亲，得知李显烈已经提前去上海报到了。我请老人家转托樊城商会会长，买了一张去上海的护照，又回襄阳。陪学生们考完，我才离开那里，到汉口去。一路上，在我掉队以后遇到的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以至这些可爱的小学生，他们的形象轮番在我脑海中出现，我两眼充满激动的泪水，模糊了……

  在襄阳农村结拜兄弟的“大哥”梅先芬，解放后在襄阳师范学院做教授，入了党，还当了工会主席。我们还保持联系。我参加革命老区访问团到过襄樊，与他重逢，曾写了几句韻语赠送给他：“重阳佳节，虽老犹觉力未竭。虎虎生气竟忘日西斜。萍水相逢结义峪山街，且看那襄水长流皎皎复圆月。”我看到，我的学生们表现也都很好，杨效良那时候已经当了峪山小学校长，说要一辈子认真做教师。至于刘纪常，后来走错了路，当了反动政府的什么税务稽查处的头头，解放后受到惩处，那是我离开襄阳以后的事情，与我毫无瓜葛。

  掉队后这段经历，比几年前在北平被捕那件事情复杂一些，但要调查清楚也并不困难，而且在我到上海后组织上就已经作了调查，有了结论。不知为什么到东北后竟然让我背了二十多年“历史问题”的大包袱。至今我也难以理解。 

学生自治会竞选中的意外事件 

  那年离开襄阳到了汉口，先找到复旦同学，“新青社”的老大姐贺祥霞。她在复旦社会系毕业以后在武汉的一所中学当教员，以此为掩护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她帮助我买了民生公司到上海的船票。到上海安身之后，打听到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驻地，就在雾蒙蒙的阴雨之夜，环视四周无人盯梢，悄悄敲门，说是中原来的。我进去汇报了掉队以后的经历。组织上让我先回复旦复学，等待以后派人找我联系。以后上海局青年组负责人朱语今告诉我，组织上向有关的各方面作了调查，认定情况属实，同意我转接组织关系，与钱瑛大姐直接联系。

  我回到复旦大学以后，到了1947年春天学生自治会换届竞选的时候，“新青社”的负责人金本富等与我交谈，希望我参加竞选。我说，就我的情况看，最好不参与。后来他们对我说，经过研究，认为我与农学院的老师们关系好，在同学中有威信，在农学院还找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至于到中原解放区这段经历，看来学校里无人知晓。农学院的一些同学也极力撺掇我竞选。我想，不能让大家说我怕事，就答应了。于是，我被作为农学院的代表列入进步同学的竞选团候选人名单。不料，三青团方面有个襄阳人，政治系学生王巨哲，是家在樊城的那位同学李显烈的亲戚，说他在家乡见到过我，就尽量夸大渲染，贴出海报说这个竞选团中有“李先念残部”，甚至捏造说我是“李先念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把这个竞选团说成是“赤色分子所控制”，使一些心存疑虑的同学不敢投这个竞选团的票。这个竞选团一度出现竞选失败的危险。我公开出面揭露了反动分子的阴谋，然后悄悄离开学校。反动当局在上海全市通缉我，钱瑛大姐帮助我隐藏起来，设法离开上海。隐蔽了大约一个月，得到机会，由从中原解放区化裝突围到上海、在妇女商店工作的万青（后来做了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帮我买船票，乘海船到山东进入解放区。说东北最需要人，就把我送到东北局分配工作。

  虽然发生了意外，遭遇了通缉，这一段经历也是清清白白的，当年吉林团省委审查我的历史的时候，问问钱瑛、朱语今就都明白了，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从我的家庭谈到哥哥袁永辉的奇冤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荒唐了，竟然要查我与袁世凯的血缘关系。审查的人说：“我看过图片展览，你与袁世凯长得一个样！”

  真是无奇不有。先不必说查血缘与弄清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和历史问题毫无关系，即使有查的必要，至少上查十八代，我也跟袁世凯家族沾不上边。我家祖籍在贵州修文，袁世凯老家在河南项城，不知道要查多少辈份，才能找到同一条根。

  我们家族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我参加工作以后，填写干部登记表的时候，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两栏就很难填写。

