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鱼文化与生殖崇拜剪纸

来源： 博宝网 编辑： 编辑整理 时间：2008-12-02 （阅读：）

（阴阳鱼--陕北剪纸）

广义上的“半坡”指包括陕西关中地区渭水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宝鸡北首领遗址、陕南汉水上游西乡何家湾遗址在内的“半坡类型”广大地区；狭义上的“半坡”指代渭水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在本文中我将论述圈定在狭义半坡遗址内。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象形性的人、动、植物纹样，主要是鱼纹；一类是以直线三角、成组平行线为主的几何形纹样。

　　半坡出土的彩陶很多。彩陶装饰包括象形纹和几何纹。象形纹描摹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鱼、鸟、蛙、鹿等都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气息。鱼纹数量最多，表现手法多样。半坡类型彩陶上还有一些以三角形、横直线等组合而成的纹饰，部分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一类似乎是几何形的纹饰，其实是由图案化的鱼纹进一步抽象化演变而成的，那么它们所表现的就仍然是鱼这一母题。本文就半坡陶器纹饰的解读进行综述，象形纹主要论及鱼纹。

（陕北生殖鱼剪纸）

一、象形纹

　　自半坡遗址发掘几十年以来，出土陶器上的鱼纹一直是考古界和艺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对其的讨论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竟已达二十多种。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为什么以鱼形象为主题性纹饰，或者说这些鱼纹包含着什么观念内容，考古学和文化史学的专家们有多种假说，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以张光直为代表的图腾—巫术说和以赵国华为代表的生殖崇拜说。

（陕北生殖鱼剪纸）

　　1、图腾—巫术说

　　《西安半坡》[①]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者提出半坡氏族可能是以鱼为图腾的说法。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②]也采用了这一说法。西安半坡遗址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是氏族图腾的说法提出后，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很长时间里是被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而且这一视角还被普遍采用。在8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主要认为是图腾说比较可信，其假说的地位几乎不可动摇。

　　“图腾”（totem）是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呷擞镅缘囊胍舸剩冈忌缁岬娜巳衔挠氡臼献逵醒倒叵怠⒁蚨脖挥米霰臼献宓谋曛镜哪持侄锘蜃匀晃铩Ｆ浠竞逦八那鬃濉保栏接谑献宥嬖冢阅谒且桓鍪献逖≡竦南胂笾械氖甲婊虮；ど瘢酝馑且桓鍪献逵靡郧帧拔摇庇搿胺俏摇钡谋曛尽?lt;/SPAN>[③]自从19世纪中叶英国民族学家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在《论动物和植物崇拜》一书中首先论及图腾崇拜以后，“图腾”就常常被用来解释远古时代人们对某种动物或自然物的特别崇敬的现象。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张光直先生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④]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

（鱼图腾剪纸--樊小梅）

在对图腾崇拜的分析中，又可以分为好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是认为半坡原始人通过绘制鱼纹来祈求渔猎的丰收；第二种认为半坡人将鱼视为他们的祖先，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少：“结合民族学资料来考察，笔者认为只有图腾，即血亲始祖神才能够具有如此的生命力、亲和力和统治力”[⑤]；第三种观点认为鱼是氏族的保护神，目前持该观点的人最多。如，“根据图腾的含义，我们似乎可以得知半坡人的告示。（1）半坡人是由鱼传下来的。由鱼转世，死后仍变为鱼。（2）鱼神是半坡人的保护神，半坡人对其加以崇拜，祈求它的保护。”[⑥]

