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实名认证激活失败:普课标历史选修5教师用书4单元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难点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联系、区别。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寻找夏文化、发现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这些内容一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和基本常识，另一方面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成就，有助于学生理解“传说”与“史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首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逐渐兴起了一门新的学问——金石学。他们也为中国考古学的起步铺设了最早的一段道路。

　　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学者继承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学习并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开始从事田野考古，通过历史物质文化遗存，探寻和认识古代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如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都取得了重大收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俗称“锄头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基本完善，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大事。它从材料和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田野考古勘探、调查和科学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蓬勃有序地开展，许多重要的典型遗址和墓地被发掘出来，重大发现举世瞩目。它们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文化相连，不仅弥补了某些地域上的空白，而且衔接了年代上的缺环，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科学史以及其他学科领域，提供了珍贵、丰富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专业的研究和发展。这段时间被学术界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夏朝历史究竟是“传说”还是“史实”？后世关于夏朝历史的记载，目前考古界尚未发现夏代文字资料和比较完整的年代学标尺可以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朝历史仍然属于传说的范畴。不过，古史传说中夏商周三代一体，商周已经相继被证实，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夏朝同样会被证实，此其一；而且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中有些内容的确与传说中的夏文化很相似，这又是促使人们相信夏文化存在的重要因素，此其二；再说，商代甲骨文已经是很发达的文字，这种文字应该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中曾发现有刻画痕迹，很像是文字的雏形，人们相信，这个过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的夏文化吻合，夏文字只是尚未发现，不会没有文字保留下来，此其三；最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传说中的夏朝与商周有很多共同点，而夏以前的文化遗存与夏朝也有许多共同点，但与商朝则很不同，若没有一个夏朝，夏以前的文化与商朝之间的巨大鸿沟就很难沟通和弥合，这中间数百年的历史空白就无法解释，只有把夏朝当作信史，夏商周的文明史才完整，此其四。根据以上四点，人们普遍相信夏朝应为“史实”，而非“传说”。

　　本课引言由文物插图和文字两部分组成。插图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铜爵，形态为长流短尾，束腰平底，三棱锥足，并装饰有乳钉纹，乃二里头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字内容则重点介绍，由于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疑古”，无意中指出了一条探索夏史的路径。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使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并开始的考古学上夏文化的探索，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建议教师以插图和文字内容为素材，通过提问引导学生阅读引言，并思考问题：顾颉刚的疑古与探索夏史有何关系？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基础上，教师简要介绍顾颉刚其人，带领学生学习本课。

　　第一目“寻找夏文化”

　　教材首先阐述了顾颉刚等学者质疑历史文献中有关夏史的“传说”，其后，随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将历史文献的传说材料与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相印证，对夏文化进行探究。最后叙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遗址的发现发掘，为人们寻找夏文化打开了大门。

　　（1）顾颉刚“疑古”

　　顾颉刚疑古，实际上是对历史“传说”提出疑义。在古代，“传说”和“史实”没有严格区别。近代科学思想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把被考古资料证实的某个朝代称为“历史”，把这个朝代的文献称为该朝代的“历史文献”，把这些历史资料记载的该朝代的事情称为“史实”。未被考古资料证实的朝代称为“传说时代”，把有关这个朝代的文献称为“传说资料”，把这些传说资料记载的事情称为“传说”。“传说”与“史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曾是传说，往往表达相同的思想和情感，对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形成起过相同的作用。它们的最终区别在于是否有地下发现的文字证据。若有，即属于历史范畴，可能成为史实；若没有，就不可以说成是史实。对学生讲明这些，不单纯是能力培养要求上的难易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对待资料的问题，也是如何培养科学思想和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问题。

　　（2）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遗址的发现发掘

　　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多年，因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是一种彩陶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半坡氏族是其代表。

　　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多年，因发现于河南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因出土文物以表面磨光黑陶为主，又称黑陶文化。大汶口氏族是其代表。

　　1952年，在郑州发现了二里冈遗址，这是比殷墟的青铜文化还要早的早商文化。它的分布面积与殷墟遗址不相上下，共约25平方公里，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商城。

