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春雨江南”的审美意蕴与历史渊源

有一副对联：“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其中“骏马”又作“白马”，“冀北”也作“蓟北”、“塞北”或“塞上”。不明其来源，却非常流行。它以极其典型的两组名物，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南北两大地域迥异的自然风光和风土特色。自古以来类似的名句隽语很多，它们是古代思想认识、生活经验和审美创造的结晶，作为精彩的典故资源，成了现代思想和情感交流的语言明珠，装点着、丰富着现代人的生活。仅就描写江南春光而言，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风又绿江南岸”等。这些名句，从不同角度艺术地展示了江南春光的主要特色，代表了千百年来人们相应的感受和认识，而且以其通俗清朗的风格，了无挂碍地流行于现代社会生活中，洋溢着活色生香的美感效果和语言魅力。我们这里拟重点分析“杏花春雨江南”一语的经验内涵、美感元素和历史渊源，透过解析，使我们对这一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感性赏会的同时，能有更多的理性认识。而理解了的东西就能更好地感觉它。

一、“杏花春雨江南”的原创意蕴

    “杏花春雨江南”一语最早完整地见于元代作家虞集的作品。虞集《风入松》：“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1) (卷4)这首词作于虞集在京为侍书学士任上，时间大约在至顺三年(1332)。虞集久厌朝职，加之不断受到中伤、诬陷，心生辞归故乡之念。同时所作《腊日偶题》诗中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旧时燕子尾毵毵，重觅新巢冷未堪。为报道人归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1) (卷4)诗人如此反复表达，不难使人感受到诗人之强烈与急切。诗人所向往的“杏花春雨江南”，不只是一般的自然风光，而是故乡生活的美好记忆，同时又寄托着摆脱官场烦冗与险恶，回归自由与逍遥的生活理想与情趣。

    虞集祖籍四川，宋亡后侨居江西临川，遂为江西人，家族中另有一支分布于苏州一带。在元蒙统治者民族歧视政策下，对于虞集这样的南方士人来说，不管仕途多么顺利与显达，心理上仍不免多有拘谨与顾虑，实际上也多受猜忌与掣肘。而远离元大都的江南地区，无论在实际空间上，还是心理感觉上，都不只是故园所在，而是包括着一种疏离朝政，系心故国的意味，给人以逍遥江湖，身心自由的感觉。虞集这首《风入松》词是写寄友人柯九思的，柯九思与虞集曾一道在文宗朝为官，颇受知遇，至顺二年(1331)被排挤退居苏州。写作此词后不久，虞集也托病辞归江西老家，直至去世。虞集反复使用一个“归”字，对于南方士人来说，归“江南”既是归家，也是归野。“杏花春雨江南”正是这种心灵归宿的形象写照，包含着闲适逍遥与自由超越的人生理想。

    “杏花春雨江南”这组意象在虞集作品中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综观虞集的作品，“春雨”是一个比较频繁和重要的意象。他笔下的春雨，多属故乡江南的气候与风景：“城头云重雁飞过，忆得江南夜雨多”(《答陈明复》) (1) (卷3)，“江南二月长听雨，谁见翩翩雪满舟”(《二月雪与陈齐贤》) (1) (卷29)；多是自足饶美、生机勃勃的农隐生活场景：“春雨初收水满田，村村桑柘绿生烟”(《清皋旧隐》) (1) (卷5)，“淋漓春雨足，绿野趁归耕”(《渔樵耕牧四咏》其三) (1) (卷4)，“笋因春雨朝朝吃”(《白云闲上人度夏》) (1) (卷29)。春雨给人带来的是清新、愉快的感觉和情趣：“春雨烦冤涤”(《次韵李侍读东平王哀诗》) (1) (卷2)，“向来读书处，春雨草木长”(《为锡里布哈题陈立所作龙眠山图》) (1) (卷27)。对于宦居北方的诗人来说，绵绵春雨正是思乡怀亲的触机与氛围：“游子闻春雨，思亲望故园。”(《赋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1) (卷2)晚年的虞集，不止一次写到春雨思故园的情景：“屏风围坐鬓毵毵，绛蜡摇光照暮酣。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听雨》) (1) (卷4)诗人想象中的退居生活，正是中唐张志和笔下那种“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江湖逍遥、风雨徜徉；“春雨满山湖海去，扁舟强饮引诸孙”(《寄具门弟侄》) (1) (卷30)，回到江南的诗人浑身都有一份如坐春风，如沐春雨的感觉。

