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聪明购电话:中国官员海外培训全记录（下）

来源：凤凰周刊 记者 汪东亚 特约撰稿员 于艳

提示: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中国官员海外培训全记录（上）

目录：

出国培训经费一般“三分制”

重塑“学习型政府”与世界接轨

李源潮是“哈佛计划”第五期学员

党内元老牵线促成首例培训

“案例教学”备受青睐

中国官员海外培训全记录（下）

各省市干部出国培训渐成风潮

进入新世纪后，更具官方性质的中共高官出国培训项目不断兴起。

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作重要讲话。会议提出锻造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队伍势在必行，并确定干部培训的原则：“以国内培训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

国家外专局决定把各部委上世纪九十年代零星的外出培训项目整合在一起，这个培训项目取名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国外培训班”。培训内容以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为主，不同班次可以有所侧重。培训时间打破当时流行的三周短训，而定为一个学期。

参训人员起初定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但是后来发现范围太小，能够通过外语考试的很少，最后降低标准，司、（正）处级干部确定为参训人员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亦有少量地方官员参加。

目的地则瞄准世界上顶尖的学府。国家外专局副局长孙照华带考察队先后赴美，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方会谈，从质量、价格、环境等多方面比较和考量。

之后，初步选定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所大学各有侧重，斯坦福大学偏重从工程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偏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对这三所大学不是同时派出学员，先是杜克大学，之后芝加哥大学，2006年才开始往斯坦福大学派送。

2003年首期，中央各司、处推荐人选多数无法通过国家外专局的外语考试，则安排学员在山东科技大学进行两个多月的外语强化培训。之后，提前接受外语强化培训成为惯例。派送几期后，组织方特别为学员增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周公共管理课，使学员出国之前能够有公共管理基本知识、概念方面的准备。

在各省市层级上，厅局级干部出国培训也逐渐规模化。仅就北京市政府而言，官员境外培训于1999年正式开始，到2002年已有超过400名的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其中包括局级官员100多名，处级官员300多名。北京市组织部干教处处长何昕曾透露，北京市的目标是从1999年起的5年时间里，达到40%的区县级领导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备接受过国外较长时间培训的背景。

为此，北京市政府与十几所国外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包括马里兰大学、罗斯福大学、伊力诺斯大学等美国的五六所大学，以及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蒙特利尔大都会学院，英国的米德尔赛克斯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管理的领域选择专业和培训地点。

尽管如此，何昕表示，与上海市政府相比而言，北京晚了至少10年。上海市政府在2001年制定并实施的一项培训计划，用3年时间为政府部门等50家机构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和北京几乎同时启动官员培训计划的还有广东、广西等地。从1999年开始的5年中，广东有300名干部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学习；广西则从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发达国家接受15个月的培训。

到了2005，一个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启动运作，学员多数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官员占到了大多数。首批学员包括西藏拉萨副市长许成仓（现任西藏昌都地委副书记）、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现任广西防城港市市长）、山西发改委副主任王赋（现任山西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地方要员。

各国争相培训中国公务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哈佛的教授们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国际关系、国土安全、政府管理，还是城市化发展、社会政策、贫困与两极分化，所有的议题都吸引着哈佛的学者们。因此许多教授不仅主动参与到“哈佛计划”的教学中，而且还和中国学员在自身研究领域范围内开展一些科研合作项目。

近几年，学员整体教育背景和专业素质的提升也给肯尼迪学院的培训课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负责人塞奇回忆说，在“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的第一期培训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英语，但近两年，一些官员已经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基础，少数官员还有海外留学的背景，甚至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

如果说较引人注目的美国、新加坡的培训内容多以公共管理为主，那么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和热点培训则把培训网络撒向了更多不同的发达国家。

从1999年开始，国家审计署不断派专员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集训国际会计审计人才。1999年派往澳大利亚9人学习团组组长章轲，如今是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从2002年到2007年，审计署先后往澳大利亚、美国派遣学习人员达到1000余人。

