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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台湾文学：从日据到光复(-1949)

第一章五四时期的台湾文学

第一节 祖国大陆移民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萌芽

远古时代的台湾与大陆本为一体，地壳的运动使部分陆地成为海峡，从而形成了海岛台湾。台湾考古学者在台南县左镇发现的以"左镇人"命名的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3万年以前的古人类，台湾陆续出土的石器、骨器、黑陶、彩陶等，也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古遗物相似，远古时代的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文化根脉上同为一体。移入台湾列岛诸屿的居民，最初是南岛语系的高山族(共12个族群)，中期是操古代河洛地区方言的闽南人和从中原一路南迁的粤东客家人，近期是大量来自祖国大陆的各族同胞，晚近还有小批陆续来自中国港澳、南洋及世界各处的华侨、难胞。

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兴衰利弊，直接关系台湾一隅的悲欢荣辱。1662年台湾人民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大军，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其后，台湾在郑成功等人大力经营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1683年清朝进军澎湖，控制台湾。次年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这一时期海峡两岸联系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通，由祖国大陆移居台湾的同胞也不断增多。到1811年，不包括高山族同胞在内，台湾居民就达200万人，较郑氏父子统治时期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廷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正式将台湾省划为当时中国的一个行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闽粤沿海人民移居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台湾文化源自唐宋文化传统，千百年以来闽粤人民无比顽强地捍卫并较完整地携至这块东南海疆悉心培植。自19世纪后半叶始，台澎列岛的社会形态逐渐由移垦社会演进到与祖国大陆各地相同的文治社会。台湾文化在内地化的过程中成为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诸省人民信奉相同的神祗，遵守相同的道德标准，士子们一样投身于科举制度，采用同一水平的生产技术和方法。但是，这一时期的台湾在内地化的同时，面对列强的竞相侵扰也在积极地寻求革新自救。

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无能的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面霸占了台湾省。翌年日本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关于施行于台湾之法律》(即所谓《六三法》)，赋予"台湾总督"以"所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特权。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实行封建独裁的总督统治，台湾同胞陷入空前的劫难。面对入侵与统治，不愿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揭竿而起，组织义军保家卫国。燃遍全岛的武装抗日战火，虽被日本殖民者逐一扑灭，但各种形式的起义暴动依旧此伏彼起。占据台湾的日本侵略者同所有殖民主义者一样，试图从根本上铲除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他们一面挥舞战刀任意杀戮台湾人民，一面宣扬"大和文化"，强制推行野蛮的同化政策。他们定日语为"国语"，实行不平等的差别教育，推广日本服饰，强制信奉"天照大神"......台湾地区的本土文化陷入了极为险恶的境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殖民文化的野蛮践踏与毁灭性打击。

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开展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是台湾同胞的首要任务。日军占据台湾伊始，台胞在组织义军掀起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汉学运动。为了有效地延续中华文化，彰显民族精神，抵制日本同化教育，台湾同胞创办了大量的私塾(或义塾)。据查，1897年全台共有私塾1127所，5年后又增至1822所。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早期先锋人物赖和、张我军等人都是在私塾里接受了民族传统与汉文学的启蒙教育。私塾运动在培育民族文化战士方面做出了可贵却又鲜为人知的贡献。与此同时，台湾知识界兴起了汉诗热。在那个"无泪可挥惟说诗"的年代，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组织诗社，唱和联吟，互诉衷曲，借以"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斯文于不坠"。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回忆到诗社活动时说："我人栗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汉诗运动在延续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民族意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同化与反同化斗争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本殖民者定日语为"国语"，可千万台胞仍坚持终身说汉语，穿汉装，赖和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日本人执意要改变台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台胞则针锋相对地建祠堂、修族谱，教育后代不要数典忘祖。日本人要台胞除去汉装、剪掉辫发，台胞便组织"保发会"、"守发谊"等团体公然抵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或许有人以为当年台湾保护辫发的举动未免显得"保守"、"落后"，但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来自殖民者的各种精神凌辱，保护辫发其实质是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意识的大事。台湾同胞顽强不屈地坚持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与武装抗日活动相辅相成，有效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培育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一代爱国青年。倘没有文化战线上延续二十余年的反同化斗争；倘没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意识与祖国意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从产生的。

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烙有明显的封建印痕，这往往被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所利用。以台湾的汉诗运动为例，汉诗热兴起之后日本殖民当局摆出"大兴文教，礼遇贤士"的架势，怀柔收揽，力图扭转汉诗运动方向。历任日本台湾总督更是微笑登场，"奖励风雅"，垂范于先，御用报纸鸣锣开道，"招贤纳士"，鼓噪于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殖民当局与封建势力的勾结，终于导致汉诗运动走入末流。这表明台湾同胞在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在反对殖民文化的同时，担负起反对封建文化的历史重任。台湾老一代知识分子显然是无力完成这一使命的，历史的重担天然地落在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肩上。

这一代青年出生于日据台湾前后，成长于已沦为殖民地的台湾。按照日本殖民者的意愿，这一代人应该是被同化了的一代。果真如此，他们也就会变成民族文化断裂的一代。可是他们目睹了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暴行，亲历了殖民统治带给中华民族、台湾社会和个人家庭的诸多灾难；领受了延续二十余年的武装抗日和反同化斗争的教育。诸多因素使他们成为接过父辈未竟事业，争取民族解放的生力军。所以当他们抱着探求台湾出路的意愿或去日本留学，或回祖国读书，一旦接触到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一旦领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旦倾听到祖国母亲的召唤，便满怀赤子之心，英勇百倍地奔向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场。

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的春雷惊天动地，在日本留学的台湾知识青年莫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1919年秋，在东京的台湾留日学生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人，联络"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事马伯援、吴有容，为声援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之意，在东京成立了台湾留日学生中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声应会"。但因会员不多且流动性大，组织成立不久，便在不知不觉中消声息影。

1919年末，林献堂、蔡惠如在东京，蔡式觳、林呈禄等也经常在东京居住。东京台湾留学生早已有青年会之组织，这是一个同乡交谊性质的团体。在此青年会中，有一些比较年长而热心政治的成员与他们过从甚密，经常交换有关台湾政治社会改革的意见。后来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启发会"。"启发会"的会员有郑松筠、罗万傅、蔡玉麟、谢溪秋、谢星楼、彭华英、林仲澍、王敏川、黄呈聪、黄周、吴三连、王金海、黄登洲、吕磐石、吕灵石、陈妮树、刘明朝、茫垂胜、林攀龙、蔡培火等人。其成员虽不足百名，但是来源却相当复杂。后来由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该会不久就归于似有似无。

1920年1月，蔡惠如深感有组织团体以开展政治活动之必要，与林呈禄商谈之后决一重新组织团体。1920年1月8日，蔡惠如邀请原"启发会"会员11人，于日本神田中华第一楼召开了创立组织协商会，与会人士一致同意，并决定于1920年1月13日在东京涩谷区蔡惠如的寓所召开成立大会。会名由蔡惠如提议，取《大学》篇中"作新民"之义，定为"新民会"，林献堂、蔡惠如任正、副会长。"新民会"确定了三个行动目标：第一，积极推动台湾的社会政治改革。在活动之初"新民会"决定继续开展"六三法撤废"运动。1920年10月，留日台湾学生两百余人曾在东京召开撤废"六三法"示威集会。但是，"六三法撤废"运动未能跳出"日台一体"的政治藩篱。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日益深化，林呈禄提出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取代撤废"六三法"运动。林呈禄提醒人们要摆脱日本"同化主义"束缚，为争取民族自治、自决与自主而斗争。此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坚持了15年之久。

第二，创办机关刊物以启迪民智。办刊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困难。经过大约半年准备，刊物仿照祖国大陆的《新青年》取名为《台湾青年》，于1920年7月正式创刊。创刊号的"卷头辞"写道：

......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眼从正义，觉醒了摈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你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民族自觉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没有一项不是大觉醒所赐予的结果。又说：

吾人深思熟虑的结果，终于这样觉醒了。即广泛地侧耳听取内外的言论，应该摄取的，则细大不漏地摄取，作为自己的营养分......以爱护和平为前提，讲究自新自强的途径......

黑暗"、"横暴"、"野蛮"等等使人想到凶残的日本殖民统治，"光明"、"正义"则与"民族自决的尊重"紧密相连。一再号召的"觉醒"正是对台湾同胞民族意识执著而深情的呼唤。反对殖民文化侵蚀，追求民族文化革新，通过台胞的自新自强实现民族解放，是这篇卷头辞的思想核心，也是"新民会"与《台湾青年》杂志的指导思想。这份杂志共出版了18期，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推动台湾社会民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中心。

第三，密切与祖国人民的联系。"新民会"委派蔡惠如、林呈禄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为唤起民众，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巡回讲演团"返回台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新民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10年内，发生在台湾的重大政治活动，诸如"六三法"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议会期成立同盟会、新台湾联盟、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等，均与"新民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新民会"的成立宗旨及其活动雄辩地说明台湾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是台湾同胞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权利的民族革命运动，是文化战线上台胞坚持了25年的反同化斗争的新发展。其根本特征是认同祖国，并把反对封建主义纳人到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之中。

有意思的是，这一场矛头直接指向日本殖民统治的新文化运动，竟然是在日本东京酝酿、组织与发动的。这一表面看来不合常理的现象在事实上说明了：

(1)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台湾的统治较之日本本土更为残酷。

(2)东京是日本帝国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使东京与世界各国的信息交流较日本其他地区更为迅速集中。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既可及时接触世界新思潮，又能较多了解祖国大陆新态势。日本当局是无法令这些来自殖民地的知识青年长久处于封闭状态的。于是，留日的台湾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意识与民主思想便异常迅猛地发展起来。

(3)台湾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日据台湾后虽然两地难以直接沟通，然而日本东京分别与祖国大陆及台湾保有联系。在东京有中国使馆，有中国侨民和留学生。这样，东京自然成为祖国大陆与台湾互通信息的纽带。历史和日本帝国主义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恰恰是日本的首都变成了祖国大陆向台湾输送新文化运动火种的转运站，正是东京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与深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通过"新民会"在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架起了一座神奇的桥梁。新文化运动经由这座重要的桥梁深入到台湾本岛开花结果。1921年10月，在"新民会"与林献堂的支持下，开业医师蒋渭水联合医师吴海水等人，在台北创建了"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为总理，蔡惠如等人亦被选为理事。"台湾文化协会"是在台湾岛上成立的第一个文化界大型群众团体，拥有会员1032人，主要由台北部分院校的学生和台中部分居民组成。它罗致了当时台湾的青年才俊，成为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中坚。

不过，"台湾文化协会"代表人物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倾向不尽一致。如林献堂受梁启超社会改良思想影响较多，被视为"改良派"，主张通过合法手段去争取民族自决权，故又被日本殖民当局看做是"自治主义派"的核心人物。连温卿、王敏川等人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主张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被称为"无产青年"派。蒋渭水处在这两派人物中间。他早期倾向于林献堂，当农工运动有所发展时，他转而支持连、王的激进路线。但是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抵制同化政策、捍卫民族文化上，他们是一致的。可以说，"台湾文化协会"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以后即致力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矛Ⅱ文化启蒙活动。协会在各地设立读报社，陈列包括祖国大陆在内的各地报纸杂志以交流信息，启发民智。经常举办各种讲习会、通俗演讲会，宣讲有关台湾历史、法律、卫生、经济、世界形势以及岛内现状的种种知识。组织文化剧团，开展话剧运动，到各地巡回演出，举办普及型电影演出，向农民灌输科学、民主新观念。据统计，自1923--1926年，文化协会在各地组织了七百多次讲演会。文化协会的活动受到台胞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群众为之燃放鞭炮，夹道欢迎。在其影响下，台湾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多次发动抗暴斗争。各地涌现了"青年会"、"日新会"、"妇女协进会"等认同祖国、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组织。返回祖国大陆求学或参加工作的青年数量大增。他们在祖国大陆也相继组成"青年会"、"自治会"、"同志会"、"青年团"。"台湾文化协会"成为台湾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这是20世纪20年代席卷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向台湾岛内的深入，是祖国大陆举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向海岛台湾的深入，是台湾同胞坚持了25年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反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台湾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点燃的是可以烧透黑夜，照亮回归祖国之路的民族火炬。

第二节 五四与台湾新文学运动

1917年，祖国大陆的《新青年》杂志拉开囚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这一文学革命是1915年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走向深AM标志。和祖国大陆的情形相同，1920年起步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一直呼唤着台湾新文学运动走上历史舞台。作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新文学运动当仁不让地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生力军，极大地促进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是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开始的。1920年7月，《台湾青年》创刊号发表了陈圻的《文学与职务》一文。文章指出科举制度下的旧文学讲求华丽的文字词藻，不过只是"矫揉造作，抱残守缺"的"死文学"。文学应该担负起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的使命，祖国大陆的白话文学便是这种活文学，台湾文坛应朝这一方向努力。《台湾青年》第3卷第3写发表了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他认为祖国大陆正在展开能新文化运动是个可喜现象。文中说："在这迫切的时势的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重围下，已不需要那种有闲文学--风流韵事、茶余酒后的玩弄物了。"1922年1月，陈瑞明在《台湾青年》第4卷第1期上发表了《日用文鼓吹论》。主张"日用文宜以简便为旨"，而文言文之弊端在于不能充分表达思想，不便于学习和普及，妨碍文化发展，易于造成保守思想，阻碍进取精神。文章提出了明确的文字改革要求："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之丈人男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字，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

台湾文学界最早发出的这些抨击旧文学的声音，有的论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的指出文学改革的必要。虽然多为片断感想，没有或很少触及新文学的具体问题，但却表明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鲜明态度。这意味着在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需要把祖国大陆白话文学运动引进台湾。在祖国大陆，白话文的提倡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因而思想启蒙运动开展还不及两年，《新青年》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成体系的文学革命主张。改革主张一经提出白话文运动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但是由于台湾沦陷已久，文化启蒙运动发动之前的台湾文坛一直是汉诗运动的领地，白话文运动缺乏必需的酝酿和准备，因此这三篇文章既没引起强烈反响，也未能触发台湾新文学运动。但是它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正是它们引发了台湾文化界对白话文学的酝酿与关注。

1922年4月，《台湾青年》为扩大业务更名为《台湾》杂志，1923年在台湾设立分社。1922年6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黄呈聪与黄朝琴一道返回祖国大陆，到各地旅行以考察五四运动的影响。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黄呈聪写出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黄朝琴撰写了《汉文改革论》，同时刊登在1923年1月的《台湾》杂志上。黄呈聪首先介绍了他在祖国大陆旅行期间亲眼所见白话文"普及"以及文言文"凋落"的情况。他认为台湾没有祖国大陆白话文那样的"一种普遍(及)的文(体)"是造成群众愚昧，文化"没有进步的原因"。所以普及白话文"是很要紧的"一个"新的使命"。他具体论述了"白话文历史的考察"，"白话文和古文研究的难易"以及"文化普及与白话文的新使命"之后，郑重提出了参照我们平常的言语，做一种折中的白话文，"以白话文作为文化普及的急先锋"。他说："这个方法是一时的方便，后来渐渐研究，读过了中国的白话书，就会变作完全的中国的白话文，才能达到我们的最后的理想。就可以永久连络大陆的文化了。"黄朝琴在《汉文改革论》中指出：汉文的弊端不只是难学，也是阻碍"振兴"的阻力。为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准，汉文改革乃刻不容缓之急务。他提出"开设白话文讲习会"使民众"以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智识"，"教授的方法，用言文一致的文体，以言语根据，使听讲的人，易记、易写，免拘形式，不用典句，起笔写白就是了"。他还提出：对台湾同胞不写日文信，写信全用白话文，发表议论也用白话文，等等。

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对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后写出来的；是从借鉴五四新文学运动成功经验，用来推动台湾社会改革的根本动机出发的；特别是他们把汉语言文字的改革同弘扬民族文化、反对日本同化政策联系起来，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台湾新文学运动正是以此为契机逐步开展起来的。1923年，《台湾》杂志社决定增刊发行《台湾民报》半月刊，同年4月15日正式发行了创刊号。《台湾民报》的诞生意义十分重大。

1．《台湾民报》全部采用白话文。《增刊予告》中阐明了办刊的宗旨："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导学界的动静，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连络学校与家庭等......与本志并行，启发台湾的文化。"《台湾民报》创刊后积极推广白话文，倡设"白话文研究会"，并由黄朝琴主持辟出白话文专栏"应接室"以研讨普及白话文。《台湾民报》成了提倡、推动和普及白话文的坚强阵地。在日本殖民统治条件下，如果没有这一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2．《台湾民报》创刊的宗旨之一是"提倡文艺"，亦即提倡新文学。其时，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正蓬勃发展，借鉴这一成功经验，帮助台湾新文学成长就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需要。为此《台湾民报》一经创刊，便积极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成就。例如：创刊号和1卷2期上连载了胡适的《终身大事》；1卷3期发表了胡适翻译的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1卷4期发表了秀湖(本名许乃昌，时在上海读书)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祖国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与作家作品，暗示了台湾新文学前进的方向；2卷10期发表了苏维霖(芗雨)参考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成的《廿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一文。《台湾民报》把祖国大陆新文学和台湾新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把丰富的养料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台湾文坛。

3．《台湾民报》由创刊号起便特意辟出"文艺专栏"，定期发表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这块园地的开辟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新文学早期的重要论文和作品都发表在这个专栏上，《台湾民报》成为台湾新文学名副其实的摇篮。《台湾民报》一面积极提倡白话文，另一面大力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有效地弥补了台湾本土白话文酝酿上的欠缺，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到来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1924年9月，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张我军从北京寄来《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他指出世界各地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萌芽的事实，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道德、旧文化与旧制度，"与其要坐而待毙，不若死于改造运动"。他严正指出："诸君怎的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竟然自称诗翁，诗伯，闹个不休。"同年11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2卷24期上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他一方面介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日本文坛与中国文坛的革新，呼吁台湾文坛能借鉴祖国和日本文学改革的经验，把台湾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另一方面针对台湾文坛的"击钵吟"，指出："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垄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他抨击旧诗人：

(1)不懂得文学；

(2)拿诗做沽名钓誉，或迎合势利之器具；

(3)毒害青年，使之染成偷懒好名的恶习。在文章的最后他发出了热切的呼吁：

现在台湾的文学，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于要溺死于臭泥窟了呵!

