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身份证上传不了:普课标历史选修5教师用书5单元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

　　难点

　　三星堆文化。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惊世发现；稀世宝物的出土；三星堆屋基和作坊遗址。

　　三星堆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区域，包括南兴镇真武、回龙、三星村和三星镇仁胜村相连的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地段，距广汉市区约5公里，著名的发掘地有月亮湾、西泉坎、三星堆、青龙咀等。因遗址区内原有三个平地隆起的土堆，与东北面的月亮湾相望，故称三星伴月，为古汉州八景之一。三星堆的实体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坑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出土文物最为精美，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国、古城、古文化遗址，是我国“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经考古发掘证实，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之最，故课文标题为“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

　　本课引言由图片和文字组成，照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之精美，配以文字介绍，给学生以直观感受，激发兴趣。建议教师以照片与文字介绍为素材导入新课，引出探究的主要问题：三星堆文化遗址是怎样发现的？三星堆出土了哪些珍贵文物？

　　第一目“惊世发现”

　　教材通过正文、历史纵横等形式，介绍三星堆文化遗址是怎样发现的；三星堆最重要的考古收获以及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文明的重现，引起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人士的重视。

　　1．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是指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一种文化。

　　现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方国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质，其规模超过周围相邻的城址；2．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3．有分布范围3至4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墙遗址；4．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与治理；5．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这些重要内容构成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

　　2．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

　　1929年清明时节，广汉月亮湾的燕姓农家春耕车水时，突然发现流水抽不上来。燕家父子于是下水疏通。掏泥沟时，发现了一块大石板。石板下，有个石洞，通向一个长方形的坑道。坑道里放满了玉器。中央层层摆放有序的一堆玉瑗，像一座玉宝塔。最大的玉瑗，有筛子那样大。加上其他文物，共有四百多件。这是三星堆附近遗址、遗物的第一次发现。这批文物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当时，著名学者郭沫若，盛赞研究这些文物的考古工作者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说：他们“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20世纪6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预言：这一带“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从第一次正式发掘后60年来，学者、考古工作者，甚至一些古董商和盗宝贼，都在这里留下足迹。然而，1950年以前，虽有郭沫若先生在远洋彼岸的赞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郑德坤把这里的出土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但它到底是中原古文化的支系，还是独立的古蜀文明的显现，仍是一片模糊。建国以后，又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里考察，考古工作者也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是，直到1964年，冯汉骥教授才做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的论断。此后，农民们也在掏粪坑，挖自留地，甚至拾柴摘菜时发现玉凿、古陶、铜虎等物。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古蜀王国的面貌变得更加清晰。1980年5月，省、县联合在三星堆正式试掘。经过一年的发掘，大有收获。发现了房址遗迹及大量石器、陶器。1986年春，更大规模的发掘，在几个发掘区内，又一次动工。百余人参加的考古队伍，在三个多月内，发掘了5×5的探方53个，总面积1325平方米，出土的各种器物也十分丰富，却没有突破性的发现。“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在考古队的收获处于平淡无奇的境地时，意外的事却发生了。7月18日上午，砖瓦厂挖方组的组长杨远洪等几人，在取土时发现了象牙和玉璋等物。杨远洪马上向厂部作了报告。下午，考古队闻讯赶来，封闭了这个埋藏点，并报告了省文管会和广汉县委。

　　这个祭器坑中，发现了许多惊世之宝。当人们还沉浸在狂喜之中，尚未真正清醒时，8月14日，砖厂的挖方工人，在离第一个祭器坑不远处挖土时，又发现了几个青铜头像。这次，因为现场就在附近，考古队立刻过来，将埋藏点封闭。于是，有了第二批宝藏出土。这些造型奇特、制作精美、品种繁多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漆器、陶器等物，是第一次在川西平原被发现。它使古蜀王国，从浓浓的历史密雾中渐渐显现出来，因而惊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从此，“三星堆文化”正式出现在各种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中。

　　三星堆遗址在过去的调查发掘中，因工作地点的不同，曾被分别称为“真武宫遗址”“横梁子遗址”“月亮湾遗址”“中心场遗址”等等。因同属一个遗址群落，故在1980年以后，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最重要的考古收获，是在1986年夏秋之交，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从中出土了大量金器、青铜器、玉器、石璧、陶器、象牙等文物。有长142厘米、重约500克的纯金金杖，面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高达260厘米、重约180千克的人像，瞳孔向外凸出达十几厘米，两耳间距168厘米的大型青铜面具，近400厘米高的青铜大神树，残长达159厘米，宽达23厘米，被誉为“边璋之王”的大玉璋，还有各式各样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动植物雕像，各种玉器。它们有的被神化了，而有的又具有写实风格，动物雕像形象生动，制作传神，植物的创作也似乎被注入了灵性。它们有的纯朴古拙，有的诡谲神秘，将怪异的“形”与“神”相结合，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考古学家又多次进行挖掘。其中一次，在城区遗址中心，出土了一套玉石礼器。由此判断，这个遗址可能是当年三星堆先民祭祀天地、社稷、祖先的地方。

　　3．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文明的重现，引起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人士的重视。如今三星堆古城址上，已经耸立起一座壮观的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馆内外环境布局巧妙，匠心独具。有气势恢宏的古典祀台；有古典风格的附属建筑群和功能齐全的餐馆娱乐设施；有绿茵如毯的草坪、宽广明丽的水域湖面、造型别致的假山、古拙质朴的水车……小桥流水，湖光岛影，古树奇葩，花香鸟语，四时风物，尽呈眼底，观众在观赏了雄奇壮伟的三星堆文物之后，亦能领略川西园林婀娜多姿之色。站在古城墙上凭吊历史，可以发古之悠思……外国游客以前说，没登长城等于未到中国，后来又说，没看兵马俑等于未到中国，现在则要说，游长城，观兵马俑，看三星堆才等于走遍中国。中国之行哪里去？北观兵马俑，南游三星堆。这里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曾经越洋过海，先后到西欧、美国和日本展出，受到热烈欢迎。有的外国友人说，假如埃及的金字塔可以称为古代石头艺术的顶尖杰作，那么中国的三星堆文明，就是青铜艺术和玉石艺术的古代杰作。

　　第二目“稀世宝物的出土”

　　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石、金、铜、玉等文物，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的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引起了世界轰动。在这批众多的珍奇瑰宝中，有堪称世界古铜像之冠的大立人像，有我国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立人像；有象征当时蜀国最高首领身份和权力的“纯金权杖”；有世界上年代最早、形象神奇的青铜神树以及体薄如纸的黄金面罩；有大小各异的青铜人头、神秘怪诞的青铜面具、数十根珍贵象牙、数千枚海贝；等等。

　　教材用图片及文字介绍了三星堆出土的历史文物。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按器物材料分类，大致有金、青铜、玉石、陶、漆几类。

　　1．金器。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2．青铜器。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冈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三期晚段。

　　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代中晚期(前14世纪)蜀国青铜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二号祭祀坑分别属于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的存在，说明这时期三星堆遗址处于繁荣鼎盛时期。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面高骈乡发现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铜牌饰两件。铜牌是二里头文化中特有的铜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见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生产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了。

　　3．玉石陶器。

　　玉石器。此时玉石礼器大量出现，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经整理研究后可知，一号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冈时期，个别的还可以早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冈下层时期。一号坑其余的玉石器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于殷墟二期。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仅几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的孔，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

　　陶器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冈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时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郑州白家庄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4．漆器。

　　遗址出土的漆器，以木为胎，外施土漆，雕有花纹。

　　三星堆遗址还有一项重要的发现，就是在这里出土了各种海贝，多达数千枚。它们大约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和印度洋海域。还有许多用青铜铸造的仿海洋贝，即铜贝。这些海贝和铜贝，都存放在青铜容器中，可能是当时的货币。

　　两目内容讲完，建议教师让学生思考：为何三星堆遗址是“一醒惊天下”？结合《探究学习总结》中的学习延伸归纳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意义。

　　第三目“三星堆屋基和作坊遗址”

　　考古学家推断，三星堆遗存，大体上属于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的时代，反映了那里古代居民从夏、商到西周初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风貌。从出土人像的服饰及装扮上，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和等级贵贱。从发掘出土的居住遗址，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贫富差异。三星堆古城高大的城墙和城外壕沟，可能是保护贵族统治的防卫措施。青铜像，青铜树和金杖，可能是财富的象征或权力的标志。

　　房屋建筑。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经夯实。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87米，开间23米，面积约200平方米。圆形房子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之间无壁墙，估计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屋内有火塘。

　　城墙建筑。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以调查和试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北偏东12度；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北偏东25度；南城墙在中段向南拐折，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又再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已经出现使用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另外，内、外侧城墙为多数呈倾斜状的斜行夯层。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这一方面说明了城墙的建筑离版筑技术的出现时代不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城墙的体量较大，全部使用版筑技术来夯筑城墙满足不了工程进度的需要。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濠沟，濠沟的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见，对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建议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的引言部分，教师解释照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导入新课。

　　关于“惊世发现”一目的教学。教师可将教材内容分成三部分来讲解：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三星堆博物馆。为使学生感受历史，做到论从史出，建议提出问题：什么是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遗址是怎样发现的？课文中的中外人士是如何评价三星堆的？讲解过程充分运用电教手段，运用图片资料，增强历史直观性。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归纳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于“稀世宝物的出土”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运用教材中的照片、收集其他图片资料讲解。重点讲解“青铜树”“金杖”“金面罩”“青铜跪坐人像”等。

　　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

　　讲解过程中建议结合课后《探究学习总结》思考：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你觉得有哪些内容和先前所学过的中原夏商周文明不一样？

　　关于“三星堆屋基和作坊遗址”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结合课文讲解，不必作太多补充。可以层层设问：三星堆遗址的大体时间？从三星堆遗存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交流等方面，你能作出哪些判断或推测？等等。

　　结束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的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相同，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三星堆遗址就是长江上游地区中华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它在许多方面毫不逊色于中原，这个文明的发达和繁荣，其影响力最南可达越南，它的奢华在许多方面为中原所不及。它是三千多年前傲视长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方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新课导入时，用实物投影仪，或计算机、幻灯介绍照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以展示其精美绝伦。

　　案例二在介绍三星堆文化遗址是怎样发现时，建议运用多媒体播放“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录像片段，以增强其直观感，激发学生学习、探究历史的兴趣。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案例三在讲解三星堆博物馆时，建议运用多媒体播放三维“三星堆博物馆”录像片段，配以教师讲解（讲解内容见教学建议部分），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四、问题解答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是在哪一年？

　　1986年。

　　2．三星堆遗址有哪些重要文物出土？在世界引起怎样的轰动？

　　解题关键：出土文物的名称；出土文物的制作工艺、造型。

　　思路引领：青铜树、青铜立人像、金杖等，国内、外人士的评价。

　　答案提示：金面罩：商代中期残高11．3厘米，残宽21．5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用金箔在铜头像上捶拓而成，大小和造型风格与同出土的铜像相同，可能原是粘在铜头像上的。双眉、双眼及口部镂空，鼻部凸起。

　　青铜树：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据称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青铜树”。她的婀娜多姿，引起世界上许多文化人士由衷的赞叹。美国著名富豪比尔盖茨的母亲、文物学家倪密女士，曾不止一次地请求将这件稀世之宝，放在她主持的美国西雅图博物馆里作短期展览。后来，在美国举办的《千古遗物──中国古代文物精品展》，引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前来参观，盛况空前。那一年，被美国文物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年”。

　　阅读与思考

　　思考：

　　（1）为什么文中用“湮没”“百科全书式”“令人耳目一新”“重新审视”的字眼来形容三星堆考古发现和三星堆文明？说说你的认识。

　　解题关键：“湮没”“百科全书式”“令人耳目一新”“重新审视”。

　　思路引领：三星堆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形，展现了一个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

　　三星堆考古揭示的古蜀文明，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或是从宗教观念、造型艺术、青铜铸造工艺、文化交流、文明进程、地域特色等多重角度来看，都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珍贵的资料。

　　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器中的青铜树，是难得的艺术珍品；青铜人像中立人像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和最大的青铜人造像，在世界上也属于时间较早的。中国的三星堆文明，就是青铜艺术和玉石艺术的古代杰作。

　　答案提示：(略)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20世纪30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2）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你觉得有哪些内容和先前所学过的中原夏商周文明不一样？

　　解题关键：青铜器。

　　思路引领：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答案提示：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中学贾小竹）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三星堆文明的发现历程

　　三星堆遗址并不是近年刚发现的，而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早期发现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三星堆遗址玉、石器物的出土堪称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三星堆文明的发现历程，去感受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四川广汉市南兴镇北面有一条小河，当地人称为马牧河。1929年春天，中兴乡(今南兴乡)农民燕道诚在马牧河北岸一处被称作月亮湾的月牙形台地上清理水沟时，从沟底偶然挖出一批玉、石器，其中有玉圭、玉璋、玉琮、石斧及石璧等，总数达四百余件，随即掩盖，夜深掘出搬至家中，秘藏不宣。数年之后，这批玉、石器流入市场，“广汉玉器”从此名噪一时。

　　1933年冬，由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两位资深学者，美国的葛维汉教授和林名钧教授带领的考古队，在月亮湾作了为期10天的考古发掘(关于此次发掘的时间，有1932、1933和1934年三说，本书从冯汉骥、童恩正之说)。以此为端，开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与研究者们长达七十年的漫长而坚韧的探索之旅。此次工作，开了长40、宽5英尺(约合12×1?5米)探沟数条，发掘中把地层划分为农耕土、文化层和生土三个层次，虽然对厚约1米的文化堆积层未能按土质土色再进行细分，但在当时仍不失为较为进步的田野发掘方法。这次发掘出土石器、陶片及玉器等文物600余件，发掘者认为其年代最晚可到周代，早期可能到铜石并用时代。到次年4月，葛维汉编写的对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完成，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1933~1934年第六卷上。这是在四川做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活动蓬勃兴起的时期(1931~1937年)。这次考古活动，对于认识四川的古代文化颇有影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的数代考古工作者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这一探索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田野调查阶段。1952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收集当年出土的一批玉琮、玉瑗、玉钏和玉磬。1956年春、秋季，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在新繁、广汉进行调查，采集、征集到玉璋、玉琮、玉镞、石斧、石璧等物。调查者认为新繁水观音、广汉月亮湾横梁子和三星堆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前言)或“相当于殷商时期”(结语)。1958年，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又在这一带进行过调查，收集到部分玉石器。

　　第二阶段，六七十年代，田野调查、发掘并举阶段。1960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系对月亮湾、真武宫南面附近一带进行了调查，采集有陶盖钮、器流、尖底杯、盘、小平底罐、豆柄和石斧、锛、璧等，其时代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不晚于春秋之初。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再次发掘了月亮湾遗址，共开探方12个。这次发掘选在三个地点进行，重点在燕家住宅附近，发掘面积最大，堆积较厚，包含物丰富，反映了该次发掘的主要收获；真武宫地点包含物与燕家住宅点相同，但数量甚少；月亮湾横梁子地点汉代层下的两层出土遗物同于燕家住宅点第3层。该次田野工作中把文化层按土质土色分为上、下两层，还发掘、清理了3组房址、6座墓葬，出土陶片3万多片。将年代定为商代与西周。其时，冯汉骥先生站在月亮湾台地上，遥指对面的三星堆遗址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1964年，在距原发现玉石器的地点50~60米处，又发现石器一坑，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1974年，在附近梭子田又发现一坑磨石，青黄似玉，坚硬细腻，均有使用面。1976年，在高骈公社机砖厂出土玉斧、玉刀和玉矛各1件。

　　第三阶段，八九十年代，大规模、连续科学发掘阶段。1980年，考古工作者经过勘探，发现距月亮湾不远的马牧河南岸一处当地人称三星堆的地方也分布有重要古代文化遗存，并于当年开始了对三星堆遗址长达20年不间断的发掘。1980年5月首先进行了试掘。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掘地点在三星堆东北侧，共开探方49个，揭露面积1225平方米。80年代的首次发掘就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商周时期的房址18座，分木骨泥墙式和穿斗夹壁式，并用航片记录下了这一地点早、晚两期的建筑群，还发掘出土灰坑3个、墓葬4座、窑址1座，出土标本上万件。发掘简报已刊载。1982年配合砖厂取土，在三星堆西南300米处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下层同第一次发掘的第三期，上层新出现细泥尖底杯、尖底罐等器形，与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相同，被划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经测试，第一期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第二、三期距今4000~3200年间，第四期距今3200~3000年。1984年在西泉坎发现了与新繁水观音相衔接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完善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同年还在三星堆地点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二期或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三星堆土堆下部发现了一层文化堆积，并确定土堆为人工堆积形成，结合遗址东部、西部类似土埂，初步推测其为早期城址或建筑基址。1986年，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联合发掘，共开探方59个，发掘面积1335平方米，清理房址9座、灰坑101个，出土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对于全面了解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文化内涵、特征、时代、分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坑被意外揭露出来。这两个坑中，堆放着大量巨型青铜人头像和全身像，与之共出的还有成堆的其他铜器、金器和玉石器，如青铜尊、罍、神树、金杖、金鱼、玉璋、玉戈、石矛、石戈和石璋等。惊人的发现，再次轰动了世界。这两座祭祀坑的发现，表明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的政治、经济中心。由于两座器物坑的发现，其包含大量的金属器的出土，由此引发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一时间，世界各大传媒竞相报道，同时，有关三星堆文明，尤其是两个器物坑的研究文章与学术观点纷纷涌现，一改以往相对沉闷的面貌，使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古蜀文化研究的进程。