    与春雨相比，虞集作品中写到杏花之处不多，这可能与杏花在三春花卉中并不起眼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虞集难得一见的涉杏作品中，杏花是一个春和景明的意象：“定是尽抛书卷却，绿杨红杏乐清时。”(《葛子熙欲往吴越……》) (1) (卷5)在专题咏杏作品中，首先写到的则是春雨滋润，杏花竞发的情形：“看遍生红雨满林。”(《次韵聂空山送杏》) (1) (卷29)可见诗人对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记忆，在诗人心目中杏花是一个充满生机与美好的形象。

正是这些关于江南、春雨、杏花的幽情潜衷，使久蹈机阱、倦宦思归的虞集，在与先期而归的友人的交流中，迸发出“杏花春雨江南”这样一个语言极其平淡简朴而情感却非常饱满深厚的想象。同样的意思，分别在诗、词两种不同文体中一再使用，透露了作者内心对这一意象经营的自得与畅快。通过这一自然景象的想象与描写，虞集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南归故园，逍遥江乡，自适余生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

二、“杏花春雨江南”的历史渊源

    经典的深度既归功于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同时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逐步积累和社会现实的背景激发。下面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些简要的梳理、考察。

    “杏花春雨江南”一语的核心在杏花。我国是杏的原产地，栽培历史极其悠久。先秦古籍中就有多处记载杏花，至迟南北朝时，开始出现明确的欣赏与专门的题咏，如宋刘义庆《游鼍湖诗》：“暄景转谐淑，草木日滋长。梅花覆树白，桃杏发荣光。”(2) (P1202)庾信《杏花》：“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红坞，烂漫开山城。”(2) (P2399)唐诗中描写杏花的作品逐渐增多，尤其是唐都长安曲江池、慈恩寺都有大片杏园，进士及第有探花之举，社会影响大，文人吟咏不少。中唐以来兴起的花鸟画中杏花已是一个最常见的题材。综观唐人作品可见，无论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杏花分布较为广泛，极其常见，成了广为人们喜爱的一种花卉。

但唐人咏杏，很少同时涉及春雨的，这与所写杏花或创作背景多在北方有关，北方地区的春雨远不如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那么连绵丰沛。中唐以来，尤其到晚唐五代，产生于南方地区的作品较多“杏花”与“春雨”联袂出现的现象。如吴融《忆街西所居》：“衡门一别梦难稀，人欲归时不得归。长忆去年寒食夜，杏花零落雨霏霏。”(3) (卷685)此诗作于其登第前在故乡吴越时。最著名的莫过于相传杜牧所作《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据说作于池州(今属安徽)刺史任上[1]。五代南唐冯延巳(又作宋晏殊)《蝶恋花》： “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 (3) (卷898)，也较有名。入宋后，有关杏花的描写越来越与春雨相联系，产生了许多诗词名句，如北宋陈与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南宋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前引杜牧《清明》诗“雨纷纷”、“杏花村”云云，论者也多认为是宋人作品[2]。类似的句意在宋人作品中俯拾即是： “梅花落尽杏花迟，终日廉纤细雨霏”(郭祥正《招陈守倪倅小酌》) (4) (卷29)，“杏花零落清明雨”(蔡伸《菩萨蛮》) (5) (P1014)，“杏花时节雨纷纷”(刘仙伦《一剪梅》) (5) (P2211)，“翠阴丛竹转山腰，忽听一声婆饼焦。想见故园春社近，杏花消息雨连朝”(李洪《道中闻啼鸟》) (6) (卷5)，“清明雨过杏花寒，红紫芳菲何限”(王千秋《西江月》) (5) (P1467)，“杏花疏雨逗清寒，钟阜石城何处是，烟霭漫漫”(张榘《浪淘沙》) (5) (P2877)。一派杏花明媚、烟雨溟蒙的景象。

