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志诚导航原车信息:中国的哥本哈根难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这将引发中国经济、产业、科技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在中国公布2005年-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降低40%-45%的目标后，环保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这句话。

　　如今，在官方高调表决心的背后，现实也变得无比清晰：中国一边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一边又要面对广大的贫瘠与生态脆弱地区；而技术储备、资金来源、环保意识的不足也让达标之路充满荆棘。

　　需每年新增投入780亿美元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今年发布的一项名为《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的报告中，为中国设计了“节能”“低碳”和“强化低碳”三种发展情景。

　　在综合考虑人口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基本需求、能源禀赋和技术变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之后，专家的结论是：中国所需要的排放空间在未来大约20年的时间内还需要继续增加，这个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减排的问题上，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PECE)组成员王克博士说。

　　“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主要目的之一是根据经济学模型和不同的情景构想，分析中国实现碳减排30%和50%目标所需要的增量成本，也就是经济代价。

　　据王克介绍，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到40%-45%，需要的新增投资从2010年到2020年每年大致在780亿美元左右(基于2005年不变价)。为实现该控排目标，额外付出的成本大概占2020年当年GDP的1.2%。

　　另一方面，实现减排，一般都从成本低的开始做起。“譬如‘十一五’规划中淘汰落后产能，关闭小火电时就涉及了40万人的转岗和再就业问题。倘若在美国、欧盟，有40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很多举措根本推动不下去。”王克表示。

　　而随着减排工作往后推进，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业将被迫做出结构调整，而如果没有对社会资源的良性再分配，生产就业问题将会使地方群体性事件和其他社会动荡一触即发。

　　摸着石头过河

　　在设定以上三项情景时，专家们对新能源技术的发展等问题做了大胆设想。但是，现实面临的挑战更大。首先的问题，来源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认知障碍”。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前院长江家驷和几位不同知识和资源背景的朋友建立了NGO性质的组织，一方面与一些中小城市或区域谈判低碳城市共建项目，另一方面则与外专局谈判关于中美城市政府领导力建设的合作。

　　在调研过程中，江家驷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的同事，北京大学环境基金干事杜婷婷在选择城市上最看重“当地领导人的魄力”。在杜婷婷看来，不少城市在可持续性上比较弱，只看眼前利益。“我们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合作，我们选择城市时会考虑当地领导人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眼界开阔。”

　　企业主要负责人对节能减排和社会责任的认识同样存在问题。许多企业领导总是在等待政策，或者和节能技术设备供应商、节能服务公司做一些错失良机的讨价还价。“有些地方企业要么对自己做出的成绩夸夸其谈，要么埋怨政府投入不够。”王克说。

　　而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行动中国项目主任侯艳丽看来，有的时候，中央的政治意愿无比明朗，但落实到细节却不尽如人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十一五”期间，侯艳丽参与了相关调研工作，她观察到有些企业为了省电，一到夜间便关闭脱硫装置，“一去郊区的很多工厂，刺激气味扑鼻而来”。

　　在她看来，地方应该加强干部建设，提高监控能力，同时也要加强企业本身的能源审计和统计环节。但她同时指出，“有时候发改委做好统计系统，但是对接出现问题，企业不会使用。”

　　用王克的话说，这恰恰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气候政策目标，导致现有的节能减排目标和措施政出多门，缺乏系统性”。

　　技术壁垒和资金障碍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最近几年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一路高歌猛进，却带来重重隐忧。其中一大隐忧是，看起来颇为壮观的风电场上，唱主角的并不是中国公司。

　　在王克看来，由于核心技术壁垒等问题，“我国风电市场长期以来一直被跨国公司所瓜分，国内企业只能在外围分一点残汤剩水。”而市场被动的根源，是核心技术的差距。

　　在低碳技术研发和技术储备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明显。王克和他的团队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需要由60多种关键骨干技术组成的技术体系来支撑节能减排，包括能源生产、供给、使用的技术。“其中40多种我们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需要国际合作或者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更深层次的问题，体现在节能减排技术市场的不规范和信息不对称。企业家面对形形色色的节能技术怕上当；一些节能服务企业服务能力不足、节能检测能力不足等，都使得节能减排项目很难开展。

　　“技术上的问题虽然存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资金障碍。”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中国项目专员李旸说。

　　“不像投资房产地产这些，节能减排项目很难说它一下子可以带来多大收益，”李旸时常奔波在前线调研，在他看来，由于节能项目不是企业的主业，项目投资规模不大，使得投资机构对此缺乏兴趣。同时，目前碳定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节能减排没有商业前景，投资无效益，因此也直接影响金融机构投资。

　　“许多与能源相关的服务机构在寻求投资的时候，国内银行根本不会贷款，因为他们不知道节能减排是什么样的，连基本的风险评估都没有。”李旸说。

　　认识催生改变

　　除了政府和企业，公众的消费模式和观念也需改变。“比如原来开SUV的，要改开小排量车；比如老百姓可以对消费品市场提要求，制造商也多会生产绿色产品。”世界自然基金会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对外联络协调员蔡涛说。

　　蔡涛三年前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由于公众对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很陌生，当时他的宣传只能从小处着手，“在社区宣传，只说节能可以帮助你节约社会成本，减少生活压力”。

　　这几年来，随着政府信息越来越公开，在气候问题上向社会传达更多积极地信号；加上企业的项目推进，公众对气候问题的认识度明显上升。“我们也开始用全新方式向大家传播这个并不新的信息。”蔡涛说。

　　反观中国这些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譬如成立国家领导小组，在国家发改委下专门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司等；编制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最新的一则消息是，河北保定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为了反映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众多外国媒体正在组队前往保定高新区采访。

　　而让外媒饱受质疑的还是许多污染信息数据是否“掺水”。2008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联手，评估了中国113个城市政府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的情况。当时的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超出了国际社会通常所了解的程度。但在专家看来，想要达到减排目标，还需进一步提高各级部门的主动性和执行力。

　　无论如何，能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而催生的改变才是中国转折的开始。“对中国来说，需要推动经济从制造业向知识经济转型，进而增强政府透明度和法治进程。”江家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