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钱包贷款怎么样:必读的新中国60年新闻行业关键词（上）

        【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从古至今，中西新闻界对此没有任何怀疑。然而，假新闻始终威胁着新闻的真实性。在和假新闻的斗争中，在维护新闻真实的过程中，新闻学界从各个层面强调新闻真实的内涵、标准、必要性以及保证新闻真实的职业要求、操作程序与技巧等，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可以说，新闻学的根本使命就是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
　　新闻业界也把真实视为自身的立命之本，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调查性报道、追踪报道、深度报道、暗访、更正等操作程序与操作技巧，也曾多次发动运动（如中共党报史上著名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严厉打击假新闻。
　　然而，假新闻并未绝迹，至今仍寄生于新闻媒体，并以各种面目不时出现，甚至它还会披上“新闻真实”的学术外衣，戴着如“本质真实”、“高大全”、“正面宣传”、“新闻宣传”等的帽子，冠冕堂皇地行走在阳光下。
　　新闻真实的标准相对较低，只要是事实报道、解释又以事实为依据、语言准确有据，就是真实的报道。即使偶有失误，也会得到读者谅解，予以更正即可。然而，即便如此低的标准，新闻界的同人仍未能完全做到。除了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外，更在于新闻生产的流程中渗透了许多非新闻的因素，是种种欲望让假新闻纠缠着新闻真实性。

　　【新闻宣传】新闻宣传是“新闻”和“宣传”这两个词被强行“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新词，英语世界没有该词的对应词。在英语世界，“宣传”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新闻”则是中性词，二者若结合，新闻就会失去公信力。
　　而在中国，“宣传”被定性为中性词，由此结合的“新闻宣传”也就不带贬义色彩，成为至今仍在盛行的词汇。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试图打破“新闻宣传”的混沌状态。那次争鸣，虽未能把“新闻宣传”送进历史，却明晰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根本的区别：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这次争鸣可谓功不可没！
　　“新闻宣传”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除了新闻与宣传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更在于近代新闻媒介是以舆论工具的身份引入中国的，并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
　　如今，睡狮已醒，新闻媒介的启蒙、教化功能也让位给了信息传递、信息服务功能。这个词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期待越来越少的人使用“新闻宣传”！因为“觉醒的中国人”是能够理性地判断是非对错的。

　　【新华体】新华体中的“新华”是指新华通讯社，意指这种文体是新华通讯社所有新闻报道的结晶，也指这种结晶在公众脑海中的总体印象。
　　目前尚未考证出新华体的“生辰八字”，但首次被编入辞典是1993年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这部辞典赋予了新华体光辉的形象：“消息简洁，文字精炼、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①
　　辞典外的新华体却是“是耶非耶”的混沌形象。誉者赋诗曰“建安风骨新华体，开国记者白发人”；毁者把它与“样板戏”、“党八股”并列。这在于不同时期的新华社对新华体注入了不同血液，也在于这个高度抽象的词，不能有效包容它的每个因子。故严格地说，把新华体看作一种新闻报道的总体风格更为恰当。该词虽早在新闻界普遍流行，却至今未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目前，新华体早已逾越了新华社的界限，成为中国传播媒介的主流文体。作为一种风格成熟、易于操作但存有缺陷的文体形式，人们期待着它能够修正缺陷、抵达完美。

　　【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你们的报纸上没有坏消息？周恩来答道，我们的新闻方针是以正面报道为主。这个插曲曾一度在西方新闻界流传。这个故事说明了中西方对“好”、“坏”新闻的看法是不同的。
　　长期以来，正面报道始终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指导方针。1989年李瑞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为正面报道定下了基调：“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自此，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中性报道成为学术界经常使用的热词，但这些概念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其实，这是一对被误解、误用的概念。想想何谓“正面”、何谓“负面”，以及对谁是“正面”、对谁是“负面”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正面”、“负面”只不过是强加在新闻报道规律之上的人为的思想枷锁及管制新闻的理论依据。只要是公众欲知、应知、须知而又未知的新闻，都应报道。至于它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行政机关如何处理新闻事实。正面报道过度会有负面效果，负面报道处理好了也会有正面效果。

