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长春解放前的城市建设，大致分为老城自由发展阶段（1800~1905）、商埠地及附属地共同发展阶段（1906~1931）、“满洲国”国都建设阶段（1932~1945）等。这里进行的小节，就是前文胡诌八扯谈到的那些“满洲国”成立前的建筑。 在长春老城自由发展阶段的一百年间，长春可称为是田园牧歌型的边寨小城。这里没有大规模的战事，西部是骑马纵横的蒙古游民，东部是距离并不算近二百里以外的省城吉林。尽管间或有些马贼强盗的光顾（长春的城墙就是为此而修），但总体上还是安居乐业、一派静谧悠闲的状态。
随着十九世纪下半叶关内移民的增多，在此期间的建筑，毫无疑问全是中国式的。中国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砖木结构、难以耐久，建筑能挺上百年的，少之又少。现在能看见百年以上的中国老式建筑，如果没有日后的不断维修，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有设计和建造极佳的个别者），这根同期西方建筑的石制结构有明显差别。所以，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大部分是要经过不断维修的，而能保持不断维修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庙宇类的。在现在的长春，那个时代到今天仍然还在的东西，就数长通路上的“清真寺”了，那是1862年的东西，堪称现存的历史最早的知名建筑群。其他的，基本都没了。
长春现存且保持原样的“岁数最大”的建筑群，其它的只能看到老照片了……
到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长春进入了商埠地和附属地共同发展阶段，一直到1932年“满洲国”成立之前。在将近30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春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上，状况比较复杂，但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政治上、清王朝与日本的明治时代同一年结束（1911年），东北进入了张作霖的实际统治阶段，1928年才正式归属中华民国；而老沙俄也摇摇欲坠地在苏维埃手中倒台了（1917年）。这些更迭和变化并未给长春带来巨大影响，这里基本上还是在过自己安稳的小日子。经济上，中国人雄心勃勃地经营着自己的商埠地；日本人有目的，且极有秩序地通过附属地实现着自己的大陆梦；而沙俄在势力大减之中，龟缩在宽城铁路附属地内享受着偏寓之安。而在文化上，沙俄的西方文化、日本的东西文化结合、中国厚重的历史沉淀和新兴的欲望挣扎共处共存着，而老建筑将这些都挂在了“脸”上……
在上面诸多因素的主导下，反映在长春的建筑上，自然就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中国人建的东西，自然是中国的四合院落式、建筑结构讲究中心对称。虽然也在做一些中西结合，或许是中国人对自己东西的自信吧？！结合之后也是中式格调为主，西方的东西最多是个点缀装饰作用。养正书院、道台府衙、吉林永衡官银号，还有还有大马路上一排排的临街商住房大体都如此，至于这种结合的效果好不好，那是水平问题了。
养正书院是纯中国式的，标准的三进四合院形制，中国风的建筑模样
道台府衙形制是中国的，大门装饰是西洋的，看着大门和旁边的中国式平房，有点滑稽
吉林永衡官银号是半西式的门脸和高高的装饰“女儿墙”，其后是中国式的房屋结构
日本人早期建的东西，几乎全部是西式，满铁地方事务所、大和旅馆就是典型，那时他们尚没有更多地用建筑来表达政治的意图，于是最快的办法就是全盘西化。在对建筑形态的自信上，日本人显然不如中国人，因为他们有限的底蕴全部是自于中国，所以纯日本的东西就是一个长春神社。再后期（进入二十年代），虽然总体上还是西式的洋楼为主，但日本人在有意识地尝试着自己诠释的“东西结合”，纪念公会堂就是个典型，那种形式上的西化加上骨子里透出的东方元素，就是一种尽力体现自身建筑意识的开始。
以楼顶的哥特式尖塔为标志，纯西方的东西
小楼小巧别致，清一色的西洋风格，似乎还带点地中海风情
规矩周正，西洋的立柱配合东方的屋顶屋檐，试图诠释自己的风格
日本人崇洋是自然的（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目标就是赶超西洋（想起了“超英赶美”）。而被中国人嘲笑过的“西方借种论”，便是明治维新二十年后日本极端崇洋的例子，虽然这种论调也被日本当时主流观念嗤之以鼻，但其“崇洋”之极端可见一斑。这一切体现在长春的城市建筑上，便成就了洋洋洒洒的一批建筑……到1932年前，自北到南的沙俄铁路附属地、满铁附属地、中国商埠地、长春老城等四大区域已经形成一个整体，尽管各有不同和特点，应该说一个完整的长春城市结构框架已然形成。
1931年的长春市区图，在“新发屯”和“杏花村”的地方后来建了关东军司令部和新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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