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建设滞后(7)

    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9年财年为83%，之后沿着上升轨迹运动，在2010财年将攀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年将升达101%。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的，美元贬值造成的“估值效应”能够降低美国政府的对外真实债务，从而改善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从二战后美国债务的削减经验看，“债务货币化”是比较灵验的方式。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1946年，美国的公债达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国的公债－GDP比率则降至36%。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70%以上的公债。如果把降低债务的“名义增长效应”分为 “实际增长效应”和“通胀效应”两部分，历史经验数据显示，1946－2003年间，实际GDP增长平均每年令公债－GDP比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通胀的作用为1.6个百分点，大于前者。换言之，在整个“名义增长效应”中，通胀的贡献度为56%。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美国必定靠美元贬值启动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从贬值中获得最大的债务消减收益。

    近期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图谋一箭双雕：既想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缓解贸易赤字，又想人民币升值稀释债务，变相成为美国赖债手段。总之，美国把美元作为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杀手锏，美元总是能很好的将危机转嫁出去，这就是美元的强权治理，看来全球都应把美国列为最大汇率操纵国，对美元征收汇率的反补贴税。主持人: 中国可以说是最早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我们看到在世界大环境如此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依然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前不久希腊又发生债务危机，迪拜也发生了相应的经济困境，我想请教张老师，之所以我们国家能在经济危机中率先企稳，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怎样的关系？另外，这种发展模式能否总结为“中国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其利弊又在哪里？

    张茉楠： 2008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高达22%。而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个推断肯定实现了。金融危机中中国充分彰显成熟、有远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无论是达沃斯论坛，匹兹堡金融峰会还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都成为世界瞩目的绝对 “主角”， 一时间，关于有关中国的谈论一发不可收拾，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相关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 “中国模式”的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韩国经济学家、西江大学全成兴教授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等。高盛公司顾问拉马更是形象地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他认为，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希望通过“中国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更客观和清醒地审视“中国模式”的真正含义，其本身就意义非凡。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总结几十年发展困境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等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