    这不只是一个取材角度、意象组合的技术问题，而是创作的生活源泉问题，有着文学社会基础演变的深层原因。与隋唐相比，两宋都城分别在开封、杭州，整个社会重心更侧重于江南。尤其是南宋，与金朝划淮分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完全移至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同样文学创作的重心也明显向江南地区倾斜，无论是题材意象、情调意趣和风格神韵更多南方或者江南地域的色彩。淮河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季节雨水充沛，物产丰饶繁茂。“杏花”、“春雨”两个意象可以说正是江南水乡仲春季节物色、气候的典型代表。有关春雨杏花的描写也越来越明确为江南水乡的风景：“漠漠霏霏着柳条，轻寒争信杏花娇。江南二月如烟细，谁正春愁在丽谯”(寇准《春雨》)(7) (卷下)，“十分春色，依约见了，水村竹坞。怎向江南，更说杏花烟雨”(陈亮《品令》)(5) (P2105)。最后引的南宋中期陈亮这段话，几乎可以说是虞集“杏花春雨江南”一语的雏型。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江南不只是一个区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从六朝以来，江南就开始以其山水清秀、物产富饶、人口移聚增殖、民生兴发在中国历史舞台崭露头角。盛唐“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原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迭遭破坏，社会经济、人文的不断衰落，江南的经济、文化地位相形见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以其亚热带水乡的风景优美、鱼米之乡的生活富庶及其孕育的清绮灵秀的人文风情逐渐成了众望所归的人间乐土。从中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望江南》)对江南水乡风景的深情留恋与赞叹，到南宋以来“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苏湖熟，天下足”(8) (卷15)的谚语，体现了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之区位优势、风土美感及其文化意义的日益凸显。在元蒙新的大一统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江南的区域优势和风土美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史学界确认，最迟在南宋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彻底转移。元朝虽然没有发生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变”这样的大动乱，但“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东，司牧者弗能禁也”(杨维桢《送徐州路总管雷侯序》)(9) (卷4)，北方士人“寒就江南暖，饥就江南饱”(揭傒斯《题芦雁四首》其四)(10) (卷4)的现象更是普遍。这种人口大量南向流动的趋势充分说明了江南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吸引力。元朝横贯亚洲大陆，幅员极其辽阔，不同区域多、差别大。尤其是定都燕京，吏民南北往来播迁跨度大，对自然气候和风土人情的南北差异感受强烈。而南方士人仕于幽燕，多有水土不服的感觉。我们引一首赵孟頫的诗：“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江南冬暖花乱发，朔方苦寒气又徧。木皮三寸冰六尺，面颊欲裂冻折弦。卢沟强弩射不过，骑马径度不用船。宦游远客非所习，狐貉不具绨袍穿。京师宜富不宜薄，青衫骏马争腾骞。南邻吹笙厌粱肉，北里鼓瑟罗姝妍。凄凉朝士有何意，瘦童羸骑鸡鸣前。太仓粟陈未易籴，中都俸薄难裹缠。尔来方士颇向用，读书不若烧丹铅。故人闻之应见笑，如此不归殊可怜。长林丰草我所爱，羁靮未脱无由缘。高侯远来肯顾我，裹茗抱被来同眠。青灯耿耿照土屋，白酒薄薄无荤膻。破愁为笑出软语，寄书妻孥无一钱。江湖浩渺足春水，凫雁灭没横秋烟。何当乞身归故里，图书堆里消残年。”(赵孟頫《送高仁卿还湖州》)(11) (初集卷18)除了传统的倦游厌宦，嗟卑叹贫外，颇为引人瞩目的是对燕地风土的不习、排斥和对湖州(今属浙江)水乡风光、气候的怀恋、神往。类似的感受在元人中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在南方士人以及定居江南的北方士人中。在元代早期，对于以宋朝遗民自许或心系故国传统的广大南方士人来说，江南不只是个区域空间的概念，而是包含着政治上疏离异族、人格上逍遥江湖的深刻意义。无论元人诗词还是绘画中，有关江南山水与风土的描写、赞美是最常见的题材与主题。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风土美的感受与认识，酝酿生成了“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简明而精彩的描写。

