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管理系统:须以“例外的例外”态度来解救中国

须以“例外的例外”态度来解救中国

----王岩林

自五四运动以来，“救中国”，便成为了我们几代人的百年追求。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崛起的赞誉，可我却不得不说，中国仍在救自己的路上，还有最后一段救心救脑的同样艰难之路程要走。

　　过去，我们先救的是中国之肢体：拯救祖先留下的版图、主权，挽救国家的独立、九州的统一，解救水深火热中的民族、人民，赢得的是独立国家、统一民族、广大人民的保全。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仍在救中国，只不过这一阶段救的是中国之筋骨了。追求独立主权、自主建设，防止内外颠覆、抵御各种霸权，甚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都是对大病初愈之中国机能的一番全面救治与强健。然而，直至此刻，我们还没有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心灵大脑救赎出来。

　　一百年来，不可否认，我们曾经几度触动和激发过中华民族的心灵大脑。可触动和激发一个民族的心脑，与彻底救出、独立健全这个民族的心灵大脑，是大不相同的两码事。“五四”运动，只是给沉睡已久的中国人敲响了思想的警钟；抗日战争，乃是以臂断血流的切身刺痛凝聚了救亡心；新中国的建立，带给了青春期的中国人以热情热血和气盛逞强；改革开放，又让中国人清醒地看到差距后，疯也似地跟着西方的步调转圈圈。总得看，这一百年，我们惊醒过、抗击过、逞强过、追赶过，也日渐用心用脑较客观地看世界了，可是，我们在真正以自己的心脑来看自己上，在真正塑造属于自己的独立健全之心脑上，还没有做最基本的必修功课。当然，这一切，与这一百年来中国向外以求，模仿学习西方、追随追赶现代文明的总趋向，是直接关联着的。模仿追随别人，顶大只能更多地看清别人，并反过头来更加清醒地发现自己的不同。可要想靠模仿追随别人，照葫芦画瓢地构建自己的心灵大脑，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对根本不相同的中华民族，对被黑格尔视作“例外的例外”的中国来说，我们即便能借鉴方式方法、借用思想观念，却怎么也不可能借来路径、借来体系，将自己的社会、民众、心脑，统统都换成西方西人的吧。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救赎自己蒙尘已久、迷失未归的心灵；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重建自己独立独有、发达健全的大脑。中国只有在救出和拥有了自己独立健全的心脑以后，才能真正说完成了彻头彻尾的自救，才能在站起来后不至于耷拉着自己干瘪的脑袋。

　　在我看来，当今压制着中华民族，不能使中国人真正抬起自己高贵头颅的最大障碍，没有别的，只是缺乏一种把自己按“例外的例外”对待的勇气。我们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其实，当今最需要解放的思想，便是把中国当中国看，把“例外之例外”的中国看成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千古中华，用中国人的概念、中国人的体系来阐释中华文明的一整套、乃至一切！我就不知道，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为什么就死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一种西方所谓的“例外之例外”？他们为什么要怕？到底在怕什么？把我们中国看成与西方根本不同的，看成是西方人视域所覆盖不到的别样精彩，是会被西方学者们骂死？还是引来什么杀身之祸？

　　看看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只要一谈最高的思想、最根本体系构建，好像人人都生怕别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形而上学概念体系、没有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没有缜密的逻辑思辨学说。最终反倒形成了一种受迫受虐的恶性循环：西方的黑格尔越是说中国没有哲学、是“例外的例外”，马克思越是想以一种不同亚细亚生产方式解读中国、东方，西方的许多学者越是声言中国古代从未有过哲学家、或只有一个老子和半个孔子的一个半哲学家；中国的史学学者们，便越是诚惶诚恐地要为自己不是“例外之例外”辩护，越是会不断地编写自己的所谓哲学史、挖掘自己的所谓哲学思想、总结自己的所谓哲学体系。这就像一个不自信的农民，当遇到了爱显派的城里人开来一辆小轿车，便赶紧将自家的架子车，糊上五颜六色的画报，拉出来告诉人我也有一辆好车一样，既可笑之极，又愚蠢至极。

　　我想说，既然，黑格尔都说了，中国是“例外的例外”；既然，西方哲学家都说中国没哲学、没哲学家，我们为何非得死乞摆列、追着赶着地要依附在别人的藩篱下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做真正的自己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实事求是地坦然承认，自己的的确确就是那种“例外的例外”和根本不同的？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西方说：你们说的很对，简直太对了！我们与你们就是不一样，我们从来就没想、也没走哲学概念体系的路子，我们从来就有、而且更早地就有着自己的另一套！我们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便看到了形而上概念的名不副实，我们就是不愿躲进阁楼、陷入形式逻辑和思辨分析的泥潭，我们就是奔着将知与行一切人类活动系统全面地贯通一气去的，我们就着因为这样做了，才会有几千年的超级稳定、不息发展、长期辉煌、今日崛起及未来的以中华之道引领世界！

　　我个人觉得，中国思想学者中的许多人，并非从来都真的看不到中国是有大差异的，是属于“例外的例外”的，是有着不同于西方一套的。问题在于，看到不同，与看到大不同，与看到根本上的截然不同，与看到路径体系上的整套全然不同，是有着认知上的巨大等级差的。现如今，几乎人人都能看到不同，许多人也看到了大不同，却只有少数人能看到根本的不同，而看到路径体系的全然不同、且能将这一理念彻底运用到思考研究中去的，则更是寥寥无几的了。

　　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对中华体系应属于什么层面、何种范畴或哪个学科领域的基础性框定上。具体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华体系，到底应在中国哲学的名份下研究梳理？还是应在中国思想的范畴内探索构建？或者，还能不能在其他的概念门径下去归拢阐释？换言之，依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承认哲学是人类的最高学问体系，要承认中国有哲学且中国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哲学体系，此乃一种纳入西方哲学体系、寄人篱下的典型做法。这是我们坚决反对和不认能认可的。依托第二个问题，是要以中国思想代替中国哲学的概念，将中华体系与全部思想精神文化纳入到一种思想体系的范畴中去。这是一种你有哲学、我有思想的对应与抵挡之设置。虽说她跳出了西方形而上哲学设置的藩篱和制约，更加广泛、有容量了，不过也更加虚泛、难有特指了。谁都可以说自己有思想，任何文明的思想体系都能跻身其中。中华文明高超高明的一整套思想建树，没法得到特别的和应有的全面系统凸显。加之，最显然的不足更在于，以思想体系阐释中华一整套，完全无视和切割了中华思行或知行合一之大体系的贯通与完整。所以，我觉得必须另开门径，是故以中华之道为整套体系的总揽概念。

　　道，既是思想、认知，也是思想认知的发现与遵循，还是行为实践的指导和依托。中华文明的思想、行为等所有活动，都是以道为核心构筑和展开的。道理、道德、道法、道义、道行，这些中国人社会生活中须臾不能分离、脱离的支配性构建及凝聚，全都是同一个道根上衍生出的枝干。以既追求规律、又将不规律揽在怀中的道，来作为中国这个“例外的例外”文明大体系的总称号，这既是对根本不同于西方一套的中华体系的一种总概括、总提领，也是对西方哲学为人类最高智慧学问及体系构建的一个大挑战、一次大宣示。

　　总之，不管是不是就能以“道”为中华立总、立杆、立学、立言，我们却必须沿着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为“例外的例外”、根本不同、特别非凡的中华文明自己另谋别样门径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不如此，我们不仅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这个时代，也会对不起智慧高明的先祖明哲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