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云ipad看视频出错:攻破补养抗肿瘤

　　身体周刊记者 肖蓓 

　　“要让国际上从来没有办法治疗的癌肿在我们中医学面前低头。”1958年，钱伯文作为上海中医界唯一的代表，出席全国第一次肿瘤工作会议曾经立下这样的誓言，自此以后，他用了50多年时间来实践自己的承诺。 

　　94岁的钱伯文被称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抗癌的一代宗师。他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并创制了一系列治疗肿瘤的中成药剂，为非手术治疗肿瘤开辟了新途径。在他的带动下，中医药治疗肿瘤领域已形成了一个“钱氏肿瘤学派”，诞生了一批效果显著的“钱氏验方”，以及一支由传人、弟子等组成的抗癌之师“钱家军”。

　　钱伯文常说，一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不但要具备精湛的技艺，更需要有高尚的品格、广博的心胸和深厚的学养，要“明明德”，才能“止于至善”，才能成为“苍生大医”。

　　非手术治疗癌症 

　　作为中医肿瘤学奠基人之一，钱伯文近50年来采用中医药治疗脑癌、胃癌、肺癌、肝癌、胰腺癌等均获得实效，运用非手术方法使不少晚期患者绝处逢生。 

　　1978年，美国针灸协会第一任会长白芭芮夫人因患卵巢癌，在丈夫陪同下远涉重洋到上海就医，希望用中医中药治疗。钱伯文是当时6人医疗小组中唯一的中医医生。他对病情进行研究后决定以“益气补肾”为主，并结合有抗癌作用的中草药治疗，着重提高患者自身的抗病能力。

　　3个月后，摄片复查，证实肿块已大部分消失。白芭芮夫人回国以后，每月1次通过长途电话请钱伯文遥诊处方，然后由医院寄药到美国。1980年10月，白芭芮夫人再次亲临上海，经复查，肿块已完全消失。

　　1984年12月，钱伯文应邀出诊香港，当时慕名求治者纷至沓来，有的甚至从美国专程抵港。钱伯文在4个上午的时间里，为30位患各种癌症的病人作了诊治。港岛传媒盛赞他“中医克癌卓有建树”，“医德千钧重”。 

　　钱伯文行医近70载，此类病案不胜枚举。而他抗击肿瘤的历史还要从1958年说起。

　　那一年，钱伯文作为上海中医界唯一的代表，出席了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肿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中医攻克癌症表达了殷切的期望，使当时年富力强的钱伯文热血沸腾。会议期间，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大连日报》上，表示要刻苦研究、敢想敢为，“要让国际上从来没有办法治疗的癌肿在我们中医学面前低头”。

　　当时肿瘤的发病率在我国正逐年上升的现实，使他深感攻克肿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在上海中医界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1959年在龙华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有一段时期，由于慕名前来排队挂号求治的病人非常多，他经常是从上午8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每天诊治100多个病人。

　　他把肿瘤不同病因的临床表现概括为气滞、血淤、痰凝、热毒、湿聚、正虚等六种情况，治以理气散结、活血化淤、化痰软坚、清热解毒、健脾化湿、益气养血，主张辨病和辨证有机结合，对肿瘤不同部位病变和病理特性选择针对性药物，如用钱氏验方益气健脾、活血消肿的组方治疗胃癌，能改善症状，减轻痛苦。 

　　扶正与祛邪

　　总结钱伯文的治疗经验，第一条就是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攻破补养并举兼施。

　　钱伯文说，肿瘤疾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对肿瘤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各个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确定治疗方法。

　　扶正是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祛邪是为达到保存正气的目的，临床上须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猛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这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之，如果片面强调只用扶正药、补药，不用攻药去消除肿瘤的话，那么就会“姑息养奸”，不仅不能使肿瘤缩小，而且会使肿瘤得以增长。

　　扶正与祛邪的辨证应用，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以往治肿瘤一般是早期攻邪为主，中期攻补兼施，晚期以扶正为主，而钱伯文并不拘泥这一规律，认为早期也应补，晚期也应攻，全赖病情的标本虚实，轻重缓急而兼顾攻补，尤其治疗晚期患者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需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即补中有攻，扶正与抗癌并举。

　　钱伯文认为肿瘤之形成，本身就是由于机体功能虚弱，不能抵御外邪，致邪气内侵，造成人体气血阴阳失调所致。即所谓的由虚致实，由实致虚。临床观察发现大多数病人都不是单纯地表现实证与虚证，而是虚实夹杂，病情复杂。

　　因此，他的处方大多数是攻、破、补养并举。或大队攻破药中加入扶正方药；或于大队补养药中加攻坚之药；或攻破补、养，兼施同用。这与肿瘤患者本虚标实的病机是相适应的。 

        辨病和辨证

        钱伯文主张辨病和辨证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肿瘤不同部位病变和其细胞特性选择一些对其治疗作用较强的药物，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比如，对胃癌痰气凝滞者，治以燥湿化痰、软坚散结，用香砂六君子汤；对淤毒内阻者，治以清热解毒、活血化淤，用普济消毒饮、四生丸、消痈汤。并常选用白花蛇舌草、仙鹤草等。 