也许虞集“杏花春雨江南”一语当时的影响更能说明问题。虞集《风入松》一词既出，立即造成了较大的反响。虞集此词写寄柯九思，柯九思极其喜爱，据张翥记载，柯“以虞学士书《风入松》于罗帕作轴”(张翥《摸鱼儿》)(12) (卷上)。后来流传开来，诗人张翥、陈旅等都极欣赏。陈旅《题虞先生词后》：“忆昔奎章学士家，夜吹琼管泛春霞。先生归卧江南雨，谁为掀帘看杏花。”(11) (初集卷37 )人们欣赏的是“杏花春雨江南”的简明创意。元代后期以来歌咏清明节候的诗歌经常化用此意。吴师道《京城寒食雨中呈柳道传吴立夫》：“春深不见试轻衫，风土殊乡客未谙。蜡烛青烟出天上，杏花疏雨似江南。”(11) (初集卷44)文人画中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或类似制题的不在少数，明代初年有以“杏花春雨”名亭建楼的事迹记载(清谢旻《江西通志》卷81载江西揭傒斯之后明代揭轨建杏花春雨亭，清吴绮《林蕙堂全集》卷1《杏花春雨楼赋》)。民间的反应也较强烈。陶宗仪《辍耕录》卷14称：“(虞集《风入松》)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满海内矣。”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下记载：“曾见机坊以词织成帕，为时所贵重如此。”从元代末年以来，“杏花春雨江南”成了有关江南水乡春光、寒食(清明)节候最常见的话头和用语，一直流行至今。这一传播与接受的盛况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诗词名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生活基础。

三、“杏花春雨江南”的普遍意蕴

成功的审美创造总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总是鲜明的形象构造与深厚的情意内涵的统一。“杏花春雨江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单纯而阔大的风景描写和意象组合，远远突破了虞集个人心志寄托的范畴，包含了普遍欣赏和广泛共鸣的审美内容、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形成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其构成元素作一分镜透视，着重剖析、阐发其普遍的欣赏价值。