　　1988年开始，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的土埂先后进行了6次发掘，发现了中国城墙建筑史上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垒筑城墙，东城墙长1100米、西城墙长600米、南城墙长1100米，并确定三星堆遗址城墙的修筑时期相当于商代早期。城墙外侧有壕沟，东、西城墙壕沟的南、北两端分别与马牧河和鸭子河相通，南城墙的壕沟两端分别与马牧河上、下游相接。在遗址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从而推知三星堆古城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以河道和城墙互相结合的防御体系。这些重要发现，对认识三星堆遗址的性质、研究早期蜀国的地望及蜀国古代文明等学术课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第2—7页。

　　2．课文注释

　　震惊世界的两个“祭祀坑”

　　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由沉寂到蜚声海内外，最主要的还应归功于1986年夏天两个震惊世界的“祭祀坑”的发现。坑中文化含量极高的出土物，仿佛是经过高度浓缩的古蜀文化信息库，一经发现和揭示，立即引起轰动。

　　……

　　1986年夏天对于四川乃至中国考古学界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7月18日上午8时许，砖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发现了著名的“一号祭祀坑”。

　　……

　　发掘工作从7月18日持续到8月14日，这是27个怎样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啊!考古发掘工作者仿佛是在梦中游历了古蜀王国最华美精致的殿堂。考古学家们都很清楚，一个人一生能够遇到一次这样的发掘即算荣幸，因为它在顷刻间推开了一扇通向古蜀文明的大门，那些琳琅满目的古蜀器物喷涌着出现在考古现场：闻所未闻的、精美到极点的青铜器、玉器、金器，造型奇特的风格，难以理喻的埋藏方式……这一切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住了。我曾经仔细观察过一张“一号祭祀坑”被揭露以后拍摄的照片，那是一张从长方形坑的坑口方向拍摄的全景，照片中那些散布于褐黄色泥土或灰白色(少许显蓝黑色)动物骨渣中的器物数不胜数，弯曲发白的是象牙，光滑斑斓的是玉璋、玉戈，铜人头像和铜面具则显示出金属特有的沉重质地。它们的分布又非想象中的杂乱无章，看得出是经过事先分类，然后才倾倒入坑的。一号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长达1?42米的金杖。从照片上看，它就像一条金黄色的蛇所褪下的皮，因为被包裹在中间的木棍已因碳化而消失，只留下一具闪闪发亮的外壳，像是努力地在向我们证明着什么。

　　整个发掘过程几乎是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虽然当时正值盛夏，酷热难当，白天有烈日，晚上有蚊虫，但考古学家们好像把这一切都忘了，只是感觉到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和过瘾。就在“一号坑”发掘清理工作结束的当天，另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砖厂工人又在距“一号坑”东南仅30米处发现了“二号坑”!

　　这真是一次锦上添花、漆上描彩的大惊喜、大发现，仿佛是上苍的格外恩赐。二号坑不光比一号坑出土器物多二倍(一号坑出土420件，二号坑出土1300件)，而且器物以罕见的大中型青铜礼器为主，反映出古蜀国强大的国家力量和高超的铸造工艺。当二号坑表面的夯土被揭示和清理以后，67根完整的象牙像钢琴的琴键一样清晰地映入发掘人员的眼帘。象牙以下，则是沙丁鱼罐头一般的满满一坑青铜器、玉器、金器和石器。那尊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像”出土时，在不算太宽的坑沿上，三四个人并排站在一起，连同坑下的三个人，一共是六七双手把这个庞然大物轻轻地托了起来。尽管这尊青铜大立人像出土时已从腰部残断并分置两处，但它沉甸甸的分量我们依然能够感知。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最为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加上基座通高262厘米，重180公斤，可谓是举世无双。

　　二号坑的发掘清理工作从8月20日持续到9月17日，一共花了28天的时间。自此以后，三星堆古蜀文明从这两个小小的土坑中(一号坑底部长4．01米，宽2．8米，深1．46~1．64米；二号坑底部长5米，宽2~2．21米，深1．4~1．68米)复苏，并以极快的速度名扬天下，无数的专家学者为研究它废寝忘食，无数的观众为之留连忘返。

　　一号坑内埋藏的器物有铜器、金器、玉器、琥珀、石器、陶器等共420件，另有骨器残片10件，象牙13根，海贝62枚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这些遗物大部分堆放在坑的西南、东南面及南角靠近坑壁一线，北角和西北、东北面较少。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坑的东角和东南坑壁一侧，相互重叠放置。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体较小的玉石器多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亦散见少量的玉石器。铜瑗、铜戈、尖底盏、器座等，与烧骨渣混杂在一起，在坑的南角及东南靠近坑壁一线呈斜坡状堆积。铜器中的人头像、人面具、人面像、瓿、尊、盘、器盖等形体较大的器物主要分布在坑中部至西北一线。金杖出于坑的中部以西。象牙主要在坑中部，略呈一线分布。象的臼齿混杂于烧骨渣中，较为集中地分布于坑的南角。骨渣由坑南、东南向北、西北呈斜坡状堆积，东南面及南角堆积厚达0．6~0．8米，而西北和北面靠近坑边一线仅0．05米厚。

　　从坑内遗物的分布情况分析，各类器物均是从坑的西南角和南部向下倾倒，这样便使形体较大且易于滚动的器物，如铜人头像、铜面具、瓿、尊、盘等，滚落至坑的中部至西北一线，小件器物和不易滚动之器物则堆积在西南角和南部。根据坑中遗物的堆积情况，遗物倾倒亦有先后顺序：首先倒入的是玉石器和金器，接着是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人面具、神像和瓿、尊等，然后是混杂有玉石器和铜戈、铜瑗、陶尖底盏、陶器座在内的骨渣，最后放入了玉璋、玉戈等大型玉石器以及部分陶尖底盏、陶器座等，象牙可能是与骨渣混在一起倒入坑中的。

　　大多数器物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如完整的象牙一端或一侧被火烧焦发黑，铜容器全部被火烧残，如瓿、尊、盘、器盖等，大多一侧或一端被烧成半熔化状，有的器物甚至熔化成团。铜头像颈部熔化并向上翻卷，有的仅存头顶局部。铜戈、铜瑗等甚至有数件器物熔粘一起。有的烧成饼状或团状，已不能辨识其器形。玉石器也多有火烧的痕迹，许多残断的玉石，散落坑中。

　　二号坑出土遗物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绿松石3件，石器15件。另外还有象牙器残片4件，象牙珠120颗，虎牙3枚，象牙67根，海贝约4600枚。该坑遗物分上、中、下三层。最下一层主要是小型青铜器和饰件，还有玉戈、玉璋、石戈等。小型青铜器和饰件有神坛、神殿、小神树、小人像、眼形器、兽面、铜瑗、铜戚、铜铃、铃架及挂饰、蛇形饰、龙形饰、鸟形饰、铜箔、金箔鱼形饰等。坑底东南还有一些草木灰和经火烧过的海贝。铜挂饰较集中地放置于坑的东北边。兽面、玉戈、玉璋、石戈等较集中地放置于坑的西面，其中兽面具、玉戈和玉璋整齐叠放在一起。中层全部为青铜器，主要有青铜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兽面具、尊、车轮形器、大型神树等。这些器物出土时，没有一定的规律，仰覆均有。上层是60余根象牙散乱地堆置在青铜器上。以上三层遗物代表了当初投放的先后次序。

　　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断，上半段在坑的中部、下半段在坑的西北部，压在青铜树下。尊等青铜容器主要在坑的东南角和东北角，大部分容器外涂有朱色颜料，器内装有海贝和玉石器等。青铜兽面分布于坑的西北角，与大量海贝放在一起。青铜人头像和人面具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坑的中部也有少量人头像，有的人头像内装海贝。部分人头像和人面具毁损或经过火烧，人面具被毁更甚，有的器物碎成数块散落在坑的不同位置。多数器物在入坑前估计已经被故意砸碎，也有一些是在夯填时被砸碎的。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第43—51页

　　青铜器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所出青铜制品达400多件，总重量超过1吨。类型有大型青铜雕像群，包括大型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具、神树、动物雕像、海洋生物雕像；青铜礼器，如尊、罍（ｌéｉ，古时一种盛酒的器具，形状像壶）、盘；青铜兵器，如三角形援无刃锯齿无胡戈；青铜杂器，如轮形器、鸟形饰件等。

　　青铜文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古代东方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三星堆古蜀社会的青铜文化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于东方都是极富特色、令人叹奇的。它的宗教意义、审美个性和铸造工艺，在以后的篇章里会不断提到。这里只就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说明两点。

　　第一，三星堆青铜文化里的尊、罍、盘等，在中原商代青铜文化里属于重器，是用以表示王朝权威与尊严的系列礼器的部分。当然，这同时也是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度的外在象征。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表现出商王室宏大雄浑的统治气象。三星堆青铜礼器的造型也很威严，如二号坑的八鸟四牛尊，尖唇，喇叭状侈口，束颈，斜折肩，肩折处立雕有4个突出的牛头和八只鸟，颈部饰有3周凸弦纹，肩部饰夔纹，腹上饰有饕餮（ｔāｏｔｉè，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古代铜器上面常用它的头部形状做装饰)纹，以云雷纹衬底雕出扉棱。圈足上亦饰有镂孔、弦纹、夔纹及饕餮纹等。而这些造型，包括所加工的装饰纹饰(也表现在大型青铜立人像的衣著饰纹上)，在中原则是常见的。它们表明了三星堆青铜文化受着中原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二，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大型神树、大型青铜立人像等，在国内乃属独家所有，带有鲜明的古蜀特色。但是在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青铜雕像、青铜或黄金神树、黄金面罩并不鲜见。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地区，就发现有公元前30世纪初的青铜人头像。在尼尼微发现了公元前28世纪的阿卡德·萨尔贡一世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小型人物全身雕像，还出土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至于青铜神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王陵出土过黄金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比亚也出土有公元前22世纪的神树，上面也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它们的时代都比三星堆青铜文化早。它们除了神权与神祀的意义外，也兼着王权与礼祀的意义。就这点来看，三星堆文明里亦含有外域文化的因素。此外，在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中，我们还发现一类“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面孔。它们是谁?是不是古爱琴海人?古埃及人?是否就是他们携带来外域文化的因子?……这些尽管难以准确回答，但大方向却似乎可以定下来。

　　──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第45—47页。

　　古城墙

　　三星堆遗址的北面有鸭子河由西北向东流过，遗址的西南有马牧河向东南折流。在两条河流之间，有人工修筑的土埂──“城墙”。东城墙长1800多米，西城墙建筑被鸭子河冲刷毁坏，残长800多米，南城墙建筑在马牧河几字形弯道上，长210米。城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南城墙外还有深2．8米的壕沟，整个城址东、南、西三面夯筑城墙，北面是鸭子河。城外又有壕沟围绕，城内面积约2．6平方公里。城内外遗址群密布，出土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器等数万件珍贵文物标本。其生活区既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权贵们居住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此外，还发现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几种房舍的区别，揭示出其间深刻的阶级对立事实。在生活区内，还发现了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

　　三星堆古城始筑于第二期文化。经分析，其系用土建筑，经夯打锤拍而成；下层还采用了斜面夯筑方法。这完全说明蜀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筑城的夯土技术，所以能在成都平原营造如此宏大的城址，并与郑州商城的规模相当；与中原地区其他城址相比，它也不逊色。

　　三星堆城墙至第四期文化末而毀弃，整个使用期长达600~1000年，证明这一重要都邑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稳定繁荣时期。

　　──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第47—48页。

　　3．学术观点

　　关于“两坑”的性质

　　有关两坑的性质，学术界有各种说法。

　　墓葬说──此说可分两说。一为陪葬坑说，此说认为两坑周围可能有某代或某几代蜀王的大墓尚未发现，两坑只是其器物陪葬坑。二为火葬墓说，此说特别重视一号坑中出现的大量烧骨和权威人士所使用的金杖等物品，认为两坑埋葬有死于非命的蜀王。

　　厌胜掩埋说──此说从萨满教宗教文化的研究角度入手，认为两坑器物曾被视作“灵物”，当其“失灵”后，人们将其毀弃焚烧，以刺激灵物。同时，此说很重视两坑中大量象牙作为巫术工具的厌胜驱邪作用。

　　器物坑说──此说又可分为两种说法。一为“灭国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是后朝推翻前朝之后，将其神庙中物捣毁掩埋，即所谓“灭国”“覆社”之结果。二为“不祥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的掩埋物是已故蜀王或旧时代的神庙之器，新王视其为不祥之物，存之对己不利，故而加以毀埋。

　　窖藏说──此说联系到三星堆遗址曾发现几处玉石器的埋藏坑，并结合附近彭县竹瓦街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均出土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窖藏这种情况，推测两坑亦属窖藏。

　　祭祀坑说──这种观点首先为发掘者所提出，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认为两坑是某种大型祭祀活动之遗存，坑内之物皆为祭品，在经过“燔燎”等各种祭祀活动后，再加以“瘗埋”。

　　造成两坑掩埋的原因恐怕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学术界也有各种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是“敌国入侵说”和“改朝换代说”。

　　──樊一著《三星堆寻梦》第66—68页。

　　4．参考资料目录

　　屈小强著：《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巴蜀书社2002年4月出版。

　　黄剑华著：《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樊一著：《三星堆寻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范小平：《古蜀王国的艺术星空──三星堆青铜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10月出版。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昆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出版。

　　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3~1934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肖先进：《三星堆的发现发掘与遗址的保护利用》，《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考古成果再现了三星堆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

　　难点

　　贵贱贫富分化的现象。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四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三星堆文化丰富的内涵：人类青铜文明史上的华丽篇章；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贵贱贫富分化的现象；高超的手工工艺。三星堆的考古成果，包括城墙遗址、青铜制品、衣冠服饰、玉石器、堆漆、陶器等，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三星堆文化的图片资料丰富，建议教师充分运用，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使学生全面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

　　本课引言由图片与文字两部分组成。图片是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文字从介绍大型青铜立人像出发，高度称赞了三星堆文明，并揭示出课题——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建议教师充分运用引言内容，先展示图片，然后通过提问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出所学内容。问题的设计为：1．你认识这幅图片吗?2．这幅图片使你产生哪些联想?3．你知道三星堆文化有哪些丰富的内涵吗?

　　第一目“人类青铜文明史上的华丽篇章”

　　首先通过图表将三星堆城市遗址与同时代中国和世界古城址进行对比。与中国河南郑州商城相比，三星堆古城距今4000—3000年，比郑州商城早400年；从规模上看，三星堆古城面积为2．6平方公里，只比郑州商城小0．4平方公里，基本相当。传统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长江流域的文明可以与黄河流域的文明相媲美。将三星堆城市遗址与世界古城相比，三星堆文明的出现略晚一些，但其面积大于两河流域的乌尔古城和印度摩亨佐·达罗古城，只逊色于埃及希拉康波利斯古城，可以与四大文明古国古城地位并列。这部分内容建议教师充分运用【学思之窗】，引导学生分析图表，思考：将三星堆城市遗址与同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古城相比，你有哪些感想?你对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吗?

