鱿鱼看客网打不开了:先秦叙事散文(2)

第一节 散文的萌芽

一、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 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比喻：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的《春秋》，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但《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属于记事体。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录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

《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按照自然事件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

第二节《左传》

一、《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是鲁国的左丘明。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双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作传授曾申。”（孔颖达《杜预〈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据此左丘明应该是孔子的晚辈。但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正是左丘明所具备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观条件。此外，左丘明还有撰写史书的客观条件，他所在的鲁国，原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号称礼乐之邦，保存周代文献比较完整。晋杜预说他“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为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东周观看有关史料，回鲁后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纲，仿照其体例，写成了一部详备的史书《左氏春秋》。

二、《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班固认为《左氏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因而称《左氏春秋》为《左传》，即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虽选词严密、表述洗练，但由于只重训诂释义，所以历来不为史学与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关于《左氏春秋》是否为解经之作，历来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左氏春秋》不是解经之作，而是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理由是：

1、若为解经，须处处合经。经所不载，传亦不能随意添加。但《左传》有无经之传，也有无传之经。如文公十八年，经文中共载九件事，其中两件“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两件“齐懿公报复邴歜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经文中没有。可见，《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编写内容。

2、《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而《左氏春秋》虽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是晋、楚之事，其次才是鲁，其余齐、郑、宋、卫、秦各国也各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鲁《春秋》，而《左氏春秋》则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同时博采古代和当时各种史书记载及历史传说，删繁就简，编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编写原则。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记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过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编写体例。

4、《春秋》所涉及内容是政治、军事事件，《左氏春秋》扩大了记载范围，反映了社会的全貌。对春秋以来的变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与《春秋》也有区别。《春秋》维护周礼，反对“犯上作乱”；《左氏春秋》却对《春秋》谴责的人和事有时表示同情。如鲁宣公二年，《春秋》书：“赵盾弑其君”，而《左氏春秋》则大书“晋灵公不君”。《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场。

《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经而作，当然说与《春秋》无关也不合适。可以说，没有《春秋》便没有《左氏春秋》。《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而且大体上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春秋》所列鲁君的世次为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但《左氏春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

三、《左传》的文学成就

1、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划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殽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在战争描写中，战争过程本身往往写得比较简略，但“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作者常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重点刻划，以展示战争的经过。常以战场上这些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反映酣战中千军万马的心态和姿态。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战》：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晋军将士殊死奋战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

2、《左氏春秋》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而有力。刘知几《史通·申左》：“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行人辞令委婉陈词，不亢不卑，慷慨激昂，显示了个性风采。

《左氏春秋》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左氏春秋》叙事能显能晦，能虚能实，因物赋形，事愈错综，辞愈纵横，声调的缓急随情而发，文笔的曲直莫不以肖为准。有时笔法又出人意表，写秽亵事笔反洁，写繁杂事笔反简，写紧张事笔反暇。变化多端，妙趣横生。刘知几《史通》：“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左氏春秋》中有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虚构，作者采集的文字记载、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异闻，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不仅补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细节，甚至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它像粘合剂一样，把全部材料粘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统一体。想像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纯属作者揣摩、想像而虚构的。想像与虚构的运用、作者对旧史料的修饰润色、对传说逸闻的广泛吸收，使《左传》行文更加铺排，叙事记言更加夸张，因而不少人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王充《论衡》：“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反。”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进学解》：“《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从史学求真、无证存阙的原则看，《左传》不是严格的史事记录，然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左传》艺术创造的重要表现。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据司马迁、班固、韦昭说，《国语》是左丘明在失明以后将其编著《左传》剩余的资料略加整理、汇编而成。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除没《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西周事以外，其余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等重点史实。《鲁语》2篇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故事，《齐语》一篇主要记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事，《晋语》9篇重点记载灵公、昭王事，《吴语》一篇、《越语》2篇着重记载吴越争霸。这些显然采自春秋时期各国史籍“百国春秋”中的资料，它上起西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规谏讨伐犬戎，下至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500年的历史。

《国语》与《左氏春秋》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国语》是一部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君臣谋议得失的谈话，基本上属于记言体。虽有记事，只是记言体中插叙和补充，比较接近《尚书》。《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

其次，《国语》开创了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实的体例——国别体，它集中叙述某国的历史，又往往可以集中叙述某人生平始末，为传记体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

最后，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饬，颇有气势。

总的说来，《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氏春秋》，但它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国语》有些人物对话写得相当精彩，相比之下，《左氏春秋》或空缺、或简略，而缺少《国语》中人物对话的生动与风趣。如姜氏劝夫不成，《左传》写道：“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而《国语》中写道：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第四节 《战国策》

一、《战国策》的成书

《战国策》同《国语》一样，也是一部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陈谋献策或互相辩论的言辞，所载上继《国语》下限，下至秦并六国之后，即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迄秦二世即位为止，245年间各国诸侯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史实。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所记，来源不一，零散错乱，名称各异，有所谓《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事语》、《修书》等称呼。到西汉，刘向第一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成书，共33篇。因其主要记载“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所以定名为《战国策》。到北宋，旧本《战国策》散佚甚多，文学家曾巩遍访藏本进行校补重编，才成今本规模。东、西周各1篇，秦5齐6，楚扎、赵、魏各4，韩、燕各3，宋、卫合为1篇，中山1篇。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无书名、篇名，整理这些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其中11章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相同，16章属于佚作。这说明战国时史官及策士记载所谓“纵横家”论辩言辞的资料是很多的，传到汉时仍为数不少，刘向编订《战国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想争霸天下，国势、军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攻势和外交斗争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在这种形势下，士阶层中分化出了一批又一批游说策士。他们继承了春秋时期行人相聘于诸侯的传统，熟悉纵横捭阖之术，凭借自己的口才，鼓吹“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为了自己功名利禄，朝秦暮楚，见风使舵，明辨利害得失，能为诸侯争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他们或游说君王，或互相辩难，无不变本加奇，铺张扬厉，形成文字，令人拍案叫绝。章学诚称为“行人辞令之极。”

二、思想倾向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从思想线索上看。《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 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三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  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2、《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3、《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4、《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 “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5、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阅读作品：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鞌之战》、《殽之战》、《晋公子重耳出亡》

《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

作业题：

1、从《郑伯克段于鄢》、《殽之战》看《左传》描写战争的艺术。

2、试析《晋公子重耳出亡》的人物形象。

3、从《苏秦始将连横》看《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4、由《冯谖客孟尝君》看战国时期“重士”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