        钱伯文善用具有抗癌活性的清热解毒药和活血化淤药。因为热毒和淤血是肿瘤的主要病因病理之一。中医学认为清热解毒和活血化淤是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法则。

        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也提示清热解毒药不仅具有直接抗癌作用，而且还具有消炎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等多种作用。清热解毒药能控制和消除肿瘤周围的炎症和感染或减轻其症状，在恶性肿瘤某一阶段起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肿瘤发展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癌症患者大多呈高凝状态，癌细胞周围有大量纤维蛋白堆积和血小板凝集，而活血祛淤之品可以阻滞凝集作用，使癌细胞暴露从而易受免疫机能与化疗药物的攻击。 

        补脾肺肾，调理气机 

        钱伯文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其中脾胃肾的功能尤为重要。他临证既重视脾气，又重视胃阴，常将补益脾气与滋养胃阴相结合，多选用异攻散、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方补脾气，同时用沙参麦冬汤、麦门冬汤等方滋胃阴，做到补脾气不伤胃阴，养胃阴不碍脾气。

        中医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的正常调节，使人体成为内外协调的有机整体。钱伯文认为，气机失常是肿瘤最基本的病理变化之一。钱伯文临证强调“辨证求因”，指出肿瘤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症”，常可见“气滞”“气郁”之象。如胃癌、食道癌病人多见胸脘胀闷，嗳气、疼痛等症；肠癌症人常出现下腹部胀痛，大便时里急后重等；乳腺癌病人常出现肝气郁结、乳房胀痛等，凡此种种都不难辨出气机失常是最基本的“病因”和“病机”，其中脾胃气滞肝气郁积与之关系尤为密切。

        因此钱伯文指出调理气机是治疗肿瘤的重要治法，理气乃治本之法。通过疏肝理气、宽中理气、降逆理气等常法，以调整脏腑功能，使人体气机畅通，血脉通利，升降有权，出入有序，阴阳平衡。 

        中医要“与时偕行” 

        《易经》有言：“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钱伯文认为：医易一也，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师，必须做到“与时偕行”。这里的“与时偕行”，可以理解为与时间或者时代同步前进，即现在所提倡的“与时俱进”。 

        钱伯文虽熟读经典，但历来倡导“承不泥古，扬不离宗”、“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的原则，非常注重“西为中用”，善于借鉴现代科学知识，提高临床疗效。

        如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莪术具有抗肿瘤、抑制肿瘤转移的作用，因此钱伯文常用其来预防肿瘤的转移；六味地黄丸有抗突变作用，他常用之治疗某些癌前期病变，以预防突变的发生。

        他还支持他的研究生积极开展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医中药。1977年，钱伯文研制成功钱氏抗癌方药770、774、777等中成药，以疗效显著而深受国内外病家的信任。近90高龄时，钱伯文还亲笔撰文发表了《中医治疗肿瘤从基因层面探讨》一文。 

       “德成而上”乃大医 

        孔子在《礼记·乐记》中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在钱伯文看来，“德成而上”才能成就大医。

        钱伯文从不轻易回绝晚期患者，他曾说：“攻克肿瘤的关键在于找出病因，并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但是面对成千上万个痛苦万状而又失去了其他治疗手段(如放疗、化疗、手术等)可能的晚期癌症患者，空谈‘三早’无异于临阵脱逃。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应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凡有求者，尽可能收治，精心调理。” 

        数十年来，钱伯文潜心于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撰写了论文80余篇，并著有《肿瘤的辨证施治》、《抗癌中药的临床效用》和《抗癌人生——钱伯文肿瘤防治研究选集》等专著，为中医药治疗肿瘤创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钱氏肿瘤学派”。

        如今，“钱氏肿瘤学派”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术成果先后获得上海市卫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世界传统医学优秀成果奖，国际中医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和美国生物研究所颁发的“国际文化荣誉证书”。 

        钱伯文不仅自己根植于临床，还非常重视后备人才培养。全国许多中医肿瘤方面的知名学者，都曾经跟随钱老临证学习或聆听教诲。

        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他不顾年事已高，欣然担任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还担任全国首届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研究班导师。一支由传人、弟子等组成的抗癌精锐之师——“钱家军”，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如今，虽然钱伯文年事已高，在家颐养天年，但“钱家军”们仍然继续着钱伯文抗击肿瘤的事业。

　　钱伯文

　　1917年9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36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先后师从名医朱南山、徐小圃、章次公，毕业后即从事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方面临床。1959年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开设肿瘤专科门诊，从此专事中医治疗肿瘤的研究和临床实践。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上海中医学院中药系副主任等职。