　　三星堆文化展现了我国青铜时代的辉煌成就。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回忆以商代为代表的我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特征及其不足。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纠正了中国上古没有青铜雕塑的偏见。教材为了说明三星堆的青铜作品完全可以与西亚、欧洲一些古代青铜雕塑在艺术史上并驾齐驱，还列举了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古代地中海、古希腊、意大利等地区古代青铜雕塑艺术的突出成就及其出现的时间，并与三星堆的青铜雕塑作了对比，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

　　第二目“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

　　采用了先概述后分述的方式，先总体简述了三星堆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那就是：居民点已经相当密集，房屋和城墙建筑具有一定水平；服装多样，并有不同的饰件；既有农业耕作，又有高超的手工作坊，同时从事狩猎、畜养动物；饮酒活动也已普及；每年有大型的祭祀和娱乐活动，歌舞有乐器伴奏等。

　　接着，教材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城墙遗址带有明显的古城特点。考古学家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

　　三星堆遗址中，还清楚的显示出古蜀国城市建筑的遗迹，在这些遗迹中，划分出宫殿区、祭祀区、生活区和作坊区，表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和城市规划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三星堆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顶有梁架，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夯实。开间一般较大，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8．7米，开间23米，面积约200平方米。屋内有火塘取暖做饭。

　　二、物质生活和服饰文化丰富多彩。三星堆古代先民的服饰多种多样，而且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也不一样。青铜大立人穿了三重衣服，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这说明青铜立人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在三星堆人像中，有许多人上着长袖短衣，下穿短的犊鼻裤，这是三星堆人的日常服装，穿这类衣服的人一般为下层或奴仆之人。有一种服装比较特别，仅见于跪坐人像。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服饰一样。除了不同服装外，一些青铜人像还穿鞋袜。三星堆古代先民的发型有两种，一种是后脑勺垂有发辫，一种是前额及两鬓削平，后脑勺戴有发笄。形式多样的服饰发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物质生活和服饰文化的丰富多彩。该部分内容建议教师收集一些图片资料，使学生增加感性认识。

　　三、农牧业生产发达。建议教师收集三星堆考古文物中的青铜动物雕像、青铜酒具、陶制酒具、祭祀坑中的动物头骨等图片，指导学生推理分析。从青铜动物雕像、祭祀坑中的动物头骨分析，三星堆的古代先民已学会饲养动物，并用于祭祀，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兴旺；从青铜酒具、陶制酒具分析，当时已有大量剩余粮食，人们会用粮食造酒，饮酒之风盛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达。

　　第三目“贵贱贫富分化的现象”

　　通过对三星堆先民的屋基、住宅建筑规模、青铜人像服饰的比较，说明三星堆已有贫富分化的现象。这部分内容建议教师将相关图片进行对比，使学生领悟到：住房规模的大小、服饰打扮的高低，面部表情的变化，充分说明三星堆的古代先民已不是处在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而是进入到有贫富分化的阶级社会。

　　第四目“高超的手工工艺”

　　通过青铜器、玉石器、堆漆工艺和制陶业的突出成就说明了三星堆手工工艺的高超。

　　从青铜器制造看，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这些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即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重要特点。如青铜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95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沿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微量磷的使用，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从玉石器看，石器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仅3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正反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上镂刻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估计那时已有玉石作坊，大致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及抛光等工艺。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蚀变白云大理岩、石英片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堆漆工艺。我国是全世界最早使用漆和漆器的国家，考古学家认为，古代四川地区是我国最早使用髹漆工艺的地区之一，三星堆漆工艺已很发达，考古发现有镂刻雕花的漆木器。

　　制陶业。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制陶业也不例外。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的器物。三星堆的窑炉平面为心形，浅床斜坡，有利于提高炉温。

　　本目内容中的“堆漆工艺”要对学生解释清楚。其余内容结合图片介绍，并可让学生补充介绍教材没有的内容，实现师生互动，提高教学效果。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人类青铜文明史上的华丽篇章”一目的教学。从复习旧知识入手，引导学生回忆四大文明古国有哪些?他们发源于哪些大河流域?了解了这些旧知识后，指导学生分析图表，思考：将三星堆城市遗址与同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古城相比，你有哪些感想?你对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吗?使学生经过认真思考，明白：三星堆文明不仅能和中原商朝时期古文明遗址媲美，而且可以和四大文明古国古城址地位并列。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回忆以商代为代表的我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特征及其不足。通过讨论分析，认识到：三星堆文明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纠正了中国上古没有青铜雕塑的偏见。关于三星堆完全可以与西亚、欧洲一些古代青铜雕塑在艺术史上并驾齐驱的内容，教师只要注意引导学生对比分析即可。

　　“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概述三星堆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由学生根据课文内容、结合图片资料来论证。

　　“贵贱贫富分化的现象”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根据图片资料，采用对比的方式，论证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贫富贵贱分化、社会权力和等级已经出现。

　　“高超的手工工艺”一目的教学。采用谈话法，重点介绍青铜器。如：考古学家称赞“三星堆青铜造像群是青铜成熟时期在长江古蜀地区盛开的一朵奇葩，是人类青铜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你知道三星堆出土了哪些著名的青铜器吗?从制造工艺来看，它们体现了三星堆先民哪些出色的工艺水平呢?通过讨论、阅读教材，进一步了解三星堆的青铜制造技艺，感受三星堆先民的非凡才智。除青铜器工艺外，其余的工艺大概了解即可，其中，堆漆工艺教师要略加解释。

　　2．教学案例

　　案例一通过图表将三星堆城市遗址与同时代中国商城相比后，教师小结如下：

　　中原地区商王朝到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边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远离商王朝的三星堆古蜀国，不仅具有自身特点，而且可与商文明相媲美，这使我们有必要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案例二在介绍三星堆青铜器高超的手工工艺时，采用幻灯或计算机展示两幅图片。

　　图片1：“青铜神树”

　　这棵“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青铜树”，就是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它分三层，上面铸有枝、叶、花、果，以及飞禽走兽，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人间奇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母亲、文物学家倪密女士，曾不止一次的请求将这件稀世之宝，放在她主持的美国西雅图博物馆里作短期展览。

　　图片2：“青铜大立人”

　　这个青铜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浓眉大眼，方颐大耳，身着三层衣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古代埃及和古代希腊文明中也从未发现过如此精美的青铜雕像。这些精美的三星堆文物曾多次走出国门，远赴瑞士、法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展出，其无穷的艺术魅力、丰厚的文化内涵，跨越时空的历史信息，深深地吸引了无数外国观众；所到之处，观者如潮，轰动空前，充分展现了我国青铜艺术的高超水平。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根据上面的古城址对比表，你有哪些联想?对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有什么新的体会?

　　解题关键：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

　　思路引领：三星堆文明在中国与世界的地位。

　　答案提示：三星堆文明不仅能和中原商朝时期古文明遗址媲美，而且可以和四大文明古国古城址地位并列。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它和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一样，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三星堆文物和遗址展现了四川古代先民怎样的社会风貌?

　　解题关键：从衣食住行方面考虑。

　　思路引领：以小见大，推断当时的社会风貌。

　　答案提示：居民点已经相当密集，房屋和城墙建筑具有一定水平；服装多样，戴有形色不同的饰件；既有农业耕作，又有高超的手工作坊，同时从事狩猎、畜养动物；饮酒活动也已普及；每年有大型的祭祀和娱乐活动，歌舞有乐器伴奏等。

　　2．列举三星堆文化高超的手工工艺成果。

　　解题关键：手工工艺包括青铜器制造、玉石器制造、堆漆工艺、制陶业等方面。

　　思路引领：各种手工工艺的突出成就。

　　答案提示：青铜器制造的成就：三星堆先民的青铜铸造法已经十分先进，铸造过程分为陶范──烧制定型──合范──熔化铜液──浇铸──修整加工等六大工序，外范上雕刻精美花纹图案。整体铸造时又有浑铸法与分铸法再铆、焊两种方法。三星堆青铜器除本身用铜锡铅合金外，还用微量磷来提高青铜器物的强度、硬度、弹性，质量更高。

　　玉石器加工技术高超，工序有玉石料的精选、切割、琢制、钻孔、雕刻、研磨拋光等许多道，玉石器的镂刻、线刻工艺，娴熟灵活，细膩美观。

　　堆漆工艺发达，有镂刻雕花的漆木器，是我国最早出现髹漆工艺的地区。

　　制陶业昌盛，窑炉平面为心形，浅床斜坡，有利于提高炉温。

　　学习延伸

　　阅读与思考

　　根据你所了解的三星堆文明，结合上面这段话，谈谈你自己的感想。

　　答案提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星堆文明不仅能和中原商朝时期古文明遗址媲美，而且可以和四大文明古国古城址地位并列，这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中学陈玉兰）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三星堆青铜树所蕴藏的社会内容

　　三星堆铜树所蕴藏的社会内容主要为：蕴藏着浓郁的宗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和早期巫术有关，其意义为通天达地之神树；三星堆出土的具有这种特定意义的“树”，具有生命繁衍茂盛、万古长青的生殖力的崇拜意义；树—神树—社树，自然又成为本土本族的保护神、社稷神，这类具有特定的宗教思想和巫术色彩的“神树”被赋予早期社会崇拜或图腾意义。

　　──范小平：《古蜀王国的艺术星空──三星堆青铜文化研究》第137页。

　　祭祀坑内的人像群可能具有类似“人牲”“人殉”的代用品的某些特征

　　考古资料表明，三星堆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根据遗址内所发现的城墙、祭祀坑、大型房屋（宫殿）遗址，以及大批礼器，苏秉琦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古国、古城、古文化遗址”。在这个城址中，还发现了两个双手被反缚，双膝下跪，高约15厘米左右的石雕奴隶像。在这个具有国家雏型的奴隶制城邦中，其青铜文化及雕塑艺术已打下了古蜀王国政治经济的烙印。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有13个青铜人头和跪坐小人(K1：293)埋在一起，二号坑是41个青铜人头和9个大小铜人、24件面具、面像埋在一起，尽管二坑有时间差，但其铜像分别为整体被埋葬。

　　从文献上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殷人心目中，天神、地祇、人鬼（祖先）是永存的。这些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活人的一切，均由这些神支配，所有的事情，都应向神请示，要给神灵奉献各种祭品，包括人在内，即“人牲”。仅安阳殷墟王陵区公共祭祀场，共埋“人牲”总数已在2000人左右。黄展岳先生在研究殷墟祭祀活动时指出：“祭祀天神、地祇多在王宫举行，祭祀祖先神灵，大多在宗庙或墓地举行；作为‘人殉’的，有办事的贵族、有供淫乐的妃妾、有供奉的武士、有供杂役的奴仆、以及驾驶车马的御奴，所有这些特殊人，都不超出近亲、近臣、近侍的范围”，作为“人牲”的，则包括了大量的奴隶和战俘。

　　用人像雕刻代替活人充当“人牲”、“人殉”的事例，在中外雕塑史上是不胜枚举的。如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带着桎梏的男女奴隶陶塑，安阳殷墟M5出土的两尊跪坐人像、安阳古墓出土人物立像(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瑞典地中海博物馆所展出的距今2700年的前塞浦路斯群岛发现的陶塑群像，就是站立在祭祀坛的数十个全身大小人像，他们正是代替活人参与祭典。现存于伊拉克博物馆和美国芝加哥东方研究所的著名苏美尔时期的马尔阿布神庙摩苏尔石雕人像高低错落，他们原排列在庄严的祭坛上，专家们认为，“制作雕像很可能全出于宗教目的”。

　　三星堆青铜像的意义亦可想而知，在于宗教目的，它们在埋于坑之前，原来可能正是宫殿中的祭典活动使用的人像，或者装饰物，在埋于祭祀坑时，又充当了“人祭”的代用品，只不过它被葬于祭祀坑，而不是墓葬。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07—108页。

　　青铜雕像群所表现的社会内容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依其社会内容可以分为几组。

　　(一)处于上层社会地位的人物。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那尊通高260．1厘米的大型青铜人像最引人注目。(K2②：149．150)他高冠、左衽、装饰华丽，双手圈握，戴脚镯。判别其身份主要依据有三。A：《史记·西南夷列传》记有西南一带的部落“椎髻、耕田、有邑居。”《蜀王本纪》又记有古蜀人“椎髻左衽”。他左衽而不椎髻，脑后留有一条小辫子；有椎髻的铜像在一、二号坑中均有发现，他们或下跪(K1：293)或被砍头(K2②：83)。可见这位身居平台的“蜀人”并非“不知礼乐”的一般蜀民。B：他双手圈握，有学者依据同坑出土的另一尊残身小铜人手执琮的事实，认为他可能手握琮。《周礼·大宗伯》记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进入奴隶社会，琮成了祭祀的礼器，使用这种礼器的，一般为巫师。这类巫师，既是部落首领，又主持宗教活动。C：他赤脚，且戴脚镯，有学者认为，他与“萨满文化”有关，而这类萨满文化的主持者，一般为部落首领或群巫之长。以上推论，可以说明，祭祀坑中，确有上层人物的代表。如二号坑中，还出土了小站立人像(K2③：292．2)，他身披铠甲，盛气凌人，一副将军风度。

　　在殷墟的“人殉”墓葬中，有统治者的近亲、侍臣、贵姬或武士，在殉葬中有上层人物的代表。在祭典中，用上层人物的雕塑供顶礼膜拜也是常见的。古埃及第十八—十九王朝距今3500年左右的卢克索神庙柱廊中，就雕刻有一部分大型贵族像。三星堆祭祀坑中出现上层人物雕像是符合上古先民祭祀、祭典的习俗的。

　　（二）处于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中，有不少跪像，仅那棵高度在4米左右的铜树座上，就跪有3人。在筛回填土时，还发现了一个高仅3．5厘米的残腿跪人。这些跪人大都椎髻，有的则盘辫于头上。这些人像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椎髻、耕田、有邑居”的记载相似。这些跪人，属于“耕田人”或者奴隶，他们双手拱握于胸，呈听命状。这类神态的人物，多见于中原地区商代墓葬中。1976年在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的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跪人像，学术界一般已认定这类跪人为“奴隶形象”。在三星堆二号坑中，还有顶着酒尊（或礼器）的劳动者残像，这类人像和立于方座之上能“通天达地”的上层人物比较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在青铜人像群中，有50多个人头，这些孤零零的人头，有的椎髻（K2②：83），有的戴帽（K2②：121）、有的光头或者毛发稀疏，其颈部大多呈倒三角形，有被“砍”的可能。在中原甲骨卜辞中，有羌人被“伐”的记载。三星堆发现的这些被“砍头”的人像，可能应属“战俘”或“奴隶”。

　　在中东地区上古雕塑中，也有奴隶的形象。如埃及第十八王朝（距今3000多年）的奴隶铜像，这是双手被反缚、上身赤裸着并低着头的奴隶。在埃及第六王朝（距今4000多年）的石灰岩雕像中，也有同类跪人出现。在上古雕塑中，表现奴隶的雕刻当然也就不是个别现象，这已为美术考古所证实。

　　（三）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物。这个青铜群雕之中，有一位单脚下跪，双手放在右膝上，带着双尖的武士帽，束腰，穿鞋。（K2②：04）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双眉、眼球及眼眶均涂有一层黑彩。他在这群人中，亦非高大魁威，他是类似浮雕状的单面小铜人，他虽衣冠楚楚，但不具主持“萨满”活动的巫师特征。并且他单脚下跪，呈听命状。他不算能“上达于天”的巫师，也不是能立于高台之上的部落首领。但他不椎髻、不光头、不盘辫，不具被“砍头”的特征，因此不属奴隶和战俘。他算中间阶层的人物。

　　在苏美尔文化中，幼发拉底河畔的玛里，曾发现大量雕塑作品。如《女乐师长马尔·南希》坐像（现藏伊拉克博物馆）、古巴比伦时代的《抱献牲者像》（现藏阿勒颇博物馆），这些距今近4000年的作品，所表现的正是中层社会的生活。在古埃及王朝时期的雕塑作品中，“为了满足现实的追求，雕刻上面采用着色法，一般雕像都用墨加画眼圈。皮肤、发饰、衣着等，悉照实物涂加彩色”。如埃及第十一王朝的少女着色木雕像（现藏埃及博物馆）。这种方法，多用于中上层社会人物，从中可以为我们研究三星堆青铜雕像中的那些描眉画眼者找到一些启发。

　　（四）被神话了的人物或饰件。这类人物在整个青铜雕像中占有核心地位。有人（或兽）面具、面像，人面形饰件，他们中有的鼓眼龇嘴，（K2②：60），……有的眉间饰有立体夔纹饰件（K2②：100），有的眼球外突达16厘米（K2②：148)。这群人中，有天神、地祇、人鬼，有的就是祖先神的偶像。这是一个由神、鬼、人混为一起的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集合体。

　　这类青铜像，有的可能与鬼神像有关，如薄型面具(K2③：229)，头饰云雷纹状角，双眉展开，且向内勾，圆瞪两眼，上下两排牙齿咬紧。从龙山文化中，可以找到同类型面具——“鬼神像”。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认为，从殷墟益都苏埠屯一号墓发现“钺”上的被称为“饕餮”的鬼神像，可以上溯到龙山文化，上溯到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三星堆发现的如同“饕餮”的面具，也可能与太阳神崇拜有关。

　　另一方面，三星堆的青铜雕像中，有的可能与蜀之先王蚕丛及人皇始祖烛龙以及人鬼的神话传说有关。这些现象集中体现在那三尊被称为“纵目人”的青铜大型面具上。《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西北海之外……有神……直目正乘……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北经》又云：“，其为物人身黑首纵目”，人皇、蜀之先王、人鬼均“纵目”，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面像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大人头偶像或神像崇拜在国内外均有事例可以枚举。《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有“钟璩金人十二，各重千石”。尼阿玛特认为古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其高达六米的头部，很可能是哈夫拉王的容貌。著名的“前欧洲”(Pre－European)文化中的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600尊左右的巨型石人像，其中，有的高达21米，最重的达40吨。专家们认为，这批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可能与宗教祭典有关。在秘鲁海岸发现的位于堆卡·德·路斯·雷耶斯(HuacaDaLosReyes)的三个巨型土坯人头雕像，其模样类似三星堆文化中的薄型面具(K2②：60)，这些龇牙咧嘴，楞睛鼓眼的距今3000多年的作品，专家们认为，这是古印第安人崇拜神灵的产物。可以看出，制作大人头神像，用于宗教祭典活动，是世界上古雕塑艺术的共同特征。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08—110页。

　　2．课文注释

　　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象征含义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中那些头戴面具的造型，显然都带有巫的特点，显示了它们作为祭祀者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又远非那么简单，不是单纯的面具，而是面具与人像或人头像的合铸，而且数量众多规模可观，展现了复杂的多层次的丰富含义。

　　从第一层象征含义来说，它们代表着古蜀国巫祝的身份，象征着古蜀国的一个群巫集团，应是古蜀国神权的象征。青铜立人像双手作握物奉献状，表明了其特殊的身份象征，应是能够沟通天地传达上帝鬼神旨意之类的人物。如果说青铜立人像象征着主持祭祀活动的最大的巫，那么众多的可能套在或镶嵌在木制或泥塑身躯上使用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就是象征陪祭的巫了。它们代表的应是古蜀族和古蜀国宗教首领阶层。

