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美元兑日元最新消息析:中国历史上两次亡国的真正原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3 16:03:22
sd195900 随着互联网资讯手段的大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元朝和清朝两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时期。这，也国际上最具公信力的英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英国史学界认为：元朝时期的中国，是中国被蒙古征服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成为蒙古（元）帝国的一部分；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中国被满洲征服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成为满洲（清）帝国的一部分，但至清朝后期，满洲族统治集团就像征服英国的诺曼人那样，被动地被同化了。
对中国而言，蒙元和满清的殖民政权本质虽然愈辩愈明，但关于中国历史上这两次亡国的原因，却莫名其妙地如砂纸揉搓透镜一般，越辩越朦，搅浑水般地越搅越混。许多人，甚至包括刘路律师这样严谨思维职业的从业者，都被芦笛兜售的所谓“北勇南怯”论迷昏了头，信信然以为这就是中国亡国的原因。
芦笛的“北勇南怯”论，声称北方人勇猛，南方人怯懦，所以南方人是打不过北方人的；所以，汉人会被北方的胡人征服。
究其原因，芦笛武断地说：“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南方的汉人因为是有恒产的农耕民族，所以总是怯懦；北方的蒙族、女真（满洲）族因为是无恒产的游猎民族，所以总是勇猛。
但是芦笛如何解释“有恒产”的沙俄军队，四百年前进攻中亚、北亚的游猎民族（向西伯利亚扩张），势如摧枯拉朽的事实呢？芦笛如何解释雅克萨俄兵如此凶悍，以至于康熙帝派出的五千八旗兵，对八百哥萨克，尚不能一股荡平的事实？务农的哥萨克，凶悍程度为什么不逊于清初八旗兵？
宣称“北勇南怯”的芦笛，如何秦、汉时期中国军队征伐北胡的勇猛？那时中国采取的是战略进攻姿态，被迫退守避走的反而是北方的胡人。芦笛又如何解释历史上英格兰对北方的苏格兰、俄罗斯对北方瑞典的“南勇北怯”现象？
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只要有一个事实悖论，就足以证明芦笛的“北勇南怯”论、“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统统是歪论。
实际上，“勇”和“怯”未必是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如果“勇”和“怯”是指不怕死与怕死，那么“勇”的未必能战胜“怯”的，项羽难道不比刘邦勇猛？他为什么败在无赖刘邦的手里？难道项羽的军队比刘邦、韩信的军队怯懦？从晚明及南明的抗清战争中可以看出：信奉“杀身成仁”汉族将士，不一定比满洲将士怯懦，赵率教、卢象升、史可法、刘肇基、黄得功...都死得很壮烈，问题在与他们打不过清军；而满洲将领在不利的时候，照样流露出怕死的丑态，松锦战役中，多尔衮一度被祖大寿打得抗旨逃跑，遭皇太极处罚，多铎则在河南一度被李自成大将李过打得“潜身避地，畏缩不前”，多铎屠杀汉族老百姓勇敢得了不得，却畏惧江阴的起义军，违背诏旨，躲在南京花天酒地，始终不敢亲赴前线...
某些宗教信仰令人舍生忘死：好些土著部族比英国殖民军不怕死得多，他们的土地为什么还是被英国殖民了？最不怕死的斗士，莫过于二战中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但他们被怕死的美军打得一败涂地。现在谁有相信死后升天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自杀爆炸犯勇敢？但他们能够击败英、美、以色列的特种兵？
如果“勇”和“怯”是指尚武精神的多寡，那么“勇”的也未必能战胜“怯”的：战国时期最具尚武精神的是赵国人，但赵国却无法抵挡秦国的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远比法国农民更具尚武精神，但土耳其军队却被拿破仑军打得一败涂地；俄国哥萨克的悍勇绝对超过德国工农，但一战中俄军却一再被德军打得丧师失地...林肯时期的美国，喜好打猎决斗的南方奴隶主比北方农民尚武得多，但内战却以南方军队彻底失败告终......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多次出现南方人打不过北方人、文明人敌不过蛮族的现象？这在东亚尤其明显。要寻求准确答案，就决不能象芦笛拍屁股信口雌黄，而需要具体分析。
越南、暹罗、缅甸等东南亚诸国为什么在与北方中国的对抗中总是处于劣势，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民风怯懦 （实际上，越南的民风绝对比中国河北民风来得勇悍）而是因为炎热的气候，令东南亚产生不了较高的文明，散漫的热带民族，一般也没有寒冷地带的游猎民那种管理智慧，一种组织民众
和社会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智慧，因此，他们始终对北边的中国构成不了大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蛮族，尤其是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屡屡能够征服文明国家？这是因为冷兵器时代，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对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地区（如中国）和商贸地区（如古希腊、罗马帝国）天然具有骑兵的优势，如果农耕地区和商贸地区的技术发生倒退，导致其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蛮族的侵袭，野蛮征服文明的现象就可能发生。