  四百多年前，在明朝，我们的一位老祖宗考中了武举人。官至贵阳守备。从那时候起，代代有功名，连续十八代都有人通过科举之路得到官职。清末，我爷爷袁照黎中举，当了两任知县，以后升任督办黄河水利的观察使。到了我父亲袁祚廙这时候，他虽然精通文墨，科举制度却废除了。由于前辈世代为官，总要与豪门联姻。我大姑做了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二姑做了曾任袁世凯称帝时的“国务卿”和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的儿媳。，我父亲倒是与袁世凯搭上了一点关系。当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时候，他因精通文墨而当了袁世凯的幕僚。不久当上了营口道台。当军阀政府向日本大借款的时候，作为营口海关负责人捞到不少油水。辛亥革命以后，在段祺瑞执政的时候，移居天津意大利租界，建了新式洋房，娶了三房姨太太。总共生了16个子女（长大成人的只有9个），我是最小的。他利用在小站和营口的“原始积累”，在北京开办了面粉厂和油坊，同时经营房地产。还向山东枣庄中兴煤矿投资，做了这个煤矿的董事长。在北京投资电讯事业，担任电报电话局局长。还做了北洋政府的安徽凤阳盐关总监，也是一个肥差。可谓官商结合，风光一时。别看他这样亦官亦商，各方周旋应酬，计算奔波，折腾来折腾去，在个人生活中倒是一个颇有文采、儒雅风趣的人，喜欢报纸、电话之类的新事物，对子女并不严苛，有些放任。

  1925-27年大革命后，北洋军阀倒台。父亲的肥差丢了，生意亏了。1928年，我4岁的时候，全家又迁移到北平。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幢两层楼房里。第二年，父亲就因脑溢血去世。米粮库胡同的楼房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全家搬到北兵马司一座四合院里。财产日渐减少，靠着卖古董、字画度日。虽然家道中落，供孩子们上学还是舍得花钱的。

  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有较好的经济条件，随着时代变迁，子女都受到现代教育。我的哥哥姐姐大都大学毕业，进入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兄弟姐妹以至亲戚中的年轻人交互影响，因家庭社会地位的变化和时局的动荡而关心天下大事，议论社会思潮。常常议论的一个题目，是巴金的小说；《家》。二姐永嘉大学毕业后与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后来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结婚，五姐永懿大学毕业后与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孙国华结婚。我十二哥永熙常与孙国华的弟弟孙国梁、朱自清的女儿朱彩芷（他们都是“民先”成员）等交往，一起议论时事、读进步书刊。我八哥永辉，是我们家里是最先走上革命道路的，成了弟弟妹妹的带头人。我虽比他小十来岁，比永熙哥小六岁，只会淘气，也受到他们的潜移默化。

  可叹的是，八哥永辉的最后结局，比永熙和我更为悲惨。

  袁永辉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课，“一二九”运动中，曾在北平郊区福寿岭一带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想参加八路军到前线去。办事处介绍他到五台山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游击战术，然后派他到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他到了滕县，化名于公，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队伍渐渐扩大，有了七八百人。以后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他担任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他足智多谋，机智勇敢，不但战功卓著，而且在当地开展统战工作，得到教堂牧师和信徒们的合作，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941年，在微山湖一带活动的时候，在“肃反”运动中。他作为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成为重点整肃对象。不久，把他诬为“潜伏敌特”，纵队就在沂水西王庄，召开群众大会，把他“刑正典型”。他临死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29岁。当时山东解放区的党报还为此登了一条“新闻”。

  多年以来，冤沉大海。直到80年代末，袁永熙自己的冤案平反以后，多方奔走申诉，経有关方面调查取证，袁永辉的这个大冤案才得以昭雪，在清华园里，为这位光辉的校友立了一座纪念碑。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与许多人一样，袁永宝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受的长期审查和严重处分不能理解，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实在不合常理，离奇古怪。从许多人的类似情况中，可以了解到其中隐隐有规律可循：这些人大都是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是在所谓“白区”专制统治下追求民主自由，在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一般说来，这些人曾在艰险环境中独立作战，加以受到“五四”运动思想启蒙的影响，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比较能干，常露锋芒，爱提意见。而这些人又大都“出身不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先天的弱点。那些优越感十足的天然处于“改造者”地位的人们，对这些人就不只是看不惯了，非整得他们趴倒在地不可。

   从袁永宝的出身，可以了解，在时代潮流激荡下，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家庭里走出几个革命者，并不奇怪。而某些头脑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对此却总是难以理解。因此，一有什么“运动”，这样出身的人往往首当其冲。

   与袁永辉的冤死相同的事件，在“十年内战”时期的“苏区”多次发生，在抗战时期却是罕见的。真不知道教人说些什么才好。岂是“痛心”二字可以了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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