　　【典型报道】与新华体一样，典型报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样式，西方新闻学中没有这个概念。我国的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4～5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拉开了塑造典型的大幕。借助“×××运动”，典型报道在20世纪60～80年代走向成熟。南泥湾、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个符号，至今仍有不少符号活跃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典型报道犹如一股魔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如“农业学大寨”、“六厂二校”式的历史伤疤。
　　90年代后，典型报道逐步式微，虽然仍有人为典型报道唱赞歌，典型人物仍不断涌现，但典型报道的袪魅化，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在于典型报道的使命不是告知新闻，而是“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是为了用“典型”、“榜样”去推动工作。在小农经济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时代，需要典型报道去整合民众，但在价值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典型报道要发挥效力，须凤凰涅槃后，才有望重现辉煌。

　　【高大全】这个词和“文革”期间的一部电影《金光大道》有关。片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是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符合“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则。由此，“高、大、全”成了“三突出”的代名词，成为文艺、新闻等领域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新闻领域的“高大全”表现在典型报道上，那个时候的典型人物都是值得凡夫俗子崇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犹如神话故事，充满崇高与激情。俱往矣！混乱、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谢幕，“高大全”也早已成为贬义词。但“高大全”的阴魂仍未散去，在当今的一些典型报道中，仍能找到不少让人反胃的、有意拔高的描写、叙述。断臂的维纳斯在人们心中仍是美的化身，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仍会是读者心目中的偶像。

　　【暗访】暗访，也称“隐性采访”，是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这种手段造就了一批名记者，产生了许多新闻经典作品，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至今仍被新闻业界频繁使用。对这个术语，学术界从最初的认同发展到质疑，乃至根本否定。这与“隐私权”的兴起与普及有关。
　　暗访，不论是介入式的还是非介入式的，都会有意无意地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于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学术界开始批判“只要达到正当目的，不顾手段”的工具主义思想与做法。“暗访”的合法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由此带来的道德、法律等问题逐成为近年来我国新闻学术研讨的热点。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暗访”要把握好“度”，谨慎、适度进行。
　　事实上，媒介竞争和渐趋“失范”的新闻职业规范，已使大多数暗访成为我国媒体赚取眼球的噱头。其实，大多数暗访的素材，可通过正常的采访方式、特别是迂回的方式获得。但暗访仍在继续，结果是把记者身上的光环一点点扒去，成了人人鄙视的“狗仔队”。

　　【深度报道】新闻学科的术语，其内涵向来是争议居多，对于深度报道，虽有不同表述，中西方学术界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形象地说，深度报道是“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从而说明明天的意义”。
　　这种报道形式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那场运动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础，还改变了美国新闻界的工作传统：深度报道崛起，并发展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样式。
　　我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可惜深度报道的强劲发展势头中断了，曾一度让位给现场短新闻，但不久又以稳健的步伐开拓疆域，大规模进入了广播电视媒体。
　　深度报道赋予了新闻真正的“灵魂”，让其能铁肩担道义，为人类远航保驾护航。在唯有变化是确定的信息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深度报道再次崛起，重振昔日辉煌。

  　【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它旨在查明那些被掩盖起来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深层次事实，并予以曝光，因而它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花费时间、更需要勇气的报道。
　　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早期的“扒粪运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伍德沃德和卡·伯恩斯坦成功揭露了“水门事件”丑闻，遂使调查性报道盛行于美国。调查新闻学也随之兴起，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也被引入调查报道领域，发展出了精确报道、精确新闻学等概念与做法。
　　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却遭到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思路的狙击，使其在概念内涵、选题范围、操作流程等方面发生了变异，更多地成为政府职能延伸下的一种舆论监督行为，而不是主动暴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和丑事。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实现这四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的信息公开，更需要调查性报道有更大的作为，尽量多揭露那些被利益集团封锁的深层信息，这不仅需要记者的勇气、胆量，更需要国家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