西罗马帝国之所以为日耳曼人所灭，就是因为技术停滞，日耳曼人在与匈奴人的对抗中学到了马蹬和更先进的弓箭，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和标枪不够用了；西罗马帝国之所以技术停滞，是因为越来越依赖奴隶劳动的社会制度，已经无法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
中国之所以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是因为技术的倒退，令中国军队无法抵挡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骑兵进攻。
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头号克星是弩。因为弩箭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比弓箭高得多，与枪相似，弩机配有瞄准器；且弩箭的威力也比弓箭大许多，秦汉时期的强弩，有效射程达六百公尺，宋军使用的床弩，射程可达一千公尺以上。
弩箭上弦固然比弓箭慢，但如果组织得当，弩手阵可以取得近现代步兵排枪阵那种连续密集射击的效果。组织的原则即是：一排瞄准，二排待射、三排上弦。
以组织良好的弩阵对抗骑兵的集团冲锋，效果决不逊于当年英法联军排枪痛歼僧格林沁八旗骑兵的效果，而且成本低廉。
弩机可使用拉杆或上弦器上弦，比弓箭省力。因此，弩箭不仅杀伤力强大，而且其使用易于培训，而训练在奔跑的马上射箭，则非常困难，培训一个弩箭手，远比培训一个骑士省时、省钱、省力。
十二世纪弩箭在欧洲广泛应用后，其效果就震惊了大小封建主：一个农民新弩手，居然可以轻易射死一个从小训练的贵族骑士。英王狮心理查，就死于法军的弩箭射击...以致于教皇下令，把弩箭列为“不道德”武器，要求各国国王在战场上禁止使用，但效果微弱。
由以上可见，弩箭的技术非常适于中国这种农耕民族国家。如果舍弃此项技术，以主要精力力量去训练骑兵，则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愚蠢选择。因为骑射是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训练汉族农民子弟骑马去对付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满、蒙骑手，宁非扬短避长、事倍功半之蠢举？当然，在贵族气还未消散的汉、唐时代，中国还可以产生李广、霍去病、窦宪、马援、李靖为代表的骑士好手，但在贵族气尽的后宋社会，再无可能了。
弩手如果能与战车结合，就拥有了主动进攻的机动性，这就能对游猎民族形成进攻优势。因为，骑在奔腾的马上开弓射箭，远不如坐在战车上依凭战车用弩射箭方便准确，秦和西汉时期的四乘（四匹马）战车一般坐四个人：披铁甲的战马、身着头盔重甲的车夫，近距离格斗的长枪（戈）手、弩手、弓箭手，弩手和弓箭手，都把身体固定在车上射击，由弩手进行精确性打击、上弦快的弓箭手掩护弩手和长枪（戈）手。由于战车更大的冲击力和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骑兵很难正面抵挡这种战车兵的进攻。西汉的“武钢”战车，还设有保护车夫和弩手的铁板，弩手通过射孔射杀骑兵骑将，因而对游猎民族军队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和突击能力，战车在马群中横冲直撞令对方难以抵挡。
因为这种技术优势，秦和西汉的军队在与匈奴的对抗中不仅占尽优势，而且始终处于战略进攻的上位，匈奴一败再败，最终分裂，并不得不西迁欧洲。秦帝国名将蒙恬挥军轻松击败匈奴，夺得河套地区，直抵阴山南麓，西汉恢复国力后，自汉武初期起，就主动进攻匈奴，夺得河西走廊，开疆拓土至中亚。而且，西汉军队对匈奴军多次以少胜多，公元前119年的大决战中，霍去病以五万军力，从代郡（今山西北部）北进三千里，封狼居胥，直抵贝加尔湖，歼灭匈奴左贤王部七万多人（左贤王部几乎全部覆灭），霍去病也是两千年来中国唯一攻至贝加尔湖的将领；卫青其实战功更大，他督率的五万汉军与精锐的匈奴单于部遭遇，以逸待劳的单于亲率八万骑兵猛扑过来，卫青则果断将武钢战车接环连到一起，形成连环车阵，向单于部发起反冲击，并以骑兵由左右两翼进行包抄，在这场飞沙走石的鏖战中，匈奴大败，单于只带了八百骑仓皇逃走，卫青乘胜猛追，捣毁单于“龙庭”——赵信城，失去了这个堡垒，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对汉帝国采取攻势。
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统帅五千步兵孤军出征匈奴，与单于亲自督率的十万骑兵大战。在这场民族对决中，单于虽然吃掉了李陵军，但苦战十数日，付了伤亡上万人的惨重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出征匈奴的李陵步兵，并不同于唐以后的步兵，而是配备有大量弩手和战车的步兵。李陵征匈奴的事迹，突出地反映了弩箭和战车对抗骑兵的优势。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对抗游猎民族的全盛时期是两汉时期，这个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正是弩和马车军事应用的全盛时期。
