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眉州东坡酒楼团购:商代各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 3000 多年前的商代，部族林立，在古文献中反映的十分明显。考古发现也表明在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别十分明显的属于不同部族的商代文化遗存。当时最著名的部族在东北方有肃慎，东南方有东夷，西南部有楚和巴、蜀，西方和北方有土方、■方、鬼方、羌等。它们很早便同中原各族互有往来，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肃慎是长期活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在古代文献中可屡见记载。今人的研究对此亦无异议，只是对其居于东北的具体地理方位，尚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肃慎故地在今辽河流域①；又有人认为在松花江上游③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三、三一，七、三八、二。牡丹江流域一带②；更有人认为在今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③。出现这些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肃慎族的历史很长，其居住地历代有所伸缩变化，反映在文献记载上纷杂含混。因此，现在要认识其居地也就显得困难重重了。从文献上看，肃慎族的活动几乎遍及整个东北地区。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东北地区也已发现了不少相当于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西团山文化、莺歌岭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都为我们认识肃慎这个古老民族提供了新的资料。但上述各文化的面貌是有很大差异的，显然不是同一部族的遗存。因此，要想充分地认识商代的肃慎族尚需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据文献和甲骨文的记载可知，在商王朝的西方和北方活动着土方、■方、鬼方以及羌等方国部族。其中的土方和■方不见于古代文献，只见于甲骨卜辞。
　　①　　傅斯年等：《东北史纲》。
　　②　　薛虹：《西团山文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 年第 2 期。
　　③ 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
　　土方，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商王征伐土方的记载。例如“供人呼、伐土方”、“登人三千伐土方”、“土方侵我田十人”④等。反映出土方侵扰商王朝边庭和商王征集军队讨伐的情况。一次征讨便用三五千军队表明土方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强大的部族。关于土方所居之地理位置，郭沫若先生认为在今山西省北部①。
　　甲骨卜辞中亦可常见商王征伐■方的记载。如：“王往伐■方”②、“登人三千乎伐■方”③、“王征■方”④等。可见，当时的■方也是商王朝的一个劲敌。据甲骨文可知■方距土方不远，在土方之西，其地当在今山西北部至陕西北部一带。
　　鬼方是商代的一个著名方国，文献中屡见。《易?即济?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有赏于大国”。商王武丁征伐鬼方三年才取得胜利，可见鬼方之强悍。鬼方位于商王朝之西而与周人为邻。小盂鼎铭文记载成王时盂率兵伐鬼方取胜，受到周王赏赐之事。《竹书纪年》有“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的记载。以上二事，前事发生于西周初年，后事发生于商末。可知商代鬼方占据的地区与周人为邻，其地理位置或在今陕西关中附近地区。
　　考古工作者在今山西、陕西一带已发掘出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山西北部到陕北一带的石楼、永和、柳林、保德、清涧、绥德等黄河两岸地区屡有青铜器出土。这一地区所出土的青铜礼器与殷墟所出同类器基本一致，共存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蛇首匕、马首柄铜刀、弓形器及各种金质装饰品等。在陕西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真坊等地也发现了很有特点的商代文化遗存。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上述遗存属于哪个方国部族，不过，由于它们所处地域与文献记载的鬼方等活动于商代西部的各方国部族的位置相合，因此，可以推测这些遗存可能是鬼方等西鄙多方的遗存。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五一三。
　　② 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三、六、三，一、一○、三。
　　③ 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三、六、三，一、一○、三。
　　④ 刘鄂：《铁云藏龟》一一八、二。
　　羌是商朝西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诗·商颂·殷武》有一段著名的诗句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表明早在商初羌族和商就发生了联系。到商朝末年，羌族又参加了周武王伐商的军队①。可见，羌人与周人在商代时就有密切的往来。商代甲骨卜辞中亦常见关于羌的记载。羌字在甲骨文中约有四种用法：1.用做地名。2.用做人名。3.奴隶名称。4.族名或方国名。羌族经常与商王朝发生战争。商王经常“征羌”，即征伐羌人，往往俘虏大批羌人为奴，因此在甲骨文中有时羌便成为奴隶的代名词。商王不仅以羌人为奴，而且还常把羌人杀死用做祭祀祖先的牺牲，此即甲骨文所谓“王令多羌■田”、“伐羌”、“用羌”等记载。羌族的活动地域，据有关材料推测大致在今甘肃至青海东部一带。在这一地区目前已发现了许多商周时代文化遗存。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指出主要分布于今甘肃南部洮河流域，陕东至陕西宝鸡一带的寺洼文化可能与氐羌民族有关②。
　　在商代的长江流域有越、楚、巴、蜀等方国部族存在。它们当中以楚、越最为重要，到周代它们已发展的十分强盛，最后竟可与中原各国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