　　从第二层象征含义来说，它们也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同时又是王权的化身。在文明的早期阶段，神权和王权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统治者往往通过宗教神权来加强和体现其王权，而行使宗教神权者也总是执掌王权的统治阶层。三星堆古蜀时代的宗教祭祀活动，便具有强化神权和王权统治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大都认为，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头戴冠冕，身穿华服，形态尊贵，可能象征着古代至高无上的蜀王与大巫师。而其他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和人面像，个个气概英武，可能代表着古代西南地区各个部落杰出的首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古蜀国统治阶层。显而易见，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显示的是类似于神的面容，体现的是人的精神。大型祭祀活动是团结凝聚古蜀国各部族各阶层的重要形式，其核心则是高度融合的神权和王权统治。

　　从第三层象征含义来讲，神奇的青铜纵目人面像，既有人的特点又有神与鬼的夸张，显示出了浓郁的图腾、神灵意味，象征的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也就是说，在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并非千篇一律全都是祭祀者的象征，其中也有被祭祀者或神灵偶像的写照。在古代各民族心目中，崇拜的祖先神灵具有无上的法力，往往被神化并表现为具有人兽合一特征的偶像。青铜纵目人面像既有兽的某些特征，又有人的五官脸部造型，还有神灵的想像(额际卷云纹装饰)，充分显示了象征含义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可能有的表情，所要产生的也不是亲切感而是恐惧感和震撼心灵的效果，从而达到对这些神灵偶像发自内心的崇拜。

　　综上所述，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含义。其中有祭祀者的形象塑造，又有被祭祀的祖先神祇和神灵偶像。祭祀者中有雍容华贵气度非凡的蜀王和群巫之长，更有数量众多威武豪放的部族首领和群巫。它们既是群巫集团，又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是神权和王权的代表与化身。它们在规模宏大的祭祀场面中，很明显地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向神灵偶像的崇拜祭祀，是为了得到祖先和众神的庇佑，加强神权和王权的影响和统治。这些精美非凡的青铜群像，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祭祀场面，更是古蜀人间王国和神秘世界精彩生动的展示。

　　──黄剑华《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第52—53页。

　　青铜面具与人头像

　　众所周知，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在总体风格上讲究的是四平八稳、重若泰山，中原地区发现的超大型的鼎和罍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这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们妄想王权千年稳固的青铜之梦。而古蜀文化中的“青铜之梦”则不具备这种稳固的理性；相反，它们显得更为自由诡秘、飘逸大胆，想像力十分丰富、奇特(著名考古学家孙华先生就说，中国南方的古代器物具有头重脚轻的特点)。当然，人们在面对古蜀文化中的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时，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埃及文明，因为在近东和西亚，国外的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示过这种神秘的青铜文化类别。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发现了公元前30世纪的青铜人头像，埃及古王国也有用青铜铸造人头像的历史，古代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同样以青铜“面具文化”和“头像文化”著称；在伊拉克，人们甚至还发现头部和双臂都用金箔包裹的人物雕像；西亚古代艺术中的雕塑品，也常常覆盖薄如蝉翼的金箔，这和三星堆的人头像、面具，以及部分人头像上的金面罩是不是很相像呢?

　　而且，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其造型特征已经明显脱离中国人(或古蜀人)的面部特征，更多地趋向于欧洲或西亚人种，洋溢着一股异国情调；它们的脸不是一团和气的东方面孔，而是棱角分明、线条粗犷陷于沉思的那种，这是个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同时，三星堆青铜文明让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它的巅峰状态，它没有把它的发展过程展示给我们。根据考古学家们长期的经验，在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出现以前，还应当有一个“泥塑像”或“木雕像”的试验摸索阶段；或者应该出土一些粗糙的青铜试制品，但这一切我们都无缘目睹。究其原因，是因为古蜀人一开始就把手艺操练得如此娴熟呢?还是因为我们至今仍没有发现那些早已被扔进垃圾堆的试制品?无论如何，这些神秘的人头像和面具不会突兀而来，它们的产生只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从外部文化移植或借鉴过来，一是真正的蜀人造。判断这两种可能性时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古蜀文明毕竟是传统中原文明以外的一种，蜀人的创造力、想像力和发明能力完全有可能超越我们的想象，显得突兀又有什么奇怪的?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一共出土人形面具22件，青铜人头像57件。

　　人头像一般高40~50厘米，最小的一件仅有10多厘米，它们的鼻子很高很大，嘴几乎咧到耳根部位，眉毛以夸张的姿态斜着上扬，几乎占据了额头的“半壁江山”，眼睛是斜竖着的三角大眼，目光稍微向下，既像是沉思默想，又像在俯视着芸芸众生；耳朵大而张扬，整个面部特征有一种轮廓分明的阳刚之美，比中国人的五官更突出、更严厉和深沉。虽然多数人认为它们不一定是写实的作品——因为神灵或偶像总是出于人们的凭空想像，但我们不要忘了，这组人头像是和中国传统寺庙里的造像绝然不同的，风格大相径庭。

　　因此我们说，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人而不是神，它们身上透露出的人的生活气息超过了神的气息。比如：肥厚的耳朵都有圆形的穿孔，额头上刻画着清晰的发际线，脑后的发饰分成辫发、椎髻和短发三种。所有头像的面部、头部都残留着的口唇朱砂和发饰黑彩，也就是说，这些头像最初是蛮漂亮的，都有着乌黑的发辫和鲜红的嘴唇，像是一位坐在轿子里等待出阁的新娘。二号坑还有一件头像被格外地施加了浓墨重彩，它的眼眶被黑彩涂过，耳孔、鼻孔和口缝一律用朱砂遍抹。几乎所有头像的发饰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这种差异令人想起人群里面细微的个体差别，而真正的神偶除了一张模糊的面影外，会有如此生动、细致的差别吗?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在造型上没有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各有各的模具，绝不重复或雷同，只保持大体相同的风格。每尊人头像的下方(颈部)有一个倒三角形的利锥，据推测，是便于插在木质或泥塑躯体上，以利于并排陈列于神坛四周。它们可能是古蜀民族大联盟的群体象征，每一尊头像都代表了一个部族的祖先神偶，他们长时间呆在宽大而幽深的神殿内，像一排默默无闻的已故的祖先。

　　三星堆出土的人形面具，与前面所谈到的人头雕像在造型风格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即浓眉大眼，耳朵外张，鼻翼高耸，耳垂穿孔。为了悬挂方便，还在面具的后部下缘穿孔；面具的眼眶、眼球、眉毛、颧骨处全部抹着黑彩，而口唇部位则涂朱砂。

　　这些涂着鲜亮的红色和黑色油彩的青铜面具，平日是挂在神殿四周的墙壁上呢?还是集体出现在巫师主持的仪式上?古蜀人会戴上这些面具──像戴上川剧脸谱一样围着一堆篝火尖叫着跳舞吗?

　　面具中还有一种“半人半兽”形的面具，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虽然在造型风格上，它跟“人形面具”无大的区别，但在眼球和耳朵的塑造上，却是大大地出人意料。它的耳朵呈现出明显的兽类特征，宽大地向两边展开着，形同张开的鸟翅或竖立起来的兽耳，十分夸张。而眼珠则突破眼眶，呈柱状朝前突出，有如蟹目。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各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文献中“蚕丛纵目”最形象的说明。过去，人们对“纵目”的解释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它是额头正中多长了一只眼睛，有人认为“纵目”即是眼睛竖向生长。直到三星堆纵目面具出土，“蚕丛纵目”的典故才被正式定格下来。

　　说起三星堆青铜面具，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覆盖在铜人头像上的金面罩。金器本来在三星堆文明中占有突出位置，遗址中一共出土了包括金杖、金面罩、金虎等在内的100余件金器，足以构成“青铜文化”之下的一部“金箔文化”。这些人头像上的金面罩薄如蝉翼，异常稳妥地将整个铜头像的面部蒙住，上齐额头，下到嘴角，左右将耳朵也包藏在内，整个脸部只镂空眼睛和眉毛，使得头像在神秘之外又添加了一种高贵。我们甚至可以说，古蜀文化内部本来就包含着一种高贵的气质，它虽然偏安一隅，但却绝没有“夷”或“蛮”的村野和小家子气，而是具有博大深厚的文化情怀。从最近发现的金沙遗址我们也能看出，黄金的光辉已同青铜、玉器的光辉一起照亮了古蜀人宗教信仰的殿堂。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第61—67页。

　　3．学术观点

　　三星堆青铜像群渊源的几种假说

　　3000年前的古蜀人为何要制作那么多青铜像?那么多青铜像又为何集中埋在两个相距很近的祭祀坑?这实在是一个谜。经过10多年的研究，学术界围绕三星堆的重大发现提出了很多十分有意义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四方面的假说，即：一是承认三星堆铜器群是古蜀社会的自身文化，因自然灾害而使其埋藏至今；二是属于古蜀文化，因战乱遗存犁庭扫穴，而成为亡国之器，被埋葬至今；三是外来文化，或者说是西亚文明由南亚途经传至中国西南地区；四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三星堆青铜器时代应晚于西周或者更晚一些，器型是仿造中原铜器。

　　三星堆城有多少人口？

　　根据有关专家对中国早期城邑人口户数平均占地面积数字的研究，平均每户占地约158．7平方米。这与《墨子·杂守》记载的“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即平均每户154．2平方米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有的学者根据这个人口密度指数估算，商代三星堆蜀都面积为2．6平方公里，约有16383户。以每户5口计，应有81915人。

　　4．参考资料目录

　　屈小强著：《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巴蜀书社2002年4月出版。

　　黄剑华著：《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樊一著：《三星堆寻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范小平：《古蜀王国的艺术星空──三星堆青铜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10月出版。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昆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出版。

　　陈显丹、陈德安：《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质及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林向：《巴蜀史研究的新篇章》，《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2期。

　　李安民：《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礼俗研究》，《四川文物》1994年第4期。

　　曾中懋：《三星堆出土铜器的铸造技术》，《四川文物》1994年第6期。

　　黄剑华：《三星堆青铜神树探讨》，《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

　　难点

　　三星堆文化证实了古蜀文明；中华文明源流的多元性。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内容围绕三星堆文化展开，主题在于使学生对古蜀文明有比较全面而清晰的了解。首先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记载”这一子目中，介绍了传说中的古蜀王国，以及古蜀名王的事迹。在第二个子目“三星堆文化证实了古蜀文明”中阐述了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的关系；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三星堆文明，证实了古蜀文明的存在，进一步证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部分,中华文明的源流是多元的。又在第三个子目“三星堆遗址反映的古蜀社会”中，明确三星堆遗址反映的古蜀社会，拥有着发达的、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最后，“古蜀文明考古的最新成果”这一子目介绍了考古的最新成果“金沙遗址”，大大丰富了对古蜀文明的研究。将这四个子目的内容概括，就是这样一条线索：从古史记载，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到三星堆遗址，证实了的古蜀文明；再到金沙遗址，丰富了古蜀历史。

　　本课历史概念较多；时间跨度较大，除了重点教学内容较多之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历史知识需要梳理、记忆；建议教师用传说、历史材料与考古成果相互印证、说明以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教材引言部分文字用了一个悲壮的故事；一段神秘的古史；一座古老的遗迹把古蜀文明渲染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教师应充分利用引言中的诗句和成语“杜鹃啼血”的典故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记载”

　　这一子目内容实际上是有关四川地区古史传说和记载。教师说明教材没有用古史传说和记载作为本目标题的原因：一是因为各种古史传说太零星、杂乱；二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是有关四川上古历史记载中最重要的古书，以此为本目的标题是为了强调、突出这两本古史。教材首先通过古史记载介绍了古蜀王国以及古蜀名王（蚕丛、柏灌、鱼凫、开明和杜宇）的丰功伟绩。随后通过传说和甲骨文叙述了古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和交往。教师讲清两点：

　　（1）古蜀名王及其事迹。（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

　　建议教师除了用教材引言内容、资料回放和正文有关古蜀帝王的材料，还应适当补充材料，帮助学生对四川上古历史有个系统认识。

　　据史籍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古蜀第一代王是教会蜀人“种桑养蚕”的蚕丛。“蜀”字在甲骨文中为象形字，俨然如一只身体卷曲长着大眼睛的蚕，很可能与蚕丛有关。第二代王名叫柏灌，传说柏灌是一种鸟。第三代蜀王名叫鱼凫，是一种水鸟，也就是鱼鹰，以善捕鱼而被家养。鱼凫教给人民打鱼、狩猎。第四代王杜宇，人称望帝。杜宇就是杜鹃鸟，这又是一支以鸟为族名的部族。关于杜宇有一个悲壮的故事，传说杜宇“教民务农”受到人民爱戴，而拥立为王。后来蜀国发生水灾，杜宇难以治理，则由开明治理水患。开明因功绩卓著，取代了杜宇，自立为王，称为丛帝。杜宇失国后，怀念故国，化为杜鹃鸟，悲切呼唤，啼泪成血，成语“杜鹃啼血”便源于此。当地人民为纪念杜宇发展农业和开明治理水患的功绩，立祠供奉，四川的望丛祠就是蜀人纪念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而建的。

　　（2）古蜀王国的生产、生活情况

　　人们风行“头上梳髻，衣开左襟”；从事养蚕、打鱼、狩猎、务农等生产活动。

　　（3）古蜀王国和中原的联系

　　据传说黄帝之妻嫘祖原先就是古蜀之人，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其后代就是古蜀国王。这一传说就把四川古史和中原古史密切的联系起来了。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有“蜀受年”，“蜀不受其年”。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等记载。说明了从黄帝、嫘祖、昌意时期，古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到夏商周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更密切了。

　　第二目“三星堆文化证实了古蜀文明”

　　这一目既是本课重点。也是本课难点。

　　教材重点阐释了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的关系；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源流的关系。即三星堆文化的发现证实了古蜀文明古国的存在;三星堆文化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部分,中华文明的源流是多元的。建议教师讲清两点：

　　（1）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在于证实了古蜀文明的存在，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源流。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虚幻传说中的古蜀文明得到了证实。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文明之源与黄河文明共生互动。在中原的商代时期，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即早期蜀国，这是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2000多年的古蜀国历史进程中最辉煌的时期，代表了长江流域文明的最高成就。破译三星堆文明，不仅可以解开蜀王国千古之谜，而且还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2）三星堆考古发现与一些零星古史相吻合：第一，古书记载，蚕丛“其目纵”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相符；第二，古史记载，古蜀民族“椎髻左衽”，这也与大量的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相符；第三，古史记载的古蜀国王蚕丛、柏灌、鱼凫和杜宇都和虫、鱼、鸟等动物有关。而在三星堆遗址中，确也出土了若干鸟、鱼造型的器物。特别是鸟，似乎与古蜀文化鸟崇拜有关；第四，古史记载，“蚕丛、鱼凫皆都于瞿上一地”，而“瞿上”，就是广汉的三星堆。三星堆遗址与古史记载古蜀都城都在成都平原附近相吻合。建议教师指导学生结合史料及某些三星堆出土文物图片相互比较，相互印证，情境再现。帮助学生理解三星堆考古发现证实了一些零星古史记载的可靠性，本节可参照的图片有三星堆出土的盘髻青铜人像、三星堆出土的脑后高髻的青铜像。还可参照前两课教材有关的图片。

　　第三目“三星堆遗址反映的古蜀社会”

　　本目是全课的重点子目。应讲清三点：

　　（1）三星堆遗址是早期蜀国的都城，是当时四川地区政治中心。

　　从古城遗址布局及建筑工艺看,古蜀都城已具有相当规模。3000多年前如此规模宏大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三星堆有两个祭祀坑，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具绝大部分只能作为祭祀器具，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里经常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它是当时四川地区政治中心，是早期蜀国都城，与古史传说“蚕丛、鱼凫皆都于瞿上一地”“蚕丛至鱼凫皆治同一城”相吻合。

　　（2）三星堆先民的衣食住行已达到相当水平。

　　从考古遗存看,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锥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建议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观察书上图片，获取信息。

　　（3）早期蜀国文明程度很高。

　　从出土精美的器物和房屋布置说明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从而让学生认识古蜀文明程度很高。

　　建议教师指导学生将考古遗址，出土文物与历史材料相结合，使学生了解古蜀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古蜀文明的特点，全面认识古蜀社会。

　　第四目“古蜀文明考古的最新成果”

　　教材首先介绍了1995年在成都附近发掘出一系列古城遗址，包括都江堰的芒城、新津宝墩古城等。21世纪初在成都又发现了金沙遗址。本子目主要突出了金沙遗址。

　　（1）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后四川最为重大的考古大发现。

　　在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金器、玉器、象牙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象牙，总量以吨计，在全国堪称第一。这些器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往往代表尊贵而神圣的权力，它们的发现很可能填补有确切文字记载之前的古蜀国的空白。而在遗址中已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等器物则显示了古蜀文明的璀璨，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在临时存放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大量的制作精美的玉璋、玉圭、玉凹刃凿形器等，这些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得细腻规整，异常光洁，可见当时古蜀人对玉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流程和制作工具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2）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的延续。金沙遗址是古蜀国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沙遗址表现出明显的古蜀文化特征。该遗址主体遗物的年代约相当于商末至西周，晚于三星堆祭祀坑，其遗物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颇为一致，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据初步推测，该遗址的形成与三星堆古蜀国内部政权更替所导致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有关，这里可能就是三星堆文明衰亡之后的古蜀新都。和史书上所记杜宇建立古蜀新都刚好同时。