　　【追踪报道】追踪报道，是内涵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汇，它是指对新闻事实的连续跟踪报道，直至事实真相全部曝光为止，不过这个词的存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报纸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是追踪报道，这在于新闻事实的展开、曝光有个过程，要把这个过程的全貌及时、客观地展现给读者，非追踪报道不可，这意味着追踪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手段，故追踪报道可采用消息、通讯、特写等多种新闻文体。
　　美国新闻界把追踪报道形象地称为“一次战役或一次讨伐”。我国的追踪报道总体上不错，但在批评报道领域有许多虎头蛇尾的追踪报道。幸而，中国3.38亿网民有了追踪报道的意识，他们正苛刻地审核着一个个事实疑团，以集体的力量执著地追求真相。

　　【文风】文风是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整体外形。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为文风定了基调：“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八股、洋八股消失了，“真实、实在、简洁、明了、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新闻文风标准由此确立，但其内核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其代表是新华体以及“崇高、壮美”的摄影风格和“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
　　“文革”时期，这一优良文风蜕化为“高大全”、“假大空”的恶劣文风，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恶劣文风才得到清算，并恢复原貌。这是因为决定新闻文风的不是新闻文本本身，而是规制新闻文本符号如何排列的传媒体制。目前，我国新闻界正朝着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内核的、真实、客观、公正的新文风迈进。
　　注释：
　　①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链  接
　　吴满有其人

　　吴满有（1893年～1959年），陕西横山人。1934年土地革命后，吴满有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而致富。1941年在缴纳公粮后还有一半盈余，并购买了不少公债，引起注意。
　　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得到朱德的称赞，吴满有被命名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吴被视为值得提倡的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富农）的代表。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吴满有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当时边区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织布任务），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吴满有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1946年春节后，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特意指定吴满有担任毛岸英的农业大学老师，让后者跟随吴学习种地。1947年青化砭大捷后的祝捷大会上，吴满有自愿加入解放军后勤部门，任王震任司令员的二纵民运部副部长。
　　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之滥觞。在延安极其困难的形势下，1942年4月30日～1944年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通过报道吴满有，号召学习吴满有、使边区度过难关。        
 
　　【市场化】市场化是目前媒体运营的重要议题之一，但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关于它的争论层出不穷。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关于报刊市场化的探索以及实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曾经因为经费的紧张和资源的缺乏，要求报纸“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报价核算制……达到经费全部或大部分自给”。并且这一措施，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一议题被搁浅。
　　到了1992年，在中国报协召开的全国报社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上，又提出了“报业经济”概念，并认为“我国报业已经进入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开发报业经济的新时期”。当年，《工人日报》上甚至有一篇文章宣称，“政府支持报纸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报纸一定要在企业管理体制下进行，以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
　　再到200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这次整顿预期达到的目的是让报社走市场渠道，报社和机关的财务要脱钩，报社的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要分清楚。
　　虽然这些改革都是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并且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财力不足问题，媒体的行政色彩依旧相当浓厚。但是，也正是有了这些改革措施，媒体的市场化进程在逐渐加快，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市报等面向市场的报纸层出不穷，各种资本以投资等多种形式介入报刊广告、发行等相关领域的尝试，已经成为传媒业的寻常事件。