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快来协助救他，将他从臭泥窟中救出来罢!新文学的殿堂，已预备着手我们去住呵!

如此直接又尖锐地抨击旧文坛，这在台湾文学界还是第一次。台湾知识界在日本占据台湾以后，为保存民族文化对抗日本同化政策曾掀起汉诗运动。诗社的成立与旧诗的写作曾经在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这一历史功劳是抹煞不掉的。不过，随着日本殖民统治与封建势力的合流，最终导致了汉诗运动的衰落。虽然数典忘宗、媚敌悦主的无行文人并非多数，亦有部分旧诗人依然不改初衷，大节凛然。然而相当数量的旧诗人却忘乎所以，在"击钵吟"的世界里，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搔首弄姿，追名逐臭......不一而足。到了20世纪20年代，联吟酬唱风靡全台。显然，不批判日本当局卵翼下的"击钵吟"，已经谈不上建设台湾新文学。张我军正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现实发展，向台湾旧文学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

张我军的文章击中了旧文学的要害，旧派文人们起而反攻新文学，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24年冬，台湾的国学传人、旧诗班头连雅堂，在其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借为林小眉的《台湾咏诗》作"跋"之机，嘲讽新文学："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日：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枇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丐其一滴沾沾自喜，诚陷阱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这口吻酷似当年的遗老林琴南。

张我军立即著文予以驳斥。他在1924年12月11日出版的《台湾民报》2卷26号上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指出"这位大诗人是反对新文学而不知道新文学是甚么的人"，"而他的言论是独断，是狂妄，明眼人一定不会为他所欺。啊：我想不到博学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无可辩解了。我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一哭吗?"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旧文学，半个月后张我军在《台湾民报》3卷1期上发表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在3卷2期上发表了《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为了从根本上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他要"孥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他指斥"击钵吟"是"诗界的妖魔"，"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非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打破这种恶习惯恶风潮不可"。

1925年1月5日，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出闷葫芦生的《新文学的商榷》，反击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文中说"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是普通汉文加添个了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诸字典所无活字，此等不用亦可之(不通之)文字，徒笑破人口。按学问之尚简易者，在唐时即有元白之老妪都解，记事之尚简易者，则有如宋儒语录。今之中华民国之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别论。胡适之之所提倡，则不过藉用商榷的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讨论，不似吾台一二青年之乱骂"。又说："夫画蛇添足，康衢大道不行，而欲多用了字又几个(不通之)文字。又于汉学无甚素养，怪底写得头昏眼花，手足都麻，呼吸困难也。"闷葫芦生始终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理论。这两小段文字活画出守旧派自己的一副尊容，也预示了台湾旧文学的末路。

翌日，张我军以《揭破闷葫芦》一文予以反击。张我军指出《新文学的商榷》不过是一篇谩骂之词，其作者"对于新文学完全没有懂"。但它表明"幼稚的""熟睡的台湾文学界，也算已有抬头起来讨论新旧文学的人了。这实在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新、旧文学的论战从此愈演愈烈。旧文学一方有郑军我、蕉麓、黄衫客、一吟友等人，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等御用报纸三日刊的汉文栏为阵地，攻击新文学；新文学一方则以张我军、懒云(赖和)、蔡孝乾、前非等人为首，以《台湾民报》为基本阵地，连续著文，逐一批驳旧文学的谬论。论争中较有影响的文章有半新半旧公《(新文学的商榷)的商榷》、蔡孝乾《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张我军《随感录》、赖和《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及《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等。

在这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旧文学论战中，新文学展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旧文学的种种弊端也被暴露无遗。此后的1926年与1929年虽然仍有新、旧文学阵营之间的论争，但那只能算是这一场斗争的余波。换言之，新文学的胜利此时已成定局。这一场论争的作用与意义是重大的。首先，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当局支持下的台湾旧文坛，大大削弱了"击钵吟"愚弄台湾人民的作用，加速了旧文学的没落，促进了旧诗人行列中爱国文人的觉醒。参加论战的旧文人黄衫客若干年后以元圆客的笔名写出《台湾诗人的毛病》一文，指斥旧诗人的"七大毛病"。连雅堂也指摘仰承日本殖民当局鼻息的旧诗人"谄谀权贵"，"卑也鄙也"，"有损人格"。旧文人中出现的这种分化现象是和新、旧文学的论争分不开的。

其次，进一步扩大了祖国大陆新文学对台湾文坛的影响。旧文人在围攻张我军的同时也攻击了祖国大陆新文学。闷葫芦生就曾以轻蔑口吻说陈独秀是"轻薄无行"。讥笑白话文"如村妇之簪花，簪得全无顺序"。新文学界为了更好地借鉴祖国大陆新文学经验并回答旧文人的攻击，在论战进行中再次掀起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的热潮。《台湾民报》在3卷6期上发表了张我军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他"欲使台湾人用简捷的方法来明白文学．革命运动"，而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一节全文转载。在3卷12--16期上又连载蔡孝乾的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详细而具体的介绍了中国新文学。同时还大力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的优秀作品，陆续刊载了鲁迅的《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江湾即景》，冰心的《超人》，西谛的《墙角的创痕》，淦女士的《隔绝》，徐志摩的《自剖》等。

最后，推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人开展。论战声中出现了两份新文学杂志。一是1925年3月杨云萍与江梦笔创刊的《人人》，二是1925年10月张绍贤创办的《七音联弹》。这两份杂志一出世就积极投入到提倡新文学、批判旧文学的战斗中，改变了《台湾民报》孤军奋战的局面。随着新文学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新文学的阵地也不断巩固。

这一场论战使新文学理论也取得了的可喜的建树。在论战的过程中，旧文学由群起聒噪走向偃旗息鼓，新文学却在批判旧文学的同时开始了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台湾新文学源于祖国大陆新文学，有关的文学理论自然也来自五四新文学。1920年，台湾新文化运动起步时即已注意到引进白话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此后祖国大陆新文学出现了大发展，诸如文学社团的兴起，理论与创作的丰收，作家队伍的壮大等，无不对台湾的新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台湾作家对祖国大陆新文学广采博纳，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上显示出以下三个特点：

1．全面借鉴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重要的文学理论，诸如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原则、"创造社"有关浪漫主义的美学理想等，都比较完备地引进了台湾。此外，台湾作家还把视野扩展到世界各国的文学动态。如张我军由1925年11月起，在《台湾民报》连续发表长文《文艺上的诸主义》，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文艺思潮，扩大了引进和研究进步文学理论的范围。为此后台湾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明确了台湾新文学的基本定位。张我军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准确地阐明了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之间的血肉关系。他说："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张我军的这一观点涉及在台湾建设什么新文学、沿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3．理论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台湾新文学虽是祖国大陆新文学的分支，但因环境与条件不同，台湾自有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如反对殖民同化的斗争，在中国其他非沦陷区就不是主要问题。这一时期对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引进与传播，已经跨越了单纯介绍阶段，进入了结合台湾实际探讨重要理论课题的时期。有关台湾语文的研讨就是个典型例证。1924年10月，《台湾民报》2卷19期上发表了连温卿的《言语之社会的性质》，提出了语文与民族境遇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语言的社会特质在于一面排斥异族语言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一面保护本民族语言与民族的独立精神，有民族问题的地方，必然也有语言问题。接着他写了《将来的台湾语》一文强调指出：殖民地语言政策的本质·在于用统治国的国语同化被统治者。他主张为了反对殖民同化，要很好地保存整理以至改造台湾语言。连温卿有关台湾语言问题的理念是民族的、爱国的，是服务于反同化斗争需要的。这一理念反映到文学上，便演化成后来郑坤五、黄石辉、郭秋生等人所提倡的台湾语文运动，用文学化的台湾语文取代国语文(即白话文)。

1925年8月，张我军发表了《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提出"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两大主张。张我军结合台湾文坛实际，在对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融会和生发的基础上，指出台湾的新文学运动负有改造台湾语言的使命，因为"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既"可以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又可以使台湾文化"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而且"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张我军的这一主张也是民族的、爱国的，服务于反同化斗争的。与连温卿不同的是他的立论建立在文化归属与统一的立场上。换言之，连温卿侧重于语言的民族立场与特质，结合台湾民族语言的实际而突出了语言的乡土性；张我军偏重于文化的归属与统一，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际而强调了对地区性语言的改造。二者主张的不同，导致后来台湾文坛有关台湾语文和乡土文学的大论争。但是，连、张二人的主张从根本上讲，都是针对台湾反同化斗争的实际需要，为推动台湾新文学事业的发展，解决台湾语言文学的具体问题而提出的。具体显示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与台湾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出现意义重大。因为只有这样，来自祖国大陆的新文学理论才有生命力，才能对推动台湾新文学创作的产生与发展产生实际的作用。

第三节 新文学的"星星之火"与张我军

文学运动的实绩总要体现在创作实践上。最早显出实绩的是新诗。诗歌方面最早出现的是1923年追风用日文写的《模仿的诗》(含《赞美蕃王》、《煤炭颂》、《恋爱将茁壮》及《花开之前》四首小诗，后发表于1924年4月出版的《台湾》杂志第5年1号上)，表达了诗人对独立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几乎与《模仿的诗》同时发表于《台湾民报》上的新诗，是施文杞的《假面具》(2卷4号)和杨云萍的《橘子花开》(2卷7号)。施文杞在《假面具》里针砭时弊，讥刺假面使人难见庐山真面目。杨云萍在《橘子花开》中抒发了对时光流逝，景物依旧人却不在的迷惘惆怅。

1924年8月，杨云萍在《台湾民报》2卷15号上发表了《这是什么声?》。1925年12月，《人人》杂志第2期集中发表了一批新诗。其中除张我军的《乱都之恋》7首外，还有郑岭秋的《我手早软了》，江肖梅的《唐棣梅》，纵横的《乞孩》和泽生的《思念郎》等。这批新诗的集中发表是新诗创作开始兴盛的标志。这一时期《台湾民报》上发表的较著名的新诗有崇五的《误认》、《旅愁》以及杨华的《小诗》。杨华1927年写于狱中的《黑潮集》(10年后正式发表于《台湾新文学》2卷2、3号)也应视为这时期新诗的重要成果。这53首小诗为台湾的悲惨命运而浩叹，为台胞的解放而渴望"燎原之火"能烧断束缚自由的绳索。他的诗富于诗的情绪、诗的形象和诗的韵律，是这一时期难得的佳作。文学运动中成绩突出的是小说。在台湾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最早可追溯到1923年。这一年《台湾》杂志第2年第4号至第7号(7月至1O月)上刊载了署名追风的一篇题为《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姊妹们》的日文小说。作者谢春木，台湾彰化二林人，曾任《台湾民报》主笔。这一篇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桂花的毁婚故事，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与婚姻制度。《台湾》杂志第4年第3号(1923年)上发表了署名"无知"的《神秘的自治岛》，作者及其生平不详。这是一篇充满讽刺意味的寓言体小说，从布局、叙述到语言风格，均师承晚清谴责小说遗绪。大意谓"我"--"无知的顽民"梦中见到一个"自治岛"(指台湾)，岛上居民人人项下带上一具像枷一样的东西，是"祖师"及其"黄巾力士"所赐。此"项具"的妙用一是使人饥了不想食饭，寒了不想穿衣；二是使人劳不知疲、辱不知耻；三是不能感受新思潮。作品意在讽喻日本当局利用封建制度在台湾强化殖民统治，进而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

1923年4月，《台湾民报》创刊号上登载了赵经世的《贤内助》。1923年《台湾民报》第7号刊出署名柳裳君(台南人谢星楼)的《犬羊祸》，集中描写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御用绅士阶层的丑态；1924年又刊出他的《家庭怨》。1924年《台湾民报》2卷2号发表了施文杞的寓言体小说《台娘悲史》。表面上写的是恶男霸女为妾的不幸婚姻，可事实上小说中三个人物均有所指。"台娘"指台湾，其父"华大"指中国，"日猛"则暗示为日本。日猛欲讨美丽的台娘为妾，于是设毒计逼华大就范，台娘终于沦为日猛的奴隶。一个婚姻故事暗含着台湾沦陷史，其伤国仇日之情不言而喻。

1926年《台湾民报》新年号发表了赖和的《斗闹热》和杨云萍的《光临》。2月出版的《台湾民报》92号与93号，又连载了赖和的《一杆秤仔》。赖和的小说标志着台湾新小说的诞生。他以大无畏的民族正气控诉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罪行，以极其强烈的抗争精神揭发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没落。在赖和带动下，《台湾民报》在迁往台湾之前陆续发表的被台湾文学界视为先驱性小说的还有：杨云萍的《弟兄》(1926年8月，第119号)和《黄昏的蔗园》 (1926年9月，第124号)、张我军的《买彩票》(1926年9月，第123至125号)和《白太太的哀史》(1927年5月，第155号)、天游生的《黄莺》(1926年5月，第103号)以及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1927年1月，第138号)等。

这一时期的戏剧与散文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戏剧直接服务于新文化运动，"台湾文化协会"组织的演出队经常去各地巡回演出"文化剧"深受群众欢迎，在启发民智振奋民气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可见到的剧本有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剧作取材于屈原的故事，全篇以屈原和渔夫的对话始终。还有逃尧的独幕剧《绝裾》，描写一位青年不顾老父的阻止，毅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经过。散文方面，赖和的《无题》(《台湾民报》1925年8月)和蒋渭水的《狱中日记》(《台湾民报》3卷6～11期，1925年3月)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写一个"被厌弃者"在心爱的人出嫁时的复杂心绪，文字哀婉，形 式清新。后者是作者蒋渭水被捕入狱后有关狱中生活的报道，文字较平淡，但民族正气凛然，自有特别动人之处。

作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一翼，台湾新文学运动终于以它崭新的姿态与顽强的生命力，登上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舞台。直接受到祖国大陆激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终于冲破日本殖民统治的天罗地网，在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上深深地扎下了自己的根基。

张我军1902年生于台湾省台北县板桥镇。本名张清荣，笔名有一郎、速生、野马等。张我军降生人世时，台湾已沦为日本殖民地。出生于佃户家庭的张我军，幼年一直生活在困苦之中。父亲的早逝使他小学毕业后无法再继续读书。于是他先到日本人经营的鞋店当学徒，后来离开家乡到台北新高银行当雇员。不久张我军被调到厦门鼓浪屿支行工作，使他有机会直接地受到祖国文学的熏陶。自从领略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之后，他就再也不想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1922年厦门新高银行关闭，张我军来到向往已久的北平，进人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升学补习班读书。1924年10月回到台湾，担任《台湾民报》汉文编辑。这时他一方面用白话文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另一方面用汉文语体创作新诗、小说，推动了新、旧文学的论战，点燃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火炬。

1925年底张我军再次来到北平，和罗心乡女士取得婚姻自主的胜利，结为终身伴侣。这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为《台湾民报》写文章，详细介绍祖国大陆的新文学理论与著名作家作品，满怀激情地向台湾人民传播新世纪的文艺思想。1925年3月12日，为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他写了一篇悼词。悼词用新诗的形式，抒发了台胞热爱祖国，向往自由，怀念总理的心声。热情地赞颂了孙中山先生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表达了革命尚未成功之时，中国人民失去领袖的剧痛，呼唤中国同胞牢记导师的遗训，对真挚爱情的礼赞。《乱都之恋》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他以真挚的感情为基调，向人们描述了圣洁的爱情带给他的欢乐和痛苦，忧伤和希望，表现了一位青年在炽烈的爱情追求中特殊的敏感，映衬出远离家乡与亲人的作者寻求理想和爱情的多维心态。诗人在《序》诗中激昂地写道："爱情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啊，真挚的恋爱是以泪和血为代价的。"在《沉寂》这首诗里，他把"大好春光"与"十丈风尘的京华"做了对比，表达了T岛青年对美好青春的赞颂，对汇聚着祖国几千年文化精粹，如今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的北平城的仰慕和惋惜。深深的乡愁，苦苦的相思，既显示了置于如此风烟滚滚的京都的年轻心灵的沉重负担，又披露了其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诗人用他的笔袒露了恋人特有的情怀：绿草、月亮、虫蛙，大自然的一切都融化在爱的宇宙里，享受着爱的忧愁和欢愉。在这只有二人分享的爱的梦幻中，甜美的感受浸透在两心交融的世界里，使人生机勃勃，思绪飞腾。诗人用生动的比喻大胆地肯定爱情在生命中的地位，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我愿做个牧童--倘伊是个洗衣女。暮暮朝朝，我牧着牛而伊捣着衣，在水流淙淙的小河畔，从容地，自在地，和伊交谈蜜语。""我愿做个碗儿，日三次给伊蜜吻，吻后还留下伊的口味。"贴切的比喻抒写了纯真无邪的爱的幻想，流露着对爱的童贞和淳朴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在封建礼教严如樊篱的20世纪20年代，对一个客居北平寻求前程的台湾青年来说，恋爱的渴求必然遭到更多的压抑，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因而，理想和现实的冲撞使这部诗集充满忧伤--这是抒情主人公，一个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T岛青年，对时代痛苦的感应。贯穿于55首诗里，将爱情的歌颂和对现实的诅咒合在一起，谱成了一曲甜美而又苦闷的爱之歌。在诗集里诗人真切地抒写了想念心爱的人却不能相聚的苦闷，如对因雨不得与心爱的人相会的忧虑与焦急的描绘：听一滴滴掷在屋瓦上的雨声，如一根根的针在刺我的心房。"这里"雨"既可理解为不作美的天公对恋人们的刁难，也可视作黑暗的封建的现实社会对自由恋爱的种种阻拦。

在这部爱情诗集里，诗人用沉重的笔墨，抒写了T岛青年--游子对慈母的挂念，对亡父悲凉墓碑的追忆。《秋风又起了》乍看似乎游离了爱情诗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又复杂的爱情心态的鲜明表现："莫名其妙的热泪从眼窝角，一滴滴地直滚下来。唉，茫茫的宇宙，短促的人生，青春，将去了，前途!前途!可怕的可诅咒的前途。"这是抒情主人公痛心疾首的感叹，是茫然和失落心绪的表露。它来自爱情、理想和黑暗现实的激烈冲突，是对生命的酷爱和对青春的珍惜，对渴望创造美好世界却无法如愿的悲愤抗议。张我军的爱情生活渗透着时代的悲哀和欢乐，幻灭和希望。出现在诗集里的"寂寞"、"无聊"、"兴叹"、"烦闷"、忧伤"、"凄酸"，都是渴望光明却遭到挫伤的曲折反映，是对"乱都"黑暗现实的愤怒的反抗。