　　　这些写实或抽象变形的鱼纹具有图腾含义，反映或表现了原始人的图腾信仰和观念。如：石兴邦先生认为“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他认为马家窑文化中由鸟纹变成的螺旋纹、由蛙纹变成的曲线纹和垂幛纹“这两类几何纹饰划分得这样清楚，大概是当时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⑦]；严文明先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⑧]；何星亮先生认为半坡类型彩陶上的鱼纹、蛙纹、鸟纹、鹿纹等都是图腾，或者是氏族、部落的图腾，或者是个人、家庭的图腾，也可能有一个氏族或家族奉两个图腾的现象[⑨]；高强、钱志强、林少雄等先生都认为半坡鱼纹、人面鱼纹以及仰韶文化中的蛙纹是图腾[⑩]。在关于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的不同认识中，图腾崇拜的理论显然得到较广泛的接受。何星亮在《半坡鱼纹是图腾标志，还是女阴象征？》中针对国外部落和氏族鱼图腾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统计，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等图腾比较发达的地区。[?]统计发现，在海洋地区和沿河而居的部落中以鱼为图腾，或以鱼为主要图腾的部落占数量上的大多数。我们通过对前面的分析又发现当时半坡气候等条件符合这些标准，同时也从实物中证明其渔猎的发达程度。而且，图腾一说还为解释其巫术性质提供了一条道路。但是，摆在面前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因为一般来说，以某种动物为图腾的氏族一般将其视为祖先或神灵，禁止捕杀和食用该种动物。因为在原始人的思维中，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是无法分割的，在原始人的头脑里，符号和实物是同一的，一条鱼的符号和一条真实的鱼没有区别。在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南美洲考察过程中，也遇到相似的情况：在南美一个以水獭为图腾的部落中，族人认为自己就是水獭，而非水獭是自己的前世或象征，二者是完全合一的。因此，可以断定，虽然鱼纹有相当强烈宗教-巫术含义，但基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倘若半坡人以鱼为图腾，那么他们将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捕鱼，并将其作为主要食物之一。而事实上，在遗址中却有相当数量的鱼骨和渔猎器具出土。严格意义上的图腾都是祖先或神明的代表，因此，在半坡的案例中，鱼纹并不是严格的图腾，鱼也不是祖先或神灵的全全代表。

（鱼图腾剪纸---白凤莲）

　　祈求渔猎丰收的观点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是最站得住脚的。天文、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依据对西安半坡遗址采集的植物标本的孢子花粉分析，推断仰韶文化时期的气候“同现在无大差别，气候是半干燥的。”[?]结合当时的气候、地形、水利、生产水平、氏族组织状况等条件。我们可以发现，（1）半坡早期文化在7500-5000 a B.P.之间，晚期为4000 a B.P.，整体推测为8500-3000 a B.P.之间，史前5000-6000年为半坡人生活的极盛时期。通过孢粉和植被等情况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当时的气候状况远较今天的半坡遗址温暖、湿润，附近浐河的水量也大得多。“中全新世早期（8500-5000 a B.P.），气候十分温暖，亚热带树种时有侵入，大约在6000-5000 a B.P.之间，温度上升到最大，约比现今高出2℃，这是大西洋期的特点，称为‘仰韶最暖期’。”[?]“半坡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段相当温暖湿润的时期，湖沼密布犹如今日的江南水乡。在这样的环境下鱼类是很繁盛的，因而鱼类动物成为半坡人直接从自然界获取得的重要食物来源。”[?]（2）通过对出土生产工具的统计和分类，可以发现，“农业工具中只用于农业的仅石斧一类，其它的为多用工具，如铲、锄、刀等；而渔猎工具的专用性要强得多……我们认为当时的农业并非那么发达，它虽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但其提供的食物较其它经济方式之合要少得多。”[?]半坡出土渔猎工具一共644件，其中骨鱼杈21件，骨鱼钩9件，石网坠320件，此外还发现有鲤鱼胸椎，可见当时的渔猎是非常发达的，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之一，而鱼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物之一。因此，将鱼纹视为对渔猎丰收的祈求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多数绘有鱼纹的器物和陶片都出自于半坡氏族的祭祀区。仅见的几个完整恢复的陶盆皆发掘于“大脏土坑”，亦为祭祀重地。而这些器物用途之一为早夭婴儿的棺，在成人墓葬中未有发现。而鱼纹也几乎绘在同一种器物上，即Ⅲa型。[?]为之提供解释的论文中谈到其用途的巫术性质，祈求祖先或神明的保佑，“原因可能是小孩是娇嫩的，小孩的灵魂也是娇嫩的，更需要精心的保佑……是为了在阴间的小孩提供强有力的保护。”[?]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单纯通过在器物上绘制鱼纹来祈祷丰收是不太可能的，被绘制陶器都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应该有特殊作用的，因此，可以推测鱼纹有一定的宗教祭祀作用。