马车早在西周时期就大量存现了，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马车的应用非常普遍，那是的中国人，无论是帝王将相出门出巡，还是平民百姓迎亲送娶旅行，常坐的是马车，而不是骑马或坐轿，因为乘马车远比骑马舒适，乘坐豪华马车，要比坐轿子更气派，也更具效率。孔子周游列国，是坐马车，而非骑马，可见那时马车之发达。从秦兵马俑可以看出：秦帝国军队大量地配备有马拉战车，可见那是马车制造也之发达。
但是到了唐朝，马车已经很少使用了，轿子作为一种替代品和奢侈品主要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使用，但轿子不适宜用作长途旅行。老百姓出远门，得骑马、骑驴、或是坐粗陋的牛车，比起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时代，明显是大倒退。
从文物照片可以看出，春秋、战国、先秦和西汉时期马车，做工是那样的精湛，结构是那样机巧，车体是那样的轻巧和典雅；而后宋时期的马车，则相当的粗陋；满清的马车，干脆倒退成车辕都没有的轱辘土车，简直不堪入目。
由于技术的不断倒退，以马车技术为基础的战车也就消失。春秋、战国、秦朝、西汉时期，中国军队都普遍配备马拉战车，但到了东汉末年就很少使用了，到了唐朝，战车基本上从军队中消失了。战车的退出，令包括弩手和火器（明代称“神机”）兵在内的兵种丧失了机动性；战车不仅是多兵种的载体和移动掩体，也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效率的陆上运输工具，战车的退出，也使得中国军队丧失了远征能力——翻开历史可看到，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多次大规模地南下交趾（越南）、北进外蒙、西征中亚，中国的大部分无争议疆域，都是秦汉时底定的。
因此，随着战车的退出，中国军队对北方游猎骑兵丧失了进攻性的战略优势。虽然，唐初的中国，凭借统治集团的鲜卑骑射余风，还可以培养出足以对抗游猎民族的精锐骑兵，并将突厥赶至中亚，但到了宋朝，对游猎民族基本上只能被动防御了。
马车技术的退化，导致中国对抗北方游猎民族，由战略攻势滑落战略守势；而弩机的失传，则造成中国对北方游猎民族防御能力的最终丧失。
早在春秋时期，华夏楚国人楚琴氏，就发明了弩机，公元前343年，弩箭在战场上初现锋芒，当年齐国与魏国在马陵大战，齐国军师孙膑在马陵道两侧埋伏一万多名弩手，魏军经过时万弩齐发，将魏军杀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
弩箭在秦军中普遍应用，秦军使用十多种弩机，兵马俑的发掘证明：连秦军的骑兵，也普遍使用一种轻弩，而弓箭只作辅助和掩护之用。但秦弩就如秦帝国的许多高超的技术一样，后来失传了。虽然秦弩失传，但弩机仍在继续发展，西汉时弩箭的运用，渐趋成熟；三国时期，诸葛亮又在汉弩的基础上，发明了能快速上弦并十连发的连弩（明朝人称“诸葛弩”）；宋朝时北方游牧民族接连兴起并非常强大，为了抵御游猎骑兵，宋朝大力研发弩箭，在1004年侵宋战争中，辽军统帅萧鞑凛就被宋军伏弩射死，宋军弩阵的厉害，迫害契丹人早早放弃了征服中国的野心。
宋军使用的一种床弩，一发能射出十支箭，威力相当强大，床弩的密集发射，对女真铁骑的打击是致命的：在1125年冬的东京保卫战中，床弩打退了女真兵的围攻并予其以重大杀伤，如果不是宋徽宗迷信金国议和诚意，压制主战派，自毁城防，金军是攻不下开封的。
1140年金军统帅兀术挥师过江，企图一举灭亡南宋，但在女真大军在进军途中，却遭遇宋军弩手的伏击，伤亡惨重，“横尸十五里”，金国征服江南从此成为泡影。
宋军之所以得以“善守”著称于史，很大程度上得自于弩箭的威力。蒙古帝国所向披靡，唯独对宋战争很不顺利，花了四十年时间才灭亡南宋，而且还是借助了西方的军事技术才得以取胜——在灭宋关键战役，襄阳攻坚战中，蒙军使用的“回回炮”，一炮就轰塌了襄阳城楼，宋将吕文焕再也守不住了。
蒙古对宋帝国的胜利，主要得自技术上的优势，因为南宋在抗蒙战争没有战略和策略的失误，相反，南宋的战略和策略都很聪明：在战略上把蒙军拖在四川山区，以崎岖的地形阻遏蒙古骑兵优势，在东部营造水网系统和庞大的水师，各要塞通过水上相互支援，策动攻势，陆军以逸待劳、以守代战、步步为营。因为水军始终占不了上风，蒙元也就一直无法攻破南宋的水网系统，直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蒙古人从阿拉伯人（实为欧洲人发明）那里习来了先进的火器和大炮，终于逆转了形势。南宋之败，败在技术之差，宋弩对抗契丹、女真骑兵固然绰绰有余，但对付从西方人那里学来了火炮的蒙古军，那就不够了。
尝尽了宋军弩箭苦头的蒙古人，对弩自然痛恨和忌讳到了极点。故征服中国之后，忽必烈下令：严禁汉人制造和使用弩机。到了朱元璋恢复中华的时候，宋弩基本上失传了。
由于诸多技术的失传，明朝研发的弩机，不仅种类稀少，而且粗糙，精度和性能都大不如前朝：明朝造不出宋朝的床弩，“诸葛弩”（连弩）曾令魏国骑兵胆寒，但明朝恢复的“诸葛弩”，威力大大下降，以致于不能用于军事，沦为妇女防身的暗器。明朝设计的弩机，机身笨重，上弦缓慢，准确性差，完全失去了宋弩的机巧凌利，因而到明末时已很少为军队使用。因为弩机技术的滑坡，明朝转而研发和引进火器，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明军的火铳种类很多，抵御北方蛮族中作用不小，晚明时引进和仿造的英式后膛加农炮，在抗清（后金）战场上显示了威力，但当时的火器受天气条件制约太大（明朝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没有滑膛枪的条件下，先进的加农炮缺了战车技术的支撑，和弩箭的掩护，严重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并不足以抵挡满洲铁骑的冲击。
以战斗力远不如末宋的晚明军力来看，即使没有李自成的造反和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当时中国的华北和中原也很难守得住，满清入关是迟早的事情。