抒情主人公饱尝了爱情的痛苦，但他并未在痛苦中沉沦。这种对爱情不屈不挠地积极追求，贯穿于整部诗集。《春意》一首写于1925年3月，正是张我军与罗心乡女士挣脱封建羁绊，双双由北平来到台北之时，他们获得了爱情的胜利。这种经过千难万险取得胜利的喜悦，在诗作中被很好地表现出来，末尾的两个诗句采用反问的形式："远方的人呀!为何到此我的心潮便高涨?哦，这就是春意吗?"真切地表达了经过爱的悲欢离合的心灵一旦感受到春意的极度欣喜。从对黑暗社会的诅咒走向对胜利的讴歌，恰如黑暗浓重的天边闪现了一抹黎明，严冬中传来了春之消息。

《乱都之恋》在艺术表现上也自有特色。这部诗集整体上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富于时代特征的爱的追求者的形象。他的饱满个性得自对种种爱情心态的深入展示，他的时代特征得自对恋爱过程的细致描述以及对那个风烟滚滚的时代的脉动的把握，这正是这部诗集的魅力之所在。《乱都之恋》对抒情形象的塑造擅长于将情与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烦闷》是一幅动人的情景交融的图画：黄昏的光照，日落的余晖，老树的枝丫，透过诗人对现实幻灭的眼神，和着因爱而昂奋、焦灼的狂跳的心声，所有的光色声响和物体的轮廓都糅合在"烦闷"这个主旋律上，勾画出一个忧伤色彩分明的爱人的形象。在另外一些诗篇里，诗人常把恋情融合于自然，在诗人笔下"月亮"、"雨滴"、"黑云"、"小草"、"虫蛙"、"秋柳"、"小河"被巧妙地人情化，坦率又含蓄地表现了恋人丰富的爱情心态，达到了令人心动的艺术效果。《乱都之恋》在艺术表现上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有些诗篇也嫌抽象，技巧上也很难说是圆熟的。但是作为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它显示了开拓期台湾新诗创作的实绩。较之胡适的《尝试集》，《乱都之恋》明显地克服了早期新诗创作中易于出现的模仿或泥古的弊端。在新诗技巧的运用上，能够看出诗人的努力及其成效。《乱都之恋》用通俗朴素的语体文字，醒目的新诗形式，白描出爱情生活中诸多的感受，对当时沉浸于旧诗词、击钵吟的台湾诗界，以及青年男女恋爱仍然受着封建伦理道德摧残的社会现实，确实起到摧枯拉朽呼唤新生的作用。《乱都之恋》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破天荒地采用了新颖的手法，大胆地表达了崭新的爱情理想，开创了台湾新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史地位。

张我军的短篇小说，就目前所知只有《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与《诱惑》三篇。数量虽少，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却具有开拓意义。

首先，拓宽了台湾小说创作的表现领域。张我军的小说大部取材于他所经历的北京生活。如《买彩票》描写的是在北京求学的台湾知识青年的生活；《白太太的哀史》揭露了官僚欺骗乃至折磨日本女人的罪恶。即以《买彩票》而论，这是张我军1926年9月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它以五四之后的北平为背景，写了三个台湾青年在北平求学期间为摆脱各自"困境"而购买彩票的故事。来自台湾的阔家子弟林天才与李万金为了尽情满足酒色与赌场的欲望而梦想中头彩，找到一条"发财的捷径"。小说主人公陈哲生是台湾的穷苦子弟，自己积攒了六七百元，拿来留学和养活母亲。为了能继续求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去买彩票。显然《买彩票》通过两种台湾留学生的理想追求、生活方式及其心态的对比，揭示了那个"杀了多少天才"的社会·t经济组织"的不公正与不合理。

陈哲生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和遭遇，出现在20世纪的台湾文坛，应该是台湾新文学史里一个令人惊喜的收获。当时处于日本殖民主义奴役下的台湾，不少有志青年受到祖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刺激，而返回祖国大陆参加祖国建设。他们认为祖国能早日强盛起来，台湾同胞的解放才有希望。因此返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日益增多。张我军把台湾读者的目光引向这些在祖国求学的台湾学子，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批判他们当中的消极与堕落，反映出他们的心路历程，无疑是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我军的小说题材拓宽了台湾早期创作的视野与领域。

其次，善于在简单的情节中塑造人物。在张我军的小说里，情节不是主要的，重点在对人物的塑造。《买彩票》的情节发展仅止于买彩票而未中。作品的主要篇幅是用来细微地描写主人公陈哲生的内心活动。陈哲生是个勤奋好学、有理想追求的台湾青年。但作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这位正直青年的奋斗历程，只撷取了他的一段生活插曲，揭示他为求学和爱情冒险买彩票前前后后的心态。他诅咒买彩票是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可自己终于不得不买，他明知不能中奖却依然心向往之，在中奖号码公布之时，他内心狂跳却装作无事，终而至于垂头丧气。这一系列心理描写将陈哲生置于悲喜剧交织的氛围之中，突出了这个年轻有为的青年人，在金钱魔王和黑暗势力的控制下，心灵被扭曲的悲剧。特别是作者巧妙地穿插进两个富家子弟的对照。这两个浑浑噩噩、寻欢作乐的台湾留学生的形象虽着墨不多，却丰富了作品的画面，并加深了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揭露。正因为有他们的陪衬，陈哲生的形象才更为鲜明。他的苦闷与欢乐、追求与幻灭也才更加令人同情。

另外，作者把人物置于特定情景之中，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糅合在一起，使人物的内心展示与对周围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下面是陈哲生在周末夜晚的一段描写：

他吃完了晚饭，独自背靠在藤椅上，心里闷极了，再也不能排遣。看书吧，看不下去。写情书吧，心酸手软。睡吧，睡不着。写一点稿子吧，心思昏乱。想来想去，终于想不出妙案。最后还是把灯吹灭，侧身躺在床上。外面似乎刮起小风来了。这正是仲秋时节，风打树叶的声音，自有一种特别凄切的哀思。八分圆的月色正斜照在白纸窗上，四周无人声，但闻虫声杂在风声，月色映着纸色，他愈发不自在了。

这是对陈哲生烦闷、孤寂和痛苦的内心的描写。小说借助细腻的行为描写，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后半段通过他的视听感受，对八月仲秋清风明月客观世界的描写，构成一幅情景交融的艺术画面，给人诸多暗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另外，《买彩票》的语言朴素无华，平淡中常常富有象征性。作者不动声色地叙事却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在唠家常式的叙说中融人了许多弦外之音。

尽管《买彩票》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还欠丰满，结构安排也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它是第一个表现了五四时期台湾留学生的生活画面，使读者看到那个"杀灭天才"，却让寄生虫逍遥快乐的混乱世界，因此具有其他作品难以代替的文学史价值。

《白太太的哀史》写于1927年。10年前，19岁的水田花子不幸结识了善于诈骗的中国台湾留学生白先生。婚后水田花子随着白先生来到北平。白先生当了小官僚以后劣迹日显，游"八大胡同"，赌博，以至与局长的姨太太偷情，最后他老家里早有妻室并有三男一女的事实也暴露出来。这一系列沉重的打击最终导致白太太悲愤地死去。就白太太的10年经历来说，小说的情节既不奇特，也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但经作者处理后，表面上写的是白太太受骗的哀史，而暗里写的却是藏有卑污灵魂的军阀政府的官僚--白先生。在情节展开过程中，作者很少正面专写白先生，而是通过白太太的日记和白太太的心理刻画以及侧面描写，描绘出白太太的受骗，也凸显了白先生的卑劣、下作的丑陋形象。这一女一男、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善一恶的鲜明对照，既丰富了形象，又加强了对当时中国官场丑恶现实的批判力量。

第二章发展期的台湾文学

第一节 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概述

台湾新文学运动经过拓荒般的艰辛，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不过，整体看来，这个时期大体上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发展期和低潮期。发展期的台湾新文学大体包括1927-1937年的10年光景。在这一阶段中，台湾新文学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下，在台湾政治运动陷入低潮的逆境中，坚持发展，开始走向成熟。低潮期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化了在台湾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汉语言文字被强行禁止使用，作家反映社会生活的题材受到限制，文学发展受到时局的严重影响。

20世纪20年代后期，台湾政治局势发生重大转折，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已告分裂，1931年被日本殖民当局取缔。1928年台湾共产党和民众党建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正当政治运动蓬勃发展时，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大肆镇压逮捕革命群众。经过1931年的全岛性大检举、大逮捕，台湾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民族民主运动转向低潮。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台湾同胞抗日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从它一诞生就肩负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特别是在现代文学运动已取得合法地位，而革命运动遭受重挫的情形下，抗日爱国志士自然地把精力转移到文学运动上来，利用文学这一合法武器展开斗争，促使台湾新文学承担着更多的使命。这10年是台湾新文学盛况空前的发展时期，被称为"黄金的10年"。在此期间文学活动异常活跃：各种文学主张纷纷出台；不同的文艺组织团体竞相亮相；各种各样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作家队伍不断巩固壮大，大量的优秀作品纷纷问世，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此时进入了鼎盛时期。一代抗日爱国的台湾进步作家，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当政治运动日益低落，新文学战线的任务日益加重之时，台．湾新文学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如何进一步为抗日民族民主运动服务。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深人生活，深人工农大众。所以，1930--1931年，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发生的关于"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已经走向深入，要尝试着解决祖国大陆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口语的矛盾，进一步真正做到"言文一致"。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主张得到郭秋生的积极响应。郭秋生于1931年7月在《台湾新闻》上发表长达两万余字的《建设台湾白话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湾语文字化"的观点。同年8月又撰文《建设台湾话文》，重申上文观点，强调要把台湾话文、民间文学、乡土文学结合起来。黄石辉、郭秋生二人"文艺要面向大众"的主张是积极的，但对台湾话文的提倡却显得有些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发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

当然，这场论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当时席卷世界的普罗文学思潮和祖国大陆左翼文学的影响。作为文艺大众化的一种大的历史语境，国际上的(特别是日本的)和祖国大陆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应该都对台湾新文学界发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至少，台湾的争论是这一现象的平行发展。

台湾新文学运动在初期和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开端时候一样，是与政治运动、文化运动融为一体的。《青年》、《新青年》、《台湾青年》、《台湾》等杂志就是这种性质的综合性刊物。《台湾民报》和《台湾新民报》也是如此。作为台湾新文学的摇篮，《台湾民报》于1927年8月1日由东京迁入台湾印行，改旬刊为周刊，是台湾新文学从开拓期进入发展期的里程碑。1930年3月更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4月改为日刊。它迁台以后，扩大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每期文艺专栏都可发表一或两篇新文学作品。即使是这样，作品数量仍然很有限，满足不了新的文学形势要求。而文学事业的发展，总是迫切地需要有自己的阵地以及拥有一批专门的队伍。于是，独立的文学期刊、文学社团就在台湾应运而生了。

1931年秋，一批台湾岛内文学界人士赖和、郭秋生、叶荣钟、吴春霖、黄城、许文达等12人组成"南音社"。第二年元旦，创办文艺杂志《南音》半月刊。该刊发行12期后停刊。时间虽不长，成绩却很显著。发表了一批乡土色彩浓厚、具有现实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赖和的《归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党》，赤子的《擦皮鞋》等；还有一些诗歌、散文等。对推进文学的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3月20日，台湾旅日文学青年苏维熊、魏上春、张文环、吴鸿秋、巫永福、黄波堂、王白渊等人，在东京成立"台湾艺术研究会"。次年7月15日正式推出专业文学刊物《福尔摩沙》，该刊仅发行3期，研究会便自行解散，汇入后起的"台湾文艺联盟"。因该会创办人都是留学生，善用新方法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1933年10月，黄得时、朱点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湾文艺协会"，通过了组织章程，选举郭秋生为干事长。1934年7月15日，该会文艺刊物《先发部队》创刊。该刊第一期推出"台湾新文学出路的探究"特辑。1935年1月发行的第二期更名为《第一线》，推出"台湾民间故事"特辑。随即便告停刊。当时，一批带有无产阶级文艺性质的刊物也相继创办，如《伍人报》、《洪水报》、《台湾战线》、《台湾文学》、《晓钟》、《现代生活》、《明日》、《赤道》等。这些刊物多以激励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反抗意识为其思想基础，给新文学以热情支持扶助，可惜都遭到殖民当局的查禁。

随着台湾文学运动的日趋活跃，一部分文学界人士深深感到，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文学组织来进一步推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经过3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1934年5月6日在台中市召开了全岛文艺大会。这是文艺界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会上成立了全岛性的文艺社团--台湾文艺联盟，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提案和联盟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推举赖和、赖庆、赖明弘、何集壁、张深切5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长为张深切。至此，台湾新文学作家结束了各自为战的历史，逐渐形成抗日爱国作家大联合的统一战线。"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以后，其会刊《台湾文艺》于1934年11月创刊发行。这是日据时期台湾寿命最长、作家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杂志。该杂志主编张深切，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主张，坚持文学面向大众，体现了该杂志务在求实、追求民主、面向大众的精神。《台湾文艺》不仅重视对文学实践的身体力行，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在该杂志中都能得以发表，如小说、诗歌、剧本、随笔、评论、学术论著等；还对文艺理论和批评也予以相当重视。该刊于1936年8月28日停刊，共出15期。这在当时政治高压、经济困难等因素困扰的情形下，实属难得。

同期，台湾文学界还出现了一个与《台湾文艺》并驾齐驱，并在《台湾文艺》停办后独立支撑起台湾新文学运动大厦的文学杂志--《台湾新文学》。这是由杨逵、叶陶自筹资金主办的文学月刊。该刊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台湾一流作家，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表现了高度的反帝反封建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由于殖民当局下令废止中文杂志，该刊于1937年6月15日被迫停办，共发行14期。《台湾新文学》和《台湾文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园地中的两朵艳丽奇葩。

此期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归功于一支支创作新军的突起。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除部分前期作家如赖和、杨守愚、陈虚谷、杨华等之外，新的作家又相继涌现，有杨逵、朱点人、王锦江、愁洞、秋生、毓文、林克夫、马木枥、张庆堂、赖贤颖、吴天尝、巫永福等。在新诗方面较有影响的是杨华、王白渊、陈奇云、吴坤煌、梦湘、董佑峰、黄衍辉以及"盐分地带"的主要成员郭水潭、吴新荣、徐清吉、王登山、庄培初、林精(林芳年)，还有风车诗社的杨炽昌、林永修、李张瑞、张良典等。这批作家和诗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台湾新文学花团锦簇的局面。

这个时期，因客观形势的需求，文学执著于群众化路线，贴近社会现实，因而题材得到扩展，新的主题也不断涌现，文学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多样性。有揭露日本统治者及其走狗阴险狡猾残暴凶顽本质的作品，如赖和的《不如意的过年》、《惹事》，朱点人的《安息之日》，蔡秋桐的《理想乡》、《夺锦标》，陈虚谷的《放炮》、《他发财了》；有反映被压迫被侮辱的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的，如朱点人的《岛都》、《秋信》，杨逵的《送报夫》，赖和的《丰作》、《善讼人的故事》，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有描述爱情和婚姻的种种形态的，如翁闹的《天亮前的恋爱故事》、《音乐钟》，朱点人的《无花果》，吴天尝的《蕾》，马木枥的《私奔》，黄得时的《橄榄》；还有表现社会生活人间百态的作品，如朱点人就是一位善于描绘众生百态的丹青妙手。

杨守愚(1905--1959)，台湾彰化人，原名杨松茂，笔名有守愚、村老、静香轩主人、洋、翔等。他的小说创作数量多，取材广泛，从社会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描绘暗无天日的时代的人生悲剧。《十字街头》写小摊贩的不幸遭遇。《升租》、《移溪》、《凶年不免于死亡》写的是悲苦无告的农民在沉重的地租和捐税的压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谁害了她》、《女丐》、《鸳鸯》把目光投向下层贫苦妇女。她们不仅经济上忍受剥削，还得面对人身的凌辱，最终的命运不是走向绝路以死抗争便是被社会吞噬。杨守愚的小说主题鲜明集中，作品大多采用写实手法，从人物生活背景、故事发生经过到结局无一不是生活的真实显现，其中也有反讽、内心独白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但只是一种穿插，故作品整体出现平实沉郁的特色。杨守愚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发表了不少新诗，他的新诗不论是选取题材，还是采用的表现手法，都与其小说创作是一致的。他较著名的诗作有：《我做梦》、《一个恐怖的早晨》、《孤苦的孩子》、《女性悲曲》、《长工歌》、《洗衣妇》、《车夫》等。

蔡秋桐(1900--1984)，笔名有愁洞、秋洞、蔡落叶等，台湾云林元长人。公学校毕业后，曾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达四五年之久，古典文学造诣较深。他从22岁起就当保正(保长)，前后大约有25年的光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的台湾农村，所以他的小说题材大多取自于此。他的主要小说有《保正伯》、《放屎百姓》、《理想乡》、《夺锦标》、《新兴的悲哀》等。他把对台湾农民生活的观察和自己的遭遇全部融铸于小说，对台湾劳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并多以揶揄、嘲讽的笔法，描写压在农民头上耀武扬威的日本警察和为虎作伥的地方保正、甲长，使日据下冷酷丑恶的台湾社会现实显露其原形。

朱点人(1903--1947)，原名朱石峰，台北市人。有台湾新文学"麒麟儿"之称，他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台湾文艺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自幼醉心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共留下十余篇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有《岛都》、《脱颖》、《纪念树》、《秋信》、《蝉》、《无花果》、《安息之日》等。朱点人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活使他对台湾社会有深刻的认识，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抨击殖民当局的暴政和愚民政策，鞭挞汉奸走狗奴颜婢膝的丑态，歌颂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暴精神是他创作的重要内容。小说《岛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它展示了日据时期，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利用封建迷信坑害穷苦百姓，搜敛钱财的社会现象。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史明这样一个觉醒了的大无畏的民族主义战士。《脱颖》用嘲讽的笔法抨击、鞭挞了一个做梦都想当日本人的民族败类、一心想往上爬的反面人物陈三贵。朱点人小说创作的另一类重要题材是反映异性间的复杂情感，描绘人们在现实的冲击下内心的矛盾、痛苦和哀伤。《无花果》写的是少年芳哥单恋的经过和美梦的破灭。小说用日记的形式娓娓道来，笔墨简洁朴素，却把主人公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表现得惟妙惟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

