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hasize on什么意思:长江下游诸原始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生活着安庆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诸部落，他们互相交往，共同为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些氏族文化之后出现的早期良渚文化和百越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薛家岗文化的经济状况
　　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前后，长江下游的鄂东、皖南地区以薛家岗文化为代表的部落，发展成一支很有影响的势力，活跃在大别山东南、巢湖以西的长江北岸冲积平原上。这个部落集团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生活和生产方式都与东部较早的马家浜文化基本相同，一些遗址发现的陶器和石器表明，他们也许是马家浜文化向西迁移的一支移民后裔，与当地受屈家岭文化影响的土著居民相融合的结果。这一部落后来世代生活在皖水及其上游长河、潜水两岸，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薛家岗文化。
　　薛家岗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而定名，目前安庆境内皖水流域已经发现这一古老氏族部落的遗址十余处，除大规模发掘的薛家岗外，还有安庆夫子城、张四墩、沈店，潜山天宁寨，望江汪洋庙，太湖王家墩、何家凸，岳西祠堂岗，怀宁黄龙、杨家嘴，宿松黄鳝嘴和一天门等遗址。
　　考古发现表明，薛家岗人在皖水流域继承并发展了马家浜文化稻作农业的生产经验，进一步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水稻产量，并使手工业生产也向前迈进了一步。各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又扁又薄的穿孔石铲、窄长条的有段石锛、横长梯形的多孔石刀和圆柱体陶锉等，这些工具都与其他地区的氏族部落大不相同。尤其是多孔石刀，穿孔皆为奇数，１—１３ 孔不等，最长的石刀达 ５１．６ 厘米。薛家岗遗址发现的几件石铲和石刀，穿孔周围规整地绘画着红色花果形图案，为中国大陆各遗址所罕见，可能是非生产所用的特殊器物。
　　这一部落的先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主要是夹砂红陶和灰褐色泥质陶的鼎、鬶、壶、罐，在陶器中由甑鼎套合的■和敛口深盘棱柄豆独具风格。许多鼎足呈鸭嘴形和枫叶形，也颇有地方特色。一些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陶器还有缸、盆、钵、碗、纺轮等。
　　薛家岗遗址发现了几座残房基址，分为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两种。在房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壳的印痕，证明当时的人们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各遗址所发现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其中随葬品较多的，陶器组合都有一定规律，基本是鼎、豆、壶、盆或壶、碗，反映出氏族内部比较严格的组织形态和丧葬习俗。在一些随葬石制工具较多的墓中，石铲、石刀、石锛等常叠压放置。属于这一氏族集团的湖北黄梅县塞墩氏族墓地，有一座墓随葬了很多工具，包括斧、锛、凿、三孔刀、磨刀石等石制工具，集中放置两堆，其大小和形制多样复杂，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掌握石器加工专门技艺的手工业者。
　　薛家岗遗址所表现出的特点，在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中有所反映，在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中也发现了较多相似因素，他们之间显然有一定交往。薛家岗文化晚期，制陶业也吸收了山东地区典型龙山文化的先进技术，出土了一些袋足鬶、蛋壳黑陶高柄杯等，说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原始部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日益加强的交流与融合。
　　（２）北阴阳营文化的经济状况
　　从安庆顺江而下，到芜湖、南京、镇江一带，公元前 ３０００ 多年前的农业经济和物质文化，是由以北阴阳营氏族为代表的先民创造的。北阴阳营文化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发掘的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薛家岗文化以东的南京、镇江地区的河旁台地和丘陵上，向西到巢湖东岸与薛家岗氏族为邻，向东到太湖西部常州一带与崧泽文化相接，主要遗址还有江苏江宁太岗寺、卸甲甸、庙山，江浦蒋城子，安徽滁县朱勤大山等。
　　在上述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石器都磨制得很精细，多见舌形穿孔石斧，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长条形拱背或带脊的石锛、楔形凿，也有与薛家岗文化相近的七孔石刀。从丰富的生产工具和庙山遗址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可知，农业经济是这一地区氏族部落的主要经济活动，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从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以看出，狗和猪是普遍饲养的家畜，猪下颚骨在不少墓葬中都有发现。
　　由于宁镇地区既有密集的河流湖泊，又多丘陵林莽，采集和渔猎是农业经济的辅助手段。北阴阳营等遗址有数量较多的骨镞、石球、陶弹丸等狩猎工具，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鹿、水獭、鼋和龟类遗骸。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在制陶和石器制作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制陶工艺比较先进，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其次是灰陶，三足器、圈足器十分普遍。一些陶器的牛鼻式■耳、角状把手和弯曲的器足表现出与周围地区制陶工艺不同的特色。部分陶器施加红衣。有少量彩陶，大都先抹橙色或白色陶衣，再以红彩或黑彩绘成宽带、网状、十字、圆圈等简单纹样，其中有少量器物在内壁画彩。代表性的陶器有罐式鼎、双耳罐、三足盉、高 柄豆、圜底钵、圈足碗等。总的看来，陶器尚处于手制并经慢轮修整阶段，胎壁较厚，造型也比较简单。