（生殖娃娃鱼--白凤莲剪纸）

　　2、生殖崇拜说

　　1988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赵国华的论文《生殖崇拜文化略论》；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国华的专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他用来论证的主要材料是史前艺术遗存，尤其是彩陶图案的各种母题，大多被他解释为生殖崇拜的象征。他的这一说法一出，即产生广泛共鸣，对原始艺术研究更是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作者在书中第4章“生殖崇拜文化的探索起因”首先指出80年代图腾说的泛化现象，他说学术界“广泛地甚至无保留地接受了图腾理论，用以诠释中国古代的文化。半坡母系氏族公社以鱼为图腾、实行图腾崇拜的说法，在今天似乎变成了定论。事情还进一步发展，由半坡原始氏族以鱼为图腾说，又引出了河南庙底沟远古先民以蛙为图腾说、以花为图腾说，其它原始社会遗存中的以鸟为图腾说，还有葫芦图腾说，龙蛇图腾说，等等。目前只要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美术史专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词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赵国华描述的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存在。赵国华由‘图腾’说引出的若干疑问他对图腾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引出的话题就是不满足于笼统的图腾说，而另求解说。生殖崇拜论确实让图腾假说的核心地位有所动摇。“从表象观察，是半坡先民崇拜鱼类；从深层分析，则是他们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其目的是祈求人口的繁盛。”[?]

（陕北生殖鱼剪纸）

　　　　生殖崇拜论中又有包括两种比较典型的论点。一种为对多子多福的祈祷。最早的直接研究资料可追溯到闻一多《说鱼》，该文是所有持生殖崇拜论观点的半坡鱼纹研究者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包括该观点的主要立论者赵国华和美学大家李泽厚都直接引用其文。但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在《说鱼》中征引的材料上限为而《诗经》中的《齐·敝笱》、《陈·衡门》、《召南·何彼秾矣》。可问题在于：《诗经》的成书年代一般被认为是在春秋末期，与半坡人生活的年代相距远甚几千年。以鱼为中心的隐喻，甚至将其检索为“年年有余”，是在根本不考虑文献有效性的情况下进行的，典型地将现代人对鱼的看法加诸于原始人身上：这种文化现象是否可以发生在7000-8000年前？“祈祷多子多福”的看法较“祈求渔猎丰收”的论点而言，更加倾向于文化学，亦无法摆脱文化学自身的一大弱点，实物证明的可能性趋向于零。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女阴崇拜论。最早是赵国华在1988年发表的《生殖崇拜文化略论》认为鱼纹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不是图腾，而是女阴的象征。其观点曾经在学界引起不小的讨论，而且也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但在世界其它同类研究中，以鱼喻作女阴的论述也比较罕见，就原始人的思维推测，进行如此复杂的隐喻，是比较困难的。从贝壳对女阴的比喻对照，便可以发现这一点。在这种论述中，也是以理论为主要支撑，而非文献或实物。而且在《生殖崇拜论》的其它章节和相关的文献中进行检索，便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原欲”（libido）理论是持该论点者的主要来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弗氏理论自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性——尽管它也很难被证伪。因此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石祖、柱头、鱼纹皆成为生殖器的象征，似乎也有推理过度的嫌疑。同时，这两种观点有一共同的弱点，即对鱼纹之间的差异性，鱼纹自身或与其它动物、植物纹的组合，以及鱼纹的历时性发展变化，尤其是在形式和色彩方面，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深入的研究。

（连年有鱼---樊小梅剪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