载体的汉语言文字被禁用，文学发表阵地被铲除，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受惨重打击，落入低谷。

处心积虑的殖民当局为把台湾新文学纳入"皇民化"的轨道，打着纯艺术旗号组成"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刊物《文艺台湾》。这份杂志刚开始还能吸引部分台湾作家，后来因日渐显出其"皇民文学"的殖民色彩而受到冷落。为适应殖民当局加强推进皇民化运动的形势需要，该协会自行解散，原班人马组成隶属"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学奉公会"，目的是"努力宣扬皇国文化"，鼓吹"皇民文学"。并发行机关刊物《文艺台湾》。这里发表的作品无一不是为配合"圣战"、宣传"圣战"而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加"台湾文艺家协会"的部分作家因不满《文艺台湾》的殖民化色彩退出该协会，另行筹办文学社团和杂志。以张文环为首的一批作家，像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于1941年5月成立"启文社"，并创办季刊《台湾文学》杂志。因为汉文被禁用，所以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作品都是用日文写成。《台湾文学》始终贯彻着现实主义原则，力求反映台湾民众在殖民者皇民化运动下的苦闷和抵抗，刻画战争时期台湾民众苦难的岁月，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台湾文学》一出现就与《文艺台湾》相抗衡，在持续3年，发行11期之后被迫中止。《台湾文学》的存在对于台湾新文学在残酷环境中的延续功不可没。此外，1941年发行的《民俗台湾》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爱国作家们都以不同方式的创作与"皇民文学"相对抗。他们或者采取合法的形式与条件，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文学刊物，开展新文学活动(如前述"启文社"的作家)；或者以日本人把持的"台湾文艺家协会"的名义作掩护，表面上避开尖锐敏感的民族矛盾和政治生活，字里行间却渗透着反殖民统治、反皇民化的斗争意志；或者甘于默默无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这一长篇巨著便是在不可能发表的情况下完成的。不管殖民当局采取怎样严密的方式控制，都无法完全扼杀新文学作品的生机。

本时期的创作，小说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吴浊流、杨逵、张文环、吕赫若、龙宗瑛、陈火泉、王昶雄、叶石涛、黄得时等人。诗歌方面，较之小说有更多的作家出现。除杨云萍、王白渊、吴新荣、黄得时等作家仍然时有诗作发表以外，这一时期又出现了新诗人邱淳光、陈千武、邱炳南、林梦龙、吴天尝、陈逊仁等。吕赫若(1914-1951)，本名吕石堆，台中潭子人。1934年毕业于台中师范学校，后来到东京学习音乐。返台后，当过教师和编辑。光复后，参与台湾省艺术建设协会和出版协会的工作，同时，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二"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1951年不幸牺牲。吕赫若的创作始于1934年。1943年，他的短篇小说《财子寿》获首届台湾文学奖。1944年出版小说集《清秋》。此外，他还写了少量的诗歌和评论。吕赫若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农村生活，以家庭纷争和悲剧为反映社会的聚焦点，揭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苦难生活，透视人性的弱点。成名作《牛车》刊登在1935年东京的《文学评论》上，讲述了一个催人落泪的殖民统治下的人生悲剧。贫苦农民杨添丁原本靠一辆牛车养家糊口，在日本的汽车、自行车进入台湾后，他失业了。万般无奈之下，妻子只有出卖肉体，但仍无法养活一家人。杨添丁因赶车打瞌睡被警察发现，辱骂、殴打、罚款接踵而至。为了交罚款，他铤而走险偷鹅，结果被抓，落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作品同时还反映出高压下农民的觉醒与抗争。吕赫若40年代后期创作的小说，主要取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人在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下的悲惨境遇。《改姓名》和《一个奖》描写了台湾民众的反抗"皇民化运动"，揭示了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人民和日本殖民当局的民族矛盾。发表于1947年2月的小说《冬夜》，是吕赫若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这是一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的小说，取材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1946年冬的台湾现实生活背景。作品通过暗娼杨彩凤在一个冬天的午夜至黎明前几小时里的所见所遇所忆所感，披露了前夕台湾岛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吕赫若的小说讲究技巧，结构完整合理，人物形象鲜明，语言质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文环(1909--1978)，台湾嘉义县梅山乡人。1921年，就读小梅公学校，1927年东渡日本，进入冈山中学。1931年入东洋大学文学部。1938年返台，任职于台湾映画株式会社。他在本期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山茶花》，短篇小说《辣韭罐》、《艺旦之家》、《夜猿》、《哭泣的女人》等。辍笔三十余年后，他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在地上爬的人》。张文环的创作始终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以写实的手法和浓烈的乡土气息，反映家庭和社会情状，对弱小无助的人们的不幸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自私自利的人性弱点作了无情剖露。其代表作《艺旦之家》中的主人公采云是一个善良又懦弱的女子。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被卖给别人当养女。16岁时，贪财的养母为了一对金手镯和几百元钱卖掉了她。无情的摧残使她几次放弃生活的希望，后来在杂货店工作时结识了廖清泉，两人相恋；然而廖知道她被蹂躏的秘密后又抛弃了她。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她决心拜师学艺，终成名旦。21岁时她又结识了一家杂货店的少东家杨秋成，杨要采云辞去艺旦的职业嫁给他。可是养母的种种阻挠使他们的婚姻遥遥无期。当她发现自己怀了杨的孩子而两人又无法结合时，只觉得在这样的社会里，自杀才是惟一的出路，于是她跳入了冰冷的江水中。作品虽以平静的口气娓娓道来，读后却令人感到凄怆，对这样一个饱尝屈辱与蹂躏的女子禁不住掬一把同情之泪，同情中能隐隐感到作者无声的呐喊。

龙瑛宗，1911年生，本名刘荣宗，台湾新竹北埔人。毕业于台湾商工学校，任职金融界。龙瑛宗是从知识分子阶层出来的，其与殖民者的统治机构曾有种种联系，所以他的小说在表现台湾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经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照角度，隐晦地表达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抵抗情绪。他在光复前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夕影》、《黑少女》、《白鬼》、《赵夫人的戏台》、《村姑》、《邂逅》等24篇，此外还有文学批评集《孤独的蠹鱼》，随笔集《女性的素描》等。1976年退休后，重新开始写作，有长篇小说《红尘》、《断云》、《杜甫在长安》等作品发表。龙瑛宗本期的创作侧重反映知识分子和妇女的悲惨遭遇。《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人公陈有三高中毕业后考进街役场当助理会计，他怀着美好的理想，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学习。可是，他的周遭环境是这样龌龊，一连串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化为泡影，最后只有在绝望中放弃自己的追求，在酒的麻醉中沉迷颓废下去。小说着重描写了他的忧伤、苦闷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小说中对环境--污秽腐朽小镇的描写，使人产生一种紧张的窒息感。人们不难从中看出造成知识分子病态心理和行为的时代和社会根源，意识到殖民统治的罪恶。龙瑛宗的作品以其关注人物内心世界，抒情气氛浓烈而著称。

第二节 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赖和

赖和(1894--1943)原名赖河，字懒云，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等，台湾彰化市人。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血雨腥风的黑暗岁月使少年赖和很早就感受到被凌辱的民族痛苦。彰化是台湾著名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在家人的民族观念影响下，赖和进入民间私塾"小逸堂"学习中国古典诗文，受到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1909年入台北医学校，后回漳化开设赖和医院。1917年，他渡海到厦门，在博爱医院工作两年，有机会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深感民族自决的重要，尤其对启迪民众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认为文学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利品，是属于人民的。1919年回台后，一面行医，为百姓解除肉体之痛；一面从文，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热忱于对民众思想的启蒙。他还购置了大量图书，在自己的医院中附设阅览室自由开放。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赖和当选为理事。1923年底因"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入狱。1926年主编《台湾民报》文艺栏。进入30年代，赖和不仅在创作上更趋丰厚，还积极投身台湾新文学建设，先后参与了《南音》、《台湾新文学》等多种文学刊物的编辑及文学社团的组建工作。1932年与陈虚谷等人一起负责《台湾新民报》文艺部的编辑工作，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功绩卓著。优秀的小说作家杨逵，便是仰仗他的提携脱颖而出的。1934年"台湾文艺联盟"成立时，他以崇高的威望当选为常委会委员长，后力辞不就，改由张深切担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同日，因"思想罪"再度入狱，使他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保释出狱后不久，即于1943年1月溘然长逝，年仅49岁。赖和号称"诗医"，以其崇高的医德与人民息息相通，赢得了广泛的崇敬。作为医生，赖和因经常免费为穷人治病，被当地人民奉为"医圣"；相传他死后坟上的青草也能救死扶伤，因而赖和的坟墓非常整洁，墓草全被拜谒者拔光。作为作家，他被尊为"台湾的鲁迅"、"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新文学的奶母"，享有崇高的地位。许多著名作家，包括杨逵等人都以成为他的"私淑弟子"为荣。赖和一生有两件事坚持到了最后：

(1)不穿日本服装，身着唐装即中国服装；

(2)不用日文写作，宁肯先用文言草就，然后改为中文白话。作为个人，其最杰出的品质则是以始终如一的爱国热忱和铮铮傲骨，成为日据时代台湾文坛最具光彩的抗日志士。他的一生鲜明地体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格。

赖和的小说数量不算多，据台湾版《赖和先生全集》，1926--1935年有小说14篇，依次为《斗闹热》、《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雕古董》、《棋盘边》、《辱?!》、《浪漫外记》、《可怜她死了》、《归家》、《惹事》、《丰作》、《善讼人的故事》、《赴了春宴归来》。这些作品在为台湾新小说奠下基石的同时，还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文化返本寻根的意识。他的小说至为关切的创作主题是紧紧和台湾同胞抗日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他以一支饱蘸着民族血泪的笔，爱憎分明地塑造了各类人物形象，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在这些作品里，一股反抗殖民暴政、唤起民族自觉的浩然之气贯彻始终。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日据下台湾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台湾新文学史的宝贵财富。

《斗闹热》刊于1926年元旦《台湾民报》86号，为台湾乡镇迎神赛会的风俗素描。由于日本占台，市民无以享受最信仰的神祗妈祖的生日庆典已经15年了。难得官府的赞许，今年又可以为自己的保护神举行祭典，大人、小孩都喜出望外，争强斗胜地赶热闹。但热闹之处难以掩饰世道悲凉之感，由于生计日拙，人们不得不为祭神盛事而节衣省食。这里全然是街面景观的质朴速写，也许不甚符合小说法则，但它把一片被割裂的土地的贫困和对一种祭神风俗梦魂缠绕的苦恋，在热闹火暴的场面上交织起来。假若明了妈祖是由闽至台的民间保护神，是不难真切地感受到作家坚执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所散发出来的象征的诗情了。

赖和小说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愿望，而这主要是对日本警察的揭露和抨击。"日据时期，台湾殖民体制中最严重的问题，可以说绝大部分均出自其所施行的专横的警政制度。殖民地的各项行政都是通过这一警政制度而得以实现的。"在殖民地台湾人民的心目中，警察实际上即代表了殖民政府。而这个由警察代表的"政府"，在运作上是无所不在的。在台湾民众日常的生活中，警察的作威作福更是众所周知的。赖和的小说正是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严厉抨击了这种殖民地"警政制度"。其首要表现的内容就是对于警察执法不公的严厉抨击和对法律虚伪本质的揭露。日本占据台湾初期，警察("巡察")全由日本人担任，台湾人讥称其为"查大人"；后来，殖民当局又酌用台湾人当"巡察补"，被台湾人蔑称为"补大人"。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巡察"和"巡察补"组成了一个严密残酷的警察网，统治着全台的人民。这些被称作"查大人"的普通的警察，对台湾人民却是具有生杀大权的太上皇。在《_杆秤仔》等小说中，赖和抓住他们的丑恶言行，暴露了他们恶毒的灵魂，揭示了殖民统治"吃人"的本质。

1926年2月问世的《一杆秤仔》是赖和早期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下级巡警逼迫贫苦农民秦得参走向绝路的故事。小说中的秦得参，出生不久就失去了父亲，以后又遭到继父、地主的折磨。他16岁时，母亲想让他租田自己种，却因日本制糖会社侵占土地，无田可租。殖民者在经济上的盘剥，扼杀了他们母子多年的梦想。这使得刚刚长大的秦得参意识到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生活的无比艰难，内心埋藏下沉默的仇恨。母亲死后虽然给他带来许多哀怨，但妻子跟他协力，在田里干活不让一个男人，又有一儿一女，应该是个温暖的家庭。可是贫穷的煎熬，疾病的摧残使他一直陷于困境。然而他对生活从未有过抱怨，只是惶恐病后的身体没有了做工的机会。他想尽办法生存下去，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挣扎着不使一家饿死。但是加在台湾农民身上的不只是贫困、疾病；更有甚者，他们头上时刻不离殖民统治者的欺凌。一天，那个巡警在菜摊前巡视，憨厚的秦得参没有看透他的贼心而惹恼了他。他从变色斥责到怒斥辱骂，以至光天化日之下，硬说秦得参借来的一杆秤不能用而打断掷弃，还命令秦得参到警署去，年关之际，无理判监三日。在日本殖民主义的魔爪下，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赖和以他的敏感和才能选取了人人熟悉的这一生活细节，逼真地刻画出统治者的反面形象，令人唾弃惊醒。秦得参这个"勤劳、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在巡警无中生有的百般欺凌下发出"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的苦叹。这位企图用忍耐和克制来求取起码温饱的硬汉终于无路可走。他杀死了可恶的巡警，自己也结束了"活不如死"的生命，走上以死相拼同归于尽的道路。作品通过描写官逼民反的现实来唤醒被压迫者的斗志，充满反奴役、反压迫的抗争精神。这个特殊的文学主题经赖和表现之后，曾经一再为台湾爱国文学所表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光复，作家们还一再重复写这样的题材，表现这样的主题。助纣为虐的殖民走狗，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赖和把被压迫者的辛酸和愤怒，形象地表露出来，并赋予宁死不受辱和以死相拼的反抗精神，显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气节。显然，作者并非赞扬这种以死相争的方式，但生活在日本殖民主义强权下的弱者，为维护人格的尊严，又有什么道路可以选择?

1928年元旦，赖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不如意的过年》，向为非作歹的"查大人"递了一份契诃夫式的"贺年片"。《不如意的过年》讲述的是大年前夕，查大人因收到的礼物"意外的少"，便到民间去寻事问罪。因找不到对象，只好抓住一个小孩呵斥打骂，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这位查大人"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经是了不得，哪堪又被看不起?简直做不成官了!"他怒火中烧，便照做官的逻辑，向驯良的百姓施展做官的威严。围在十字街路开赌的人们，一听得查大人"喂"的一喝，一哄而散。正巧碰上一个儿童，查大人郁积的怒火向孩子喷来。他把孩子吓哭又抽嘴巴，就在老少皆应欢庆的大年节日，把孩子带进衙门。待他"嗅着醉人的酒气，又听见后面适意的欢呼，办公的心志也被麻醉了"，便喝令那儿童跪在一边，自己喝酒作乐去了。小说抓取查大人在"过年"这一特定时间向一个柔弱无知的小孩滥施淫威的行为，运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手法，细致地解剖了其可耻的阴暗的内心世界，揭露了名义上维护治安，实际上为非作歹的统治者的罪恶。出现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的"补大人"和"查大人"同样是对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榨取的象征。赖和不仅刻画了他们强暴、虚伪的外表，而且将笔尖一直深入到他们丑恶的灵魂。这就从本质上否定了这帮在台湾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棍。正是这样的恶棍遍布台湾城乡，构成殖民统治的警察网，每日每时奴役着台湾人民，制造着台湾人民血泪斑斑的被压迫的历史。

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出，嘲讽是赖和最有光彩的才华之一。《惹事》这篇小说就是突出地采用嘲讽性描写，叙述了日本巡警无端欺凌台湾女性的劣行恶迹，强烈抨击了殖民地警政体系的丑陋和殖民者的无耻邪恶。小说没有正面描写这位查大人的所作所为，而是通过他饲养的一群鸡对穷苦寡妇的肆意虐害，从一个巧妙的视角暴露了殖民者的专横跋扈。小说中的"大人"(日本巡警)养了一群鸡，这些"鸡母鸡仔在菜圃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但是菜圃的主人，对于这群横行霸道的鸡母鸡仔，却慑于日本警察"大人"的淫威，虽然气得大骂："娘的，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蹋人"，却不敢丢掷土块驱逐鸡群，只能无奈地忍耐。有一次，这群鸡仔擅自闯入了一个穷寡妇的草房。鸡仔跳上跳下觅食时，一只鸡仔被弄翻的篮子罩在了底下。于是正在沟边替人洗衫裤的寡妇，立刻被喊到警察"大人"面前。"大人"不容分说便诬指寡妇为贼，对这个寡妇又骂又打，然后抓进衙门里拘留。这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何竞惹得警察"大人"如此咆哮震怒呢?原来他曾诱奸该寡妇不遂，如今天赐良机，正好借这个因头来出气了。小说题目之所以定为"惹事"，就是因为内容反映的是日本警察"大人"饲养的一群鸡而惹起了一件冤枉事，致使一位贫穷的台湾寡妇百口莫辩。小说不去正面描写"查大人"如何毒打小贩，调戏"电话姬"，这些均一笔带过，而大事渲染"鸡仔事件"，所谓从旁着墨，见微知著。查大人的淫威笼罩全乡，无所不及，竞连微不足道的鸡仔也可以"鸡"假虎威，确是匠心别具、新颖而又老到的嘲讽之笔。