　　从广汉三星堆到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结果都雄辩地证明：在秦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这里早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并拥有着高度发达的不同于黄河流域诸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就是后来失落于历史中的古蜀文明。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1）本课涉及内容距今年代遥远，学生相关知识储备较少。教师的教法及语言应尽量平易通俗，并利用本课插图、照片较多这一有利因素辅助教学，并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插图的能力。如有可能，还可结合某些出土文物，进行一些考古学知识的介绍，增加学生学习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兴趣。

　　（2）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记载”一目时，以本目正文、引言和【资料回放】等为素材，通过提问方式引导学生阅读理解，问题一，哪两本古书主要记载了四川上古历史？问题二，传说和记载中提到的五位古蜀名王有哪些事迹？问题三，古蜀王国和中原联系的传说和文字记载有哪些？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通过对传说史料的分析，来说明四川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息、繁衍形成的古蜀王国，以及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情况。教师还要特别说明本目引用的历史材料，既记载了古蜀名王对古蜀文明的贡献，也反映了当时生活、文化发展状况。

　　（3）正确地理解“古蜀王国”“古蜀文明”的概念；弄清“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源流”的关系是本课的难点问题。学生往往容易将“古蜀王国”和“古蜀文明”简单地等同起来。教师应该对两个概念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讲述。“古蜀王国”强调的是地理、政治概念，是指在四川区域的古老政权。“古蜀文明”就是古蜀地区的人们在“青铜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化。讲清了概念后，教师再论证“古蜀文明”存在证实了“中华文明源流”的多元性。古蜀地区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光辉耀眼的“青铜文明”。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对中华文明的缔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4）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三星堆遗址反映的古蜀社会”一目时，通过加强对历史材料的分析，结合教材内容，综合说明古蜀社会的状况。通过学习，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兴趣，了解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基本常识，增强历史感。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学习方法的多样化。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历史的特点和人类认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逐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历史创新思维的意识与习惯。

　　（5）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后四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具有品种繁多、价值连城、工艺高超等特点。在处理金沙遗址这一问题时，教师除应注意讲清上述特点，还应强调自三星堆遗址至金沙遗址是古蜀文明的延续，反映了中原夏至商末西周时期古蜀王国政治中心由广汉三星堆转移到成都，从而加强学生对“古蜀文明”的全面理解和认识。教师还要将本目和第三目所学的联系起来，使学生认识广汉三星堆是早期蜀王国都城的遗址，而成都金沙遗址就是继三星堆衰亡后的古蜀王国的新都。使学生对古蜀王国的发展、兴衰的演变过程有一全面了解。

　　（6）本课内容涉及古诗、史料、图片较多，建议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巧妙的引用。如导入新课时，就可引用李白的诗《蜀道难》。在教师讲古蜀王杜宇时，教师应指导学生阅读引言中提到的望丛祠；杜甫的“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的诗句。教师还应指导学生观看图片《四川民间收藏的杜宇神像》。这样使得学生能够完整地了解杜宇的事迹，更好的了解古蜀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状况。巧妙的应用史料和图片，能培养学生归纳运用各种历史材料的能力。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介绍第一目“古蜀名王”的内容时，用实物投影，或电脑打出教材引言和【资料回放】中的两句诗：

　　（1）“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

　　（2）“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杜甫）

　　教师提问导入：以上两句诗提到哪几个古蜀名王？他们的名字都和哪些动物有关？为什么？

　　案例二在介绍第一目内容里古蜀与中原的联系时，教师可以这样过渡：

　　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说出了“蜀地”的独立与孤傲。而事实上古蜀和中原的关系并非因“蜀道难”而隔绝，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放蜀”“至蜀”“征蜀”“克蜀”“代蜀”的记载，就证明了古蜀和中原的联系。

　　案例三在介绍三星堆文化和古蜀先民的社会生活时，用实物投影，或电脑、幻灯介绍书中的两幅图片。

　　图片1三星堆出土的盘髻青铜人像

　　头戴绳索状帽圈或是将发辫挽于头顶上，耳朵圆孔。

　　图片2三星堆出土的脑后高髻的青铜像

　　这是一尊青铜跪坐人像，头发从前往后梳，再向前卷，眼珠外凸，上身穿交领长袖短衣，腰部系带，手腕带镯，足上套袜。

　　以上两幅图片与《蜀王本纪》形容古蜀民族“椎髻左衽”相吻合，表明三星堆考古发现和零星古史相印证。青铜人像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服装饰物上，饰有夔纹，更显装束之华美。铜塑人像发型讲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蜀人已是一个爱美的、文明富饶之民族的实例(铜像耳垂有孔，是佩戴耳环之用)。以上种种特征，表明古蜀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并具有很高的文明。

　　那么有些“纵目”面具是古蜀国人为崇拜蚕丛而作，还是当时人就是这种模样？

　　案例四在课文学完后，教师进行总结时，先将本课内容概括为：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和发现了的古蜀王国。总结可以如下。

　　传说中的古蜀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古蜀历史、文化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正如大诗人李白在诗中所感叹的那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古蜀国在传说中显得扑朔迷离，虚无缥缈；古蜀历史如烟尘逝散，杳不可知。

　　发现了的古蜀王国：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通过考古学家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仅弄清了三星堆文明的起源，而且基本梳理清楚了它的发展脉络和走向。古蜀文明从诞生、发展、兴盛到衰亡的全过程，都在考古学家们的辛勤努力下被──重建起来。这使得我们能够感知到悠悠远逝的古蜀先民的岁月时空，感知到五千年来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蜀文明的独特品味与恒久魅力。

　　案例五在结尾时，教师应留有余地，为“第4课三星堆之谜”埋下伏笔。

　　结束语：学完本课，我们为这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古蜀历史文化所折服之余，细细嚼来，三星堆无疑悬念多多，神秘是它的主题。不知何由它带着奇异的文明光环悄然逝去？下一节课我们将继续探讨。

　　四、问题解答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古蜀文明和古蜀王国有哪些文字记载和传说？

　　解题关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记载。

　　思路引领：古蜀名王事迹的记载和传说。古蜀王国和中原的联系的传说和文字记载。

　　答案提示：主要记载的古书是《古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据史籍记载，古蜀王国的人们风行“椎髻左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古蜀几代名王都曾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事，蚕丛教会人民养蚕；鱼凫教给人们打渔狩猎；杜宇“教民务农”，开牧场，建园苑；开明“始立庙宇，以酒为醴”。还据传说黄帝之妻嫘祖原先就是古蜀之人，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其后代就是古蜀国王；在甲骨文中有“蜀受年”“蜀不受其年”，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等记载，说明蜀地和中原的交往。

　　2.三星堆考古资料和古蜀传说史料怎样相互印证的？

　　解题关键：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和古城遗址上找出与古蜀传说史料的联系。

　　思路引领：三星堆考古发现与一些零星古史记载相吻合。

　　答案提示：三星堆考古发现与一些零星古史相吻合：古书记载，蚕丛“其目纵”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相符；古史记载，古蜀民族“椎髻左衽”，这也与大量的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相符；古史记载的古蜀国王蚕丛、柏灌、鱼凫和杜宇都和虫、鱼、鸟等动物有关。而在三星堆遗址中，确也出土了若干鸟、鱼造型的器物。特别是鸟，似乎与古蜀文化鸟崇拜有关；古史记载，“蚕丛、鱼凫皆都于瞿上一地”而“瞿上”，就是广汉的三星堆。三星堆遗址与古史记载古蜀都城在成都平原附近相吻合。

　　（江苏省南京市第四中学潘梅）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古蜀文化区的地域与年代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李斯传》载谏逐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在殷周之际，则只称蜀。《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就保留了古老的地域概念。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均有蜀无巴，故可遥称为古蜀文明。其地域范围我们曾加论证：“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关于殷墟卜辞中蜀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仍主张在“陕南或四川境内”。笔者亦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古蜀文化圈的内涵是所谓的“早期蜀文化”，以资与东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和区别。

　　这个文化圈的范围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坪上，忠县中坝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均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含有蜀文化因素的多寡，和该遗存与成都平原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呈现出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可见，三星堆、十二桥确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遗址。

　　关于古蜀文明的年代，我们曾就中心遗址的出土物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分期如下：

　　遗址名称

　　新石器晚期文化

　　古蜀文明

　　著录

　　夏商间

　　殷商

　　商末周初

　　西周

　　春秋

　　广汉三星堆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

　　√

　　《考古学报》1987.2

　　三星堆祭祀坑（一、二号）

　　√

　　《文物》1987.10；1989.5

　　成都十二桥

　　早期

　　中期

　　晚期

　　√

　　√

　　《文物》1987.12

　　新都水观音

　　早期墓

　　遗址

　　晚期墓

　　《考古》1959.8

　　成都羊子山土台

　　√

　　《考古学报》1957.4

　　成都指挥街

　　早期

　　晚期

　　《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年

　　此表下接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此处从略。其年代推断为近年来碳十四测定所证实。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年代在距今4740±115到4075±100年之间；第二、三期的年代距今约3935±240到3165±285年之间；第四期的年代距今2875±70年。十二桥遗址早期年代距今约3680±80年。总之，相当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期。

　　过去，学者们囿于识见往往不相信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侄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现在有了地下证据，以“两重证据法”可证常璩并非凿空之说，是实在的历史投影。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在东亚“两河流域”──长江黄河之间的沃野上，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华阳之地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孕育出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中心，那就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类型)或称为夏商周时代古蜀文明。称它为文明中心，因为它是这一大片广袤的西南土地上，众多具备建立国家条件的青铜文化(包括巴文化)中的佼佼者，影响着附近许多发展水平不齐的文化综合体，以古蜀文明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化区。我们借用司马迁叙述西南夷的体例，称为：“华阳之地君长以百数，蜀最大，此处有城邑、青铜业、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符号。”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3页。

　　蜀族的来源与族属

　　关于蜀国统治者蜀王及蜀国主体民族蜀族的来源，史籍未曾言明，而在仅有的史籍中亦将史实与神话杂糅，难成信史。如《蜀王本纪》言：“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而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拨开神话的外衣，这段记载实反映出蜀族初期的迁徙历史。至于杜宇以前的三王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则尚不可知。

　　关于蜀族的族属，史籍中曾有源于黄帝的说法。《世本》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又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除此，《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亦有相同的记载。《华阳国志·蜀志》更有明确的说明：“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子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里皆说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然后繁衍出一支蜀人。至黄帝时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氏族实行外婚，黄帝的氏族与蜀山氏氏族通婚，从而构成一个部落的内婚关系，而这一部落派衍出蜀族这一新的支系完全是可能的事。昌意降居的若水，即今雅砻江，而与蜀山氏为婚，知蜀山氏亦距若水不远。

　　蜀山氏究竟在什么地方?《路史·前纪》引《益州记》云：“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这是说蜀山氏原居于岷江上游今汶川威州的姜维城一带。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亦采此说，于茂州石泉县下云：“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地。”这是将岷江上游一带的一大片山脉解释为蜀山。这里距雅砻江不远，为蜀山氏及其后的蜀人所居处，在当时来说是可行的。从此中反映出这样一个情况。岷江上游乃至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因之，说蜀山氏及其后蜀人应与氐羌系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是有根据的。

　　再如，传说中的蜀王蚕丛的事迹亦多在岷江上游一带。《蜀王本纪》谓：“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谓：“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此处所说的石棺、椁与现今在岷江上游发现的石棺葬究竟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汉代的蚕陵县在今茂县以北的叠溪，该处岩石上至今尚有“蚕陵重镇”四个石刻大字以及明清时相关的一些题记。应该说这些都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蜀族是什么时候进入成都平原的问题。以往研究者一般推断蜀族进入平原较晚，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后，这个时间也应相应提前了许多。笔者认为，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并非一次行动，而系如浪潮一样，渐次推移，而逐步实现的。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层以D区DaT2南壁剖面为例，可划分为五个层次。根据在第一期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4075±100，树轮校正为距今4500±150年。根据发掘者推测，“三星堆的堆积延续年代较长，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如此，则蜀不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向成都平原推移。这里所说蜀族为氐羌系的民族，是从川西北山区逐渐徙居到成都平原的事实，并不排斥三星堆文化是“川西平原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事实上，蜀族进入成都平原并与当地及附近民族发生密切交往后，已发展成为另一种新型的民族了。三星堆发掘者认为：“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迟二里头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都和商王朝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形制、花纹基本一致……”。这些便是最好的说明。正如同一些研究者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一样。但并不排斥“禹生西羌”或夏族的祖先源于西北的羌人的这种说法。

　　从三星堆文化为早期蜀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来看，他们的共同点均在于创造这种文化者，均源于西北的氐羌族系，但他们又非简单的氐羌人。这一来由于他们迁徙到新的地区以后，经过长期发展，确乎已告别了原来的那个母体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二来原留在我国西北乃至四川西北部的那些氐羌族系的人，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形成了另一些新的族体。从历史发展来看，几乎在相同时期，蜀族与夏族都在异地创造了相对独立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正说明中华文明源头的多元性。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3—14页。

　　2.课文注释

　　一个名叫蚕丛的酋长

　　古蜀自己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我们说应当从一个名叫“蚕丛”的酋长开始。

　　《蜀王本纪》载：“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上述两本史籍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蚕丛、柏灌、鱼凫三代为王，开创了古蜀国最初的历史。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颛顼皇帝并不像《山海经》、《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所载的那样，死后变成鱼凫，而是将他的儿子儿孙们分封到了蜀地作侯，就像当年他的爷爷分封他的父亲和叔叔一样，并且“世为侯伯”，经历过夏商周三代。到周朝时，朝纲大乱，周王荒淫，于是颛顼的儿子儿孙们首先在蜀地举起反叛大旗，自立为王，不再听从周朝的指挥。这个首先称王的人就叫“蚕丛”，他无疑也是颛顼的后代，具有英雄人物的铮铮铁骨。《华阳国志》此说让人兴奋，因为作者的笔端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所需的素质，那就是客观、真实、不迷信。然而他的观点也明显受到《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封昌意、玄嚣于蜀”的影响，从而显得盲从和不够理性，而且按照其他文献和所有的考古材料分析，蚕丛、柏灌、鱼凫并不是中原王朝分封在蜀的侯伯，而是四川周边“土产”的新兴势力。所以只依赖文献作出判断的麻烦就暴露出来了，它不像考古学材料那么具有“技术性、科学性、可视性”。文献本是一种言论，不同的版本间容易造成相互矛盾或歧义。

　　那么，蚕丛到底是成都平原的人还是盆地周边的人呢?他是从蜀地百姓中成长起来的，还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入蜀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的呢?据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按史家考证，这个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当然不能像平原那样建起“木骨泥墙”，因此就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似的“石室”用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蚕丛氏为了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发展养蚕事业，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到了广汉三星堆一带。可能当时三星堆一带已有部落聚居，但势力都不够强大，很快就被蚕丛氏吞并和同化了。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

　　从今天的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的确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这是否就是蚕丛部族留下的生活遗迹呢?广汉三星堆一带建城很早，而且曾经发生过多次部族间的争斗，这其间是否有蚕丛取代其他部族或鱼凫、柏灌取代蚕丛的可能呢?明曹学诠《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记载一则故事，就说到当时三星堆一带部族间的争斗情况：“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浸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土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焉：‘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马跄嘶不龁，父杀之，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

　　故事大意说：有个叫蚕女的娴淑女子，生活在“高辛氏”年代，当时蜀地没有蜀王，都是些零零星星的小部落，人民也在这些部落首领的统摄下各自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难免会引起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吞并和战争。有一次，广汉城墟被相邻的部落烧杀劫掠，蚕女的父亲也被抓去做了人质，家中只剩下一匹父亲平时乘坐的老马。蚕女非常思念父亲，于是就对马说：马啊，如果你去把我父亲救回来，我就嫁给你做老婆。这马听了蚕女的话，便跑去把主人驮了回来。但是这个被救的父亲一听说要把女儿嫁给马做老婆，就不干。马当然很生气，又是跳又是嘶鸣。蚕女的父亲一气之下把马杀了，剥下的皮和肉都晾在厨房中。这天蚕女从厨房中经过，那张马皮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把蚕女卷走了。过了十几天，人们看见马皮落在对面的桑树上，蚕女变成了一条蚕，正在一边吃桑叶，一边吐丝把自己裹成茧。这则故事虽类似神话，但它记录了古蜀时期“广汉之墟”各部落间的矛盾关系，故显得十分珍贵。

　　蚕丛在蜀地三星堆一带作了多少年的部落“酋长”?《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可见蚕丛氏在蜀统治的时间有“数百岁”。当然这不可能是指蚕丛氏本人做了几百年的部族首领，而是以蚕丛为名号的时代持续过几百年。蚕丛死后，《华阳国志》记载说：“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看来这个蚕丛也是故乡观念浓厚，人都死了，还念念不忘当年居住在石室中的那份感觉，因而把棺材和墓坑都做成石头的，以后人们看见类似的坟墓都会说，嘿，你看这就是那些“纵目人”的坟。

　　蚕丛氏在蜀为王的年代，据考古学家推测，应在夏代。因为三星堆遗址城墙筑于商代早期，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才修建的；而蚕丛又比鱼凫早两个“数百岁”，所以其年代应与夏代相当。当时蚕丛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酋长，正处于原始社会末叶军事民主主义的晚期，奴隶制的曙光正在慢慢到来。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第240—244页。

　　鱼凫国破说

　　关于鱼凫国破，古文献的记载都寥寥数语。“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蜀王本纪》)“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华阳国志》)还有一个版本的《蜀王本纪》则说：“(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引《御览》卷八八八)这就给后来的学者和作家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有学者说三星堆就是鱼凫王的都城，鱼凫王是被杜宇所灭的。也有的学者在著作中引用了邓廷良先生的《丛林战舞》，勾画了鱼凫王灭国时的悲壮。他们说：“来自蜀国以南朱提的年轻的杜宇王，趁鱼凫王朝倾精锐北上参与伐商之际挥师入蜀，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星堆蜀都城下。……城内，鱼凫族将士在三个巨大的黄土圆丘上，也点燃了祭天地祖先的燔燎，从西南商道入贡国都的数十头珍贵大象，被全部宰杀慰劳与社稷共存亡的将士们。象牙连及国之重器青铜纵目大面具、青铜神树以及巨大的玉石璧璋与贝货珍宝，被依次投入几座火坑……终于，鱼凫王和他的将士们淹没在翌日的清旦的血泊中。”

　　这悲怆壮烈的一幕，如果作为文艺作品来读，无关紧要。相声中，张飞还可以战岳飞呢!但若作为描述一段历史，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了。

　　我在前文中已经述及，有些学者把湔山定在灌县境内沿白沙河一带，如果“王猎至湔山，便仙去”，就根本没有到过三星堆。那么，这决死一战，就子虚乌有了。我认为三星堆是杜宇的都城(后面将详细论及)，当然也不可能有这么一场战争。

　　鱼凫王是因为“倾精锐北上伐商”而被杜宇乘虚而入吗?也有疑问。《尚书·牧誓》是提到蜀的。整段话是这样说的：“嗟，我友邦家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民、百夫长，及庸、蜀、羌、髹、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翻译成白话，应该是：“啊，我敬爱的友邦君王和各级军事官员，以及参与伐商的庸、蜀等族的朋友们：请举起戈，列好队，竖起矛，听我宣誓。”从以上可以看出，参加伐纣的一个国名都没有具体提及，提及“蜀”的，是在“人”的范围内。所以，“蜀”、“羌”参加伐纣，很明显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又怎么能叫“倾精锐”呢?