　　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术较高，据勘察，石料多从遗址附近的紫金山及其它山岭取得。有两件穿孔石斧是用铁矿石制作的。大多数石器都磨制得非常光洁。制玉工艺同样比较先进，使用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石英和玛瑙等制作出丰富的装饰品，有玦、璜、管、珠、坠等各种饰件，玉器的抛光和钻孔技术在长江下游诸氏族部落中居突出的地位。
　　在北阴阳营遗址的 ２５３ 座墓葬中，东部较晚的 １３ 座墓出土物品与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出土物品很接近，一些灰坑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物，说明北阴阳营文化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联系密切，晚期受到更为先进的良渚文化强烈影响，或者融入良渚文化，共同进入奴隶制的青铜时代。
　　（３）崧泽文化的经济状况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继马家浜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崧泽文化。
　　崧泽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县城东约 ４ 公里处，地处太湖东岸。以该遗址命名的崧泽文化，碳 １４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 ３９００ 至前 ３３００ 年之间，大约经历了 ６００ 年的发展阶段。典型遗址除崧泽外，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浙江吴兴邱城、海宁坟桥港等。
　　从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和陶器的羼和料有较多稻壳可知，崧泽文化的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石器磨制得都很精细，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平和长条形石锛、小石凿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很少发现骨角器。在几个典型遗址中都出土较多渔猎工具，说明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崧泽文化居民的活动地域和所处的时间都比较有限，经济生产状况还不十分清晰。
　　手工业生产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在制陶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多数陶器继续用泥条盘筑法手制，但已普遍采用了慢轮修整技术，有些器物看来是轮制的。陶器的器型规整，种类较多。一般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还有少量泥质红陶和泥质黑皮陶。泥质灰陶质地细腻，火候较高，在马家浜文化阶段极少发现，这时已跃居主要地位。泥质红陶有的颜色桔红，有的涂以红陶衣，内外壁和器表，胎质的色泽基本一致，也区别于马家浜文化时期外红内黑的陶器。各种陶器仍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堆纹、弦纹、压划纹、镂孔和彩绘等。其中压划的绞丝纹以及由圆孔、弧边三角孔组成的带状镂孔图案十分美观，特征鲜明。灰色和黑色陶器有较大比重，是用还原焰烧制的方法产生的，火候在 ７６０℃—８１０℃之间。常见的陶器中豆、鼎和壶在早、中、晚各阶段变化多样，表现出制陶工艺的发展过程。许多陶器有花瓣式的圈足，有的壶、罐腹壁连续折成瓦楞状，都是崧泽文化陶器的鲜明特色。在崧泽文化的遗存中，已不见马家浜文化盛行的腰沿釜、牛鼻耳罐等。上述制陶业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其中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
　　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崧泽文化反映的面貌，可以看出公元前 ３０００ 多年的时侯，长江下游各部落集团都在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手工业的发展更多地从制陶技术的进步方面得到体现，而骨角器、玉石器的制作加工技术进展比较缓慢。
　　从薛家岗遗址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分析，这个部落可能是从苏北地区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一些氏族南下而来，在巢湖周围定居并发展到潜水流域的，后来又受到北阴阳营文化的较大影响，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相对来说，北阴阳营文化比西部的薛家岗文化和东部的崧泽文化都要早一些，但后来以崧泽文化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发展迅速，使薛家岗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各部落的后裔都变成了良渚文化的附庸，终于融汇于青铜时代的“百越”之中了。
　　（４）长江文明的先驱——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１９３６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 １４ 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３３００ 年—前 ２２００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１００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３０００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１—２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８ 县市，就有 ２０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７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６７７ 件，其中玉器就有 ５００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９０％以上，１１ 座墓中计出土 ３２００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５００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１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５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２００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１９９２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