赖和小说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与批判封建制度、封建传统思想相结合，把反帝与反封建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对封建礼教与落后习俗的鞭挞中，凝聚着对殖民主义的憎恶。贫苦农民的不幸使他心酸。他又多么热切地希望受压迫的人民能起来反抗啊，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赖和对贫苦百姓的爱是真诚的。他为百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呼喊，也对他们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奴役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懦弱、卑怯、顺从、隐忍等民族性弱点进行批判，启迪他们觉醒、反抗。《丰作》中的添福是个安分守己的勤劳农民，一心想着自己用比别人多三四倍劳力种植的甘蔗准会赚钱，甚至可以得到日本制糖会社的一笔奖金。当会社任意剥夺蔗农利益时，他虽不满，却不敢和其他人一起去包围制糖会社，怕会社不发他奖金。看到自己的同胞因反抗会社被驱赶和压制，他吓得胆战心惊，不敢救助，表现出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等到割蔗结束，原来应得奖金的添福却因会社的克扣斤两而弄得连耕作成本费都拿不回来。他的痛苦、他的愤怒、他的怨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却连查问、申诉都不敢，只在私下叫骂："伊娘哩，会社抢人!"这种胆小怕事、敢怒不敢言的性格特征，在日本殖民政府强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似乎更有普遍性。如《不如意的过年》中被"查大人"任意欺凌的一群；《惹事》中的农民，在最后关头还是不愿一致起来反抗"大人"，而向环境妥协。通过这些小说，作者既揭露了日本殖民者利用政治上的特权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的罪行，也含蓄地批评了那些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能忍就忍、能妥协尽量妥协的不敢斗争或不甚明白团结斗争重大意义的怯弱者。作者对他们是怨其不争式的指责，但笔尖却是蘸满感情和着热泪。

在这不合理的社会，贫苦妇女更是处于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台湾贫苦妇女的命运更是怵目惊心。赖和以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把笔伸向黑暗社会最阴暗的底层，塑造了台湾贫苦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艺术形象。《可怜她死了》写了一个贫家女儿终生饮泣的悲惨故事。阿金是父母疼爱的独生女儿。只因父母缴不起户税，无奈将十一二岁的她卖做童养媳。几年后，阿金的未婚夫在一次罢工运动中被警察打伤致死。公公因爱子如命，也含恨死去。只剩下婆媳二人，凭阿金拼死劳动也难维持起码的温饱，婆婆无奈把她卖给四十多岁的土财主阿力哥。阿金受尽蹂躏后遭到遗弃，终于投河自尽。殖民主义在经济上的繁重税收和政治上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使阿金一次次失去生活的最起码的条件，牲畜一样被卖来卖去。她实际上就是奴隶。赖和在作品中揭示了产生阿金悲剧的原因：附生于封建主义权力下的养女制度，实际上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合法化；封建主义的蓄妾制度；殖民主义的统治，这是所有黑暗势力的总根源。因为奴役异族的需要，它必然执行法西斯专政和愚民政策，侵害人权、压制人性的封建主义制度自然成了最好的帮凶。阿金悲惨的命运，凝聚着作者对万恶的殖民主义统治和封建的恨、对被压迫人民诚挚的爱。

上述作品表明，赖和是背负着巨大的民族沦亡的痛苦，塑造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中受害最深的贫苦农民形象。他们在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下，对生活抱着极低的希望，然而他们的苦苦的挣扎赢得的不过是悲惨的结局。赖和对造成他们共同悲惨命运的根源的揭示，有力地控诉和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者的罪恶。他的小说中的爱国主义是与民族主义以及清醒的阶级意识溶合在一起的，呈现出内在的感人力量。读《一杆秤仔》和《不如意的过年》时，虽然作品中的受害者是秦得参和一个儿童，但使人感到的却是整个民族在受辱；读《可怜她死了》和《丰作》时，欺压农民的虽然只有阿力和官商组织会社，但我们感到压在农民头上的却是一座沉重的大山。所以作品的感召和呼唤力量，即反抗殖民者的占领和奴役，反对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完整的一体。

此外，赖和在作品中对文人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其中不乏有对苟且偷生者的批判。在民族灾难深重、斗争极为尖锐的艰难生活里，总有那么一些人逃避现实，害怕斗争，其中就有知识分子。赖和在《棋盘边》、《一个同志的批信》、《赴了春宴回来》这些作品中，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在民族沦亡的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空虚与妥协心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除了睡觉，就是打雀、烧鸦(指打麻将、烧鸦片)、下棋来混日子。《赴了春宴回来》描写一群精神颓废的"圣人之徒"整日寻花问柳，靠灯红酒绿和女人脂粉来填补内心空虚。赖和描述了他们空虚的生活，揭露了他们逃避现实、苟且偷生的可耻心态。

赖和并没有一味沉迷于揭露，而是对民族寄寓着希望。他站在奋斗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在小说中呼吁台湾同胞奋起反抗，刻画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并成功地塑造了为民请命、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形象。

短篇小说《善讼人的故事》是赖和的代表作。《善讼人的故事》发表于1934年12月。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为民伸冤的故事。主人公林先生是一个受"头家"雇用的管账人，因未经"头家"同意拨给穷人一小块坟地而被解雇。他没有因此颓丧，反而感愤于底层人民"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惨痛现实，毅然代民上告，控诉"头家"霸占大片土地的罪行。他的控诉书慷慨激昂，表达了人民的社会理想；但昏聩的属官却将他诬陷下狱，百般折磨。经群众声援营救，林先生终于获释，并毅然渡海到福州，继续为民请命，最终打赢了官司，获得了与"头家"斗争的胜利。他不惧官府森严，不怕关押牺牲，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立志为民除霸，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赖和还细致地描写了林先生和人民大众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林先生为穷苦百姓争土地被财主辞退，他甩袖即去，随即借住到观音亭禅房，并且与和尚商议。林先生说："现在官司是看钱的面上，靠官哪有情理好讲，须借仗大众的力量。"他对事态的发展有清醒的分析能力。他说："因为受到艰苦的全是提不起五钱银的人，世间富有的有几家?听到有人出来计较，一定会有同情。"后来他为百姓打官司，被监禁于牢房，群众果然聚集了好几百人，打进衙门高呼："放出我们林先生来!""还我们林先生来!"继而举行罢市。民众的巨大力量迫使官吏让步，释放了林先生。作品自始至终反映了林先生相信民众、依靠民众。他到了福州，在一条街和一陌生人的交谈的细节，富有浪漫主义的神奇色彩，又孕育着厚实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有力地反映了林先生处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林先生斗争的胜利，向人民揭示了一条抗暴济民斗争的规律：依靠人民，团结大众，为民请命者一定得到胜利。而这对殖民主义迫害下的台湾民族解放斗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由于身处殖民统治下，小说采用了曲笔，将情境设置于某个虚构的历史空间，隐姓埋名的正直茶客和打赢官司后不知所终的林先生又为作品增添了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然而，小说对台湾苦难现实的描摹却人木三分，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因此，林先生富有象征意味的抵抗行动也就成为作者唤起民众觉醒的一道战斗檄文。小说最后有附记："这故事的大概，听说刻在一座石碑上，这座石碑是立在东，现在城已经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么所在。"赖和别具匠心，通过人民的口碑这个隐喻，经过艺术再创造，塑造了一位光彩夺目的英雄形象。林先生这一形象的塑造，其意义是十分深广的。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统治不只是政治上的血腥压迫，经济上的野蛮掠夺，还有文化上的侵略同化。他们处心积虑妄图通过各个方面的强制手段，以永远奴役台湾人民。林先生为民请命，依靠祖国大陆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启发台湾同胞追寻母体祖国，也正是在残酷的抗日现实斗争中台湾同胞所需要的巨大精神支柱。此外，林先生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融会了人民反抗强权的智慧、勇气和精神力量。他的坚定的立场、绝不妥协的精神和不怕挫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顽强斗志，来自他对穷苦百姓的深切同情、信赖和对贪婪残暴的强权者的憎恶。林先生所显示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的榜样。

赖和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情节往往是一环扣一环的锁链似的展开，人物的性格随着情节的深入逐渐丰满起来，并善于运用象征、嘲讽、夸张、对比、夹叙夹议、抒情状物等传统小说表现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充满浓郁的乡土色彩。文学史家杨义先生曾经指出："由《斗闹热》隐括基调而到《善讼人的故事》达到高峰的赖和小说，为台湾新文学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坚实的第一步。他开创了一个立足乡土、反抗异族、认同祖国的卓越的传统。他为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学系上一条坚固的纽带，宛若系结着胎儿与胎盘的脐带一样。"

赖和除了写小说，还创作有白话新诗和一批战斗的报告文学、散文以及不少文艺评论文章。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发表于1925年12月。1925年10月23日，日本殖民当局对新化二林爆发的抗议日本制糖社盘剥农民的运动进行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台的"二林事件"。诗人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诗，并加以副标题"寄二林事件的战友"。诗篇描述在殖民者压迫下的台湾人民的悲苦生活，歌颂了弱者的觉醒和抗争。赖和的新诗创作篇篇都是植根于台湾的现实之中。他的诗以昂扬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奔向抗日战场。他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台湾新文学的基础。台湾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如杨守愚、陈虚谷、杨逵等人，都深受赖和的影响。特别是杨逵，还用自己坚实的努力，把赖和开创的台湾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发扬光大了。叶石涛、钟肇政在其主编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中曾说："他的写实意识影响了以后不少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摇篮期的杨守愚、陈虚谷；他的嘲弄技法影响了蔡愁洞、吴浊流、叶石涛；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更影响了朱点人、杨逵和吕赫若。"

第三节 "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

杨逵(1905--1985)原名杨贵，笔名有杨建人等，台湾台南县新化镇人，是继赖和之后第二位高擎写实主义大旗，以抵抗与斗争为创作主题的优秀作家。

杨逵少年时期就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的武装起义和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强烈震动，使其整个生平和创作都和台湾同胞的反帝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1924年，杨逵在台南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因为"逃婚"去了日本，半工半读，初步接受了左翼进步思想。他在东京卖过报，当过建筑小工、电杆工人等，晚上在东京大学夜间部攻读文学。他的代表作《送报夫》就是根据这一段生活体验写成的。1927年，杨逵返回台湾，参加抗日爱国的"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运动。是年11月，拥有两万多名会员的"台湾农民组合"在台中市举行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杨逵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负责政治、组织、教育工作。他还担任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议长。2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被殖民当局破坏。杨逵先后被日警逮捕人狱达10次之多。连婚礼之晨，也与叶陶双双被捕，辗转于台南、台中监狱，"做了十七天的官费蜜月旅行"。杨逵夫妇被捕出狱后，辗转高雄地区谋生。1932年，他在山中当樵夫，打柴度日，并创作了中篇小说《送报夫》，得到当时主编《台湾新民报》文艺栏的赖和先生支持，并以杨逵的笔名连载发表。1934年加入"台湾文艺联盟"，1935年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保持气节，他自创"首阳农场"，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表现了对殖民者彻底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他还翻译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将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到台湾出版。作为台湾文坛上的一面光辉旗帜，杨逵在战后的命运更加多难。1949年，杨逵积极支持台湾大专院校"麦浪歌咏队"的爱国巡回演出，发表同情被捕人员及主张结束内战赞同和谈的《和平宣言》，因而被台湾当局逮捕下狱，监禁于火烧岛集中营长达12年。1961年，杨逵刑满出狱。1968年，杨逵在台中市郊一片荒山上，带领全家老少开拓了一片花园，称为"东海花园"。1970年，他的妻子叶陶逝世，安葬在这个花园里。杨逵还为笔下著名海内外的文学形象--送报夫，在花园里塑立了雕像。他在1974年1月号的《台湾文艺》上发表了《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这篇文章，后又作为1976年出版中文版小说集《鹅妈妈出嫁》的卷首代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在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

这实在是杨逵生平最好和最动人的写照。1985年3月12日，杨逵病逝于台中市。杨逵是台湾日据时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表现日据时期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尤其注重表现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杨逵不愧为台湾新文学史上充满昂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文学斗士。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压不垮、打不倒的硬汉精神。正如台湾文学界所说，杨逵始终在"冰山下生活"，像一朵花"，散发着灼人的清香。跟赖和一样，杨也是一个文坛多面手。他的主要小说作品结集为《鹅妈妈出嫁》，散文作品结集为《羊头集》出版，戏剧创作有《父与子》、《猪哥仔伯》、《扑灭天狗》等。

杨逵的处女作、日文小说《送报夫》，创作于1932年。这是第一篇登上日本文坛的台湾新文学作品。该作先是在《台湾新民报》连载，不久即被殖民当局查禁。后作者将该稿寄发东京《文学评论》杂志，得到日本作家德永直等人的支持，被评为第二席，由于第一席空缺，所以实际上是第一名。这篇小说后由胡风在1936年译成中文，收入上海生活书店的《世界知识》丛书，成为享誉岛内外的佳作，由此奠定了杨逵的文坛地位。

《送报夫》描写了一个台湾的留日学生杨君的经历。小说主人公杨君出身于自耕农家庭，虽不富足，尚可苟安。但日本侵略台湾后，制糖会社强行征用自耕农的土地，杨君的父亲具有民族气节，挺身而出，带头抗拒征用，结果被抓到警察分所，遭到毒打，折磨了7天才放回家，终于含愤而死。杨君为解脱困境，离乡背井，东渡日本，历经艰苦，才在东京大崎派报所找到了送报夫的工作。送报所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推销订户工作更为艰难，老板的定额高达15份，他起早贪黑，忍饥挨饿，四处奔波，也只能推销10份。因达不到定额，他干了20天就被解雇了，只得到4元25钱的工酬，而当初上工时交的6元保证金却被老板独吞了。这时，又收到家里来信，得知弟弟阿铁和妹妹阿兰先后死去，母亲赶走当汉奸欺压百姓的大哥，卖掉房子，将钱寄给杨君后自杀了。母亲在遗书中写道："乡里人的悲惨处境，诉说不尽。自你去东京后，跳进池子里淹死的已经有好几个。也有用绳子吊在梁上死的。最惨的是阿添叔、阿添婶和他们三个儿子，全家死在火窟里。母亲期望你成功回来，是为了拯救在苦难中的家乡人......"母亲的遗嘱使他断了回家的念头，下决心，遵奉母亲遗训，要设法为这悲惨的家乡出一点力。此时，在伊藤的引导下，他得到了日本进步工人的极大帮助。在斗争现实的教育下，杨君逐渐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骑在别人头上的"上等人"；另一种是被人当做牛马骑的"下等人"。日本国内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台湾岛上也一样。因此，为了反抗凶恶残暴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惟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被压迫者携起手来，采取一致行动，与凶恶残暴的压迫者干到底，才能改变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几个月的学习，使杨君深深感到这才是对母亲遗嘱最切实际的行动。小说结尾处，杨君毅然返回台湾担负斗争使命。他"满怀着信心，从巨轮蓬莱号的甲板上凝望着台湾的春天--这宝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表面虽然装得富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血脓的迸流"如此大胆酣畅的暴露，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中确属罕见；而作品最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以宏大的胸襟和开放的视野描写了台湾人民与日本工人阶级间的友谊与相互援助，从而划清了殖民者与日本人民之间的界限。在《送报夫》这篇小说里，作者通过送报夫的经历和觉醒，令人信服地告诉读者：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侵略者和压迫者。这种超越狭隘乡土、民族观念的国际主义的主张，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继《送报夫》之后，杨逵还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地主罪恶，歌颂劳动人民高尚情操，鼓励人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如《水牛》、《归农之日》、《模范村》等。

中篇小说《模范村》完成于1937年8月，对祖国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最及时地表现了高度的关切和爱国抗日的激情。杨逵将该稿交给日本的《改造社》，于9月返台。接着，日本帝国当局为配合侵华战争需要，加紧文化统治，于10月份大捕进步作家、教授及报界人士，熄灭了当时日本国内文学自由的灯火。杨逵的《模范村》也遭退稿。同时，杨逵黯然病倒，因肺结核而经常吐血。直到三十多年后，《模范村》的中译稿才得以发表于台湾的《文季》，继而被连载于美国的《华侨日报》。《模范村》描写了一个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样板"农村--泰平乡，再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台湾农村。小说《模范村》虽篇幅不长，却刻画了日据下台湾社会的"众生相"。这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阮老头、木村、月季、媒婆、老板娘、素娥、阮新民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另一个世界是肖乞食、添进、添福、鸡屎叔叔、蔡木槌、憨金福、陈文治等的世界，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小说的主人公阮新民是阮老头的独生子，在赴日留学将近十年，是一位法学士，他是有正义感的人，在学校时参加过抗日运动，于七七事变前夕回到家乡，亲眼看到他的父亲勾结官府，鱼肉乡民，欺压百姓，"每年都要向佃户收回垦熟的荒地而转租给(日本人的)糖业公司"，以致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多少人走投无路，痛哭流涕，甚至像憨金福那样家破人亡。阮新民开始思考什么是真理和正义，认识到再也不能苟安于目前的舒适生活。他关心台湾乡亲的疾苦，同样关心祖国、民族和祖国大陆同胞的命运，最终离家出走投人全国同胞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他诚恳地对乡亲们说："家父对不起各位，我真不知该怎样赔罪才好。不过，从今以后，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使他再不会这样下去，请大家放心好了。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愈来愈大，手段愈来愈辣，近年来满洲又被他们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父亲这种作风是忘祖了。他不该站到日本人那边去，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阮新民离家出走后，派人给陈文治老师和村里的青年们送来一箱书，有《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史》、《土地与自由》、《团结就是力量》等。他说，"本想在城里当律师，为穷苦同胞争取一点权益的。但是，炮声在卢沟桥响了......做律师是无济于事的......"表明他前往祖国大陆，同全国同胞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者，抢救民族于危亡的决心和志向，从而在台湾乡亲中，特别是青年一代中点燃起认同祖国、向往祖国、回归祖国、抗日救国的火炬。可以说，阮新民的形象上承赖和《善讼人的故事》中林先生，是后屡兴不衰的认同和回归祖国的形象系列的先驱。在杨逵于1942年所写的另一篇小说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杨逵作品的思想高度。这篇小说便是《泥娃娃》。有人把它看做自传体小说。它取材于作者的家庭，连小女儿素绢都是真名实姓。其实不然。《泥娃娃》描写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主人公"我"在品读着托尔斯泰的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他的孩子们都在玩耍着侵略战争的游戏。孩子们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和熏陶下，做了些戴着日本战斗帽的不倒翁、坦克车、飞机、兵舰......叫喊着攻打新加坡、占领爪哇、占领整个南洋......老大还声言毕业了要去当"志愿兵"；在杨逵没米下锅的日子里，一些好友常常自带鱼肉来访，甚至亲自下厨，大家来个一饱方休。而"在那样的时节，主人公的老同学、台湾人改了日本姓名的富岗，一次也不曾露过脸"。后来，杨逵经济有所好转，"开始能混一下日子"，他就来了，"老是开口要借三元五块的，却一次也不曾还过"。有一次，富岗听说他的一个朋友发国难财，赚了5万元。心里发痒，意欲投奔，缺少盘缠，又伸手来借钱。他一心要到战祸中的南京去做生意，想发国难财，去赚50万。杨逵写道：面对这幅现实生活图景，顿时间，殖民地的儿女的悲哀，汹涌地填塞了他的心膺，独自默默地感叹说："孩子们到底谁要先攻什么地方呢?告诉他们弟妹们要互相忍让的，他们也许竟是手携着手去践踏别人的国土，欺侮别的民族吗?然后，像富岗一样的人，就跟在后头去趁火打劫去!"杨逵感慨道："不!孩子，再也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国更残忍的事了......"，"如果奴役别的民族，掠取别国物资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像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会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不言而喻，这篇作品表达了作者对法西斯战争的痛恨和对台湾未来的担忧。