　　新华网郑州2004年2月5日电（记者桂娟程红根）考古工作者近期在位于郑州市闹市区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内找到了它的外郭城，护城壕，确认其面积约13平方公里。新的考古钻探资料表明，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第一座具有一定规划布局的都城遗址，并且拥有完整的防御体系。

　　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郑州商城的内城内主要为宫殿区，除宫殿基址外城内还发现有宫城墙、规模宏大的蓄水池、排水沟、大型夯土水井等。从这些夯土基址的规模以及宏大的蓄水池等设施我们可知内城是当时统治阶级生活的主要场所，而外郭城内则不同，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祭祀坑等。内城与城外的商代文化层紧密相连，表明它们为一个整体，但二者的保护对象不同，所以功用也不一样。

　　教学时，建议教师首先与学生探讨，为什么要寻找夏文化？探索夏文化，有其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问题。研究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还是中国国家起源问题。这是中国国家的历史，这是中国城乡开始分化的历史。其次，老师提供夏史的有关文献资料，提问学生为什么顾颉刚会“疑古”？特别是夏朝的历史？回答后，再帮助学生分析“传说”与“史实”之间的关系。

　　让同学分组，收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郑州商城遗址的图片资料，了解这些考古成就对寻找夏文化有何意义？

　　第二目“发现二里头遗址”

　　着重介绍了考古学家徐旭生从全面整理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到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课题，最后确定河南偃师二里头为考察重点的研究过程，向学生展示了科学考古的精神和方法。

　　如何寻找夏文化？除了从古代文献资料外，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1．从中原文化系统上看：即从中原文化体系的来龙去脉上观察。夏文化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从别处移植来的，它是中原地区土生土长的固有文化。

　　2．从地域上看：探索夏文化，只能在夏墟内寻找遗迹遗存。夏代地域范围，根据文献记载，东至济水流域（豫东），西至渭河流域，北至汾河流域，南至颍川南阳。

　　3．从时间上看：夏王朝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1~前16世纪。有的认为是公元前22~前18世纪。

　　4．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夏王朝正从原始社会解体，由部落联盟组织到初期国家的形成时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质变阶段。

　　徐旭生对这些所见不多的材料进行了缜密的考证，推测夏人可能主要在以下两个区域活动：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一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今山西霍山以南）地带。他认为“夏氏族或部落早期活动的中心当在河南中部，不在山西西南部”。

　　接着徐旭生等研究人员结合学术界给考古工作者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列出了此次调查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文化、商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对诸多可能区域进行细致调查和研究之后，河南偃师二里头成为专家们考察的重点地区。1959年秋，二里头遗址的科学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教学时，建议教师先组织同学讨论，如何寻找夏文化？引导同学得出结论。再让同学准备徐旭生先生的有关生平和论著进行交流，着重讲述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考古方法，并提供古代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资料，加深学生对夏朝的认识。

　　第三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主要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经过及其重要成果，还讲述了考古发掘的常识及常用工具，分析了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二里头遗址位置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约九公里处，包括三个自然村，平面像个半岛。

　　（2）发掘成果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主要以豫西伊洛颍汝四河流域为中心，但边缘所及，西到陕东，南到鄂东，东到皖西，范围相当大，也颇符合传说中夏代的疆域。其碳十四测定的时代，是公元前2080~前1620年，也切合传说中夏代公元前21至前17世纪的年代。过去有人以二里头型为早商文化，最近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文化曾经过突然改变，最后呈现商文化的特征。是以，目前有人以为二里头文化晚期，正是夏商递嬗之际，而中期以前应当是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在偃师的遗址第三期出土一个大型宫殿基址。殿堂是一座30．4×11．4平方米的大建筑，坐落在方形夯土基址上，夯土台高出地面0．8米。夯土土方达2万立方米，须十万工日始能完工，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木结构，成列的柱洞有石础为底。屋顶大约是草顶。堂前大庭，面积约五六千平方米，足可容纳万人。宫殿四周有一组廊庑建筑。宫殿正门在庭内，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整个宫殿，当年必定气象壮伟，象征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足以动员十余万工，来建筑这个大型建筑。至于一般平民，大约居住在半地下室草顶的浅窖穴中。青铜器中的工具，形体较小，如凿，多仿自石器、骨器。青铜兵器则有大型的锁与戈及小型的箭镞，也多仿自石器。礼器仅见尊，仿自陶器，有陶范、石范及铜炼渣出土，分别出土于二里头及东下冯遗址。陶器上往往出现刻划符号，有的符号（如羌）根本就与甲骨文的文字相似了。有大型宫殿，足见二里头已有了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动员相当的人力；其体制之差别，也足以说明政治权力的尊崇。有文字，似可指明二里头文化已踏进用符号交流的领域。铜器出现了，但仍以仿制石器陶器为主，可见其原始性。这些条件，的确符合国家初起、文明肇始的情况。