(一)杏花

为什么是杏花，而不是梅花、桃花或其它什么花色？这首先与杏花的独特季节有关。杏、梅、桃同属蔷薇科植物，生态习性相似，花期相近，但先后参差。梅花最早，杏花其次，在南方桃花稍后。“杏花多爱逼清明”(张镃《卧疾连日殊无聊赖客有送二省闱试题者因成四韵》)(13) (卷5)，杏花盛开的夏历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在二十四节气中，正当清明前后的仲春季节，古人有所谓“清明时节杏花天”的说法。早在东汉张衡《归田赋》就写道：“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14) (卷36)这不是梅花时节的乍暖还寒，也不是桃花季节的春色渐暮，而是三春适中的黄金时段。我们再引一段专题赋辞：“时当人醉之天，岁值参昏之月。纪韶华于荆楚，家始闻莺；访风俗于洛阳，人皆扑蝶。尔乃欲霁非晴，犹寒渐暖，笼翠陌兮烟轻，弄青帘兮风软。……坊开碎锦，既若淡而若浓；彩染生绡，仍半深而半浅。……景物适值夫融和，性情益因而潇洒。”(吴绮《杏花春雨楼赋》)(15) (卷1)语言虽稍嫌僵化，但其中“欲霁非晴，犹寒渐暖”，“烟轻”，“风软”，“若淡若浓”“半深半浅”，“景物融和”“性情潇洒”等词汇，展示了杏花时节物色清妍饶美，气候温和宜人的季节特征。也许诗词作品说得更为简明：“不寒不暖杏花天”(吴泳《郫县春日吟》)(16) (卷4)，“淡烟疏雨杏花天”(徐鹿卿《去年修禊后三日得南宫捷报于家今年是日与同年赵簿同事泮宫感而赋诗》)(17) (卷6)，“惠风和畅杏花天”(谢迁《雪湖过我缔姻辱诗见贶依韵奉答》)(18) (卷6)，“最好是杏花开候，春暖江天。傍水村山郭，做弄轻妍”(吴栻妻《满庭芳》)(19)(卷10)。杏花开放的仲春时节，无论物色视觉，还是气候温度都是极其美好宜人的境界，有着审美欣赏最广泛的生理和心理基础。“春早不知春，春晚又还无味。”(汪莘《好事近·仲春》)(5) (P2199)这一特殊的节候属性，是杏花意象最为独特的美感所在。

    从花色形象上看，杏花本身有着丰富明快、平易近人的特色。杏花“二月开，未开色纯红，开时色白微带红，至落则纯白矣”(20)(果谱卷2)。这种有所变化的色彩在同类植物中是比较独特的，几乎包括了梅花与桃花的基本因素，同时无论色调、姿态都比较适中、匀和，既不似梅之冷淡，也不似桃花那样偏于穠艳，与杏花所处的仲春季节的气候和景色比较谐调。宋代词人李冠《千秋万岁》写道：“杏花好，子细君须辨。比早梅深、夭桃浅。”(5) (P115)杨万里诗中也说：“径李浑穠白，山桃半淡红。杏花红又白，非淡亦非穠。”(杨万里《甲子初春即事》其三)(21)(卷42)这种红白适中的状态，虽然使杏花不免缺少特色，显得平淡无奇，但也不似梅花过于淡雅，桃花那样过于俗艳的两极状态，而是有一份中庸、家常与亲切。尤其是盛开后的杏花粉白丰盈，更是一派朴素而明丽的气象。

从实际生活看，杏花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杏与桃一样，生态适应性强，经济效益好，至迟从汉代以来就成了重要的家常果树品种，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无论规模生产还是庭园闲植，都极为普遍。在农业生产中，杏花又是重要的农事物候，一些农时月令的著述中多有“望杏花”的条目。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1：“望杏花———《四民月令》：‘清明节，令蚕妾理蚕室，是月也，杏花盛。’又云：‘杏花生，种百谷。’宋子京诗云：‘催耕并及杏花时。’蜀主孟昶《劝农诏》云：‘望杏敦耕，瞻蒲劝穑。’”早在西汉的《氾胜之书》中就有“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的说法，杏花是春耕的物候。唐代诗人储光羲《田家即事》：“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3) (卷137)虽然后世农业生产深入发展，尤其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望杏耕种的说法未必率土皆准，但杏花时节也即清明前后总是土地润泽，耕种生产的大好时机。杏花作为这一季节的典型风物，总给人一种风调雨顺，气和节佳，景明物阜的联想和感觉。

(二)春雨

    只要不是出于特殊的遭遇和极端的状态，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春雨都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意象。前引虞集对春雨的种种喜欢，并不全是个人偏好，而属普遍同感。春雨是春天气候的主要内容，对于处于亚热带、温带季风气候区的农耕民族来说，春风春雨意味着田畴润泽，万物发育，耕种得时，岁稔有望。古语“春雨如膏”，“春雨如钱”，今谚“春雨贵如油”，说的都是这一意思。类似的描写在古人诗词频频可见，不胜枚举。