台湾光复，给杨逵的生命哲学以伟大的历史性印证。他按捺不住胸间的欣喜和无限感慨，于1957年写了第一篇中文短篇小说《春光关不住》，继续以象征手法赞颂台湾人民在千灾百难的重压中顽强生长的生命力。《春光关不住》发表于1962年3月30日的《台湾新生报》，后被选人台湾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题名改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小说写的是台湾光复前夕，日本侵略者强征学生兵服劳役，修筑工事。娃娃兵林建文在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玫瑰。这棵在水泥罅隙中生长的玫瑰，居然开出了艳丽的花朵。他躲过军事教官吉田中尉的监视，在老师"我"的帮助下，把那棵玫瑰花挖出来，带回营房去。隔了两天，托老师"我"将玫瑰花带给姐姐。他姐姐回信说："你寄来的那棵玫瑰花，种在黄花缸上，长得很茂盛。枝头长了许多花苞，开满着血红的花。我再也不寂寞了。"小说借在水泥块下生长的一株玫瑰花，喻示了台湾新一代人民纯真而崇高的情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愿望。这"压不扁的玫瑰花"象征着"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同胞的心"，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抗争直至获取胜利的宝贵战斗精神。

综观杨逵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他将坚定的理想主义与逼真的写实手法这一互为矛盾的因素融为一体，构成崭新的写实风格，形成他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不失个人独特艺术魅力的创作特色。《鹅妈妈出嫁》就是体现杨逵独特艺术风格的名作。它展现了一幅政治讽刺的画面。小说中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通过主人公"我"联在一起。小说的前半段写"我"的怀友之情。林文钦秉承乃父资助乡民医、丧、学费的慷慨好施之风，包办过"我"的学杂费，也赞助过抗日文化运动。他对民族仇敌尚存幻想，著有《共荣经济的理念》一书。但殖民社会并没有同这个书呆子"共荣"。他的家产和人生均成"博爱"的幻想的殉葬品。后半段写"我"的一段亲身经历，也是真正的鹅妈妈出嫁的故事。某医院院长到"我"的花园买200株龙柏，以美化医院环境。院长看中"我"的母鹅。说他有一只公鹅，正想找个新娘子。"我"觉得家中公、母鹅正好配对，和睦相亲，不忍出让。贪婪的院长不肯甘休，搜刮"我"的许多花木，赖不付款。后经苗圃老板提醒，忍痛把母鹅装扮成"新娘子"，"嫁"到院长家中，院长才眉开眼笑地划拨公款，偿清花木债项。这幕家禽婚姻喜剧，锋芒直指狼扮羊相的畜生政治。一个善良的青年攻读经济学的遭遇，一桩日据时期常见的敲诈勒索的公案，两个互不相属的故事间的呼应，全凭一丝批判性理念，在松散的不和谐中给人提供广阔的联想空间。

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杨逵小说立足于生活真实，注意细节描写，将人物性格的发展，思想的变化放在社会生活的实践运动中，使主人公的形象具有真实可信的立足点，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送报夫》中的主人公杨君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事实的教育下，以合情合理的必然逻辑发展下去的。在小说结构上，杨逵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说唱艺术的传统手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送报夫》以双线交织推进的结构方法，一是东京生活，二是通过回忆、书信来展示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通过这两条线索的描写，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借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串结起来。杨逵还善用强烈、辛辣的讽刺手法。《模范村》中的"模范村"，可谓日本殖民者推行"共存共荣"的典范。然而在这个"共存共荣"的村里，有人因欠债被逼得走投无路；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还有因交不起房屋修缮费而投河自尽的。这就是广大穷苦百姓的"荣"!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辛辣鲜明的政治讽刺。

杨逵的作品通俗明快，善用象征手法，结尾处往往给人以光明和希望，颇具可读性和经久的艺术魅力。正如与杨逵同时代的台湾作家王诗琅在《杨逵画像》中所说："杨逵在台湾文学里，已是一位具有历史性及代表性的健将。这凡是稍涉猎过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人，恐怕谁都不敢否认。纵观整部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单以影响力及掀起波浪之大来说，他或者应是首屈第一指的。"

第四节 "汉魂终不灭"的吴浊流

吴浊流(1900--1976)本名吴建田，号饶，台湾新竹县新埔镇人。吴浊流出生于富有民族气节的书香之家，从小就受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反叛性格。1916年考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师范部(今台北师范学校)，喜欢数学及物理，对文学并无兴趣，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研究伦理和哲学。在苗栗县任教期间，于1927年参加当地汉诗诗社"苗栗诗社"，此后吟咏不倦，作旧体诗千余首。但他在台湾文坛真正起步之作，要算是1936年3月写的小说《水月》和同年6月写的小说《泥沼中的金鲤鱼》。吴浊流之所以中年才开始小说创作，据他自说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因为一位东洋文学少女的"奚落"。1941年，吴浊流回到祖国大陆，先后到南京、上海，他看到的旧中国也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者则肆意妄为的凄惨景状，这一切使吴浊流既伤感又失望。1942年3月，他又回到台湾。返台以后，吴浊流先后担任《日日新报》、《台湾新报》、《新生报》、《民报》等报记者，大同工业职业学校训导主任，机器工业同业会专员等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关心台湾文坛。1964年，吴浊流倾尽自己全部积蓄，创办《台湾文艺》杂志，共出52期。1969年，他又变卖田产，利用退休金设立"吴浊流文学奖"。1976年10月7日，吴浊流病逝于台湾。

吴浊流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数十年饱经历史沧桑的血和泪的郁结。吴浊流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小说，还有大量游记、文学评论和杂感。而这诸多方面的成就，尤以小说为最。吴浊流的小说创作以台湾光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代表作品有《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先生妈》、《陈大人》、《亚细亚的孤)等，这些小说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在台湾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为背景，描写殖民当局及其奴才走狗对台湾同胞的奴役和压迫，以及台湾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悲惨命运；后期代表作品有《波茨坦科长》、《铜臭》、《狡猿》、《三八泪》、《老姜更辣》、《黎明前的台湾》等，主要以战后台湾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种种世态人情，塑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面人物形象，揭露为官者的凶狠、狡诈、腐化。

《水月》描写了日据时代台湾一个普通家庭的变化。主人公仁吉和兰英夫妇是制糖会社农场雇员。仁吉少年时是一位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希望凭自己的奋斗，"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但是经过15年的艰苦奋斗，他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成了5个孩子的父亲，终于被生活的重担压碎了梦想。妻子兰英是一位勤劳的妇女，每天默默的劳动，还要受监工的欺凌和压迫，血汗几乎被榨干了，才30岁就像四五十岁的老太婆。仁吉奋斗、挣扎、反抗，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他的理想如同"水中捞月一场空"。透过仁吉一家的不幸，我们可窥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泥沼中的金鲤鱼》则进一步关注妇女命运，通过主人公月桂的不幸经历，揭露婚嫁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养女儿当作囤积商品，企望到时还本牟利，使婚姻完全沦为买卖交易。其中的民俗描写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意义，这与五四新文化思潮和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充分显示了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色彩。

由于种种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在吴浊流的作品中，出现较多的是他较熟悉的知识分子。他站在反帝爱国的民族大义立场上，对当时台湾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的剖析。一些知识分子全然丧失了应有的民族气节、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品格，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禀赋失落了，代之的是奴性、软骨症、走狗做派等民族劣根性。《陈大人》、《功狗》、《先生妈》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陈大人》对甘作日本人奴才的陈英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陈英庆，做了日本人的官，为虎作伥，专门迫害抗日同胞，因抓捕抗日志士而受到日本人的赏识，于是身价百倍，以"大人"自居。他不仅无耻地迫害自己的同胞，甚至连他的舅父也不放过。选取这样六亲不认的所谓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作者显然不只是一般地骂骂走狗以及日本殖民主义者，作者的价值取向很明确：维护民族传统文化，谴责背弃民族文化立场的汉奸。陈英庆这样的知识分子，虽不多见，但类似的或多或少游离于民族文化规范的却更为普遍。

《功狗》则主要揭示了"奴性"的不幸遭遇，启发台湾人民的觉醒。小说的主人公洪宏东为殖民教育贡献了"半生的心血和精神"，最后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小说深刻地描画了洪宏东的"奴性"。他出生在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是"单传独子"。小学毕业后被聘为"代用教员"。他刻苦学习，认真工作，进步极快，尤其积极推行"农业教育"，"多次受到当局的奖赏"。可是一晃20年，他的身体垮了，连续3个月请病假之后终于被免职。要买药，没有钱，甚至连给小孩买一分钱的糖果也拿不出。他放声大哭，要哭尽心中"所有的不平和愤恨"!他似乎已经意识到社会的不平和不公，但却缺乏反抗的勇气。这是他的性格弱点，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更可悲的是，他在生活十分困顿、无计可施时，仍然以殖民者"奖赏"给他的几张"奖状"自我安慰。吴浊流以讽刺的烈火希望燃掉这种奴性意识，启发人民的觉醒，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鞭挞部分知识分子的卖身求荣，力图借此重新唤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祖国意识，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这可以看成是吴浊流作品中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先生妈》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政治讽刺精品。这篇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人物：先生妈和她的儿子钱新发。钱新发代表了一种更典型的台湾知识者中的行为、观念。他们在日本人的"文化征服"中，露出了"奴相"与"媚眼"，自觉不自觉地驯化成日本文化的奴隶，从而从肉体到精神完全臣服于日本殖民者的脚下。钱新发本来家庭贫苦，后来娶了一个财主的女儿为妻，靠妻舅的帮助开设私人医院发了财，一心一意地投靠日本人，积极响应日本人发起的"皇民化运动"，沦为日本人的忠实奴才。日本人号召中国人改日本名字，他立即响应改叫金中新助，并将新名当做招牌挂起；他建造日式房屋，穿和服，讲日本话，死心塌地要把自己塑造成地地道道的"皇民"。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他弃之如敝屣。他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已经忘了"本"，民族文化之本，民族精神之本。在深明民族大义、一心认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吴浊流看来，无疑应给予严厉的批判。尽管他用的是"曲笔"，含蓄却不失深沉。作者还精心描绘了一位忠贞不屈、代表了民族正义的先生妈的感人形象，从正面倡扬一种价值态度。先生妈，是一位出身贫寒、随着儿子的飞黄腾达而进人中上士绅阶层的家庭妇女。在日本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她至死不过日本式的生活，对甘当走狗的儿子钱新发极为冷峻和严厉，经常给予痛快淋漓的怒斥。在小说中，先生妈的个性特征主要从她和儿子钱新发的尖锐对立中展现出来。先生妈与儿子钱新发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思想意识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实际上正是日据时代台湾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生动体现。

台湾光复以后，吴浊流创作了《波茨坦科长》、《狡猿》、《幕后的支配者》等作品，创作基调依旧，只是如刀之笔的矛头指向光复后的台湾现实生活。其中《狡猿》较为突出。《狡猿》写的是一个日据时代吹牛角的巫师，专靠卖假药以求生存的江湖骗子江大头，台湾光复后一跃为乡代表、省议员，最后又由于官商勾结、内部倾轧而下狱的故事。笔锋直刺台湾官僚的种种丑恶卑鄙的内幕。

在吴浊流的全部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亚细亚的孤儿》。这是吴浊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所产生的一部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是现代台湾文学史上"一部雄壮的叙事诗"。这部作品动笔于1943年，1945年光复前夕杀青。成书时恰好是日本侵占下的台湾最为黑暗的时期。这部书是吴浊流冒着生命危险，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完成的。他住所前面就是警察署官舍。为了防备日本特高警察的搜查，他每天写好两三页就藏在厨房的炭笼下面。有了一些数目就疏开到乡下的故乡去。这部小说最初题名《胡志明》，后改为《胡太明》，1956年再版时定名《亚细亚的孤儿》。

小说以胡太明一生的艰辛坎坷经历为主线，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一一搅露出来，将日本、中国的各阶层的各色人物串集起来。其中，有凶残的官吏政客，骄横跋扈的日本校长、教员，狐假虎威的保甲长，出卖民族的间谍走狗，等等。他又以这些人物为中心，描写了日据时代台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殖民统治，揭示了它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这部小说更重要的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位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从妥协、彷徨到觉醒、抗争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宣扬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胡太明作为这一特定时代的台湾青年的典型代表，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演变。胡太明从小接受传统的汉文化教育，转入国民学校和日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新的文化教育时，深受"二等国民"的屈辱；在以后的工作、婚姻上，他又屡受挫折。日本教员的骄横，日籍人员殴打台湾学生以及台湾曾导师的抗争，有力地冲毁了他头脑中的明哲保身的思想。特别是他倾慕籍音乐教员内藤久子，日籍校长出于种族偏见，调走久子，拆散有情人。这使胡太明开始醒悟到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身份和地位。事业的挫折和爱情的失败，使胡太明经历了人生的第一阶段，是他走向觉醒的开始。他决定东渡日本求学，开始新的追求。

但到日本后，他发现种族歧视更甚于台湾。他为许多留日学生不敢公开自己的台湾身份而感到"羞耻和屈辱"。他认为科学救国更为实际，全力攻读物理。学完返台，满心愿把知识报效家乡，可是寻找职业却异常困难。最后还是改行在朋友办的甘蔗农场当了会计。不久因农场在殖民者制糖会社挤压下倒闭，他陷入失业苦闷的深渊。后来听了旧同事曾导师介绍祖国大陆的见闻，便毅然回了祖国大陆，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但他在南京和上海，看到的都是汪伪政权和日本人统治的天下，仍然是和台湾一样，黑暗、腐朽、强权统治。他矛盾，他愤慨!在南京模范女中教书时，胡太明与供职于外交部的苏州姑娘淑春相爱结婚。可是淑春只是口头上高唱"新生活运动"、"妇女解放"罢了。实际上，她却是跳舞、打牌、沉醉于花天酒地生活的"新女性"。家庭生活没有给他带来安慰。在朋友张的启发下，他决定为抗日救国做一点实际的事。就在他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时，仅仅因为是台湾省人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而让警察厅抓去。-在学生支援下，他越狱逃回台湾，又被殖民当局视为中国间谍而跟踪监视。台湾所处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使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他成了"孤儿"--他孤独、寂寞、苦闷、彷徨，促使他反思改变这种两难困境的前途选择。显然，小说是要通过描写胡太明一生的经历，尤其对他的"孤儿意识"的透视，以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着意表现的思想。作为一个日据时代台湾普通知识分子的胡太明，他从自身经历的苦难中逐步觉醒到彻底抛弃"孤儿意识"，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启迪人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生活的台湾民众，只有抛弃"孤儿意识"，认同祖国，并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才可能找到正确的解放自己的道路。

小说在最后的第四、第五篇中，反日意识明显增强，意味着胡太明记取现实的惨重教训，采取自重自主的积极态度，走上回归民族母体的生命历程。祖国大陆抗战爆发，他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参加海军陆战队"，派到广东当翻译。在侵华日军的行列里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爱国青年的残害和对中国妇女的肆意凌辱，精神几乎崩溃而被遣送回台。这段经历，使他认真检讨了以前自己苦恼的根源，认识到树立国家观念的重要，思想开始有了觉醒的转机。而在台湾，日本殖民者强迫台湾人民"捐金"制造杀人武器，强制青年参加"生产志愿兵"去屠杀自己的同胞。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志南也在"劳动服务队"中劳累身亡。重重打击使他彻底省悟，终于从"明哲保身"和"妥协委屈"的屈辱中觉醒过来，在大厅的墙壁上题下："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的诗句，并希望"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这是他一生坎坷曲折经历的总结，也是他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忠诚誓言。最后，他偷渡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到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中去了。

《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冷酷凶残的岁月中，以深沉悲愤、火样的热情谱写成的爱国诗篇；在艺术表现上也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学的结构方式和表现手法，具有民族风格，并且染上了鲜明的台湾特定时期的地方色彩。

综观吴浊流的作品，几乎概括了从抗日战争爆发到20世纪70年代他逝世为止的台湾社会的全部历史。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精巧的艺术构思，成功的独具特色的人物描写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尤其在讽刺的运用方面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第三章 光复期的台湾文学

第一节 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概述

从1945--1949年，是台湾文学的重建时期。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在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禁止使用汉文，强制推行日语，"下令撤废全台学校的汉文科，一律以日语为必修课，各报刊废止汉文栏，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语"。到1944年，全台的日语普及程度已达71％，能够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所剩无几，文坛更是一片荒寂，因此，台湾文学发展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

由于光复初期台湾社会也在经历着剧烈地变化与动荡，文学重建工作起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原因。光复以后，台湾虽然脱离了日本殖民统治，但殖民地的遗留问题仍困扰着台湾的方方面面。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把台湾作为后方基地，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对台湾大肆掠夺；日本投降前夕，美国空军又狂轰乱炸，直接影响到光复后台湾经济的发展。而国民党接收台湾后，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危机。国民党政权出于内战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对台湾民众钳制，政治和经济环境更加恶化，造成台湾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到1946年底，90％的工厂停工，大部分农村土地荒芜，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人民生活再度陷入困境，直接导致了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起义。起义被镇压后，台湾全岛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广大作家失去了安定的创作环境，对未来也失去了信心，他们更无心从事创作了。

二是作家自身原因。日本殖民统治期间，进步作家队伍遭受严重摧残，创作队伍残缺不全。而且由于日本殖民者长期实行同化政策，多数作家只能用日文写作。光复后改用汉文写作，不少作家难以适应。像吴瀛涛、陈千武、詹冰、林亨泰、锦连、肖翔文等这些日据时期的重要诗人，光复后因重新学习汉语致使创作一度停止。

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在祖国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艰难重建，也逐步取得一定的成就。

