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建设滞后(2)

    当前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面临巨大压力，但又在挑战之中，也蕴藏着重大机遇。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中国如何能借助危机之时，下大力气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尽管短期内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但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质量。主持人：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连续多年实现GDP的高增长，我们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可是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指数越来越低，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增加，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大众甚至发出“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样的局面呢？

    张茉楠： 您所说的我认为就是社会建设要为经济发展“闯关”助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经济发展方式是多维的目标体系，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高度和谐。社会建设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创造更加完善的环境，引导资源由经济领域向全社会领域配置，达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资源效率更加提高，社会产品分配更加公平。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举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合理的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还必须建立完善产权制度、公平的市场秩序、协调的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建立与它们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服务高效的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后者强调的就是社会建设。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也出现了短板效应，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为什么社会建设会阻碍经济建设？事实上，经济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增长，而社会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分配。财富包括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阻碍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兴发展中国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我认为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不是总量和规模的问题，而是结构和关系严重失衡来概括。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而这其中国民财富重整是关键。

    我国内需长期迟迟难以启动、最终消费不足，与初次分配和二次再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在初步分配中，目前存在 “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现象；在再次分配环节中，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最终消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