    就一般生理感受而言，春雨尤其是仲春季节的濯濯雨水不似初夏梅雨的溽湿缠绵，更不是秋雨冬潦那样的寒冷凛冽，而是一种清新和煦、温润如酥，“如烟飞漠漠，似露湿萋萋”(刘复《春雨》)(3) (卷305)，“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的美好感觉，古语所谓“如坐春风”，“如沐春雨”说的就是。

    杏花开放，正值清明时节，这时的雨水较之早春渐多，相传唐代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宋代陈与义“杏花消息雨声中”，说的就是。古诗词中常常出现的“杏花雨”“红杏雨”一类说法，指的也正是这一节候特征。风吹雨打，对于鲜花来说，不免有煞风景之虞，杏花遇雨自然不可避免，古人诗词中也不乏此类描写。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诗人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是，雨水对杏花的催发作用：“杏林微雨霁，灼灼满瑶华”(权德舆《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3) (卷326)，“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欧阳修《田家》)(22) (卷11)，“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这种前因后果的句式，揭示了春雨沐润之后花盛色鲜的独特情形。即便是雨打风吹去，也是“杏花零落燕泥香”(秦观《画堂春》)(5) (P469)，“杏花零落水痕肥”(张炎《浪淘沙》)(5) (3512)，红雨香尘，土膏水肥，一派雨润物阜，生机勃勃的景象。

就一般的生活经验而言，雨天多是生产间歇，对于士大夫文人来说，更是一个特别幽闲放松的时机，一个静处沉思的境界。古典诗词中多有描写：“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3) (卷892)，“出门定被将迎困，紧闭风窗听雨眠”(陈造《病起二首》其一) (23)(卷20)，“杏花淡淡柳丝丝，画舸春江听雨时”(尹嘉宾《江上杂咏》)(24)(卷110)。在元以来的文人山水画中，“春江听雨”是一个极常见的题目，体现着一种闲适优雅的文化情趣。

(三)江南

“杏花春雨江南”一语中，“江南”是实际的主语，即描述的对象。江南是一个地域概念。宋元以来，随着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已远不只是个地理概念、区域风土，也越来越成了一个文化的概念，甚至一个美学的概念。江南越来越成了一道诗意的空间，其自然风光和人文氛围中洋溢着清秀、空灵、温柔、婉雅的美感，而且随着越来越向长江下游地区的倾斜，其产生的美好感觉也越来越集中、明确，越来越浓缩、凝炼。江南一词几乎成了清秀、婉雅、灵动、明媚之美学风貌的代名词，一切与江南有关的名物，一切属于江南的情景都传递着别样的信息，散发着优美的神韵，洋溢着独特的魅力。

    作为亚热带的沿海地区，江南水乡年降雨量比较充沛，春天也是，而清明前后更是，“清明时节雨纷纷”通常被视为江南的绝妙写照。我们再引宋人的作品：“春雨萧萧寒食天”(寇准《巴东寒食》)(7) (卷中)，“江南二月如烟细”(寇准《春雨》)(7) (卷下)。在晚唐以来逐步兴起的文人山水画中，“春雨江南“就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以至于在绘画风格上，形成了董源、巨然以及米芾父子等擅长江南烟雨迷离之景的一派。江南斜风细雨的那份清润与潇洒，那份飘逸与空灵，那份广阔与幽远，那份迷茫与溟蒙，宋元以来成了社会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草根化的文人们越世想象与玄远感悟的一种情感寄托与心灵偶像。在明清文人画中“春雨江南”、“江南烟雨”是一个最常见的选材和取象，代表了这一意象广泛的欣赏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意蕴。