　　（3）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以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夏文化主要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又高于其他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实体。夏文化的来源又是多元的。

　　教学时，建议教师充分利用图、资料介绍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经过和成果，并将有关二里头文化的最新消息提供给学生。引导学生分析理解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让学生讨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吗？为什么？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寻找夏文化”一目的教学。先用回忆法，帮助学生复习尧舜禹的传说，提问“传说”与“史实”有何区别？导入新课。然后组织讨论，为什么要“寻找夏文化”？并请学生提供顾颉刚先生和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有关资料。

　　关于“发现二里头遗址”一目的教学。先应讲清楚如何“寻找夏文化”？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将学生分成几个组，分领一个课题，如，仰韶文化组、龙山文化组、郑州商城组；或分领课文中现成的重要课题，然后各自准备，在课堂上相互交流，老师点评并加以指导。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一目的教学，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查找资料，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结合起来。

　　2．教学案例

　　略。

　　四、问题解答

　　【探究学习总结】

　　1．顾颉刚等学者的研究对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有何影响？

　　解题关键：影响。

　　思路引领：“激将”。

　　答案提示：顾颉刚等学者的“疑古”，促使中国学术界开始将文献中有关夏史的传说材料与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相印证，虽是“激将”，却无意中指出了一条探索夏史的路径。

　　2．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是如何找到二里头遗址的？

　　解题关键：发现二里头遗址。

　　思路引领：如何整理和运用历史文献材料。

　　答案提示：徐旭生先生先全面整理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史的资料，然后确定夏朝的活动范围，再根据研究课题进行实地调查，最后推断二里头为考察重点。

　　【学习延伸】

　　1．半坡氏族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郑州商城遗址等。

　　2．最主要是到今天都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夏朝历史的可信性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证实。这项目标的提出，与现在的考古成就相符合。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金丽）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提出和传统古史体系的动摇

　　我国传统的古史体系中，虽然“三皇”、“五帝”的组合有种种不同，但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人们把“三代”(即夏、商、周)之前的种种“三皇”、“五帝”，特别是汉、晋以后出现的“少昊、颛顼、喾、尧、舜”的“五帝”组合视为信史，却是共同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为儒家所编造完善并加以鼓吹的。

　　……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旗帜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疑古辨伪学者，继承了清末“新史学”的反封建精神，逐渐形成了以《古史辨》为阵地的“疑古学派”。顾颉刚和胡适、钱玄同等学者，自1920年开始了古书的辨伪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顾颉刚发现“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年，只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激起我的推翻伪古史的壮志”（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2~45页）。顾颉刚由古书的辨伪，进而转向了古史的辨伪研究。

　　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诗》、《书》、《论语》等古籍的过程中，“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经过对上述三书中有关尧、舜、禹材料的比较研究，使他得到了重要的启示：“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牺、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因而顾颉刚“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2页）的著名论断形成了。1923年5月《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从而使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震动了当时的整个学术界。顾颉刚这一震聋发聩论断的提出，“把一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的绝对可信的我国煌煌古史系统来一个从根予以推翻，等于是向史学界投了一枚原子弹，释放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人们的头脑里向来只知盘古以来三皇五帝，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像晴天霹雳一样太出于意想之外”（刘起钅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104页，中华书局1986年）。