　　【机关报】按照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的说法，机关报，就是党派、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主办的，代表其发言、宣传其主张的报纸。那么，按照这个概念，建国后的媒体除了短暂的公私合营时期，基本都是机关报的模式。
　　除了党报是当之无愧的机关报以外，各种行业报也成了不同行业的机关报。这些报纸在各自的领域内不仅仅是媒体，更多的带有机关色彩。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更多的是依靠这种机关报的模式形成的。这些机关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仅有传媒的作用，更多的影响力来自于权力。机关报遵循的是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报原则，新闻报道注重倾向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同时，往往以传播者为中心进行传播，而不是以读者为中心。敏感的读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些机关报上人物出现的多寡或者某些人的位次变化甚至是相关新闻出现的版面来推测出时局的变化。这是其他报纸所不具备的。
　　但是，机关报却没有太好的市场影响力，大多是通过行业或者机关订阅。而办报经费也大多是上级拨款。不过，随着传媒改革的进一步加深，机关报也在进行相关的变革，增强可读性和影响力，探索市场化道路，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晚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有影响力的晚报是《羊城晚报》。此后，中国的晚报在很多城市开始创办，甚至有些晚报成为了当地的机关报。
　　在“文革”结束之后，《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等老牌晚报纷纷复刊，各地的晚报如《齐鲁晚报》等也开始创刊，四周一片“晚报”“晚报”的叫卖声，以晚报的消遣娱乐作为党报的补充, 对当时转变观念和思想启蒙,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时，晚报成了党报、机关报的最初“革命者”，它们以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弥补了党报机关报的不足，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当然，因为有了读者的喜爱，这些报纸也获得了社会的巨大回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都市报】都市报真正在市场上风生水起应该上溯到1995年，虽然《贵阳都市报》、《三秦都市报》早就分别在1993年、1994年创刊，但他们都没有形成《华西都市报》那么大的影响力。1995年，《华西都市报》的成功让“市民生活报”的办报思路风行全国，在各地掀起一阵阵“都市报冲击波”，开创了都市报时代。
　　都市报是一种新的办报模式，它从内容到叙事方式到传播形式都吸收了晚报所有的长处，同时引入了新的新闻和经营理念，并在出刊时间上领先于晚报。所以，都市报的出现，让此前风行的晚报遭遇了强有力的挑战。许多晚报开始朝着都市报的方向转型。
　　都市报的出现依靠的是两个条件，一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民意识在逐步崛起，读者自费订阅成了支撑报纸的重要力量，市场主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让这类报纸与百姓发生了切实的关系，这种新的报种脱离了原来党报离老百姓生活“远”的状态，而是关注百姓生活，所以，在办报内容上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喜爱。二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享受垄断特权的机关报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巩固阵地，占领市场，机关报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创办子报成了一种潮流。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深刻变化以及网络的迅速崛起，都市报面临着转型问题，作为媒体创新的产物，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和运营，成了都市报人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公私合营】解放初期，报业有多种类型的经济形式，反映在报纸的创办资金和经营资金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着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报业。据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报纸253种，其中日报170种，公营报纸近200种。
　　但是，私营报纸和公营报纸并不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一样，“读者对象”也被“计划”了。1950年2月，新闻总署划定公私营报纸之间的分工，规定公私营报纸所面对的不同读者对象和各自报道内容的不同侧重。这种分工客观上阻碍了报纸间的竞争；同时，也严重忽视了许多报纸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使这些报纸失去原有的读者市场，而在当时条件下培育新的读者市场又极其不易，再加上私营报纸经营困难，也就逐渐失去了自身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更不用说与公营报纸进行竞争。
　　到1952年底，基本上就是党领导的报纸一统天下。由于国家对报业实行计划指导、计划发行，报纸间的竞争更没有存在的可能性。1953年就对报纸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后，我国就不存在私营报纸了，其他公私合营报纸，国家后来都退还私股，将公私合营报纸转化为公营报纸。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报纸都处于企业化经营的状态。当时要求全国报纸，特别是公营报纸，把报纸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以逐步达到经费自给。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就完全市场化了。应该说，其政治属性仍然是第一位的，比如1955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曾经刊文，明确说明，“报社不是企业机关，而是政治机关”。这也意味着，报社的企业化经营，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而已，而不是市场推动的结果。这一措施一直执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年末，《人民日报》等8家媒体联合给财政部打报告要求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他们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来弥补政府财政补贴之不足。财政部认为媒体作为舆论的先导，应该挺立在改革的潮头，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所以批准了这份报告。其实更直接的原因是，虽然此时全国仅有186家报纸，但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难以养活报业。这种适度放松，实属“万般无奈”。
　　直到今天，“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模式仍在延续。但是在媒体产业化发展的今天，这条规定却已经不合时宜。“事业单位”的本质和“企业管理”的二元对立，让传媒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在戴着脚镣跳舞，甚至有些时候是迂回前进。这给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企业管理中带来“影响力寻租”的温床，同时也是记者受贿问题在量刑的时候会引起一片质疑的最根本原因。在这条政策提出的30多年后，记者们成了“不明身份”的一群人。