首先，在作家队伍的建设上，台湾回归祖国后，远居日本、南洋和祖国大陆的台籍作家以及祖国大陆的文人、学者相继赴台，使得文学创作队伍得到迅速扩大。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类作家：

一是坚守台湾文学阵地的台籍本土作家。这些作家主要有：杨逵、吴浊流、龙瑛宗、吕赫若、吴瀛涛、王白渊、张文环、陈绍馨、黄得时、吴新荣、廖汉臣、杨守愚、叶荣钟、杨云萍、朱点人等，他们早在日据时期就已久负盛名。而新成长起来的文学新人有：叶石涛、黄昆彬、邱妈寅等。这些作家由于在日据时期被强令禁止使用中文，大多只能用日文写作。有些人即使略通汉语，也不太熟练，无法在光复后立刻改用汉文写作。有些作家只好请人将日文稿翻译成中文发表，最后才过渡到用中文写作。此外杨逵、王白渊、朱点人等，因为触犯时禁而身陷牢笼，无法执笔进行创作。本时期相对活跃的作家有杨逵、吴浊流、龙瑛宗等。吴浊流的长篇小说《胡志明》(以后改名为《亚细亚的孤儿》)、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短篇小说《先生妈》、《陈大人》等都是本时期文学的重要收获。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无情挞伐知识分子中的民族败类，表现台湾知识分子在严酷而黑暗中的追寻和探索，以及光复初期台湾人民对当局的失望和怨怼。此外，龙瑛宗的《从汕头来的人》、邱妈寅的《叛徒》、叶石涛的《三月的妈祖》等都是这时期较突出的作品。

二是光复后从祖国大陆回到台湾的台籍作家。这些作家主要有：张我军、洪炎秋、王诗琅、钟理和、蓝明谷等。这些作家除钟理和外大多担任社会公职：张我军先后任台湾省教育会编纂组主任、台湾茶叶同业公会秘书、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等职；洪炎秋任台中师范学校校长；王诗琅先后任《民报》编辑、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干事、台湾通讯社编辑主任、台北市文献会编纂等职。也许是公务繁忙的缘故，或许是创作环境的问题，这些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多。

三是移居台湾的祖国大陆作家。台湾光复后，为了早日帮助台湾人民在思想、文化上摆脱日本奴化教育的遗毒，迅速跟上祖国前进的步伐，抗战结束不久，一批祖国大陆作家先后来到台湾，参与台湾文学的重建工作。这些作家影响较大的有：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李何林、李霁野、雷石榆、何欣、歌雷(史习枚)、扬风、骆驼英、欧坦生(丁树南)等。他们为台湾回归初期台湾文化和文学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编辑出版各类启蒙书籍，翻译出版世界名著，研究整理台湾文献资料，编辑初、中等教科书，等等。许寿裳在台湾共发表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5篇有关鲁迅的专论，出版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等著作，积极宣传鲁迅精神，肃清日本殖民思想遗毒、重建台湾文化的中心理念。欧坦生的短篇小说《沉醉》、《十八响》和《鹅仔》也是本时期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其次，全面更新战前的文学阵地。在文学创作园地建设上，在杨逵、朱点人、杨云萍、游弥坚、王白渊、许乃昌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创办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报纸杂志，为台湾文学的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各种文化类、文学类等杂志的创办给台湾文学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阵地。

台湾回归祖国后，文学创作园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回归初期可供发表文学作品的杂志和报纸种类逐步增多，比较有影响的报纸杂志有《台湾文化月刊》、《新新》、《台湾月刊》、《文学小志》、《台湾文艺》、《文化交流》、《潮流》、《宝岛文艺》、《一阳周报》、住0作》、《新知识》等。这时期，出现的这些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杂志虽然匆匆地出现，又很快地消失，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文学的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文化月刊》是1945年11月18日由游弥坚、许乃昌、陈绍馨、林呈禄、黄启瑞、林献堂、林茂生、杨云萍、李万居、苏新等成立的"台湾文化协进会"创办的一个文化杂志，共发行6卷27期。其宗旨是沟通海峡两岸文化，消除日本文化的影响。它虽是一个文化刊物，但其中登载的文学方面的文章较多。许多台湾作家和祖国大陆来台的作家，如杨云萍、洪炎秋、吴新荣、杨守愚、吕诉上、吕赫若、廖汉臣、黄得时以及许寿裳、台静农、李何林、李霁野、黎烈文、袁珂、雷石榆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等重要作品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

《新新》是由台湾民间人士新竹县的黄金穗创办的一个综合性文化刊物。从1945年11月创刊至1946年11月停刊，共发行8期。该刊中、日文并行，发表了龙瑛宗的《从汕头来的人》和吕赫若的《月光光--光复以前》等小说，成为此时期台湾文学的重要园地。其他作家如江肖梅、吴瀛涛、王白渊、吴浊流等都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此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办的刊物《台湾月 ．刊》，也开辟有"文艺"专栏，每期登载3篇文学或艺术方面的

文章；朱点人等创办的《文学小志》；林紫贵等创办的《台湾文艺》，杨逵等创办的《文化交流》、《一阳周报》；银铃会创办的《潮流》、《创作》、《新知识》；以及1949年9月创刊的《宝岛文艺》等都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

另外，本时期祖国大陆的杂志，如上海的《文艺春秋》和《新文学》等也刊登了不少的台湾作家作品。《文艺春秋》上先后登载了欧坦生的《泥坑》、《训导主任》、《婚事》、《沉醉》、《十八响》、《鹅仔》6篇小说和杨云萍的20首诗；《新文学》上也先后刊登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和赖明弘的《重见祖国之日--台湾文学今后的前进目标》等。

第二，报纸副刊也大量刊登文学作品，为台湾文学的重建助了一臂之力。

台湾回归初期，发表文学作品的主要园地还有报纸的副刊。当时比较重要的报纸《新生报》、《中华日报》、台中《和平日报》、《自立晚报》、《公论报》、《国语日报》等副刊都大量刊登文学作品，促进了台湾文学的重建和发展。

《新生报》于1947年5月4日创刊，辟有文艺副刊《桥》，共出版223期。台湾作家和祖国大陆作家均在《桥》上发表作品，该刊号召本省作家和外省作家"加强联系与合作"。这个副刊发表了蔡德本的《苦瓜》、黄昆彬的《美子与猪》、邱妈寅的《叛徒》、王溪清的《女扒手》、谢哲智的《拾煤屑的小孩》、叶石涛的《三月的妈祖》等小说，为当时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园地。此外，《新生报》还有《新地》和《文海》等副刊，也登载了不少文学作品和评论，其中《新地》就出版了105期。1947年11月7日，欧阳明在《新生报》副刊《桥》第40期上以《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为题发表文章。1948年3月4日，著名作家杨逵参与讨论，在《桥》第96期发表了《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在台湾文学界才真正开展起来。这场论争，以《新生报》副刊《桥》为主要阵地，先后有几十位作家参与了讨论，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为台湾文学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日报》创刊于1946年2月20日，光复初期的日文版开辟有文艺专栏，由著名作家龙瑛宗主编，共出版40期。龙瑛宗、吴浊流、吴瀛涛、王育德、叶石涛、邱妈寅等台湾作家先后在此刊物上发表过作品。1946年11月，中文版副刊《新文艺》创刊，此时由于台湾作家大多还不能用中文创作，在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则主要是祖国大陆来台作家。

1946年5月创刊的台中《和平日报》，其前身为当地驻军的《扫荡简报》。但由于该报聘任的王思翔、周梦江、楼宪等主要编辑人员，均为失业或受国民党地方酷吏迫害而逃离家乡、到台湾求职的浙江文学青年，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十分不满；加上在筹办该报时受命广泛结识台中地方文化界人士，因此得到了杨逵、谢雪红等本地进步人士的支持。这使得本为军方报纸的《和平日报》，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质和转向。其《新世纪》、《新文学》、《每周画刊》等副刊，发表了大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成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汇流、抨击时弊、倡导战斗的现实主义的园地。

除了上述三种报纸的副刊之外，1947年10月创刊的《自立坝》、《公论报》和1948年12月创刊的《国语日报》，也是当时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园地。《自立晚报》"开辟过多种文艺栏目，发表过数量相当可观的文学作品"。《公论报》"辟有文艺周刊，初名新诗"后改名日月潭；此外还辟有双周刊台湾风土"一度颇有特色"。《国语日报》"以推行国语，普及教育为宗旨。报面文字采用注音，以中小学生为主要读者，亦刊登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对战后台湾文学的振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报纸，如《鲲声报》、《民报》、《人民导报》、《台湾民声报》、《大明报》、《自由日报》、《更生日报》、《南方周报》、《大汉日报》、《华报》、《精忠报》、《台湾人报》等，也或多或少地登载了一些文学作品。

总的来说，虽然重建时期台湾作家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文学园地也有较大发展，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为"稳定时局"而施行政治高压政策，台湾文学的重建遭受到重大的挫折，许多作家遭受迫害：许寿裳被人残暴地用斧头砍死，朱点人冤死狱中，歌雷、杨逵、王白渊等则身陷牢笼，李何林、李霁野、雷石榆、骆驼英等人被迫离开台湾返回祖国大陆。因此台湾在光复初的四五年间，文学创作活动也还相当沉寂，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第二节 "乡土文学之父"钟理和

钟理和是台湾光复时期著名的作家，曾被人们称为"台湾省作家中的一颗彗星"、"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台湾乡土文学之父"等。他的作品被公认为"代表真正的台湾文学"。

钟理和(1915--1960)，原名里禾，号铁铮、钟坚，笔名江流，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出生于台湾省屏东县世代务农的小康之家。钟理和就读于日据时期的小学高等科。毕业后念了一年半以汉诗文为主的村塾，并读了许多古体小说。此间，他废寝忘食地阅读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等人的新体小说，广泛阅读了日译本的世界文学作品和有关文艺理论著作。对古今中外文学的大量涉猎，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他随全家迁居高雄县美浓镇尖山，协助父亲经营农场。在这里，钟理和爱上了一个比他年长几岁的农场女工钟台妹。因为两人皆姓"钟"，按照当时台湾社会风俗，同姓不能结婚。他们的婚姻遭到父母和来自社会的各方面反对。因此，1936年他愤然离家出走，只身来到东北的沈阳市，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汽车驾驶技术，获得谋生技术。1938年钟理和回到台湾，不顾一切地带走钟台妹，并在沈阳结为终身伴侣，建立了新家庭。1941年因在沈阳难以维持生计，举家迁居北京。钟理和先在日本人创办的华北经济调查所当翻译员。出于民族大义，只干了3个月，就愤然辞职。后从事经营煤炭零售生意。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文学创作。1943年起便有作品发表。1945年，以江流为笔名在北平出版了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夹竹桃》o收人中篇小说《夹竹桃》和3个短篇小说《游丝》、《新生》、《薄茫》，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惟一的单行本。

抗战胜利后，钟理和满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于1946年举家回到台湾，在屏东县内埔初级中学担任代课老师。1947年因患肺病辞去教职，人松山疗养院治病，在动过两次胸腔整形手术、割去7根肋骨后，勉强保住了性命，直到1950年才出院。由于治病，家产被变卖一空，仅依靠妻子种田、做工、养猪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钟理和仍然坚持写作。小说《贫贱夫妻》、《钱的故事》就是这个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1954年，长子钟铁民得了脊柱结核病，因无法同时筹措两个人的医药费，错过就医时机而驼背。原本健壮活泼的9岁次子突然生病夭折。他自己则经常面临旧疾复发的威胁。为了生计他带病在一家代书处做事，直到1959年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才辞去此项工作。这段经历使他写成了《薪水三百元》、《浮沉》等小说。1960年8月4日，他在病床上修改中篇小说《雨》时，病情恶化，咯血而死，年仅45岁。因此，他被台湾文艺界称为"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钟理和给我们留下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因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不多，因此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没有给乡土文学足够的发展空间，这也是造成他至死没有能够摆脱穷困的原因。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尽管于1956年获"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长篇小说第二奖"(没有第一奖)，但因"文奖会"及其专刊《文艺创作》的停办，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对此，他极为痛心，临终前悲愤地对儿子钟铁民说；"吾死后，务将所有遗稿付之一炬，吾家人不得再从事文学；《笠山农场》不见问世，死而有憾。"

钟理和去世后，他生前友好林海音、钟肇政等人组成了"钟理和遗著出版委员会"，陆续出版了他的部分作品。1976年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良泽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钟理和全集》。目前，台湾已出版的钟理和中长篇小说和作品集有《夹竹桃》(1945)、《雨》(1960)、《笠山农场》(1961)、《钟理和短篇小说集》(1970)、《故乡》(1976)等。1976年出版的《钟理和全集》共分八卷：第一卷《夹竹桃》(中、短篇小说集)；第二卷《原乡人》(中、短篇小说集)；第三卷《雨》(中、短篇小说集)；第四卷《做田》(短篇小说及散文集)；第五卷《笠山农场》(长篇小说)；第六卷《日记》；第七卷《书简》；第八卷《残集》。

钟理和是台湾光复时期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其一生共著有中短篇小说五十多篇。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作品大多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运用朴素淡雅的笔调描写山川树木、房舍建筑、风俗习惯、服饰饮食，尽显台南农村浓郁的乡土风情。他的作品给我们描绘了各式各样的下层人物，反映了台湾日据后期严酷的社会现实以及祖国大陆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面貌。

关心祖国命运，渴望回归祖国怀抱，是钟理和早期小说创作的内容之一。他从小受到家庭和乡邻的影响，形成根深蒂固的祖国观念，时刻关注着祖国。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成长起来的钟理和，虽然受到殖民主义文化的干扰，但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着作家去寻根，寻找一直萦绕在作家脑际的先辈的足迹。《原乡人》塑造了一位立志"转原乡"的年轻人，通过他表达出作家的寻根之情，表现了作家强烈的原乡人意识。作品从"我"的眼光出发，传神地描写来自祖国大陆的"原乡人"群像。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铸犁头的一班人，"夜幕一落，他们便生火融铁，一个人弓着背拉着风箱，把只熔炉吹得烈焰融融......炽红的炎光用雕刻性的效果，把他的身躯凸现成一柱巨人"。这场面慑住了"我"的臆， "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作家通过"我"写出他对原乡人的敬仰，对祖国大陆同胞的赞扬之情，小说结尾写道："我不是爱国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斩钉截铁的一句话道出了作家渴望回归祖国的心声，迸泻出作家的原乡人意识，作家寻根意识的核心就是回归祖国。《原乡人》通过台湾同胞对原乡人的赞美，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揭露和对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描写，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钟理和的早期小说有不少作品直接展现了祖国大陆城市下层市民的贫困生活及其劣根性，表达对祖国人民生活的关注。他的处女作《夹竹桃》中的《夹竹桃》、《新生》、《游丝》，是他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在北平生活经历的缩影。中篇小说《夹竹桃》，描写了北京的一个日式大杂院中，一年之间的经历和变化。作家把那个时期北京的各种人都聚集在这里，把大杂院当做一个橱窗，展示了各种人物的面目。其中有房东、寡妇、西服裁缝、司机、小职员；有男人、女人；有疯老太太和抽大烟的老头等。在这儿生活着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小市民。他们在贫穷面前丧失了人的理性和道德：两个女人竞为一块煤大吵大骂；失明的老太太和儿子因为一个窝窝头互相争斗；老太太和他的孙儿无依无靠，沿街乞讨；被生活压得麻木了的父亲不关心儿女的死活。小说写道：

这晚，少年一直没有醒过，昏昏地睡得不省人事。次日只醒过一二次，但双目紧锁，问他也不答应。祖母坐在炕沿，眼看着只奄奄一息的孙子，揉着手，眼眶溢满泪珠。

傍晚，后母与父亲都回来了。

祖母向父亲抱怨着说，孩子病得挺重，你们一个也不管，要走了，馒头也不给留一个去，你们是存心要看着孩子死的呢!父亲缄默着不回一言。后母却咆哮起来了。

"天有眼睛，我要没给他们棒子面，我绝子绝孙，不得好死!"

"这年头起誓管什么用?"祖母一口咬住说："我也犯不着冤着你，你到曾太太那里问去，要有棒子面，我也不会向曾太太要馒头来给他们吃的!"

"那我管不着，反正我留下棒子面，是王八蛋，杂种×的把它卖掉了!"她大声嚷了起来："是王八蛋，杂种×的，婊子养的把它卖掉了!"

她知道这是谁拿去的，此时，老头儿在外面喃喃地说：

"我可不知道你们的棒子面!"