　　越兴起于长江下游地区，其历史很悠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曰于越”。上述记载显示出越人的起源很早，有可能早到夏商时期。当然，文献将越人的祖先归于夏禹就不一定确切了，这很可能是后人的一种附会。因为在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以包含“几何形印纹陶”为特征的诸多类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它们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有着很大区别，两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至少目前还找不到二者之间直接的亲缘关系。几何形印纹陶的分布范围很广，遍及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两广等省区，而这一带也正是后代“百越”活动的主要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阯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越人是一个起源甚早、活动地域十分广泛的古老民族。越只是一种统称，事实上越人又可分为许多支系，亦即文献所说的“百越”。近年在江西新干发现了大批相当于商代晚期殷墟第二期的青铜器，其中的一部分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基本相同，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共出的日用陶器更具地方特点，其性质属于考古学上的“吴城文化”。发掘者认为此种遗存的主人应是越人的一支一杨越人①。新干县青铜器的出土，展示出当时越人的文化水平已经相当高。大批与中原类同的青铜重器的出土，也表明其与商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① 事见《史记·殷本纪》、《尚书?牧誓》等。
　　②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科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第 10 期。
　　楚，地处江汉流域，西周初年受封为国。《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勒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受周成王之封而成为周在南方封国楚的国君。实际上楚的历史要早得多，早在商代末年鬻熊便已居丹阳，《世本?居篇》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可知鬻熊是熊绎的四世祖。关于丹阳的地望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有的说在湖北枝江，有的说在秭归，但大体不出江汉之间。在这一带及附近地区已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和青铜器。如盘龙城遗址，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中期，发现有城垣、宫殿及墓葬等。在湖南宁乡也出土过许多商式青铜礼器。这些遗物或许与商代方国荆楚有关。
　　荆楚之西还有两个方国——巴、蜀。古文献中关于巴、蜀的记载较明确者多属于春秋以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在考古学中亦已得到确认，其中最著名者是船棺葬和独具特色的巴蜀兵器，但是东周以前，特别是商代巴、蜀的情况如何，目前所知仍然很少。《华阳国志?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从宗姬于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据此可知，早在西周以前巴人就活动于现在的四川东部及附近地区。《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此与《史记·三代世表》及正义所记基本相同，表明蜀的历史亦很古老。蜀位于巴之西，主要活动于成都平原一带。近年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存。广汉三星堆发掘的祭祀坑中有大量独具特色的青铜人像、人面像等，并共存与中原地区相同的青铜礼器尊、罍等，其时代相当于商代后期。彭县竹瓦街铜器窑藏中包括与中原相同的青铜礼器尊、罍、觯以及具有地方特点的戈、矛、钺等青铜兵器，年代约相当于商末周初。上述遗存的族属虽不能确定，但其中应有巴、蜀遗物。由此可知，早在商代巴蜀便与中原地区有了相互往来。
　　东夷主要分布于商王朝的东方和东南方。所谓东夷实际上包含了商代东方的许多部族。林惠祥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指出：“东夷一名词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版图扩张，在境内之东夷已归同化，因别指满洲、朝鲜、日本、琉球等族为东夷。……由中国民族史言之，自应以狭义者……为范围。狭义之东夷，自上古即与华夏系并居中国，周初颇强，后屡受王室及齐鲁之攘斥遂渐衰。”《竹书纪年》有“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等记载。由此可知东夷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泛指居于东方的华夏族之外的各个部族，古文献也笼统的称之为九夷。当然，所谓九夷并不是说东夷只可分为九个部分，而只是用九言其多而已。商代东夷大致分布于今山东、江苏北部至安徽一带。当时东夷族颇为强盛，并常与商王朝发生冲突。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人方的卜辞，人方地处商朝东南方，是东夷的一支，也是商王朝的一大劲敌，卜辞中屡有“王征人方”的记载，反映出商人曾与其进行过多次战争。到了商代后期，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更是大规模地征讨东夷，并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导致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①的严重后果，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东夷在当时是多么的强大。近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了几座大型商代墓葬，其规模不亚于安阳殷墟王陵，出土了精美的象征权力的大型青铜铖等遗物，显示出其主人生前地位不同凡响，一般认为这些陵墓的主人可能是商代东夷族方国薄姑或奄的君主。1965 年发现于江苏铜山县丘湾的商代晚期祭祀遗址是东夷族杀人祭祀的遗迹，遗址内发现 25 个用于祭祀牺牲的人骨架。上述情况表明东夷族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低于中原。而且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一带便已有高度发展的农耕文化——北辛文化，其后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这些文化在时间上相互衔接，文化传统上亦有所继承，反映出东夷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它为商代文明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 《左传·昭公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