本来，外族的统治不一定都是坏事。蒙古人的统治难道不比朱元璋的好？最不幸的是，征服中国的建州女真（满洲），比起在西域和欧洲见过世面的蒙古人远不如，清朝的大部分时间，施行空前愚昧野蛮阴毒的锁国愚民类殖民统治，经过两百年的极端愚昧野蛮阴毒的统治，到鸦片战争前夕，不仅明末的火器成就荡然无存，中国的技术全面大倒退，看看古迹和文物的照片就知道：明朝的瓷器、建筑、城楼是何等精致，清代的又是何等粗陋；先秦、汉唐时期的佩剑、器械是何等精巧，满清的又是何等粗糙。鸦片战争前夕的清军，无炮、无弩、无车...倒退至连中国两千年前都不如的境地。
为什么在后起的欧洲技术大步进展的同时，中国的技术会不断的倒退呢？有人归因于专制，但此说解释不了为什么战国七国中最为专制的秦国（秦帝国），没有技术倒退的现象，秦国（秦帝国）的技术始终是领先的；此论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为专制国家的沙俄，没有出现技术倒退的现象。
有人归罪于儒家，但此论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日本，没有技术倒退的现象，日本的技术进步一直在进步，唐代时远比中国落后的日本，到明朝的时候军器和航海技术都大大超过了中国。
中国的技术会不断的倒退的原因只能综合查找。综合来看：是官方的独尊儒术和科举制度，共同造成了中国技术的倒退。
儒家有轻视生产技术的大缺陷，因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对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但认为这种负面影响非常大恐怕也夸张了，因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吸引，皇帝的一纸命令，并不能转换文明行进的轨道。因为汉武帝之后的皇帝，也有不喜欢儒家的：李唐皇室推崇道家和佛家甚于儒家，宋理宗以外的宋朝皇帝，也没有那么推崇儒家。由此可以推断：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某些的方面的技术有所衰退，但总的方面仍呈继续进步趋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技术上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中国技术上的全面滑坡，始于成熟科举制度全面推行的唐朝。科举制度为平民知识分子精英敞开了跻身上流社会（参与政权）的大门，并促成了贵族社会的彻底瓦解，这一方面大有利于帝王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强力地把知识分子精英引上仕途，逐渐堵死知识分子的其他前途，并逐渐吞噬做官以外的荣誉感，既然“学而优”是为了做官，这就必然造就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位社会风尚，在此风的侵袭下，科学家、发明家、技术匠人、手工业者、艺人等从业者也就逐渐边缘化，一个社会，既然做官才有前途、做官才是“正途”，这个社会最聪明的群体，还有多少人愿去研习技术呢？还有多少殷实的人家，愿送子弟去研习技艺呢？
好在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还不象明清那样极端，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内容，除了诗词文以外，还考察算学、天文、农工、乐府、医药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尚没有完全脱离技术，因此它对技术的作用并非纯然负面；但到了明朝开国时，朱元璋这个人文素养低劣的三麻子，为了巩固皇权专制，维护朱姓天下，居然把儒家中最为反科技、反人性的理学当作科举的唯一考试内容，从此科举制与经世致用学问完全脱节，基本成了腐儒的选拔机制，在理学科举治下，科学家、发明家、技术匠人、手工业者、艺人的出路彻底被堵死，统统成了“下九流”，成了无地位、无前途、无荣誉的“三无”边缘人。这样的社会，技术岂有不大倒退之理？
满清亡华后，满洲统治集团以女真人特有的鄙劣、野蛮和阴狠，不仅全盘照搬明朝理学科举制的基础上，还嫌理学科举制愚民不够用，厉行空前锁国愚民殖民统治，其野蛮与愚昧，比之秦始皇、朱元璋百倍过之而无不及。
自康熙始，满清全面严禁汉人研发火器，连清军中的汉军都不准使用火器，发明家戴梓等技术天才充军的充军、杀头的杀头，对于科技，康熙公然指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起学术”，并以之作为国策。
自顺治始，清廷大兴文字狱一百五十年，疯狂残害汉族知识技术精英，大批头脑活跃的士人匠人横遭杀害，才子吴炎惨遭凌迟，戴名世、金圣叹被砍头...秦始皇之后，毛共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如此残杀知识分子。乾隆以编撰《四库全书》为名，对古书大肆“抽、删、毁、改”，以致于“清人编《四库》而古书亡”，明朝尚且产生了技术大家宋应星及其杰作《天工开物》，还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科技大家，经过满清康乾的统治，《天工开物》竟在中国消失，要到日本才能找得到。
满清空前精细刻毒的锁国愚民殖民统治，于历朝历代中最富效率地催生了大批奴才，在中国的浓重官本位文化上，再制造出空前的奴才文化。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中国包括技术领域在内整个精神领域暗无天日，人才凋零，文明退化，此与明末的济济的人才、活跃的思想争鸣、商贸技术的复苏回潮大相径庭，以致于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仰天慨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果英国人不来，任由满清继续统治下去，中国文明倒退回北美印第安部落状态决非凭空想象。