　　也有说“周师伐鱼凫氏之国，克蜀”的(见《四川通史》第一册附录大事年表)。与前者不同，三星堆一战的主角当然不是鱼凫王与杜宇。《逸周书》有新荒命伐蜀的记载。说五天之内，伐蜀的将帅就班师凯旋。不说西周镐京，东周洛阳，就是从周朝的边境出发，五天也走不到蜀国的三星堆或今彭县的湔山，更不说还要打仗，还要班师了。这显然不是成都平原的“蜀”。

　　再说，杜宇能不到一个月，就来到“三星堆城”下吗?杜宇从朱提渡长江，沿岷江而上，一路要遇各濮族小国的狙击，在江原还有“完婚”的大事。征服了这些濮族小国，还要教他们务农，取得信任才能联军伐鱼凫……一个月不行，五个月也不成。即使是“艺术虚构”，也还有不少漏洞。

　　鱼凫氏的“仙去”，与杜宇无关，是被土著人赶走的，我们可以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找到一些线索。

　　从岷山而下的蜀族，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当地的土著(主要是濮人)是会不断地发生战争的。其情况就与十六七世纪欧洲人征服南北美洲差不多。他们来了又被赶走，赶走后又来。所以，从蚕丛国破开始以至柏灌、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氏在湔江立住脚，一定会侵略周围的土著，也必然遇到土著人的坚决反抗。他们虽然比土著人先进，但是正如《蜀王本纪》所指出的“时蜀民稀少”，他们人数不多，在成都平原上，多数是土著人。于是，他们又一次被赶走，也就是“仙去”。

　　但是，这次“仙去”，不是躲回彭州北端的深山再伺机复出，而是被彻底破国。让其子民顺着岷江河谷往南流浪，必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我认为，鱼凫国破，与参与伐纣有直接关系。

　　公元前1026年冬，即周文王十二年，太公姜尚，派使节入蜀。联络蜀王鱼凫氏，会同西南巴濮各部，相约次年春天，会师孟津，进军朝歌，共建新的王朝。蜀与周人，本是姻族，加之长期受到殷人的镇压和残害，早对“瘟商”恨之入骨。所以欣然加盟，倾其精锐北上伐纣。而蜀中彝濮等小国，对蜀人来到川西平原屡屡吞食他们的领土十分不满。但蜀人武器精良，又抵抗不过。然而，驱蜀之心，早已有之。因此，趁蜀军挥师北伐，国内空虚之际，一举摧毁了鱼凫王朝。于是，蜀人又一次亡国。

　　亡了国的蜀人，沿着岷江南下。温江、犍为、泸州，以至川东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也有北上想回茂汶故地的。所以古灌县也有蜀人的身影。

　　按说，蜀国既加盟伐纣，《牧誓》中，蜀就应该在“我友邦家君、御事……”以内，但誓词中讲的都是“蜀人”。那么，鱼凫王朝的覆灭，当在牧野誓师之前。

　　鱼凫王朝在蜀中失国了，参战的武士，继续参加伐商的战斗，他们在战争中立了功，其首领封为伯。因为他们都是战士。所以，在鱼凫氏的鱼字旁，特别加了一个“弓”字。并在渭水之南，清姜河西岸的地方，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国。

　　宝鸡出土之车上的铜人1999年4月1日，我们到宝鸡参观青铜器博物馆。馆中有大量文物出土于茹家庄、竹园沟、蒙峪沟口和纸坊头等处。其中鼎器的制作和格式，已完全是殷商的中原特色，但其武器如戈、剑、矛等却明显地与古蜀文化如彭县、新繁和广汉出土的器物相似。使我更相信这国的主要成分，是留在中原的原蜀国将士。他们没有从龙门山南下回到川西平原，正说明蜀中的鱼凫王朝，已暂时不存在了。而在其他的一些青铜器物中，如鸟、象、鱼、龙、貘、猪等，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器的因素。特别是三只足的青鸟，与三星堆的一些神禽神兽，异曲同工。但多数已有实用价值，成为尊、匜等容器了。周人用车已经很普遍，车上有各种青铜饰物，其中人的手形，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手印”十分相似。说明两者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伯的正妻叫井姬。可以看出，周武王为了留下这批蜀中将士，特别把自己族中的女子嫁给他，以表彰他的功绩，巩固他和西周王朝的关系。据说，国最强盛时，南界曾越过秦岭，达到嘉陵江上游。但他们始终未能进入四川盆地，恢复鱼凫王朝。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杜宇部落的身上。

　　在宝鸡期间，我们在宾馆会见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馆长张文祥和张亚炜先生，我把那“弓”旁所透露出的信息和我的看法，告诉了他们。他们感到很有趣。因为，他们都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也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国有很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在认真探讨。

　　《蜀王本纪》说：“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据光绪《彭县志》记载：“古蜀王祠，盖即阳本观，祠蜀王鱼凫也。”它在今彭州市新兴镇的老君山。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第27—31页。

　　杜宇的族属

　　关于杜宇的族属，有三段文字，值得注意。

　　一、《蜀王本纪》：“后有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

　　二、《本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梁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

　　三、《四川通志·纪闻》引《蜀王本纪》则为：“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出天堕山。朱提有一女名利，从江源井中出。”

　　《四川通史》(1993年版)，将《蜀王本纪》的“从天堕”解为“蜀国以外”，并以“止朱提”释为“来源于朱提”，于是，定杜宇为濮人或彝人。

　　“止朱提”，可以理解到朱提，停留于朱提，却很难说成就是朱提人。《诗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确实有居住、栖息之意，但《本纪》前有“从天堕”之句，就不能说成土著人了。说杜宇的妻子出自江源，当为土著无疑。

　　“从天堕”、“从天下”，天在什么地方?“出天堕山”，天堕山又在哪里?古人对天上山上，有同义之意。神仙们生活在天上，实则生活在山上。希腊神话中的天上诸神，就住在奥林波斯山上。中国的神仙，也该住在天上，但在《山海经》中，却又都住在山上。所以，从天堕，当做从山上下解。具体以成都平原来说，最高的山，当为龙门山脉的岷山。

　　杜宇一族，为什么要下山?这就要追溯到夏商之际的民族大迁徙。拙作《三星堆文化四说》中，已有述及。应该补充的是，当时的那种“民族大逃亡”，并不把所有的目标都瞄准未知的成都平原，而是以“鸟兽散”的形式，四处逃窜。所以，才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的话。这个“等”字，应该包括“从天下止朱提”的蜀族杜宇部落。

　　朱提与岷江的尽头，只一江之隔，是一个大山丛中的小平原，地貌略似茂汶盆地。它附近的铜矿、银矿，古时就已开采。加之云南是中国最早的产稻区，杜宇部落，流落到此后，不仅学到先进的铸造技术，也学到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落。

　　朱提，即今云南昭通。这里是万山丛中的一块海迹平原。矿藏十分丰富，其中，出产铜、银的名声远播。自周秦起，就为中华知名人士称道，见于历代《食货志》。蜀人早就懂得炼铜，流落到此，学到了更为先进的铸造技术。云南滇池一带，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区之一，移居到此的蜀人，又学到了更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于是，这支蜀人的杜宇部落实力渐渐强大起来。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沿江重返呢?我估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朱提这块海迹平原，实在太小，有碍进一步发展。二是鱼凫氏战败“仙去”，部分蜀人沿江而下，来投靠自己远在朱提的亲族，希望他们去“报仇雪恨”。同时，也讲了成都平原的富饶。为了发展和开拓，使他们折回川西，重振蜀族雄威。正因为这样，他们沿江返回时，没有再回岷江河谷，而是过新津，经江源，直奔汶山下之郫邑的。

　　鱼凫南迁之说，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沿岷江而下，犍为郡之南溪，有鱼凫津。泸州纳溪河下游，有鱼凫关，再往东，至今奉节一带，则有鱼复国。明代大学者杨升庵曾有一诗：“鱼凫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看来，他往返于川滇之间，是多次经过这个关口的。今日有学者以为杨氏记忆有误。但经过九次，才写《鱼凫关》这首诗，决不可能是笔误。杨氏在《永宁杂言》中说：“《蜀本纪》鱼凫氏治江阳，即今永宁鱼凫关也。”必有所本。而杨氏回川之路，也多是经过昭通、筠连、永宁，到今泸州的(明时，昭通属四川乌蒙府)。

　　如果按杨氏所说，鱼凫氏曾治江阳(即今泸州)，那么，这支残部依附邻近的同族杜宇氏，回师北上，“收复失地”——成都平原之湔山一带，并逐渐发展壮大，则在情理之中。

　　而川东之鱼复国，也可能是鱼凫氏国破后，沿岷江、长江，在川东立足之后裔，并非鱼凫氏为争夺盐利派出的士兵。

　　古江源在岷江旁，离今崇州城址不远。不知今日发现之“双河古城”是否是一个地方?总之，这里河流纵横，是居住的好地方。

　　“双河古城”是古平原上土著聚居点。古文献说，有女子名利(或为梁利)，“从江源井中出”。这“井中”又为何意，论者很少。人是不能从“井”中钻出来的。这“井”字很值得研究。“井”如果不指实物，那么，就只能指星象和卦象。

　　《华阳国志·蜀志》引《河图括地象》：“岷山之(地)，(上)为井络，”意思是说，岷山之地，都在井星的笼罩之下。指地理位置。如我们的《汉州志》(乾隆版)关于《星野》说：“汉州应在井鬼之次，八参三度”即是。《易经》之井卦：上卦(坎)为水，下卦(巽)为人，郑康成《解》曰：“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犹君子以政教养天下，惠泽无穷也”。梁利对古蜀发展的贡献，也可作如是解。

　　可以作以下的猜测：鱼凫氏被土著的濮人赶走“仙去”以后，成都平原，仍是土著的势力范围。因此，要再度进入平原地区，决非易事。其间，必有许多战事。蜀人过去，一直与土著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虽有反复，始终不能在川西平原站稳脚跟。直到杜宇与土著女子梁利联姻，蜀人才真正成为成都平原的一分子。而三星堆文化，正是蜀人和土著人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结果。

　　一个有趣的例子：1604年，英国人约翰·史密斯带着新移民去北美的弗吉尼亚，开辟殖民地。结果，被400多个伯哈坦族的印第安人袭击，最后落入印第安人的手中。史密斯被绑在树上，当射手们准备射出死亡之箭时，大酋长伯哈坦最疼爱的女儿波卡荷塔丝却爱上了他。悲剧没有发生，几经波折，终于结成夫妇。印第安人与英国移民之间化干戈为玉帛。

　　我不知道17世纪在北美洲的这一幕，是否在3000年前的成都平原也曾发生过。但蜀人与土著的通婚和联姻，最终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则是无疑的。

　　杜宇族与土著联姻，使他们在川西平原立住了足。他们带来的稻作文明和金属冶炼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得到当地土著的拥护。那些“隐去”的蜀人也纷纷复出。这时，杜宇才能“自立为王”，“都汶山下，邑曰郫”，开始建立真正具有联盟性质的国家。

　　──刘少匆著：《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第32—36页。

　　3.学术观点

　　社会性质

　　三星堆遗址发掘者之一陈显丹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它是一座都城遗址，城墙的存在，意味着国家或城的存在。发现的双手倒缚、双膝下跪的奴隶石雕像是三星堆遗址进入奴隶制国家的有力佐证，表明当时已进入了阶级社会，有了国家。还发现清理有“宫殿”类建筑物及“排水”设施等。三星堆城址是3000多年前蜀国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的中心，是早期的蜀都。根据出土的金杖上雕有王者像和鱼、鸟纹图案和巨大的青铜鹰头以及遗址内出土大量的鱼鹰、杜鹃鸟等艺术品来看，三星堆城址可能是鱼凫──杜宇王朝时期的都城。孙智彬认为，在整个蜀文化分布区域内乃至长江中游的同期遗址中，三星堆遗址规模之大，都是独一无二的，表明该遗址是当时人们聚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发现的建筑基址不是该遗址的宫殿基址，而是一般奴隶主贵族或是平民的房子，三星堆遗址宫殿基址的大小应与城址的规模相适应；三星堆祭祀遗存的主人身份是古蜀王朝的统治者之一；祭祀场所与居住基址分置于不同的位置，体现出整个城址在区划上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晓昆认为，三星堆发达的社会经济、较高的生产水平，表明当时已完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之中；当时在城墙内，已有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区，已有防御的城墙和公共设施，初步具备了早期城市出现时的各种功能，从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现的遗物来看，三星堆遗址反映的不是一般的早期城市，而是规格较高的王城；建立了军队，有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因此当时的三星堆已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宋治民认为三星堆遗址是早期蜀文化中一处非常重要的政治中心，祭祀坑和几处窖藏的发现说明这一带是早期蜀人的都邑所在地。

　　胡昌钰、蔡革认为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堆积，主要是鱼凫时期的遗存，是鱼凫氏取代前期部族的统治而王蜀的产物。

　　段渝认为三星堆作为蜀王国的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具有对等性，是两个不同的政体和政权系统，它们之间不存在共主与臣属的关系，这与殷卜辞中不称蜀为方是吻合的，表明商代蜀国是一独立的政治实体。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第17—18页。

　　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

　　研究者均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外界有着广泛的交往，而这种交往是双向和互动的。三星堆文化在吸纳大量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输出自身的文化因子。而这种双向互动的交往，直接承袭于宝墩文化，并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十二桥文化和晚期蜀文化。

　　宋治民认为包括三星堆在内的蜀文化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相当于商代至春秋时期的早期蜀文化出土的某些器物与中原地区相似，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流。宝鸡地区商末周初的墓内出土的个别器物与蜀文化相同，但整个陶器群则明显不同，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早期蜀文化更不是由宝鸡氏文化南迁而来。宜昌地区一些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出土陶器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有相似之处，但也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入蜀文化范围。

　　庄文彬则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一支外来文化，是文化传播、融合及部族战争的产物，其中的土著因素是征服后的遗留。

　　陈显丹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陶盉、高柄豆等器形可能由西蜀传去，并指出早期蜀文化与夏先民氏族部落文化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周群华提出二里头夏文化的陶盉、高柄豆等器形，可能是由蜀国传过去的，同时，中原地区接受了蜀人的养蚕技术，巴蜀文化还曾远播东南亚、中亚和西亚，而巴蜀文化也吸收了西亚文明、东南亚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的某些因素。

　　罗开玉将商代前后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三星堆和成都两个类型，认为成都类型以土著成分占优，三星堆类型与外来民族迁此有关，并利用土著为其服务，因而推断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霍巍以青铜群像、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为分析依据，认为三星堆文化与西亚文明有某种联系。它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基础上吸收中原殷商文化因素，又吸收西亚文明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何志国认为三星堆文化和早期蜀文化存在显著的不同，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并指出三星堆文化是一支由数种考古学文化因素并存的复合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间无明显的承袭关系。

　　段渝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蜀国自身青铜冶铸技术基础上吸收了近东文明因素而形成，是近东经南亚再至川西平原古代蜀国之地的具有空间连续性分布的文化移入。在这些地区，已形成了同一文化因素在大范围内的空间连续性分布，并且在年代上也基本前后相接。段渝除论述蜀文化与商文化关系外，还论述了蜀文化与北方草原地区以及近东地区的文化关系，认为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中的某些风格来源于近东文明的设想，并提出夏商之际直迄商末，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大多局限在经由一般途径或移民而来的生活用具等方面，蜀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因素，如青铜器、城市、文字、大型礼仪中心，均未含有商文化的因子。因为当时蜀文化的发达程度已超过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乃来自南亚与西亚的东方文明古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及金杖等的造型风格和象征系统，与此有关，古蜀文明具有浓郁的世界性特征，蜀民族是一个勇于开放的民族。