　　钱伯文：胃癌多由于长期饮食不节，情志抑郁不舒，渐致气机失常、经络不通、淤毒留滞、痰湿结聚、正气虚馁而形成，早期可见上腹不适、纳呆消瘦、恶性呕吐、呕血、黑粪等症，晚期则出现淋巴结肿大，腹部肿块或见腹水等。以脾胃功能失调为本，实邪留滞为标，而脾胃气虚常贯穿着胃癌的各个阶段，如气阴两虚，气虚气滞，气滞血淤，气滞痰湿内停等，这是胃癌常见病机，故益气健脾法是治疗胃癌的最常用的法则。旨在通过补益脾胃，培土化源，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脾胃在人体中居重要地位，脾胃功能强健，则正气充足，难以发生恶疾，脾胃一弱，化源衰竭，则正气亏虚，各种病理产物聚集，成为胃癌的重要病理机制。因此对于胃癌证属脾胃气虚者，必以健脾益气，扶助脾胃功能为治疗主旨。常用异功散、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等方加减运用。这些方剂调补脾胃最佳，药力平稳和缓，对胃癌较为适宜。

　　身体周刊：肝癌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治疗？ 

　　钱伯文：原发性肝癌为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其发病原因和临床表现均比较复杂，其症状体征在祖国医学文献中记载概属“症瘕积聚”“肝积”“臌胀”“黄疸”等范畴。

　　祖国医学认为本病原因有血淤气滞、脾虚湿聚，热毒内蕴等，如情志抑郁，气机不畅，气滞血淤，血行受阻，日积月累，而成积聚。湿郁化热而现黄疸，脾气受伤而致水肿腹胀，热毒内蕴，嗜酒过度或邪毒外侵，湿热郁蒸而致黄疸、鼓胀等症。

　　肝癌大多属“正虚邪实”，邪实表现为胁痛、纳呆、腹胀、便秘，甚至出现发热、黄疸、腹水等；正虚多为耗气伤阴，表现为乏力、消瘦、贫血、低热、舌红少津等气虚阴亏之象。

　　根据辨证将肝癌分为肝气抑郁、气血瘀滞、热毒内蕴、气阴两虚四型，分别治以疏肝解郁，以柴胡、郁金、香附、青皮疏肝理气，解郁止痛，以当归、杭白芍、沙苑子柔肝养血、八月札理气活血，以白术、茯苓、甘草健脾和中；活血化淤，以莪术、三棱、赤芍、地鳖虫，活血破淤，以降香、延胡索、郁金、八月札，理血行气止痛，以炮山甲、生牡蛎软坚消积；清热解毒利湿以丹皮、山栀清热解毒凉血，以金钱草、茵陈、苦参片、田基黄清利湿热退黄，以厚朴、大腹皮、莱菔子行气导滞而消胀；益气养阴用生地、女贞子、墨旱莲、山茱萸肉、鳖甲、北沙参、半边莲、丹皮、白芍、青蒿。

　　“整体观”、“平衡观”、“恒动观”，这“三观”是钱伯文运用中医学的原理提出的养生理念。

　　整体观，即人是一个整体，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协调制约，在病理上相互影响。

　　平衡观，中医理论所讲的平衡，不是绝对的平衡，而是相对的平衡，如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平衡，脏腑的平衡，气血津液的平衡，阴阳的平衡等。防病养生、饮食保健等各个方面，无处不体现平衡观思想。

　　恒动观，指在分析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应持有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并提出中医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这三类哲学思想都共同具有“运动不息”之精髓。 

　　依据“三观”养生理念，钱伯文提出了“饮食养生经”，即注重饮食平衡、动静平衡、心态平衡。

　　饮食平衡，是指营养平衡和荤素平衡。钱伯文认为荤素搭配很重要，不能只吃蔬菜，还应适当地吃一点鱼和肉。

　　动静平衡，就是要掌握运动的度，不可过劳，也不可久卧久坐，“动”量力而行即可。

　　心态平衡，只有心态平衡才能促进生理平衡。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不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不去计较别人讲话中的差错，对人要宽容。 

　　日常生活中，钱伯文对三种养生食物特别推崇，认为最好每天吃，这就是红枣、核桃和生姜。他说，红枣能开胃养心、生津补血，维生素含量为百果之冠。而且，红枣含有大量的糖类、蛋白质以及铁、钙、磷等矿物质，是一味地道的中药，可以调补脾胃、补血益肝，同时也是保健、养颜、美容的食物，能提高人体抗衰老的能力。

　　核桃也是老年人的保健佳品，核桃中的磷脂对脑神经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打碎后与黑芝麻一起服用能润肠通便。同时，核桃仁的镇咳平喘作用也十分明显，冬季食用对慢性气管炎和哮喘病疗效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