综上所述，儒家所带有的反技术缺陷，对中国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科举制度才是导致中国技术倒退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而言，蒙元和满清的殖民政权本质虽然愈辩愈明，但关于中国历史上这两次亡国的原因，却莫名其妙地如砂纸揉搓透镜一般，越辩越朦，搅浑水般地越搅越混。许多人，甚至包括刘路律师这样严谨思维职业的从业者，都被芦笛兜售的所谓“北勇南怯”论迷昏了头，信信然以为这就是中国亡国的原因。
芦笛的“北勇南怯”论，声称北方人勇猛，南方人怯懦，所以南方人是打不过北方人的；所以，汉人会被北方的胡人征服。
究其原因，芦笛武断地说：“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南方的汉人因为是有恒产的农耕民族，所以总是怯懦；北方的蒙族、女真（满洲）族因为是无恒产的游猎民族，所以总是勇猛。
但是芦笛如何解释“有恒产”的沙俄军队，四百年前进攻中亚、北亚的游猎民族（向西伯利亚扩张），势如摧枯拉朽的事实呢？芦笛如何解释雅克萨俄兵如此凶悍，以至于康熙帝派出的五千八旗兵，对八百哥萨克，尚不能一股荡平的事实？务农的哥萨克，凶悍程度为什么不逊于清初八旗兵？
宣称“北勇南怯”的芦笛，如何秦、汉时期中国军队征伐北胡的勇猛？那时中国采取的是战略进攻姿态，被迫退守避走的反而是北方的胡人。芦笛又如何解释历史上英格兰对北方的苏格兰、俄罗斯对北方瑞典的“南勇北怯”现象？
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只要有一个事实悖论，就足以证明芦笛的“北勇南怯”论、“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统统是歪论。
实际上，“勇”和“怯”未必是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如果“勇”和“怯”是指不怕死与怕死，那么“勇”的未必能战胜“怯”的，项羽难道不比刘邦勇猛？他为什么败在无赖刘邦的手里？难道项羽的军队比刘邦、韩信的军队怯懦？从晚明及南明的抗清战争中可以看出：信奉“杀身成仁”汉族将士，不一定比满洲将士怯懦，赵率教、卢象升、史可法、刘肇基、黄得功...都死得很壮烈，问题在与他们打不过清军；而满洲将领在不利的时候，照样流露出怕死的丑态，松锦战役中，多尔衮一度被祖大寿打得抗旨逃跑，遭皇太极处罚，多铎则在河南一度被李自成大将李过打得“潜身避地，畏缩不前”，多铎屠杀汉族老百姓勇敢得了不得，却畏惧江阴的起义军，违背诏旨，躲在南京花天酒地，始终不敢亲赴前线...
某些宗教信仰令人舍生忘死：好些土著部族比英国殖民军不怕死得多，他们的土地为什么还是被英国殖民了？最不怕死的斗士，莫过于二战中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但他们被怕死的美军打得一败涂地。现在谁有相信死后升天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自杀爆炸犯勇敢？但他们能够击败英、美、以色列的特种兵？
如果“勇”和“怯”是指尚武精神的多寡，那么“勇”的也未必能战胜“怯”的：战国时期最具尚武精神的是赵国人，但赵国却无法抵挡秦国的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远比法国农民更具尚武精神，但土耳其军队却被拿破仑军打得一败涂地；俄国哥萨克的悍勇绝对超过德国工农，但一战中俄军却一再被德军打得丧师失地...林肯时期的美国，喜好打猎决斗的南方奴隶主比北方农民尚武得多，但内战却以南方军队彻底失败告终......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多次出现南方人打不过北方人、文明人敌不过蛮族的现象？这在东亚尤其明显。要寻求准确答案，就决不能象芦笛拍屁股信口雌黄，而需要具体分析。
越南、暹罗、缅甸等东南亚诸国为什么在与北方中国的对抗中总是处于劣势，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民风怯懦 （实际上，越南的民风绝对比中国河北民风来得勇悍）而是因为炎热的气候，令东南亚产生不了较高的文明，散漫的热带民族，一般也没有寒冷地带的游猎民那种管理智慧，一种组织民众
和社会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智慧，因此，他们始终对北边的中国构成不了大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蛮族，尤其是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屡屡能够征服文明国家？这是因为冷兵器时代，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对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地区（如中国）和商贸地区（如古希腊、罗马帝国）天然具有骑兵的优势，如果农耕地区和商贸地区的技术发生倒退，导致其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蛮族的侵袭，野蛮征服文明的现象就可能发生。
西罗马帝国之所以为日耳曼人所灭，就是因为技术停滞，日耳曼人在与匈奴人的对抗中学到了马蹬和更先进的弓箭，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和标枪不够用了；西罗马帝国之所以技术停滞，是因为越来越依赖奴隶劳动的社会制度，已经无法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
