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lime sass高亮插件:文章不写半句空—著名史学家之范文澜

 文章不写半句空—著名史学家之范文澜  范文澜（1893-1969）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范文澜

        范文澜，字仲，号芸台，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范寿钟，有地三十亩，因科考失利而居家治学，生活除地租收入外，还有在外做官的弟弟的资助。范文澜5岁时，就进了私塾。他一入学就不同一般学生，读《四书》之外还读《诗品》。父亲带着科考失利的遗憾亲自为儿子讲经学、史学以及策论文章，希望为儿子今后参加科举考试奠定基础。不料到1905年，清朝废了科举，改设学堂，父亲的科举梦终未圆成。两年后，范文澜进了新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插入三年级。又过两年，1909年，范文澜考上了上海浦东中学堂，又是插班生，读二年级。他在这里受到反满思想影响，剪去长辫以表示对清朝政府的轻蔑。他的这一举动，受到校长黄炎培的夸奖。第二年他转学来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读书。

　　1913年，范文澜中学毕业了，在叔父的资助下，考入了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进了文本科，即后来的文学系。此时，文学系学生学习是以古文为主，他朝夕研读经书，受业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和陈汉章，一心想循前哲治学路径，追踪乾嘉老辈，以考据训诂为一生事业。

　　1917年，北大校长易人。蔡元培出任校长后，委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于是，新文化迅速在北大校园内传播开来，黄侃等人尊孔思想不受欢迎了。新旧文化在此地激烈冲撞，范文澜一时陷入苦闷之中。他不愿意与守旧的师友一道写文章攻击新生的文化，也不愿意同革命的青年接近。于是他从研习古文转向佛学研究，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佛迷”。

　　1917年6月，范文澜从北大毕业，留校给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不久因为缺乏社交经验又不会写白话文，便辞职，第二年到沈阳高等学校任教，又因方言太重转湖南省汲县中学讲授古文和历史。在教学期间，他潜心学术研究，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范文澜又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编写了《文心雕龙讲疏》、《诸子讲义》。1925年，他在天津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受到学界名流的一致好评，从此崭露头角。该书是历代研究《文心雕龙》著作中收集资料最全者，在注文中录入了大量原文，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查找资料与核对的方便。

灵山居士收藏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一、二）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警醒了书斋中的范文澜，他毅然走上街头参加了反帝大游行。此后，他开始阅读新书报刊，改写语体文。1926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年他出版了《群经概论》。

　　1927年5月，天津中共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天津当局通缉范文澜，他被迫去北京避难，失去了组织联系。不久，他到北大和北师大讲授文史。在北京，他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大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完成党布置的任务，其住宅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0年秋，北平当局从他的住处搜查出《红旗》报，这样，他遭到监禁，后被北大校长营救获释。

　　1931年，范文澜又出版了《正史考略》一书。从他出版的几部著作看，范文澜对古典文学理论、经学和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为其后来撰写大部史学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9月，范文澜再次被捕，被押往南京囚禁，经蔡元培等人具保，次年一月获释。回到北平后，他的行动仍受到监视，除中法大学外，各校都不敢聘他任教。他一时报国无门，满腔孤愤，不得不于1936年夏来到河南大学任教，在这里，他深受学生们的热情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文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编辑《风雨》周刊，主编《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中共河南省委支持下，他发起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组织青年学习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还编辑了《游击战术》一书。该书出版发行后，在河南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还因此被人误认为是“游击专家”。

　　1938年6月，日寇进攻开封，开封沦陷，范文澜随河南大学师生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他辞去了河南大学教授之职，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在河南信阳一带随部队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在桐柏山中，曾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到延安。第二年，范文澜历经艰险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范文澜、李达、吴晗在武汉大学

　　党中央对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来到延安很重视，不久便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他被委任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调中央宣传部工作。