　　【自办发行】从1985年1月1日开始，《洛阳日报》离开了自己的发行“婆家”——邮局，走上了自办发行的道路。如果把报纸作为一种产品，报社被允许自己销售自己的产品了。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体制的一次重大创新。自《洛阳日报》开始，自办发行风靡全国。到2005年，全国实行自办发行的报社约800家，虽然只占全国报纸总数的40%，可这些报社占据了80%以上的广告份额。
　　自办发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报纸第一次掌控了自己的生命线——时间，“早报”在中国流行开来。包括《广州日报》在内的众多报纸由自办发行迈开了变革创新的大步，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转企改制】转企改制是报刊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中央的相关精神，新闻出版单位目前正在进行这一活动。在三年之内，要对作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具意识形态特性的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三年三步走”。新闻出版单位的改制符合新闻媒体的特征以及新闻发展规律。但是，改制也必将带来新一轮的新闻出版单位的洗牌。有些依靠行政手段生存的报刊将在上一轮的报刊整顿之后，迎来新一轮的变革。并且，新闻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不同于以往媒体改革只进行细枝末节的变革，而是根本性的变革。

　　【集团化】集团化是中国报业开始走向市场的标志之一。1996年1月15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紧接着，一大批报业集团成立，进入了媒介集团化的新阵营。
　　实际上，对于报业集团的探索早就开始了，新闻出版署早在1994年5月18日就曾经发出通知，规定了建立报业集团的基本原则。同年6月10日～12日，新闻出版署在杭州举办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提出组建报业集团的五个条件。在这五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实力。比如，要求组建集团的报刊要有传媒实力，除一张有影响的主报外，至少应有4个子报刊，以形成系列报刊。更重要的是要有经济实力，沿海地区报社年税利在5000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报社年税利在3000万元以上。主报及子报刊期发行总量在60万份以上，或在本地区每150人拥有一份报纸，有畅通的发行渠道，有逐步建立自办发行网的可能。此外，还在职称、印刷等一系列的硬件方面进行了规定。

　　【上市】1999年，《成都商报》率先吃下第一只“螃蟹”，通过其控股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用5000多万元收购上市公司四川电器原大股东的大部分股份。虽然这种模式在当时没有被允许，但是也没有受到主管部门的禁止。报业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在我国尚是首次，这在当时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媒体开始了资本运营和操作，媒体的产业化趋向越来越明显。
　　后来，又有巴士股份持有《上海商报》5成权益，《上海商报》也实现借壳上市，这个方案在当时也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批准。而更多的则是新媒体携资本的力量，迅速上市。2000年，新浪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式挂牌交易，这是第一只真正来自中国内地的网络股。接着，网易和搜狐也相继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挂牌上市。

　　【走出去】如果将媒体作为一项产业来运作，那么走出去是一种必然，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在长期的发展中，我国的报刊特别是期刊，与国外进行版权合作的有很多。并且这些期刊多成为国内期刊界的佼佼者，领导国内期刊的潮流。
　　可以走进来，那么就可以走出去，更何况国外的新闻出版管理与国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外市场更能按照经济规律办报办刊，办海外华文报纸不失为闲置资金的一条出路。《新民晚报》、《今晚报》、《读者》、《知音》等都在国外出版了相关的海外版。但是，这些报刊的市场赢利能力却不足，多数还只是针对华语市场，影响力也很有限，其新闻报道在国际范围内的舆论影响力也很有限。这与我国长期的报刊管理体制有关，虽然有些报刊在国内发展得非常好，但是，还缺少与国外一流报刊进行竞争的能力。随着我国出版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这种能力将越来越强。

　　【异地办报】都市报兴起之后，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媒体之一，都市报一开始就进行了异地办报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是媒体划区经营，再加上媒体的舆论监督特性，使异地办报的难度非常大。
　　《新京报》是全国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具有合法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经营管理的报纸。在《新京报》之后的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的创刊更有意义。它的主管方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三家传媒业旗舰，而且还共享了已有的涵盖广播和电视的“第一财经”品牌。这份报纸的跨度更大，不仅跨地区而且跨媒体。这也意味着媒体经营的方法正日益多元化。媒体的产业特征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得到深化。