中国之所以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是因为技术的倒退，令中国军队无法抵挡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骑兵进攻。
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头号克星是弩。因为弩箭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比弓箭高得多，与枪相似，弩机配有瞄准器；且弩箭的威力也比弓箭大许多，秦汉时期的强弩，有效射程达六百公尺，宋军使用的床弩，射程可达一千公尺以上。
弩箭上弦固然比弓箭慢，但如果组织得当，弩手阵可以取得近现代步兵排枪阵那种连续密集射击的效果。组织的原则即是：一排瞄准，二排待射、三排上弦。
以组织良好的弩阵对抗骑兵的集团冲锋，效果决不逊于当年英法联军排枪痛歼僧格林沁八旗骑兵的效果，而且成本低廉。
弩机可使用拉杆或上弦器上弦，比弓箭省力。因此，弩箭不仅杀伤力强大，而且其使用易于培训，而训练在奔跑的马上射箭，则非常困难，培训一个弩箭手，远比培训一个骑士省时、省钱、省力。
十二世纪弩箭在欧洲广泛应用后，其效果就震惊了大小封建主：一个农民新弩手，居然可以轻易射死一个从小训练的贵族骑士。英王狮心理查，就死于法军的弩箭射击...以致于教皇下令，把弩箭列为“不道德”武器，要求各国国王在战场上禁止使用，但效果微弱。
由以上可见，弩箭的技术非常适于中国这种农耕民族国家。如果舍弃此项技术，以主要精力力量去训练骑兵，则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愚蠢选择。因为骑射是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训练汉族农民子弟骑马去对付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满、蒙骑手，宁非扬短避长、事倍功半之蠢举？当然，在贵族气还未消散的汉、唐时代，中国还可以产生李广、霍去病、窦宪、马援、李靖为代表的骑士好手，但在贵族气尽的后宋社会，再无可能了。
弩手如果能与战车结合，就拥有了主动进攻的机动性，这就能对游猎民族形成进攻优势。因为，骑在奔腾的马上开弓射箭，远不如坐在战车上依凭战车用弩射箭方便准确，秦和西汉时期的四乘（四匹马）战车一般坐四个人：披铁甲的战马、身着头盔重甲的车夫，近距离格斗的长枪（戈）手、弩手、弓箭手，弩手和弓箭手，都把身体固定在车上射击，由弩手进行精确性打击、上弦快的弓箭手掩护弩手和长枪（戈）手。由于战车更大的冲击力和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骑兵很难正面抵挡这种战车兵的进攻。西汉的“武钢”战车，还设有保护车夫和弩手的铁板，弩手通过射孔射杀骑兵骑将，因而对游猎民族军队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和突击能力，战车在马群中横冲直撞令对方难以抵挡。
因为这种技术优势，秦和西汉的军队在与匈奴的对抗中不仅占尽优势，而且始终处于战略进攻的上位，匈奴一败再败，最终分裂，并不得不西迁欧洲。秦帝国名将蒙恬挥军轻松击败匈奴，夺得河套地区，直抵阴山南麓，西汉恢复国力后，自汉武初期起，就主动进攻匈奴，夺得河西走廊，开疆拓土至中亚。而且，西汉军队对匈奴军多次以少胜多，公元前119年的大决战中，霍去病以五万军力，从代郡（今山西北部）北进三千里，封狼居胥，直抵贝加尔湖，歼灭匈奴左贤王部七万多人（左贤王部几乎全部覆灭），霍去病也是两千年来中国唯一攻至贝加尔湖的将领；卫青其实战功更大，他督率的五万汉军与精锐的匈奴单于部遭遇，以逸待劳的单于亲率八万骑兵猛扑过来，卫青则果断将武钢战车接环连到一起，形成连环车阵，向单于部发起反冲击，并以骑兵由左右两翼进行包抄，在这场飞沙走石的鏖战中，匈奴大败，单于只带了八百骑仓皇逃走，卫青乘胜猛追，捣毁单于“龙庭”——赵信城，失去了这个堡垒，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对汉帝国采取攻势。
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统帅五千步兵孤军出征匈奴，与单于亲自督率的十万骑兵大战。在这场民族对决中，单于虽然吃掉了李陵军，但苦战十数日，付了伤亡上万人的惨重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出征匈奴的李陵步兵，并不同于唐以后的步兵，而是配备有大量弩手和战车的步兵。李陵征匈奴的事迹，突出地反映了弩箭和战车对抗骑兵的优势。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对抗游猎民族的全盛时期是两汉时期，这个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正是弩和马车军事应用的全盛时期。
马车早在西周时期就大量存现了，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马车的应用非常普遍，那是的中国人，无论是帝王将相出门出巡，还是平民百姓迎亲送娶旅行，常坐的是马车，而不是骑马或坐轿，因为乘马车远比骑马舒适，乘坐豪华马车，要比坐轿子更气派，也更具效率。孔子周游列国，是坐马车，而非骑马，可见那时马车之发达。从秦兵马俑可以看出：秦帝国军队大量地配备有马拉战车，可见那是马车制造也之发达。
但是到了唐朝，马车已经很少使用了，轿子作为一种替代品和奢侈品主要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使用，但轿子不适宜用作长途旅行。老百姓出远门，得骑马、骑驴、或是坐粗陋的牛车，比起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时代，明显是大倒退。