    江南与杏花之间其实不像与春雨那样因缘紧密。杏属温带果树，抗旱耐寒，在粘重土壤中生长不良，黄河流域才是其分布中心，多有成片成林的记载，古人即有“南梅北杏”之说。杏在南方的生长状况远不如北方。明王世懋《学圃余疏》：“杏花江南虽多，实味大不如北。”(25)北方的野生或栽培的大片杏林甚多，而在南方就极为罕见。越往南，杏的分布就越少。如江南南部的福建，王世懋《闽地疏》称“闽地最饶花，独杏花绝产”(26)。岭南更是无杏(郑刚中《暮春》诗注)(27)(卷19)。从这个意义上说，杏花不是江南的主要物产和代表意象。那么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搭配？这样一些原因值得考虑。首先是客观上，杏树的整体适应性较强，南方地区地形土质又复杂多样，从唐宋以来的古人诗词可见，古代江南地区即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市杏的分布是比较普遍的，虽然种植规模、生长状态远不如北方，但无论野生还是庭院、村落少量闲植，也都随处可见。其次在主观上，文艺具有“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理想化因素，虽然杏花的节候性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相同的，但综合季节气候、芳华物色、区域风土诸方面的因素，杏花娇娆尤其是“杏花春雨”这样温润清丽的物色组合更像是江南水乡水木清华的特征。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杨柳身上，这一最早颇为活跃于儒家《诗经》文本的植物，唐宋以来越来越成了江南水乡的专利。这种景物描写上的“趋炎附势”正是江南自然和人文优势愈益凌轹他方、专美逞强的结果。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杏花春雨江南”这一区域自然风光的名言隽语，承载着深广的意象信息，包含着丰富的美感元素。杏花作为一个花卉意象，形象明媚而亲切，包含着农耕生活的积极体验，同时代表着仲春时节、清明前后那段春阳和熙、东风骀荡的美好季节。春雨是一个天气意象，代表着一种风调雨顺，生机勃勃，温润宜人，而又富于空灵迷朦、静雅悠闲情趣的气候环境。江南作为一个较为广阔的区域概念，体现着悠久、深厚的社会历史创造与积淀，其优越的自然、经济、人文环境洋溢着如诗如画、人间天堂般美好与理想的体验。物色风景的优美感受，季节气候的生理愉悦，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美好经验，还有文人世界的优雅情趣，正是如此丰富的审美感受、深广的社会人文记忆，虚实相生，表里映发，使这一简单的风景描写、纯粹的意象组合，获得了“形象大于思想”，“言人心中所欲言”的艺术魅力，成了江南这一特殊区域自然风光的经典写照，同时具有了中国美学风格和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传统的文化符号意义，散发着永恒的生命力。

注释：

[1]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98：“池州府秀山门外，有杏花村，杜牧诗‘遥指杏花村’即此。”《江南通志》卷34“池州府”：“杏花村，在府秀山门外里许，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得名。”

[2]编者序于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9)的《锦绣万花谷》后集卷26“村·杏花村”下最早载录《清明》诗，小注曰：“出唐诗”，既未署杜牧之名，也无“清明”之题。宋末童蒙读物《千家诗》收有此诗，署杜牧，因以广泛传播。但杜牧本集、外集均不载此诗，是否为杜牧之作，目前学术上尚有争议。朱易安《〈清明〉诗是杜牧作的吗？》(《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从目录学和诗歌风格学两个角度来推论，结论是：《清明》诗“不像是杜牧的作品”。缪钺《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从目录学和诗韵学角度论证了“第一个问题：《清明》诗是否杜牧所作？我的答案是：可以怀疑的。”再进一步讨论了“第二个问题：《清明》诗中所谓‘杏花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的答案是：无从考定。”也有人从诗歌风格来表示怀疑的，罗继祖《〈清明〉绝非杜牧诗》(《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认为该诗“倒反而和宋人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同一类型，所以，这首诗绝不是唐人之作，更不是杜樊川之作可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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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杰，男，1959年生，江苏泰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