　　范文澜来到延安，得以有机会和毛泽东经常交谈，接受毛泽东的教益良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他学识渊博，勤于思考，又有了革命斗争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故能很快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的遗产。1940年5月，范文澜在延安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是他以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9月，他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阶级的观点对中国经学的本质、历史地位、发展规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亲临党校听讲，又读了他的讲授提纲，专门写信给他：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范文澜认为，“经”原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授课的课本，后来写成固定的书本，转化为经书。历代儒生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对经进行注解，后来形成经学。儒生们把经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目的是以经文来证明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与不可动摇性。于是作为传授知识文化的书本变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和理论武器。又由于对经的理解产生分歧，便形成了不同派别。各派之间发生论争，经学又与其他学派产生论争，不断发展，最终离开原书本义太远，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处于最受尊崇的地位。范文澜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的尊孔读经，全盘继承，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对经书一概否定。他主张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经书进行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经中的优秀内容吸收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中来。基于他对中国经学的研究成就，他被誉为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的开创者。

范文澜的家乡：绍兴

　　在延安，范文澜还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这本课本也是毛泽东指定由范文澜负责编选的。据叶蠖生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文澜、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这部《中国国文选》在1942年完成付印，毛泽东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同志见陈其泰的《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2001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范文澜对历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思想更加明晰。不久，毛泽东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项任务，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约有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

　　1940年8月，范文澜开始动手编写通史，当时拟定的写作原则，有“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在撰写过程中，毛泽东予以很大的关注。范文澜也专门请教毛泽东写这部史书如何行文，毛泽东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后来他的历史著作就是依照毛泽东的意见完成的。

　　很快，中国通史写好了，1941年出版了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出版时，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引自佟冬的《我的历史》，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

　　中国通史的中册写了从宋辽到清中叶的历史，该书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了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后来将上、中册合称为《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书。以往的历史书，要么是官修史书，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要内容，要么是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用语体文表述旧史料内容的书，谈不上是科学的著作，要么是对唯物史观进行攻击，反对人民革命。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扫旧史学的陈腐反动史学观，以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部历史叙述之中，展现了新历史著作的强大生命力。该书首先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功绩，否定了旧史书中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史学观；其次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重点介绍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肯定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则是以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说明历史是缓慢而螺旋式发展的，并非停滞不前。第四，重视生产斗争和科学成就的描述，证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又丰富的科学发明。第五，强调中国自秦以来长期统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民族团结起到的重大作用，指出汉族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此后，范文澜又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书，该书是当时我国历史学界难得的一部著作。旧中国的史学家大都致力于古代史的研究，治清史的不多，近代史更是无人问津。可以说那时近代史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范文澜的这部近代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系统叙述，展现了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近代史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范文澜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中国人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现在我们痛定思痛，回顾往事，仍然感到很愤慨。”范文澜指出，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突出了阶级斗争。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功绩，认为平英团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光辉成就永不磨灭。他称赞林则徐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敢于依靠人民力量抵抗外国侵略，军事上没有败于英国侵略者，而在政治上被投降派的阴谋所败。范文澜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无情地批判了清代封建统治者们的反动路线和倒行逆施的行为，从而证明了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人们了解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真正原因，认清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信心。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部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的。

        这两部著作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语言通俗流畅，生动纯正，叙事要言不烦，条理清楚，写人形象感人，饶有兴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范文澜调离延安。1946年他来到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在此期间，范文澜在为培养解放区各种专门人才而不懈工作的同时，又 认真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并在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写有《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根据。

　　1949年，华北大学迁至北京，范文澜随校进京。第二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为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

　　1950年，范文澜决定重写《中国通史简编》。直到1965年，他对这部通史作了全面的修改，但只修改到隋唐五代的第三编，工作就被迫停顿了。在修改中，他对旧书中的不足作了检讨，又吸收了新的思想和考古成果，使全书有了更全面客观的叙述。

　　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范文澜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他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具体落实就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研究所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出版这个《丛刊》，并确定了12个专题，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范文澜既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的十年中，史学会先后共编辑出版《丛刊》10种。1951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综合工程，共计60册，共2000余万字。每一种书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毛泽东这段重要的论述。范文澜及中国史学会主持这项工作，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编选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由于近代史资料十分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4年，范文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范文澜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时，毛泽东出面干预，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在庆祝1966年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毛泽东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长期陷于郁闷无为的范文澜，一时获得巨大的鼓舞，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但是，他当时体弱多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而不愿住院治病，终因衰弱病重，未能如愿，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终年76岁。他生前发表了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身后无一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