从文物照片可以看出，春秋、战国、先秦和西汉时期马车，做工是那样的精湛，结构是那样机巧，车体是那样的轻巧和典雅；而后宋时期的马车，则相当的粗陋；满清的马车，干脆倒退成车辕都没有的轱辘土车，简直不堪入目。
由于技术的不断倒退，以马车技术为基础的战车也就消失。春秋、战国、秦朝、西汉时期，中国军队都普遍配备马拉战车，但到了东汉末年就很少使用了，到了唐朝，战车基本上从军队中消失了。战车的退出，令包括弩手和火器（明代称“神机”）兵在内的兵种丧失了机动性；战车不仅是多兵种的载体和移动掩体，也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效率的陆上运输工具，战车的退出，也使得中国军队丧失了远征能力——翻开历史可看到，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多次大规模地南下交趾（越南）、北进外蒙、西征中亚，中国的大部分无争议疆域，都是秦汉时底定的。
因此，随着战车的退出，中国军队对北方游猎骑兵丧失了进攻性的战略优势。虽然，唐初的中国，凭借统治集团的鲜卑骑射余风，还可以培养出足以对抗游猎民族的精锐骑兵，并将突厥赶至中亚，但到了宋朝，对游猎民族基本上只能被动防御了。
马车技术的退化，导致中国对抗北方游猎民族，由战略攻势滑落战略守势；而弩机的失传，则造成中国对北方游猎民族防御能力的最终丧失。
早在春秋时期，华夏楚国人楚琴氏，就发明了弩机，公元前343年，弩箭在战场上初现锋芒，当年齐国与魏国在马陵大战，齐国军师孙膑在马陵道两侧埋伏一万多名弩手，魏军经过时万弩齐发，将魏军杀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
弩箭在秦军中普遍应用，秦军使用十多种弩机，兵马俑的发掘证明：连秦军的骑兵，也普遍使用一种轻弩，而弓箭只作辅助和掩护之用。但秦弩就如秦帝国的许多高超的技术一样，后来失传了。虽然秦弩失传，但弩机仍在继续发展，西汉时弩箭的运用，渐趋成熟；三国时期，诸葛亮又在汉弩的基础上，发明了能快速上弦并十连发的连弩（明朝人称“诸葛弩”）；宋朝时北方游牧民族接连兴起并非常强大，为了抵御游猎骑兵，宋朝大力研发弩箭，在1004年侵宋战争中，辽军统帅萧鞑凛就被宋军伏弩射死，宋军弩阵的厉害，迫害契丹人早早放弃了征服中国的野心。
宋军使用的一种床弩，一发能射出十支箭，威力相当强大，床弩的密集发射，对女真铁骑的打击是致命的：在1125年冬的东京保卫战中，床弩打退了女真兵的围攻并予其以重大杀伤，如果不是宋徽宗迷信金国议和诚意，压制主战派，自毁城防，金军是攻不下开封的。
1140年金军统帅兀术挥师过江，企图一举灭亡南宋，但在女真大军在进军途中，却遭遇宋军弩手的伏击，伤亡惨重，“横尸十五里”，金国征服江南从此成为泡影。
宋军之所以得以“善守”著称于史，很大程度上得自于弩箭的威力。蒙古帝国所向披靡，唯独对宋战争很不顺利，花了四十年时间才灭亡南宋，而且还是借助了西方的军事技术才得以取胜——在灭宋关键战役，襄阳攻坚战中，蒙军使用的“回回炮”，一炮就轰塌了襄阳城楼，宋将吕文焕再也守不住了。
蒙古对宋帝国的胜利，主要得自技术上的优势，因为南宋在抗蒙战争没有战略和策略的失误，相反，南宋的战略和策略都很聪明：在战略上把蒙军拖在四川山区，以崎岖的地形阻遏蒙古骑兵优势，在东部营造水网系统和庞大的水师，各要塞通过水上相互支援，策动攻势，陆军以逸待劳、以守代战、步步为营。因为水军始终占不了上风，蒙元也就一直无法攻破南宋的水网系统，直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蒙古人从阿拉伯人（实为欧洲人发明）那里习来了先进的火器和大炮，终于逆转了形势。南宋之败，败在技术之差，宋弩对抗契丹、女真骑兵固然绰绰有余，但对付从西方人那里学来了火炮的蒙古军，那就不够了。
尝尽了宋军弩箭苦头的蒙古人，对弩自然痛恨和忌讳到了极点。故征服中国之后，忽必烈下令：严禁汉人制造和使用弩机。到了朱元璋恢复中华的时候，宋弩基本上失传了。
由于诸多技术的失传，明朝研发的弩机，不仅种类稀少，而且粗糙，精度和性能都大不如前朝：明朝造不出宋朝的床弩，“诸葛弩”（连弩）曾令魏国骑兵胆寒，但明朝恢复的“诸葛弩”，威力大大下降，以致于不能用于军事，沦为妇女防身的暗器。明朝设计的弩机，机身笨重，上弦缓慢，准确性差，完全失去了宋弩的机巧凌利，因而到明末时已很少为军队使用。因为弩机技术的滑坡，明朝转而研发和引进火器，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明军的火铳种类很多，抵御北方蛮族中作用不小，晚明时引进和仿造的英式后膛加农炮，在抗清（后金）战场上显示了威力，但当时的火器受天气条件制约太大（明朝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没有滑膛枪的条件下，先进的加农炮缺了战车技术的支撑，和弩箭的掩护，严重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并不足以抵挡满洲铁骑的冲击。
以战斗力远不如末宋的晚明军力来看，即使没有李自成的造反和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当时中国的华北和中原也很难守得住，满清入关是迟早的事情。
本来，外族的统治不一定都是坏事。蒙古人的统治难道不比朱元璋的好？最不幸的是，征服中国的建州女真（满洲），比起在西域和欧洲见过世面的蒙古人远不如，清朝的大部分时间，施行空前愚昧野蛮阴毒的锁国愚民类殖民统治，经过两百年的极端愚昧野蛮阴毒的统治，到鸦片战争前夕，不仅明末的火器成就荡然无存，中国的技术全面大倒退，看看古迹和文物的照片就知道：明朝的瓷器、建筑、城楼是何等精致，清代的又是何等粗陋；先秦、汉唐时期的佩剑、器械是何等精巧，满清的又是何等粗糙。鸦片战争前夕的清军，无炮、无弩、无车...倒退至连中国两千年前都不如的境地。