　　【眼球经济】眼球经济是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获取经济收益的一种经济活动，在强大的现代媒体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眼球经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活跃。
　　不仅商品需要依靠传媒的力量吸引公众的注意，对于媒体本身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们更需要公众的关注。在报刊的发行中，只有引起读者的注意，才能唤起他们的购买欲望，这是营销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作为商品化的媒体，只有只有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进而获取广告收益。所以，眼球经济的提出，是报刊改变过去事业单位性质进行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表现。

　　【卖相】卖相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的理论，也称“三步五秒效应”。指的是一个消费者三步远看到报纸，五秒钟爱上报纸。即在可选的品种极大丰富的市场上，纸媒和电子媒体都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引起受众注意。
　　因此，一般纸质媒体在头版以大标题、大照片、粗线条营造视觉中心,让读者在距报摊三步之远、五秒以内产生购买冲动，让头版图文抓住读者以激发销售。同时，根据这个理论，报纸更加注重头版的策划，对头版头条的要求更加严格，报纸头版的杂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发行量】发行量是广告商选择媒体投放广告对媒体进行选择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衡量一份报刊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在目前没有建立统一认证的情况下，发行量如同女性的年龄，成了秘密。
　　在报刊竞争越来越市场化的状态下，建立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非常有必要，否则报刊间将很难进行公开、公正的竞争。只有真实可信的报刊发行数字才能保证报刊市场竞争的合理、规范。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媒体的市场竞争，有助于实行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

　　【价格战】中国媒体价格战的集中爆发是在1999年。这也并非突如其来，它与此前持续几年的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都市报之间的竞争。各地创办都市报的目的其实很明确，“老子守天下，儿子打市场”，目的是“儿子养老子”。但是，随着随着产品的同质化和受众消费心理的日趋理性，报业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报开始为争夺同一市场中并不太大的广告份额展开殊死拼杀。而在报刊市场的竞争中，发行竞争最为激烈，是报业竞争的主战场，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各样颇具商业智慧的促销策略。这些策略中，屡试不爽的是价格战。
　　是年，在成都、南京、昆明、广州、武汉这些报纸竞争激烈的地区，每份报纸1毛钱的现象经常发生。并且，这种“让利”于消费者的现象成了日后都市报相互厮杀最主要的武器。但是，价格战属于杀敌一千自伤五百的策略,用多了对自身也不利。报纸的操盘者开始寻找新的竞争手段。
　　
　　【服务性】新中国走过的60年，也是媒体角色逐步演变的60年，从令人不寒而栗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到高高在上的“群众的指导者”，再到和蔼可亲的“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媒体逐步放低身段，找到了恰当的社会位置。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种叫做服务性新闻的报道形式开始在报纸上探头探脑地出现，1993年，南京出现一份名为《服务导报》的报纸，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次有“服务”两个字出现在报头中。把这一类媒体做到极致的，是与《服务导报》同年创办但报头没有“服务”二字的《精品购物指南》。《精品购物指南》创刊于1993年1月，是《中国经营报》的子报，它的成功，让中国报人看到，报纸不仅是用来指点江山的，指导百姓的柴米油盐，也可以很精彩。
　　“服务”可以做成一种报道文体，“服务”也可以做成一份媒体，但再换一个视角，“服务”更是一种新闻理念。一旦树立起服务理念，社会新闻可以提供服务，经济新闻可以提供服务，时政新闻也可以提供服务。
　　媒体不是教师，媒体人是服务商。这时候，就没有了服务性新闻，因为所有的新闻都有服务性。当然，媒体满足受众的，是他们需要的（need），而不完全是他们想要的(want),受众千千万万，他们想要的，未必是媒体应该提供的。受众固然不是媒体可以颐指气使的三孙子，也不是懵懵懂懂的小学生，需要强调的是，与一般的商业消费领域不同，受众也不是媒体的上帝。媒体要满足受众需要，但社会责任须臾不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