　　高大伦认为鱼凫族文化在夏商时期以成都平原三星堆为中心建立了国家，地域达到川东、鄂西、汉中、宝鸡、乐山和宜宾等地，到商中期，建城市，铸青铜器，制玉石器，有成套成列礼器，且和中原文化有了广泛的交流。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第25—27页。

　　源流与族属

　　（1）源流

　　关于三星堆及早期蜀文化的渊源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①土著说。宋治民认为蜀文化是由本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独立发展而来的，与中原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系统。他将川西平原夏代或更早至春秋的考古材料称作“早期蜀文化”，通过对它们的初步排序和比较分析，提出“早期蜀文化”与宝鸡“氏文化”各有特征，各自独立发展，湖北宜昌地区长江沿岸的同时期遗存的文化归属和族属尚不宜过早下结论。王仁湘、叶茂林根据对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存的发掘与分析，认为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的早期蜀文化渊源应在土著的新石器文化中寻找。王毅、张擎进一步分析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从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去向是十二桥文化。两个器物坑的下埋年代是三星堆文化的下限和十二桥文化的上限。

　　②东来说。罗二虎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密切。它承袭了后者的一些因素，但尚不能肯定其是否与大溪文化有某种继承关系。范勇认为早期蜀文化的主体民族从丹江(鄂西)沿汉水(陕南)西上，大约在夏代沿嘉陵江、岷江南迁进入四川盆地，其直接渊源可能是与青龙泉三期文化同时的鄂西某土著文化。

　　③西来说。王家祐、李复华认为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的渊源是原居于川西蜀山(岷山)，后迁居成都平原的蜀人本来的文化和成都平原的土著文化两种文化因素。

　　④北来说。徐学书认为三星堆的文化渊源从时间、空间和艺术风格诸方面去认识，与欧洲、西亚、北非等地的古代青铜文明没有关联，而陕西城固商末周初青铜器群可视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源头，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之前亦有与广汉邻近的彭县竹瓦街窖藏蜀国青铜器，其流是战国时期的蜀国青铜文化。

　　另外，高大伦提出蜀文化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文化中诞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并有高度发达物质文化基础的一支地方文化。三星堆鱼凫族文化源头可追溯到湖北宜昌白庙文化或三星堆二期。宝鸡国墓地主人是鱼凫族的一支。

　　(2)族属

　　①濮人。罗二虎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民族是濮人。

　　②氐羌系、濮越系。李绍明对三星堆古蜀人进行了族属和体质特征考察，认为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居于统治地位古蜀族，为今藏缅语族先民氐羌系的民族，其体质具有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特征，境内与蜀结盟或被统治的民族，或属氐羌系的民族，或属今壮傣语族先民濮越系的民族，且后者体质更具南蒙古利亚小种族特征。范勇认为它应是氐系民族的一支，且带有比较强烈的南方民族色彩。而早期蜀文化的主体部族属于三苗族群，是三苗集团的一支。

　　③古彝族。钱玉趾根据对青铜纵目人面像的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族与古彝族有很深的族源关系。杨明洪也认为其所显示的祖先崇拜对象是蚕丛，它与彝语支民族的先民有关。

　　④鱼凫氏。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认为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堆积，主要是鱼凫时期的遗存。高大伦认为一号坑中所出的金权杖上组图内容是鱼凫之义，这批器物的主人是鱼凫氏。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第27—29页。

　　4.参考资料目录

　　屈小强著：《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巴蜀书社2002年4月出版。

　　黄剑华著：《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樊一著：《三星堆寻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范小平：《古蜀王国的艺术星空──三星堆青铜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10月出版。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昆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出版。

　　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

　　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晓昆：《三星堆遗址社会性质初探》，《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罗开玉：《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西南文化关系初论》，《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

　　李学勤：《从广汉玉器看蜀与商文化的关系》，《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巴家云：《试论成都平原早蜀文化的社会经济》，《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林向：《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青铜大立人像的身份之谜；青铜树之谜；祭祀坑。

　　难点

　　了解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四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三星堆文化的未解之谜：三星堆群像身份之谜；金杖和青铜树是否神权象征；三星堆“祭祀坑”之谜；大批海贝说明了什么？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尽管研究者甚多，著述较多，但许多重大学术问题，仍如同千古之谜，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破译及获取其中宝贵的信息。本节课介绍的三星堆之谜只是众多谜团的一部分，让学生了解这些未解之谜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建议教师根据学生的喜好适当补充些文字资料和图片，增加学生对三星堆文化的感性了解，为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奠定基础。

　　本课的引言是摘自《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关于三星堆文化目前仍然有些重要问题需要历史学家们解释，共有七大未解之谜：（1）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可能来源于溯江而上的某种古代地区性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一般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2）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3)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4）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5）三星堆古蜀国如何消亡？一般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有一个发展壮大，由盛转衰的过程，立国时间在千年以上，与传说中的几代蜀王均有关系。灭国时代大约在商末周初，灭国的原因为政权的更替。以后，蜀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及附近地区。（6）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和年代？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7）三星堆金杖之谜何在？一般认为金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即王杖、权杖，是王权的象征。金杖是大巫师手中的魔杖、法杖，是神权的象征。还有人认为金杖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金杖的来源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三星堆的一个千古之谜。建议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本课引言，激发学生对本课学习的兴趣，并提问学生对哪一个谜最感兴趣，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导入新课学习。

　　第一目“三星堆群像之谜”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批造型奇异的青铜雕塑品，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罕见之物。教材首先介绍了这些雕塑品的概况，随后重点介绍了这些雕塑品的典型代表──青铜大立人像，接着重点讲述了对青铜大立人像身份的种种猜测。

　　（1）三星堆群像的大量出现

　　三星堆的青铜雕塑群，在我国同时代及其前后时期的文物群体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两大祭祀坑共出土了82尊各种青铜立人像、人头像和人面像。建议在讲述本目的时候，首先要求学生回忆本单元第一课的相关内容，同时展示一些有关三星堆青铜雕塑品的图片资料。让学生从感性中认识到这些面像神态各异，有的表情温和，朝气蓬勃；有的严肃威武，虎虎有生气。而且这些人像大多都带有不同的面具，服饰也不同，告诉学生目前人们对他们的身份、民族，产生了众多的猜测和遐想。

　　（2）群像的典型代表—青铜大立人像

　　在所有的群像中争议最多的是最高的青铜大立人像。建议教师展示此像的图片，做简单介绍，然后要求学生展开遐想，猜测此像的身份。这座青铜大立人像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达2.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它头戴莲花高冠，身披法带，穿左衽燕尾长袍，袍上绣有龙的图案，威风凜凜，双手夸张地握成圆环，赤脚立于方座之上。它比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铸十二金人早近1000年，比西方赫赫有名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铜像早700年以上，被称为“铜像之王”。目前大立人像陈列在三星堆的博物馆内，挺立高台，缄默无语，眼空无物。那么它到底是谁呢？

　　（3）青铜大立人像的身份之谜

　　有关青铜大立人像的身份的情况，目前史学界知之甚少，只能大致推测。有人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也有人认为是神权中的大巫师；更多的人认为是国王兼大巫师（群巫之长）一类人物，同时也是神，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作为神，他在神庙或祖庙中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香火奉祀。作为群巫之长，他率领巫师演阵做法、弄鬼装神。作为一国之王，他在指谈国事、发布政令。其他的青铜人像、人头像或人面像，被学者们解释为一个“群巫集团”，他们也是四川三星堆文化时代各族首领和巫祝的代表形象，来到三星堆祭祀点参加祭拜。这种解释是否合理，有待将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作进一步考证。建议教师在讲述本段内容时，先要求学生展开想象，说说他们对青铜大立人像身份的种种猜测，展开讨论，然后教师把目前史学界的观点阐述一二。

　　第二目“金杖和青铜树是否神权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和青铜树是中外考古学界非常关注的两件文物。本目主要介绍了这两件文物情况以及目前史学界对这两件文物的象征的种种猜测。通过本目的学习，以提高学生辨析思考的能力。

　　（1）金杖之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有的学者认为金杖是一种外来文化，源自西亚或埃及，由遥远的西亚北非传来，但大部分学者否定这种推测，认为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学者认为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首领就有用杖的习惯。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从金杖上的图案来看，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因此，一般认为，金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即王杖、权杖，是王权的象征。金杖是大巫师手中的魔杖法杖，是神权的象征。金杖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2）青铜树之谜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堪称世界上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据称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青铜树”。在我国古籍中，神树通常都被描述为日月出没的场所和沟通宇宙的象征，比如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便是古代传说中的三棵著名神树。三星堆青铜神树显然是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它不仅是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而且也是天地之中建木的生动写照。它以神奇的想像力和高超的青铜工艺与造型艺术，生动地表达了古代蜀人的通天观念，赋予了人神交往的象征含义。并将通天神树和太阳神话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他地区同时期的考古材料中，迄今尚未发现有类似的青铜神树。青铜树在三星堆出土有三株，两大一小。大的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扶桑神树”的写照。繁茂的树枝、果实及花朵，尾在上头朝下攀援在青铜神树上的神龙，让人们在惊叹之后常会引起这样的思考：古代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艺术铸造这件充满了神奇想像力的青铜神树，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学术界有种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一种图腾树，上面装饰的龙、鸟都是氏族的标志，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蜀王均以鸟为名，遗址出土了各种质地的鸟类造型数以百计，种类繁多；还有人认为是一棵擎天树，暗示着上天的天梯，是古人心中的“登天之梯”，天地因之不绝，人神由此沟通；认为是中国的“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是反映古代中国人宇宙观的一种实体模式，就是《三海经》上所描述的一种神圣的“建木”。总之，青铜树充满了神秘色彩，是棵“神树”，是用来敬天神、求吉祥的树，也是权力的象征。树上有茂盛的枝、叶、花卉，象征权力的繁盛无所不包，上面的飞禽走兽，是神化的动物，是一种神权的表示。因此，我们也把青铜树称之为“青铜神树”。

　　讲述本目时，建议教师预先要求学生上网查阅有关三星堆金杖和青铜树的资料，做好笔记，注明对哪些问题最感好奇。上课时可以请学生自由发言，发表各自的观点，以增强学生的思维。或者老师也可设计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杖？三星堆的金杖能证明什么问题？二是青铜神树究竟做什么用？然后由学生预先带着问题去查阅相关资料，课堂上进行讨论。

　　第三目“三星堆祭祀坑之谜”

　　1986年夏天，在短短的二十多天内，三星堆相继出土了两个相距一百多年的商代土坑。坑口都朝向西北，坑内堆放着大量动物骨渣、象牙以及带有火燎痕迹、并被有意打断的宝石礼器、青铜人像、纯金面罩、青铜树等文物，杂而有序。成百上千件文物的出现让国人震惊，也让世界惊叹。那么这两个坑究竟是作什么用途，引出专家许多设想。

　　建议教师在讲述本目的时候，要求学生复习前面学过的内容，因为在前面的教材中已经有较多的篇幅介绍三星堆的祭祀坑。学生在复习的基础上，老师可以适当问几个问题：（1）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2）两个祭祀坑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再适当补充资料，介绍一些最近的史学界的观点。

　　第四目“大批海贝说明了什么？”

　　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海贝，将近5000枚，大多装在两个祭祀坑的铜尊中。经鉴定有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货贝等。还有仿海贝而用铜制作的铜贝。本目教材主要介绍了海贝是怎样到达三星堆的，以及这些海贝和铜贝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

　　（1）海贝和铜贝是当时的货币

　　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最早的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这种贝类货币在我国和外国的上古时期都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是金属制币。我国最早是东周以来的布币和刀币等，还有蚁鼻钱，圜钱，然后是秦汉以后流行了差不多2000年的方孔圆钱，最后才是今天广为流行的纸币。海贝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代的遗址墓葬中都有大量发现，但铜贝很少见，除三星堆外，河南商墓及其他地方也出土过极少量铜贝。他们是否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尚待研究。

　　（2）海贝到达三星堆祭祀坑之谜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是不是本地的产物呢？答案是否定的。专家们认为这些海贝是产自中国南部海域和印度洋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来到三星堆祭祀坑的呢？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古代三星堆人与周边地区贸易得来的。首先是当时夏商王朝控制的中原地区，这是古代四川便于联系的地区。三星堆先民通过长江水路与中原、东南沿海贸易。其次，他们还在和四川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和西藏地区交往，然后通过云南大理等地到缅甸的沿海，间接和印度半岛、西亚、欧洲贸易。这样太平洋地区的海贝也就传到三星堆了。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研究我国的《诗经》《楚辞》《庄子》等先秦文献后曾推测说，中国与印度的交通开辟可能始于公元前11世纪。今天，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海贝的出现，为藤田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所以，现在有些专家提出了“南方丝绸之路”的说法。他们认为南方丝绸之路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中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总之，大批贝类作为货币在三星堆出现，说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这一地区已经有较为发达的商业交通。

　　建议教师找一些古代币类的图片，先给同学介绍中国古代币制的变化，激发学生的兴趣，然后引入讲解新课。在讲述三星堆的对外交往的时候，教师也可补充一下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

　　尽管三星堆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伴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影响与日俱增，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渐成一门显学，我们相信随着对三星堆不断的发掘研究，谜底终有揭开的一天，神秘梦幻的三星堆古蜀国亦终将再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文物也必将以其无穷的魅力，闪耀出迷人的光华。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三星堆群像身份之谜”一目的教学。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三星堆的群像之谜，激发学生对本课的兴趣，探究历史学家是怎样艰辛工作，对历史遗留下的各种痕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的，教师可以首先使用谈话法，了解学生对三星堆知识知之多少，有没有感到好奇的地方。例如可以这样设问：我们前面三节课已经对三星堆文化有了初步了解，知道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经过与发掘成果，也知道了古蜀文明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那么，你们有没有对其中哪些问题感兴趣，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呢？请学生回答。然后让学生阅读课文引言，了解现在三星堆的七大谜。教师加以简单介绍。关于青铜大立人像，建议教师观看图片，然后让学生展开遐想，探究一下，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介绍当前史学界的观点。

　　金杖和青铜树是否神权象征。教科书上有一段【学思之窗】的材料，建议教师首先要求学生阅读材料，回答问题，了解中国古代早已有了杖。然后教师介绍这个金杖可能来自何方，这个金杖又象征着什么？目前有什么不解之谜。至于青铜树之谜，建议教师要求学生观看青铜树的图片，仔细观察青铜树上有哪些图案，猜想这些图案会是什么意思，这棵青铜树又象征着什么。

　　三星堆“祭祀坑”之谜。本目内容教材对三星堆出土的两座祭祀坑有一个基本观点。教师可以通过谈话法简单介绍当前史学界对这两座祭祀坑作用的种种猜测。然后要求学生阅读课本，归纳这两座祭祀坑是用以祭天、祭地、祭山川社稷和祖先百神的理由。另外除了让学生了解祭祀坑是做什么用途的之外，还可以让学生大概知道这两座祭祀坑可能出现的年代，同时老师也可以创设情境，展开想象，描绘当时三星堆先民们祭祀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兴趣。

　　大批海贝说明了什么？教师在讲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设问：“中国古代有哪些币类?”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展示预先准备好的一些古代钱币，对中国的古钱做个简单介绍。然后让学生知道，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的先民们就已经使用海贝和铜贝。接着教师继续设问：“这些海贝产自中国南海海域和印度洋，它们是怎样来到三星堆祭祀坑的呢？”学生阅读课本回答问题，建议教师把那个时候三星堆先民们的对外通商之路与丝绸之路加以区别比较，探究三星堆较为发达的商业交通。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介绍三星堆的金杖和青铜树之谜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幻灯片介绍金杖和青铜树的图片。

　　图片1：三星堆金杖

　　出自一号坑，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

　　图片二：三星堆青铜树

　　通高3.95米，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运用了套铸、铆铸、嵌铸、铸接等手法，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它巍然耸立在三星堆博物馆，让人可望而不可及，分三层向外伸展的树枝，几个人也无法合抱。神树由底座、树以及树上的龙组成。底座呈穹隆形，下为圆型底圈，三面呈弧边三角形镂空，上有几组对称的日晕纹。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树枝上分别有二果枝，一果枝向上，一果枝下垂。向上果枝的果实上站立一鸟，全树共有九鸟。树干上嵌铸一条龙，龙身像绳子，又像是辫子，应是表现的“交龙”。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看，神树造型结构合理，布局严谨，比较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造型艺术的美，通过古代师匠炉火纯青的技艺，被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

　　案例二在介绍三星堆祭祀坑之谜时，可以假设三星堆先民祭祀的场景，激发学生兴趣。

　　3000多年前的古蜀国国都，一场重大的国事活动即宗教祭祀活动即将举行。高高的祭台上摆放着一座神坛。它，是古蜀先民和古蜀国的精神象征。祭台四周，黑沉沉一片的祭拜人群或站或跪，他们代表着各自的部族和四方的人民，归属和聚集在这祖国的中心圣庭。四野一片宁静，气氛庄严肃穆，空气也似乎凝固了……突然，一声苍老的呼唤，打破了天际的沉寂，大巫师挥动法器，宣布祭祀大典开始。于是乎，烈火冲天、烟尘四起、万众长啸、动地撼天，一曲原始宗教的交响乐章，顿时响彻天地。奇妙的旋律与怪异的节奏，表达着一种心声：上苍的诸神啊，请接受这虔诚的奉献，请赐福给您的子民……当此时，电闪雷鸣、天崩地裂、人神共舞、天地浑成；当此时，九天八极、灵彻三界、心灵与神灵交汇融合在一起……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1）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推想一下，我国古代神话中的杖和考古发现的杖，有无必然联系？