同样，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选派煤矿安全事故监察、管理和技术人员赴日本培训。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7年间已派出635名学员，分别来自18个省级煤监局和18家煤炭集团公司。其中，60%以上的学员参训后被安排到重要的安全技术管理岗位。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样针对性培训的目的地几乎遍布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国家，而其他大洲很少。总结起来就是，去发达国家，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当然，也包括总结教训。

在重大时事安排的前期准备中，中共已经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经验之一即先期派学员外出学习。突出一例是北京奥运会前的安保培训，一些商业组织瞅准时机，推出专项培训服务。

比如，中国国际人才市场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需要和中国其他奥运城市、重大会务城市急需提高警务国际化水平的现状，与英国、德国、希腊、澳大利亚等拥有丰富警务教学经验的国际培训机构合作，共同推出中国警务人员海外培训项目。作为首个国家级国际人才市场，中国国际人才市场从中介服务和组织安排中获利。而各地亦有各种商业化的中介组织或者国际旅行社涉足中国官员出国培训业务。

世界各国希望中国公务员到自己的国家培训，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比如2004年，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三期选定了瑞士。负责该项目的谢德勒尔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不无兴奋地说：“在这个计划招标时，我们战胜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对手。”要知道，瑞士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培训中国公务员。

像这种颇具历史渊源的培训关系也存在于中国与法国之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根据中法政府间签订的一项行政合作协议，中国每年都向法国行政学院输送有一定实践经验并通过法方考试的公务员进行培训。

在亚洲，早在2006年，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可以让培训之旅有张有弛。

国外施政理念潜移默化

现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是山东省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的第一批学员之一。

2000年5月31日，山东省正式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39名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分成3组，分赴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美国纽海文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ven）研修公共管理，为期半年。

时任山东团省委书记的李群是培训团总团长，并率13名成员在美国纽海文大学研修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在纽海文市政府不同岗位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李群的实习岗位是市长特别助理。2000年12月，李群回国后不久出任临沂市市长，两年后担任该市市委书记。

归国的李群施政理念深受美国学习经历影响。比如受“美国纽海文市不设副市长，而设各种委员会保证官员决策正确，办事效率高”启发，李群在临沂推动城建系统政改，减掉4个县级干部，各局职能具体明确，此举卓有成效。

“李群临沂新政”2002年经新华社内参受到高层批示。李群遂受命撰写3万多字的学习汇报，记述自己美国学习经历，后写成《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于2004年5月出版，被称为“第一部中国官员透视美国政府运营的书”。

谈到“哈佛计划”的培训效果，塞奇用“鸡生蛋，蛋生鸡”的比方来诠释：国际化的培训对中国官员的领导力、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有帮助；但同时，正因为中国近十年自身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培训才会真正起到作用。“这种积极的效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近十年来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增大，中国政府越来越积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以及中国官员开始有强烈的向国际社会学习的意识，并且希望可以学以致用。”

“哈佛计划”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很多官员认为他们通过这个培训项目真正了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也消除了一些误解。“一些官员说他们因为这个培训项目才开始知道美国人是爱国的，美国人重视家庭、重视教育，”塞奇表示，“而这种相互的理解是中美两国沟通的基础和桥梁。”

在今年的培训课程中，一堂关于“美国媒体职责”的课令很多中国官员耳目一新。在这堂课上，中国官员深刻了解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并不是针对中国，批评政府就是美国媒体的一贯作风，美国媒体对总统奥巴马的批评并不比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少。

对于每一个学成归来的的官员，总结报告是必不可少的。参加“哈佛计划”的学员在美国所做的案例分析也被编纂成册，作为清华大学和国内其他官员训练项目的教材。

鲜为人知的高官同学会

能够参加干部出国培训，收获的不仅有知识，还有人脉。

一位曾参加培训的广西官员透露，每一期学员都会有自己联络的小圈子，12个人（2008年之后是20人）联系起来更容易些，比如到北京开会时相约聚一次，平时节日里发个短信问候，到同学辖区公干时上门拜访。