　　顾颉刚等疑古辨伪学者，虽然受到传统卫道士的攻击、反对，但他们以《古史辨》为园地，逐渐在我国近代学术界形成阵容强大的“古史辨”学派。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上、中、下三编，共收入重要论文64篇，对封建思想伪堡垒──传统的古史体系和儒家经典进行一次总清理。不仅如此，这批论文还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和方法论的体现，从而层层揭开了历代儒家所崇信的古史系统的积淀，并扫除了其立身安命的儒家经典的神圣灵光圈。

　　顾颉刚为了使“我们所要破坏的伪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寿命”，巩固在古史大论战中取得的胜利，打算继续对“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即帝系、王制、道统、经学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系统清理。他对以上几个方面精到的论述，既是前一时期古史论战的总结，也是他提纲挈领地阐述他和古史辨派学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精髓。我们不妨引述如下，看他是如何动摇了传统的古史体系的：

　　“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我们从古书里看，在周代时原是各个民族各有其始祖，而与他族不相统属。如《诗经》中记载商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周人的祖先是姜嫄‘履帝武’而得来的，都以为自己的民族出于上帝。这固然不可信，但当时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出于一系，则是一个极为清楚的事实。”

　　“至于奉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卦禅书》上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而“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本来楚国人的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是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的文身雕题，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是禹的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了（《国语》中记史伯之言，越本芊姓；但到这时，也只得随了禹而改为姒姓了)。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是一家。”如此这般，就构筑出了“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除了种族的混合之外，阴阳五行的信仰也是构成帝系说的一个重大原因。”

　　“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但这种说法传到了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第5~7页）

　　与此同时，顾颉刚还揭示了伪古史体系立身安命的“经学”成为学术偶像的过程。他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为要了解经书的真相和经师的功罪，使古史不纟圭绊于经学，我们就不得不起来作严正的批评，推倒这个偶像”（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第10~12页）。

　　古史辨学派者写出的一批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相当影响的疑古辨伪著作，收入由顾颉刚等学者主编的《古史辨》书中。此书自1926年出版第一册起，至1941年共编辑出版七册(共九本)，收入古史研究和古代史料考辨的文章350篇，共325万字之巨。就是这一批重要论文，揭开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真相，从而摧毁了被人们崇信的儒家所编造的“三皇、五帝”的伪古史体系，为中国新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下编

　　我们（指徐旭生等）是怎样决定调查的重点呢？

　　我们想找出夏氏族或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就需要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传说中去找，这就是说在文献所保留的资料中去找。由于夏代离现在很远，所保留的史料已经不丰富，尤其是里面包有地名的史料。徐旭生约略地统计一下：在先秦书中关于夏代并包有地名的史料大约有八十条左右：除去重复，剩下的约在七十条以内。此外在西汉人书中还保存有三十条左右，可是大多数重述先秦人所说，地名超出先秦人范围的不多。这不到百条的史料，对于我们想找夏氏族或部落活动区域的问题来说还得去掉一大部分。因为，如果把这些史料分类来看，就有不少条属于禹治水的范围。(《尚书·禹贡》篇所举的地名包括春秋战国人所知道地域的全体，对于我们的研究并无用处，所以在上面所略计的数字中，也没有计及它)还有很多条是谈夏后氏偶然同它们有交涉的氏族。这以上两类，对于我们现在的研究无用处，可以不谈。对我们最有用的仅只不到三十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绝大部分是在《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里面。就是在这些很少的条文里面还有些条不大能用。……徐旭生从剩下来不多条的史料比较探索的结果，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