　　解题关键：《山海经》记载“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浙江良渚文化中出现过玉杖。

　　思路引领：观察比较。

　　答案提示：有联系。无论是古代神话的杖还是考古发现的杖都说明，早在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已经使用了杖，它是一种生活用品，也是装饰品，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哪些与宗教信仰和神权有关？

　　解题关键：了解三星堆出土了哪些著名的文物。

　　思路引领：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一般活动都与宗教信仰和神权有关。

　　答案提示：青铜神像群、金杖、青铜树、两座祭祀坑等。

　　2.从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中，找一找当时四川地区与中原等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痕迹，说说你的想法。

　　解题关键：四川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

　　思路引领：出土的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交流的情况。

　　答案提示：三星堆海贝的出现，说明古代三星堆人与中原等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痕迹。古代四川最便于联系的地区是当时夏商王朝控制的中原地区；其次三星堆先民通过长江水路与中原、东南沿海贸易。也许他们还和四川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和西藏地区交往，然后通过云南大理等地到缅甸的沿海，间接和印度半岛、西亚、欧洲贸易。这样中国南部海域和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海贝就传到三星堆了。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中学杜娟）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神树与神兽──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天梯和灵物

　　祭祀坑另一种奇妙的青铜器是铜树。它体量高大，结构新奇，装饰华丽，地位突出，在出土器物中独树一帜，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经初步拼对，至少有铜树三株以上，较大的两株在“预合”时已初步了解了它的概貌。最大的一株神树通高达3.9米，不仅是三星堆最大的一件铜器，可能也是目前所知我国商代前后最高的单件青铜器。树下为圆环形底盘，用三叉支架交汇成为一个山形树座，座上绘满云气纹。一根粗壮的主干，直立通顶，顶端一花蒂状座，上面似还立有一大鸟(已残断)。枝干三层，每层三枝，每根枝上立一鸟，枝端各有一颗似桃状华果，这三层枝干中各有一枝分为两杈，结二果，整棵树上共有十二颗果实，九只飞鸟(若顶上还有一鸟，则为十鸟)树枝均弯曲下垂，错落有序，似在随风飘摆，树干侧面有一条飞龙攀援而下，前爪已落在底盘之上。龙为方首，前昂，身似旋扭的长绳，虬曲盘旋。身上有人“手”，短“剑”，叶、果之类的装饰，加之云饰缠绕，十分气派。另一株铜树基本形态与大铜树相同，树座上还有三个(现存二个)跪拜的人像，背朝树干，面向前方，虔诚而庄重，甚至可能正要以身祀树，更加突出了铜树的神圣气质。

　　中国南方古代对树的崇拜颇为成行，有的学者曾概述：“以东方的扶桑木，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为三点，古人构造了一个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过去由于缺乏实物证据，对这种观念的存在形式尚有不少疑问。三星堆铜树正是这种宇宙观念的最早、最大、最完美的实证之一。它的发现使我们能具体地认识观察神树崇拜的表现形式，如果再和汉代的马王堆帛画“扶桑树”、西汉“桃都树”，特别是东汉四川等地大量出土的“摇钱树”连贯在一起，则为研究古人的树崇拜传统，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

　　我们认为三星堆铜树可能不仅是一种具体特殊的传说中的某一种树木，而是包含很多树木综合神力的更为重要的“神树”。在三星堆祭祀活动里，它处中心和关键的地位。首先它可能是处于天地中心的“建木”天梯，是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中介物。《淮南子·地形训》云：“建木在都广(或作‘广都’)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建木又可称键木，实际又是天地正中的枢轴，扬雄《蜀王本记》注云：“都广，今成都也。”蒙文通教授认为《山海经》的这一部分成书于成都平原一带。都广出有建木，这里的居民可能认为自己是居于天地之中心，借助于“建木”神树可以上天下地。《山海经·海内经》云建木是“太皞爰进，黄帝所为”的天梯，人之始祖太皞(伏羲氏)和后来的很多首领(众帝)都从这里上过天，又返回人间。三星堆铜树宏大而辉煌，一条巨龙沿树干从天而下。龙在古人眼中正是神人变幻时的中介灵物，正是表现了借助龙体通过神树沟通天地人神的意义。铜树上的华鸟，代表居于树上的太阳。东方扶桑，“皆有十日所居，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内东经》)西方若木，“末有十日”(《淮南子·地形训》)。古代东方将太阳看作是有生命的神鸟，所谓“日中有骏鸟”，即指于此。汉帛画、汉画像砖上多以圆轮中有金鸟代表太阳，亦是此意。铜树上有太阳所居，表明它集中了众多的信仰更加重树的光明与神圣。树上的果实、挂饰、枝叶，以及云气盘绕的山形树，座，无不具天国仙气。祭者跪侍树旁，以护神圣之树。总之，三星堆铜树是一个具有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特殊功用的大型祭器，处于整个祭祀活动的中心位置，是最重要的人神中介物。三星堆神树那丰富的文化内涵，悠久的历史年代，表明它可能是中国众多树崇拜的早期渊源之一。

　　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很多禽兽、花果雕塑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塑造得活泼生动，神气十足，表明它们和人一样，是有灵魂有感知的，是一组神花或神兽。三星堆古居民认定它们可以与人一起参与神圣的祭祀活动，共同与神与天交流，负责传达神的思想和意图。动物类的有龙、虎、蛇、蚌、虫、鱼、鸟以及人首鸟身等奇形怪状的禽兽，特别是那种长喙勾嘴、圆眼长颈的鱼鹰式鸟头，不仅数量多，而且个体大，造型奇。有一个大鸟头，长达60厘米，重约30斤，颈部有榫口榫眼装在座(干)之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可能是三星堆古人信奉的动物图腾的衍化。植物雕塑品除树以外，还有果实、花蒂、枝蔓、树叶(金叶与铜叶)等等。这些雕塑品，被注入了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在神态和形象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巴蜀文化艺术注重造型艺术的传统作风。

　　这些具有灵气的禽兽草木，与居于活动中心的神树相互配合，共同起到沟通天地万物，转达神灵意愿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作用。高度的艺术成就，更起到了制造浓厚的神秘宗教气氛的社会效果。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86—87页。

　　2.课文注释

　　金杖之谜

　　金杖是权力的象征，这一结论，似乎已经形成共识。拙作《月光下的杜鹃》，也以金杖作为道具，多次使用，推动剧情和揭示人物的心态。然而，经过仔细思考，又觉得有些问题还值得探讨。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它是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来由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就可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鄙人孤陋，也还见刀杖、枪杖呢!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

　　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惟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见理查德·得基《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第81页)。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的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我有幸到云南丽江地区，对纳西族所特有的古老而神奇的东巴文化，作了些十分粗疏和表面的了解。从参观中，我得知源于古氐、羌群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我们知道，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

　　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见张建林《荒原古堡》)。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光荣送给洋人!

　　附带要说的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我们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参观了馆藏的金器，有金柄铁剑，各种形制金带钩等，其制作时间大约在春秋时代，并且都为铸造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第56—62页。

　　海贝的由来

　　成都平原是内陆地区，却在三星堆的祭器坑里，发现了许多海贝。成都平原是不会生长海贝的。于是，它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议论。

　　据报道，三星堆的两个祭器坑有大量海贝。其中以紫贝、环纹贝为最多，虎斑贝与拟枣贝较少。这些海贝，多数背部被磨穿，有的一端有孔。出土前是同玉器一起贮藏在尊、罍等青铜容器及青铜人像头部里的。

　　在古代，海贝的功能，除了装饰，主要是作流通之用。

　　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这大约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通例。为何会如此，专家们各有专论。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从贝端有孔和贮藏情况看，也当是货币。

　　中国古代改以物易物而以贝玉等物为流通手段，大约在虞、夏之世。远古时，人们日中为市，依井而市，都是以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交换，很可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夏禹治水以后，中原交通有了明显的发展。夏以帝都冀州为中心，建立了八州及其官道，这是入贡的路线，同时，也具有商道的性质。物品交换也因之发展到新的阶段。那时，甲从甲地把物品运到乙地，并不全是需要乙地的物品，也可能是要到丙地去购买其他物品的。到乙地的原因是甲地的物品，运到乙地比运到丙地能换更多的物品。于是，货币就应运而生。

　　最初的货币，当然是自然形态的，很可能是些贵重的装饰品。美玉、宝石、海贝都是对象。有些物品过于名贵、稀少，难以流通；有些易于损坏；有些过于笨重……渐渐退出流通领域。惟独海贝色泽美丽，坚牢耐磨，易于计数，易于收藏，易于携带，最后被选为通用的货币。所以，许多与财富有关的文字，都以“贝”为字根。盘庚把“贝玉”称为“货宝”。卜辞中常见“赐贝”、“取贝”、“囚贝”的记载。所以，商代的帝王和贵族贮藏海贝，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中原如此，边陲小国也是这样。它可以算作“国际硬通货”，与今日之美元有些相仿。正因为这样，贵族们才纷纷把它贮藏起来备用，或传之子孙，或藏于陵墓。

　　三星堆的海贝不产于三星堆，而产于中国南部海域及印度洋。是否由此可以推论，海贝的原产地与三星堆的商路已经“打通”；也就是经南北“丝绸之路”直接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阿拉伯海，及非洲的埃及和索马里……而来？这种推论值得怀疑。

　　三星堆的海贝，主要是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交换得来。中原地区应是古蜀的最大贸易伙伴。这里有陇西和川陕之间的陆路可通。其次是巴、楚，它们既是邻邦，有陆路相通，更有长江水路之便。还有今云南、贵州及西藏诸邦。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如今日以美元结算一样，是用海贝以朋为单位来结算的。我仍旧以为，当时的蜀国是泱泱大国中的一个小国，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货物直接运到中亚或非洲，多是通过“转口贸易”来进行。多次“转口”就把沿海诸国本不很值价的海贝，变成了中国各邦国珍贵的“硬通货”，这应该更实际一些。华夏大国如夏、商、周王朝，他们所持的海贝，还可以通过近海诸邦国的进贡而获得，而古蜀国要想获得更多的海贝，除了贸易手段，就只有用战争来掠夺了。

　　总之，三星堆时代，古蜀国以海贝作为货币，与当时的“国际贸易”有关，但是否就与海贝的出产地有直接交往，不可等同看待。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的同时，也出了些铜贝，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这些铜贝仅仅是装饰物还则罢了，如果与海贝同样是作为货币用的，这当是我国最早的铜币，其历史价值就非同小可了!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第116—119页。

　　3.学术观点

　　器物坑研究

　　关于器物坑研究的不同论点主要集中在器物坑的年代和性质两个方面。

　　(1)器物坑的年代

　　又有“两坑不同时”和“两坑同时”之分，具体年代有5种不同的推断。

　　①殷墟一期前后说。孙华认为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分别为：一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偏晚阶段或殷墟一、二期之交，不晚于殷墟二期。

　　②商代晚期说(指相当于殷墟一期和殷墟晚期)。为发掘简报所定，一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即盘庚至小乙时期(高大伦认为可到武丁前后)；二号坑时代晚于殷墟一、二期，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高大伦、李映福撰文认为，从玉石器的形制、种类考察，两坑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

　　③商末周初说。李复华、王家祐认为两坑为同一时期的遗存。胡昌钰、蔡革也认为两坑的下埋下限时间相同，均在殷末周初。

　　④西周后期说。宋治民根据对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尖底盏、器座形制的分析，认为其属于遗址第四期，时代大体相当于西周后期；二号坑的时代与一号坑属于同一时期。并强调此西周后期系指坑本身的年代以及出土陶器的年代，部分青铜礼器的铸造和玉石器的制作年代，可能要早于坑本身的年代。

　　⑤春秋说，又有春秋初期和春秋中叶之分。江玉祥认为两坑出土青铜器的制作年代、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应区别对待，指出这批青铜器埋藏年代大约在春秋初期，早不过西周。徐学书认为两坑年代为商代说存在开口层位、出土陶器和青铜容器三方面的矛盾，并提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的年代为西周末至春秋中叶，作为第四期末的祭祀坑年代应为春秋中叶。

　　(2)器物坑的性质

　　正是由于对两坑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就直接反映在对它们的定名上，有祭祀坑、器物坑、葬物坑、窖藏坑、墓葬等不同称谓。

　　关于一、二号坑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祭祀(祭埋)坑说。这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认识。为发掘者所提出，并见之于发掘简报命名。但关于祭祀对象与方式，论者亦有不同的意见。

　　一说祭天、地、山川。陈显丹认为，两坑是蜀人以燔燎、瘗埋、血祭、悬祭等方式组成合祭来祭天、地、山川并迎神驱鬼、迎敌祭祀活动的遗留，并指出一号坑的祭祀者很可能是蜀王鱼凫氏，还认为两个祭祀坑与三个堆子(三星堆)应是一个整体，是蜀人在此举行祭祀的场所。一说仅祭天。王家祐、李复华认为两坑的祭祀对象仅是祭天，并不包括其他自然神祇。一说为封禅祭祀。樊一、陈煦考证认为两坑为封禅祭祀的遗存。

　　②不祥宝器掩埋坑说。孙华认为两坑所出器物多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有关，但决不意味着这两个坑就是祭祀坑，坑中包含物的性质与坑的性质二者的含义并不一致，它们可能是古蜀国两座蜀王神庙器物的掩埋坑，是当时一种特殊的原始宗教习俗的产物，孙华还指出，如两坑同时都为殷墟一期的遗存，该两器物坑就有可能是“亡国宝器掩埋坑”。

　　③亡国宝器掩埋坑说。该说认为两坑是古蜀王朝更替的结果，鱼凫为杜宇所灭，其权杖、祖先众神像、礼器被打碎、烧毁后埋藏。

　　④窖藏说。此说以彭县一带及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窖藏为据，指出两坑的器物放置与坑的形制跟中原祭祀坑不一致，认为可能是灾祸骤起，主人弃窖而逃，其时代背景在杜宇、开明交替之间。

　　⑤失灵神物掩埋坑说。该说从民族学材料入手，从古代巫术的概念出发，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加以打击、丢弃或烧毁，以此来刺激灵物。林向进一步推测厌胜活动与蜀地洪水和战乱有关，并联系到古蜀杜宇、开明氏的政权更迭。

　　⑥厌胜埋藏坑说。胡昌钰、蔡革认为两坑是杜宇灭鱼凫后，杜宇氏用鱼凫氏的礼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设的带厌胜性质的埋藏坑。

　　⑦盟誓遗迹说。王仁湘认为坑中兽骨在牺牲前都曾放血，也即歃血的结果，大量使用玉器也是古代盟誓的通例，分属不同部族的青铜偶像同时出土，这种现象只可能在盟誓时才会出现，所出土的青铜制品不会是经长期陈列的宗庙祭器，而是盟器。

　　⑧蜀王大墓(或墓葬陪葬坑)说。由于一号坑内发现大量烧骨，张明华提出两坑是埋藏死于非命的蜀王。但该说对蜀人行火葬及墓葬形制等方面的研究，尚乏更有力的证据。

　　另外，张肖马从我国古代祭祀场所和祭品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后，否定了祭祀坑说，认为两个器物坑性质的判断，有待材料的全部公布。何志国认为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器不是三星堆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典型陶器在器物坑内没有发现，并推测器物坑的形成可能反映了战争或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事件，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结束，另一支考古学文化崛起的标志，故不宜将器物坑划入三星堆文化。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第21—24页。

　　有关青铜树的两种解释

　　图腾崇拜说。屈小强提出青铜神树是巴蜀部落、部族集团的图腾，是蜀王同巴蜀地域内及周边各部落—部族首领结成“神圣同盟”的写照；青铜神树是巴蜀部落—部族集团的通天树，它还是巴蜀部落—部族集团的擎天树，被巴蜀先民看做为人类保护神和宇宙支柱。

　　太阳崇拜说。陈显丹认为青铜神树具有不死或通天地的功能，其上的鸟与中国上古的“十日”神话有关，并认为该神树可能是四川地区摇钱树的前身。孙华认为三星堆器物坑的两株铜树分别是象征太阳栖止的扶桑和若木，是太阳崇拜的产物，其与社祀无关。黄剑华认为青铜神树不仅是扶桑与若木的象征，而且也具有建木的特征，是古蜀神话传说的独特产物，是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崇拜象征，说明了古蜀时代通天神树和太阳神话的昌盛，而且古蜀人观念中有强烈的巫的成分，神树及人像还展示了古蜀天人合一观念，群巫形象同时也是古蜀社会各阶层的缩影。

　　4.参考资料目录

　　屈小强著：《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江章华李明斌著：《古国寻踪》巴蜀书社2002年4月出版。

　　黄剑华著：《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樊一著：《三星堆寻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范小平：《古蜀王国的艺术星空——三星堆青铜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10月出版。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昆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出版。

　　范小平：《广汉商代纵目青铜像研究》，《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徐学书：《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探讨》，《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钱玉趾：《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考》，《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邱登成：《金杖神树与古蜀祖先崇拜》，《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刘光曙：《试论三星堆海贝来源及影响》，《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