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客网加入要买机:中国国学网-- 论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二）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阐扬，表现在他们不但继承和弘扬了经世致用的湘学特征，而且实现了从经世致用到向西方学习的近代转变，使湖湘文化具备了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

    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湘军人物，在这三方面都继承了他们的前辈的思想遗产，并为之发扬光大，从而使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得以弘扬，并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湘军人物的学术价值取向是经世致用。在传统社会，这一价值的体现就是经邦治国，成就大业，通俗地说就是走向官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在走进仕宦之前，确具有经邦治国的宏大理想。

    他们生当封建的衰世和社会的大变乱的时代，澄清天下，消弥社会动乱，建立封建盛世的统治秩序，始终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也是他们以书生起而练军，决心为挽救清朝统治献身的动力。曾国藩出身寒门冷籍，“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36页。），“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29页。）。进仕做官，成为曾氏家族孜孜以求的目标。 他的父亲曾玉屏就曾赋诗云：“只将艰巨付儿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曾国藩自己也有“匣里龙泉呤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龟”的强烈的功利欲望（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8页。）。他中进士为翰林后，虽位尊而职闲，与他期望有做一番大事的希望相距甚远。故而多有牢骚：“丈夫生世会有适，安能侧身自ｊí＠①”，“磬折已觉素心违，璞献况逢俗眼白！”他期待着“要将万舞夸辉光”的日子的到来（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0页。）。在他为京官的后两年，他连续上奏言事，相继上了14篇奏折，其中议论时政，向皇帝提出建言主张的有《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议汰兵疏》等，集中反映了他对朝政的看法以及他的经济、政治主张，也可以说是他不愿久虱京官、空无建树的表现。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考察，创建湘军，是曾国藩经世致用，面世精神的自然表现。 

    与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的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也都是从小立有经世大志的人物。左宗棠在科场不甚得意，但他留意经世之学，立下了“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的宏愿，关心时务，留心世事，成就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学问。这就使他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天下危累”的时刻，出而从幕，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内，赞襄军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的极高评价。最终出幕领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罗泽南在入湘军之前，虽为乡村塾师，但他抱有经世济世之愿，具备经世致用之才，“忧无术以济天下”，也是一位志在鸿鹄的隐逸之士。当曾国藩起而创湘军之时，他不但自己出山，且率领一批弟子共同加入。由此可知，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济世精神，在湘军人物中得到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他们的事功业绩。 

    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在湘军人物身上得到了弘扬和发挥。曾国藩对理学有独特的偏好，但他继承了唐鉴的“取笃实践”、“守道救时”的实务精神，并不主张空谈义理、修自养性，而是把义理当作探救经济——经世之学的工具和途径。他接受了唐鉴的“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的观点（注：《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把宋学家当作修身养性的“义理”，当作是经邦治国的经世学术。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理学家空谈性命的恶习，更具有经世学者的实干精神。他以“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作为座右铭，注重于从小事做起，踏实苦干。在实际生活中，曾国藩特别注重从小事培养人的品德与情操，主张力戒浮躁，“不说大话、务虚名”。以治学论，他认为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6页。）。他还说：“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1）。这种治学态度便是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体现。以为人论，曾国藩也特别注重从小事磨炼人的品行。例如，他无论是教子弟还是幕宾，都特别强调“早起”，认为“早起”体现了为人的“勤”和“实”。他把“早”与书、蔬、鱼、猪、扫、考、宝列为兴业立家的八字诀（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264页。）。在军中，曾国藩每日黎明必与幕僚同食早餐，非齐不食。 

    湘军人物笃于实践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勇于探索。湘军人物是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先河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曾国藩以传统文化背景出身的理学家的身份，率先创办了第一家近代的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又率先奏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乃是笃于实践的最突出的表现。左宗棠则进一步推进了洋务事业的发展，不但创办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如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化机器工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民办企业的思想。这些，都反映出湘军人物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也使湖湘文化显示出向近代转变的新的特征。 