该官员说，参加培训之前大家都是从政多年，远离校园很久了，心里多少有些厌烦酒场官场上的虚情假意。有一起参加培训这样的机会，没有官阶高低，平等为同学，相处一段，是个不错的回忆，结识的同学情谊自然更为难得。再说，功利地想，多一个高干同学，以后办事方便。

官员同学聚会还是有所不同，彼此相称总要带上职务，围着大桌子坐下时不自觉还是把级别高者推让到上座，合影留念时也是如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就曾表示，“好几届市长班同学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课程主任吴伟也表示：“我们的毕业生大多数都会晋升到重要的岗位。比方说在河北省，他们占据了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位置。四位省级公务员和50多名地方部门负责人曾经在我们这里学习过。”

他表示，现在学习班还希望能吸引来自香港的学员，他觉得香港的公务员会很乐意在这里认识来自内地的公务员们。“我们欢迎香港的公务员，甚至是跨国企业的高管来参与这个课程。他们会成为中国通，同时也会和中国未来的高级领导人交上朋友。”

“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有官方联络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定期举办联谊活动。2002年5月27日，新世界哈佛肯尼迪学院同学联谊会上，时任辽宁葫芦岛市市长刘铭（现任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就表示：“我们班挺有成就。回来之后，已有3人被提拔为副省级干部。”

刘铭所说的“我们班”是1999年在外交学院强化班中被哈佛录取的12名学员，其中两个副省级干部：一位是李鸿忠，哈佛培训前为广东惠州市委书记，现已擢升为湖北省委书记；还有一位则是何家成，出国培训前为国内贸易局副局长，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一度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会长。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相聚的，不光有升官者，也有锒铛入狱者。

比如新世界哈佛培训项目第四期学员、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他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先讲述哈佛难忘经历，提及自己在哈佛给美国学生讲“三个代表”，效果还不错，“没有给祖国丢脸”。据他同时培训的同学回忆，王益在哈佛“表现得很有才华”。

2008年，52岁的王益在端午节期间被“双规”。2010年，王益因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根据检方指控，王益受贿金额为1196万元。

习近平批示培训应“趋利避害”

2009年年初，新浪等网站贴出一个视频《出国考察还是出国旅游？看看行程表就心中有数！》，讲述广东肇庆市端州区13名公务员在国外吃喝玩乐，14天豪华行程花掉45万多元，悠哉游哉，引起网民一片声讨。

干部出国培训存在假组团、假路线、假日程、携亲友公款游玩吃喝现象已多有曝光。针对这种情况，201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共党务和干部工作的习近平为干部出国培训的管理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实效”添加了四个字“趋利避害”，遂成此项工作最高指示。

内部人士透露，“趋利避害”四字对内指的是压控越来越多的打着培训幌子公款出国旅游，对外指的是防止国外思潮的渗透引发中共干部思想混乱。

国家外专局此前已加强了审核力度。2009年，在出国培训方面，取消了7家境外机构的资质，暂停与5家机构合作，查处了国内违规单位数十家。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新时期的干部培训呈现出层次多、规模大的特点。不过国外的吸引力也正在消退，各种出国项目多到关键岗位的高干开始挑剔，培训时间超过2个月即会带来错失机会的顾虑与家庭因素的担忧。

有官场人士亦透露，高干培训管理严格，事后要出成果、有总结，要中组部备案，当官惯了一下子去坐冷板凳也不是人人都喜欢。相反，各种地方组织的出国项目则放松得多，往往旅游和学习混杂在一起，主要内容是看看转转、吃吃玩玩。

2010年8月，《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发布》对外发布。该纲要对未来十年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作出框架性规定，其中明确表示在习近平新批示指导下，“积极利用境外著名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开展干部培训”。虽然还未有一个可行的评估标准来检测培训的成效，但各级政府官员都一致认为这些培训对官员的公共管理技能和思考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观察人士认为，不同于中共创立者一代漂洋过海苦求救国之路，亦不同于改革开放初大批技术人才从国外带回强国之术，新时期大量中共干部出国培训必然受先发国家治理模式的浸染，西方理念通过高干带至国内。随着受训干部日益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或为重大政策决策培育下内在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