　　现在先谈第一区域：一、《国语·周语》下谷洛斗条下说禹的父亲叫作崇伯鱼玄，崇地何在，韦昭本条无注。《周语》上神降于莘条有“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的文字。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御览》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注说：“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行幸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二十里)……见夏后启母石(今登封境内，有汉开母阙。开母即启母，因避汉景帝的讳改)。翌日亲登崇高……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郊祀志》文略同，独崇作崈，地理志也作崈高。可见崇、崈、嵩均古今异字，崇山即今嵩山，崇伯鱼玄的氏族所在地在今嵩山脚下当无疑问。二、《汉书·地理志·颍川·阳翟县》下注引《世本》、《纪年》都说禹居阳城，《孟子·万章》上篇也有“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的说法，是禹居阳城古无异说。阳城所在据现在所找到的共有四说：说它在河南的有两说，在山西的有两说。在河南的两说，第一是《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刘熙说：“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注·颍水》下，经说：“颍水出阳城县少室山”，注说：“颍水东合五渡水，经阳城县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县南对箕山”。今登封县东南三十里的告成镇，出镇西门半里余即五渡河；出南门约一里即从西向东流的颍水。五渡河入颍水处即在镇的西南。南望箕山，也只有十几里。镇北门外百余步就到周公测景台。汉朝的阳城县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名无大异。直到唐万岁登封元年才因为“将有事嵩山，改为告成县。”现在本地人仍叫它作告县。这是其一。其二是《御览》一五五引《帝王世纪》说：“《世本》又言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那末阳城当在今开封市境内。这是其二。至于在山西的二说第一，《路史》卷十二注先驳浚仪及颍川两说，接着说：“乃泽之阳城，尧舜者都河东北，不居河南。”后又驳《孟子》禹避舜子于阳城说的诬罔。泽之阳城是说它属泽州(今晋城县)，所指是汉朝的濩泽县，自唐以后就改名阳城县，现在仍叫作阳城。这是其一。第二是丁山于《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中，由于汤字在金文中作唐，推论“阳城故名当曰唐城”，又说“谓唐城在翼城西者较确”。这是其二。此外说禹都在山西并不说它叫作阳城的，等到后面再谈。徐旭生案：古人说到有虞氏及夏后氏的旧地没有人否认它们在河南境内，可是有很多的学者总是相信舜、禹“即天子位”后必须迁都，而山西西南境内也有些关于唐、虞、夏的传说，所以断定必在那一带。实则那一带同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可能有一些关系，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暂时可以不谈。所要谈的是当日中国既非统一，也就无所谓天子，无“即天子位”的问题，更无必须迁都的问题。罗氏与丁氏全是受旧说的影响，努力向那边去找，也就找出来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则汉濩泽在唐以前并无阳城的名字。《孟子》为先秦古书，绝不能由南宋人的随便臆测，就跟着否认。至于丁氏的说法，成唐为成汤虽有金文中的证据，可是阳城的唐城不过是一种推想。如果无其他证据，他那种推想只可以说有可能性。今告成镇地不仅汉名阳城，《史记·郑世家·韩世家》与《六国表》都记韩文侯二年(公元前385年)“韩伐郑，取阳城”。所以在战国初年此地就叫作阳城，这还在孟子及纪年写定以前不少年岁，此说的正确性不但主张山西说的不能比，就是主张浚仪说的也无法比。今告成镇为古阳城是一种最普通的说法，也是较正确的说法。三、《左传·昭公四年》内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注：“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阳翟为今禹县。现在禹县城内有一用砖建筑的高台，上题“古钧台”三字，这自然是后人据文献所修的纪念物，但钧台在今禹县境内，古无异说。《淮南子》载夏启母化石的神话，《汉书·武帝纪》也载元封元年帝“见夏后启母石”事(《淮南子》所载神话也见汉书本条注引）。这也是由于启都在近，所以传说的石也就“在嵩高山下”。四、《国语·周语》上有“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伊水、洛水均从西南流过洛阳平原，于今偃师近巩县境处相会。此记载足证伊、洛二水与夏后氏有密切的关系。五、《周书·度邑》篇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周本纪》引用此文，但“”作“易”。《索隐》解作“居易毋固”为“其地平易无险固”，应该是不错的。汭解为水内，就是水的湾子，并不专指伊入洛及洛入黄河的地方。此文所指仍应该是洛阳平原区域。六、据《吕氏春秋·音初》篇，帝孔甲有“田于东阳艹负山”的传说，《水经注·河水》下，于盟津(今孟津)后引其文，又注之曰：“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东首阳山在今偃师境内。乾隆《偃师志》卷三内说：“首阳山，一曰首山，一曰艹负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现在陇海线上有首阳山车站。这也必须孔甲的都城离这里不远，才能演出来这样的传说。七、《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下，班固自注说是“夏禹国”，这大约是转述西汉人的旧说。八、此外还有一个地方虽不一定在这个区域里面，也不敢一定说它不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个地方就是斟寻，或作斟。《左传·襄公四年》内说：(寒浞)“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指斟灌及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哀公元年》内也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这两段可以证明二斟同夏后氏命运的关系如何地密切。不仅如是，《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是斟三为都城，桀或者就在那里亡国，重要可想而知。有人说它在山东，有人说它在河南。主前说的，《汉书·地理志·北海郡·平寿县》下颜注引应劭说：“故寻(颜注：“音斟”)，禹后，今城是也。”《左传·襄四》杜注解斟寻：“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主后说的，前条《汉书》颜注又引臣瓒说：“寻在河南，不在此也。”后历引《汲郡古文》。《尚书序》、《史记》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周书·度邑》篇诸说推证斟寻在河南。臣瓒又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这是又想调和两说。颜注又引《括地志》说：“故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这大约是由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有周大夫盻，二十三年有“二师围郊，癸卯郊、溃”的文字，杜注就解为“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中”。《水经注·洛水》下也有水、城、上、下诸说，并说“城盖周大夫肸之旧邑”。但此诸说都未说就是斟。《括地志》说“盖桀所居”，说“盖”也是不敢准说。乾隆《巩县志》却说：“……”于今为罗庄，在巩西南五十里。”它也引臣瓒说认为即斟地。我们此次顺便调查，地面上无古代陶片，仅乡人在此附近得石斧二，什么也不能证明，故可以说毫无结果。虽然如此，我们仅仅作一天的调查，就断定斟旧地一定不在此附近，那却还嫌过早。