为什么在后起的欧洲技术大步进展的同时，中国的技术会不断的倒退呢？有人归因于专制，但此说解释不了为什么战国七国中最为专制的秦国（秦帝国），没有技术倒退的现象，秦国（秦帝国）的技术始终是领先的；此论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为专制国家的沙俄，没有出现技术倒退的现象。
有人归罪于儒家，但此论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日本，没有技术倒退的现象，日本的技术进步一直在进步，唐代时远比中国落后的日本，到明朝的时候军器和航海技术都大大超过了中国。
中国的技术会不断的倒退的原因只能综合查找。综合来看：是官方的独尊儒术和科举制度，共同造成了中国技术的倒退。
儒家有轻视生产技术的大缺陷，因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对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但认为这种负面影响非常大恐怕也夸张了，因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吸引，皇帝的一纸命令，并不能转换文明行进的轨道。因为汉武帝之后的皇帝，也有不喜欢儒家的：李唐皇室推崇道家和佛家甚于儒家，宋理宗以外的宋朝皇帝，也没有那么推崇儒家。由此可以推断：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某些的方面的技术有所衰退，但总的方面仍呈继续进步趋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技术上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中国技术上的全面滑坡，始于成熟科举制度全面推行的唐朝。科举制度为平民知识分子精英敞开了跻身上流社会（参与政权）的大门，并促成了贵族社会的彻底瓦解，这一方面大有利于帝王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强力地把知识分子精英引上仕途，逐渐堵死知识分子的其他前途，并逐渐吞噬做官以外的荣誉感，既然“学而优”是为了做官，这就必然造就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位社会风尚，在此风的侵袭下，科学家、发明家、技术匠人、手工业者、艺人等从业者也就逐渐边缘化，一个社会，既然做官才有前途、做官才是“正途”，这个社会最聪明的群体，还有多少人愿去研习技术呢？还有多少殷实的人家，愿送子弟去研习技艺呢？
好在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还不象明清那样极端，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内容，除了诗词文以外，还考察算学、天文、农工、乐府、医药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尚没有完全脱离技术，因此它对技术的作用并非纯然负面；但到了明朝开国时，朱元璋这个人文素养低劣的三麻子，为了巩固皇权专制，维护朱姓天下，居然把儒家中最为反科技、反人性的理学当作科举的唯一考试内容，从此科举制与经世致用学问完全脱节，基本成了腐儒的选拔机制，在理学科举治下，科学家、发明家、技术匠人、手工业者、艺人的出路彻底被堵死，统统成了“下九流”，成了无地位、无前途、无荣誉的“三无”边缘人。这样的社会，技术岂有不大倒退之理？
满清亡华后，满洲统治集团以女真人特有的鄙劣、野蛮和阴狠，不仅全盘照搬明朝理学科举制的基础上，还嫌理学科举制愚民不够用，厉行空前锁国愚民殖民统治，其野蛮与愚昧，比之秦始皇、朱元璋百倍过之而无不及。
自康熙始，满清全面严禁汉人研发火器，连清军中的汉军都不准使用火器，发明家戴梓等技术天才充军的充军、杀头的杀头，对于科技，康熙公然指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起学术”，并以之作为国策。
自顺治始，清廷大兴文字狱一百五十年，疯狂残害汉族知识技术精英，大批头脑活跃的士人匠人横遭杀害，才子吴炎惨遭凌迟，戴名世、金圣叹被砍头...秦始皇之后，毛共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如此残杀知识分子。乾隆以编撰《四库全书》为名，对古书大肆“抽、删、毁、改”，以致于“清人编《四库》而古书亡”，明朝尚且产生了技术大家宋应星及其杰作《天工开物》，还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科技大家，经过满清康乾的统治，《天工开物》竟在中国消失，要到日本才能找得到。
满清空前精细刻毒的锁国愚民殖民统治，于历朝历代中最富效率地催生了大批奴才，在中国的浓重官本位文化上，再制造出空前的奴才文化。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中国包括技术领域在内整个精神领域暗无天日，人才凋零，文明退化，此与明末的济济的人才、活跃的思想争鸣、商贸技术的复苏回潮大相径庭，以致于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仰天慨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果英国人不来，任由满清继续统治下去，中国文明倒退回北美印第安部落状态决非凭空想象。
综上所述，儒家所带有的反技术缺陷，对中国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科举制度才是导致中国技术倒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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