    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征。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湘军人物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左宗棠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行，是因他收复新疆的贡献彪炳于史册并为史学界一致公认。至于曾国藩是否具备爱国主义精神，因其“天津教案”而为人诟病，是学术界至今疑而未决的问题。我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爱国主义包含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向西方学习，争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能以为在一切对外战争，对外交涉过程中，凡主张对抗、主张强硬的人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外交涉是以国力为后盾的，“弱国无外交”，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自己，壮大国力，是保持民族独立的最根本的基础。否则，在国力显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空言主战，只会是不切实际的清谈，于大局无补，甚至危害极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考察曾国藩的言行，显然我们可以指摘他以理学家的“诚”、“敬”、“笃”的修身处世的原则来处理外交，未免是迂腐和昧于近代外交，也可以说他一心“曲意和好”、迁就西人是过于软弱，但决不可以得出“卖国”的结论。他首创洋务企业，首议派员留学，并提出“外壤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的发展的思想，这些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卖国”的言行。处理天津教案之后，清议颇多，舆论哗然，使曾国藩自己也感到“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渐清议”，颇为愧悔（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他对传教士的为非作歹的行为，有切合实际的陈说，对天津教案所酿成的过程，他也指出是领事丰大业的无理挑衅。然而，在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却以屠杀百姓、签约赔款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事过半年以后，曾国藩回顾说：“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彀。鄙人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弥衅端，办理过柔，以至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显然，在“理”与“势”二者之间，曾国藩是矛盾的，最后“势”占了上峰，从而以曲意了结结案。透过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我以为对曾国藩的对外态度，决非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包含。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确存在一个“理”（或“情”）与“势”的复杂的关系，应当在不同的条件下加以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分析，以得出合符历史事实的结论。 

    综上所论，湘军人物在晚清社会，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取笃实践的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将清嘉道以来湖湘士人开创的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与实践，更促成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变。 

            三 

    湘军人物把晚清湖湘文化推向新的阶段，还表现在它开创了湖南人文荟萃的局面，成为晚清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契机。 

    由于各种原因，在古代社会，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而湘军出现，湖南人才辈出，冠居全国之首。还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渐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还有人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注：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据罗尔纲先生的统计，湘军人物官至督抚者达27人，可见湘军所造成的湖湘人文之盛。可以说，在湘军之前，所谓湖湘文化，仅仅是作为一种区域的学术文化现象，还停留在思想和理论的形态，对社会实际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不大，也较少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从湖湘文化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湘军人物，通过他们的业绩，不但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使它变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现象，并形成了一种导致湖湘文化繁盛、人才辈出的机制，从而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源流中具有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并对晚清以来的湖南社会和中国社会以深远的影响。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或者说对晚清湖南的深远影响，是其经世致用的实践及其产生的成就，对湖湘士子所产生的心理与风气的转变。经世致用主张积极的面世态度，也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的态度。在传统社会，经世与参与就是走出书斋，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去经邦治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学术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湘军人物的成功，本身就为湖湘士子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他们以乡贤前辈为榜样，去创造经邦治国的奇迹。曾国藩曾经提出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从湘军之后湖南士林风气和人才成长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的。在湘军之后产生的一大批湖南名人，无不是从小留意经世之学，树立了宏大的理想。谭嗣同的“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的自白（注：《谭嗣同全集》，第3页。）； 黄兴自小“便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注：《黄兴年谱》，第7页。 ）；乃至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都无一不体现了湖南士子经邦治国的理想与信念，这无疑是湘军以来湖南士林风气和学术传统的濡染和熏陶的结果。辛亥志士杨毓麟就曾指出：“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注：杨毓麟：《新湖南》。）即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由此可见，谓湘军对晚清以来湖南士人的价值导向的潜在与深远的影响，并非虚言。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的影响，是文化心理。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以说是“无所轻重于天下”，因而湖南人的文化心理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宋以后，儒学在湖南获得大的传播，使湖湘文化逐渐融合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渐具儒家的“入世”精神，但由于在清以前，并没有产生足以影响全国的人物或事件，因而湖南人的心理缺少奋发的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以几个书生从戎，成就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使“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成为事实，因而对湖南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转移作用，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以湘军为自豪、以湖南为骄傲的情结形成。“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注：《唐才常集》，第178页。）、“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注：《杨度集》，第95页。）、“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注：《饮冰室全集·文集》，第2册，第66页。）等等， 都反映了湘军之后，湖南士人文化心理的深层变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神的形成，对百年来湖南人才的形成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使湖南的志士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下，走出湖南，创建出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业。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弘扬，还在于他们将它推向了全国，使之成为有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晚清湖湘文化，通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形成了具有全国意义的两个特点，影响着晚清中国社会。一是它的人才群体，二是他的“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与实践，湘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上举27位官至督抚的，只是一个方面。如郭嵩焘、薜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外交人士，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科学家，俞樾、吴汝纶、吴嘉宾、王ｋǎｉ＠②运、王定安等文史学者，都曾游幕湘军，与湘军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活动，无疑使湖湘文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师夷长之技”即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主要思想内涵，而首倡者，乃湖湘人士。梁启超曾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渊薮也……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③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首出焉。”（注：《饮冰室全集·文集》，第2册，第66页。）魏源以其敏锐的目光，在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大变局中，洞察世界大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开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军人物，成为魏源思想的实践者，创办了洋务企业，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但使湖湘文化具备了近代的特色，且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使之发生了近代转变，这不能不说湖湘文化成为有深刻影响的文化现象，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