他们像失掉了善良的人性的野兽，在一个垂死的少年的身旁周围睚訾着，争执着，嚣叫着不知所止。就在他们这诟骂声中，这位可怜的少年悄悄地离开了这不幸的人世。

贫穷使人们的心灵扭曲了，成为没有人性的"野兽"。作品对小市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勾画出在殖民统治下的苦难的社会世相。正是对罪恶旧社会的血泪控诉，表现出了作者在日寇侵略的动乱年代里的忧国忧民情怀。

钟理和的创作最富特色的还是那些真实地描写台湾人民乡土生活的小说。他的不少作品直接抒写了台湾农民的贫穷和落后、劳动者的悲哀与忧愁，表现了他们善良的心灵和美好的品格，塑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著名系列小说《故乡》(包括《竹头庄》、《山火》、《阿煌叙》、《亲家与山歌》)，被台湾评论界认为是当时描写战后初期台湾社会作品中"最精彩最完整的"一部。它通过"我"回乡后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台湾光复初期，广大农民在天灾、迷信的摧残下，凄惨的生活境遇。他们不怨天尤人，艰难地挣扎，顽强地拼搏，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苦斗精神以及建设新生活的信心和毅力。战后的台湾农村经济还没有恢复，就受到旱灾的威胁。《竹头庄》(《故乡》之一)反映了旱情严重，人们无法生活的现实。可怜的农民不仅受到天灾的危害，而且还遭到人为的灾难。《山火》(《故乡》之二)生动而沉痛地表现了这点。他们面对严重的天害，听信"天火就要烧下来"的传言。为了抗拒"天火"的浩劫，他们"自己先纵了火希望把天火顶回去"，结果大片的林木和果园烧成灰烬，惨象令人触目惊心。他们不相信自己，认为神才靠得住。由此看到，封建迷信和日本帝国主义50年殖民统治的多神论的影响，给台湾人民套上了不可挣脱的精神枷锁。反映了作者尊重科学、反抗邪恶势力和封建迷信的进步思想。《阿煌叔》(《故乡》之三)则通过阿煌叔20年的惊人变化，揭示出台湾广大农村的现实生活。30年来，阿煌叔把青春和活力都献给了劳作，结果"人，越做越穷!"所以他变得什么活也不愿干了，对生活采取了消极反抗的态度。险恶的环境，破灭的生活，把人们逼到了绝望的顶峰。《亲家与山歌》(《故乡》之四)描写了那些处于逆境而又不泯灭斗志的人们如何坚毅地与命运搏斗。在土地干裂、田园荒芜、农作物枯死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大地的儿女，以山歌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对生命的讴歌，展示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表现了从瓦砾中重建家园的积极乐观精神。从以上分析中看出，系列小说《故乡》以其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细致的场景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台湾农村在久战之后，复遭天灾、元气耗损的破败景象。

中篇小说《雨》形象地表现了20世纪50年代台湾农村实行"土改"后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境地的悲惨遭遇。小说以50年代台湾南部农村遭受旱灾为背景，通过黄进德和黄云英父女之间的矛盾，展现了台湾农村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广大农民的命运与心声。50年代的台湾农村，虽推行"三七五减租"制，即将高达50％的地租降低到37．5％。但这未能改变农村落后凄苦的境况。大多数农民仍沿用原始的生活方式，遇到天灾，近无水利济急，远无他方援助，只得面对焦赤的稻秧，荒芜的田丘，徒生悲切。为争一点饮食用水，"吵骂、打架、呼号和女人的尖叫"此起彼伏；为解决灾情，惟有苦苦地向"神明"呼救。而社会的邪恶势力又沆瀣一气，处心积虑鱼肉穷人。绅士罗丁瑞，凭着他的金钱和本领，勾结地方官吏，利用无赖之徒，趁天旱之机，强迫穷人还债，大肆抢购土地。另外，小说还通过描写一对恋人的不幸遭遇，表现了在那岁月难熬的困苦之中青年男女无法获得自由的婚姻。勤劳纯朴的农村姑娘黄云英深深地爱上了她童年的伙伴徐火生。可是，由于罗丁瑞从中作梗，黄云英的父亲却强迫她嫁给镇上的首富陈其昌的儿子。当徐火生因误会愤然远走他乡后，她毅然以死殉情。小说不仅具体地描写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地方势力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农村残余封建势力对青年一代的严重摧残。这正是50年代台湾社会的真实写照。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黄进德这个正直的农民形象。"他是一条硬汉，耿直、忠诚，除非你使他信服，否则他宁死不屈。"他是一个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勇士。他敢于斗争的胆量和精神，在钟理和的其他小说里也是极少见的。

此外，《还乡记》中长工阿财一家的遭遇，《烟搂》中肖连发父子的命运、《老樵夫》中邱阿金的挣扎等，都是台湾广大农民悲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钟理和的小说还表现年轻人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和追求，表达作者对台湾当时社会愚昧风俗的强烈抗议。《同姓之婚》、《奔逃》、《贫贱夫妻》、《笠山农场》等小说是极有代表性的。这类作品具有浓烈的自传色彩，从婚姻爱情的角度展示了台湾社会浓郁的乡土风俗。因此显得格外的真切和动人。

《同姓之婚》主要写"我"与平妹因同姓之婚所带来的不幸遭遇。"我"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平妹是农场的女工。"我"第一次遇见她时，便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随后两人坠人爱河。但由于两人同姓，为当时社会风俗所不容，婚姻遭到来自社会和父母的反对。"我"怒而离家出走。在沈阳获得经济独立后，回台接出平妹，有情人终成眷属。台湾光复以后，因无法割舍对家乡的思念，便举家返台。因旧风俗的影响，不得不承受来自社会和家族的各种歧视。兄弟不亲，朋友远离，孩子们也时常受到侮辱，令人心头郁闷。"我"也因此得了重病。然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们仍然顽强地生存下去。《奔逃》、《贫贱夫妻》也表现同样的内容。这些作品生动细腻地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羁绊、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封建习俗的叛逆与反抗以及与疾病贫困不断斗争的精神和进取的勇气。作品还无限深情地塑造了平妹的形象。她那种顶住各种压力、蔑视传统恶习、挑起家庭重担的坚毅勇敢的精神动人心弦。她这种在重压之下而不委顿、悲惨至极而不颓丧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综观钟理和的创作，他的作品蕴含着浓郁的乡土色彩。叶石涛在《钟理和评介》一文中指出："钟理和的作品具有说不出的浓郁气氛，明艳的色彩。这是他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使他成为卓越的艺术家，令人激赏的作家。那些特质由什么来的?那就是他的乡土--台湾。台湾色彩鲜明的风土，在他作品中贯彻始终，好像血脉般永不停留地流泻搏动着。"他所塑造的人物，多是台湾的劳动人民；反映的背景，多是30-50年代台湾农村社会的生活；描写的山川树木，房舍建筑，风俗习惯，服饰饮食，也多含有台南农村风味。而且把自己的情思、心血、体验溶化其中。总之，他的作品是乡土隋怀和民族风格的统一，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

首先，善于通过对某些场面进行细致的描绘，显示出独特的地方风土人情，是钟理和小说一个鲜明特点。在钟理和的作品中，无论是北平的小胡同、大杂院，还是台湾的农村风貌，都充满乡土风情的气息。如他的《同姓之婚》中，只是通过几个妇女对自己小孩嘲弄场面进行细致的描绘，就充分展示了台湾社会对同姓之婚的歧视：

其中一个女人忽然叫着我们的孩子说：

"小孩子。你有几条腿?四条是不是?四条腿?"

另一个女人马上加了进来。她给孩子指着系在庭边一棵树下的牛，说：

"小孩子，那是你爸爸，是吧?你爸爸是牛公，你 妈妈是牛母，你是小牛子!"

宪儿是我们的大儿子，不解其意，莫名其妙的看看她们，又看看牛。她们都大声哄笑起来。

"你看，你爸爸在倒草(反刍)哪!"她们说着又大笑起来。

在中篇小说《雨》中，作者通过对台湾农民求雨场面的精细描绘，表现求雨农民的焦虑心情：

渐渐的，天上的乌云散了，终于收起了雨点。农夫们出来外面看看，只见地面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硬壳，脚一踢，硬壳碎了，又变成粉，里面还是那稀松松的土。他们抓了一把土在手里。土是热的，烫手心。失望升上了他们的脸孔。

这些描写，或通过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语言，或通过某些情节的精细刻画，使作品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其次，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情节的精心描绘展现人物精神风貌，也是钟理和小说的一个鲜明特点。钟理和小说没有风云际会的战斗场面，也缺少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澜，其小说内容大都是自叙传，都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这就要求作家特别精心地进行选择和概括，在作品情节中寓人作家和人物的浓重情感。《贫贱夫妇》中主人公与平妹那段深情的对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又发觉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多么恶劣。我看清楚我一场病实际荡去多少财产，我几乎剥夺了平妹和二个孩子的生存依据。这思想使我痛苦。

"也许我应该给你们留下财产。"晚上上床就寝时我这样说："有那些财产，你和二个孩子日后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你这是什么话，"平妹颇为不乐："我巴不得你病好退院回来，现在回来了，我就高兴了。你快别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要生气。"

我十分感动，我把她拉过来，她顺势伏在我的肩上。

"人家都说你不会好了，劝我不要卖地，不如留起来母子好过日子。可是我不相信你会死。"过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温静的开口；"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上天会可怜我们。我要你活到长命百岁，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看着我在你眼前舒舒服服地死去：有福之人夫前死，我不愿意自己死时你不在身边，那会使我伤心0"简短的谈吐，将平妹贤惠、善良、富有主见的个性表露无遗。钟理和的小说常以传神入画的生动细节，构成动人心弦的风俗画面。

总之，钟理和的中短篇小说反映了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内容，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他的创作始终植根于群众，表现出民主思想，显示出现实主义特色。

而真正显示钟理和创作才华的则是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笠山农场》是钟理和惟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主要代表作。它完稿于1955年，1961年8月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小说以日据时期的台湾南部为背景，通过对咖啡农场的兴衰史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台湾农村经济的破产，表现了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作者安排两条线索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主题。一条是农场由盛转衰的线索：刘少兴是一个从生活最底层爬上来的创业者。在大半生的奋斗中，他挣下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晚年，他买下笠山两百甲山地，开办"笠山农场"，雄心勃勃地想大干一场。但自开办农场以来，阻力重重，灾害迭至。首先是敌不过附近居民对树木的砍伐。尽管他一向和气、宽大、忍让，对人谦逊和蔼，但偷砍树木的人却越来越胆大，甚至恩将仇报，把巡山的人绑在树下，严重威胁农场的"安全平静"。同时，农场租佃人赵丙基又没有按照契约种咖啡。"倒把租地内的树木砍得空空，卖得净净"，并携款越山潜逃，给农场经济带来损失；更严重的是他的子因滔田排水事被山地的另一主人何世昌打死，农场的咖啡树又因病全部枯死。这一系列的沉重打击，迫使刘少兴卖掉了山场。作品通过笠山农场种植咖啡的失败，生动地展现了台湾农村的破落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作品另一条线索是写刘致平和刘淑华相爱到出逃的过程。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他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真诚的爱情。刘致平协助父亲管理农场，认识了农场女工刘淑华。这是一个美丽、纯真、勤劳、坚强的女孩子，刘致平深深地爱上了她。然而，由于他俩同姓，当地习俗不允许结婚他们遭到家庭、社会的阻挠和反对。在那些怀有世俗偏见的人看来，他们的行为确属"大逆不道"。开始，他们还有顾忌，后来，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抵住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刘少兴等人的软硬兼施，为了贯彻初衷，争取婚姻自主，在刘淑华的母亲阿喜嫂的支持下，终于双双出奔，结为终身伴侣。作品歌颂了刘致平和刘淑华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反抗精神和纯贞的爱情。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刘致平和女工刘淑华的艺术形象。这两个人物是以作者和他妻子钟台妹为原型创作的，体现了作者向往民主、自由和科学的思想。刘致平是个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是农场主刘少兴的小儿子。他在父亲的笠山农场协助管理工作。他主张科学的管理方法，不满父亲的"新事物，老法子"。他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格格不入。这就必然造成他在事业上和婚姻上的波折。作者着重从婚恋的角度刻画他的性格。现代文明的洗礼使得他没有父辈那种浓厚的宗法门第观念，敢于与同姓的刘淑华相爱。在遭到家庭和社会的反对后，起初他非常气愤、忧郁，感到人生的绝望和空虚。后来他又决心挣扎下去，为了他和刘淑华的幸福，他准备不辞万苦而坚持到底。他断然冲破封建世俗的罗网，偷偷地带着淑华离家出走，结成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夫妻。

刘淑华是一个性格温柔、娴淑，又很倔强的少女。作者主要从家庭成长环境、对自由婚姻的顽强追求来刻画她的形象。她是一位漂亮的山里姑娘，从小聪慧过人，善体亲意，疼爱弟妹。她幼年丧父，10岁起就协助母亲承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再加上山野的环境，养成了她泼辣大胆、勤劳刻苦、热情爽直的性格。她对刘致平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但因为他们是同姓，只好把自己的爱深深地锁在心里，直到刘致平向她敞开爱情的大门，她才勇敢地投入爱人的怀抱。她爱得那样深、那样切、那样忠贞、那样执著，虽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折磨仍无怨无悔。她坚决反抗致平父母为拆散他们而使出的种种手腕，最后毅然决然地舍下了一切，奔向爱人，奔向爱的自由天地。体现出她"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

此外饶新华、张永祥、阿喜嫂等农工形象也塑造得相当成功。饶新华是个长得很瘦、牙全掉了、两颊深深地陷下去、但看上去很硬朗的老人。他心地清白，安分守己，笠山几次更换主人他都被雇为巡山人。对于山，他有丰富的知识，通过嗅树叶、摸树皮来辨别方向，因此从不迷路，被人称为"山精"。他很爱生活了一辈子的笠山，为它操劳了一生。但是，当新主人不再用他时，他孤苦一人，"像一个叫花子似的倒下来"了，惨死在田野里。饶新华一生的悲剧，是台湾日据时期农工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张永祥是笠山农场的租佃人，年纪已50岁了，粗手大脚。他以前曾在刘少兴"手下吃过几年饭"，笠山农场开业时，他带着妻小到农场，希望挣口饭吃。他到农场后，"把自己一条心放在农场身上"，"预备在这里结束他那辛苦困顿漂泊无定的生活"。可是农场种的咖啡全枯死了，他所承担的租地也没有逃脱厄命。希望成为泡影，他只好带领着妻子女儿，挑着担离开了生活5年的笠山农场，又开始了漂泊生活。他"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他漂泊不定的生活，反映了台湾农民的不幸处境。

阿喜嫂也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人物。她"是一个独立意志极为坚强的女人"。"她的一生是不平凡的"，走的是"一条充满了荆棘和艰险的路"。她的丈夫死得很早，那时大女儿只有十多岁，小女儿才3个月，丈夫留给她的只有6张小嘴。然而，她不气馁，擦干了眼泪，不分昼夜地劳作。当人们把刘致平和她的大女儿刘淑华的相爱看做是大逆不道时，她作为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支持他们远走高飞，并祝福他俩"相亲相爱"。她不顾遭到农场主的辞退，"硬着头皮顶下去"，挣扎下去，为了女儿的幸福，她可以牺牲一切。她的形象生动感人。在她身上体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也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勤劳、善良的美德，展示了农村妇女痛苦的生活情景。

另外，作品还描写了饶新华的两个儿子饶福全和饶丁全以及农场的其他男女工人，他们也都在贫穷中挣扎。作品中刻画的各种劳动者的形象，各有自己的忧愁和不幸，痛苦和辛酸。他们的遭遇构成了台湾下层人民苦难的生活画卷。

《笠山农场》标志着作者在艺术技巧上的成熟，具有极鲜明的艺术特色。

首先，作品的结构严谨，脉络清楚。小说的情节单纯明确：

一条是农场种植咖啡的活动；另一条是刘致平和刘淑华的同姓恋爱，这是一条贯穿作品的主要矛盾线索。这两条线索互相交叉发展，既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幸福婚姻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又揭示了日据时期台湾南部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悲惨生活。整部小说虽篇幅不长，但人物众多。除刻画主要人物刘致平和刘淑华外，还描写了农场主一家以及大批的农场工人。对他们的不同遭遇描写得条理清楚，细腻生动。

其次，作品写景抒情、刻画人物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力。在台湾的老一代作家中，钟理和的汉语白话文功夫是非常突出的，具有简洁、质朴、清新、优美的特点。这当然与他曾在北平等地生活过8年有关。借助语言上的深厚功力，他的小说在写景抒情、刻画人物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比如小说开头部分有这样一段迷人的景物描写：

时在盛春，南国明媚的太阳用它那温暖的光辉，晒开了草树的花蕾。磨刀河那边的官山，那柚木花，相思树花，檬果花，黄白夹杂，蔚然如蒸霞，开遍了山腹与山坳。向阴处，晚开的木棉花疏似星星，它那深红色的花朵，和淡白色的菅花相映。只有向阳早熟的木棉，已把春的秘密藏进五棱形的绿荚里去了。春已在这些树林中间，在凄黄的老叶间，又一度偷偷地刷上了油然的新绿，使得这些长在得天独厚的南天之下的树木，蓬勃而倔强地又多上了旺盛的生命之火，仿佛全然不知自然界中循环交替的法则一般。

这段山野景象的描写非常精彩，是作者通过主人公刘致平视角呈现出来的。首先写出了南方树木生机勃勃的特征。其次展现了各种花草的色彩：红、白、黄、绿"夹杂"、"相映""蔚然如蒸霞"。再次写出了层次： "凄黄的老叶"尚带有残冬的痕迹；"草树的花蕾"正绽开于盛春，而早熟的木棉已结出"五棱形的绿荚"，预示着夏日的来临已经不远。最后还写出了情趣、动感：一个"藏"字，让人琢磨"春的秘密"，一个"刷"字，使树木吐出的新芽跃然跳动，给人以惊喜之感。

在小说中，景物描写通常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由于上述景色是透过年轻人刘致平的眼睛展示的，因此这景色必然带上他的主观感受。所以，这里的描写既是写景，也是写人，写情，写年轻人同样旺盛的生命之火，写年轻人深藏心间的春之秘密。再如，小说的后半部分。一天晚上，刘致平来带刘淑华出走，并让她进屋征求母亲同意。这时又有一段精彩的场面描写：

淑华进屋看到母亲依旧坐在床沿上，但脸孔的表情却很异样，看上去像很庄穆，又像很悲哀，仿佛就如一位临难的壮士。淑华坐落在床沿的另一端。

"妈!""淑华。"母亲开了口。她一启口，脸上那悲壮的表情立即消退，此刻就只有慈母的柔和了。

"淑华"，她说："你们的谈话我全听见了。你怎么不答应致平呢?你是应该和他一块走的，现在就只有走才对，没有别的可想了!"

表面看，这只是写母女对话的一个场面，但细读，又分明是母亲内心世界的真切展示。值得称道的是，这里的心理刻画并非直写，而是借助人物面部表情的变化来显现的曲写。先是"庄穆"，俨然是要做出重大决定时的表情；"悲哀"，则表明内心仍有矛盾与苦衷。之后，女儿一声"妈"，扫去了她脸上"悲壮"的表情，代之以慈母的"柔和"。这里，脸色的迅速转换，恰是内心矛盾冲突有了结果的外部表现--决定了，一切后果都由自己承担，不让女儿有任何担忧。8个字，写尽了此时此刻慈母的心态；8个字，亦写出了母亲的性格：她"是一个独立意志极为坚强的女人"。

最后，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在钟理和的笔下，大自然的绮丽景色、田野的美好风光、茂密的树林、山涧的流水、深山的庙宇、雨中的笠山、山中的夜色等，都描写得绘声绘色，形成了一幅幅朴质、清新的乡土风俗画。从这些乡土风俗画中既可看出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渊源关系，又显示了独特的地方风光作品还以欢快的笔调叙写了青年男女在劳动中唱山歌的情景，抒发了他们对热烈的爱情、淳朴的生活、真挚的人生、清秀的山河的真情实感。这些山歌或缠绵悱侧，或抑扬顿挫，或激昂慷慨，与自然合拍，表现了一种淳朴的野性美。这一切都洋溢着浓厚的、令人陶醉的乡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