　　要之，在这不到三十条的资料里面，关于这一带的传说就有十来条（有一条包有两条的)，可以说是很特殊的，别的无论什么区也没有这样多，所以我们在调查之先就决定把这一带作为调查中心点之一。

　　现在再谈第二区域：这一区域倒不像第一区域有那样多条的资料可考，但它与夏后氏有很深的关系却毫无疑问。《左传·定公四年》内说：“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这是说周初封唐叔虞于夏墟，因为那里是夏的旧地，还沿袭夏后氏的风俗习惯，所以“因夏风俗开用其政”。还有一件极重要的证据，就是拿《左传》与《春秋》相比，凡关于晋国的事它们所记的月份大约均差两月。这是因为《春秋》用的历法是周正，它的正月是斗柄建子之月。《左传》大约是采用晋乘的旧文，用的夏正，以斗柄建寅之月为正月，所以总差两个月。这一点古人全晓得。到了周代，晋地还沿用夏正，这不是更可以证明它同夏后氏有很深的关系么？这个夏墟在什么地方，从前的人却有不同的说法：《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下，班固自注：“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晋阳故城在今太原市西南五六十里的晋祠附近。《左传》杜注也说：“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这一说大约是根据《毛诗谱》所说：“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主张此说的人主要是因为晋水在此地，如果叔虞受封不在此地，就无法解释燮为什么改唐为晋。这样，夏虚就在山西中部今太原市附近。可是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一《晋国》以后七八条中所考证：“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的说法，实极精确，此后人大约承用其说。虽晋水不在此地，而今临汾，因在平水之阳，旧名平阳。平水，据《水经注·汾水》下所载，也有晋水的名称(但郦道元不信其为正确)，所以我们觉得《左传》所指的夏虚当在山西的西南部，不在中部，当无疑问。《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句下《正义》引《世本》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也。”“避商均”下疑系宋衷注文。前面已经说过当日无所谓“即天子位”，也就无迁都的必要。而鱼玄、禹、启、太康四世，据前面所考证，前三世均在洛阳附近，无疑问，后一世也有在此附近的可能，是夏氏族或部落早期活动的中心当在河南中部，不在山西西南部。所以禹都平阳或安邑虽也系汉代人的说法，未必全无根据，可是以为都城在那边终觉未必可靠。那末，夏虚既不是夏氏族或部落早期活动的中心，它是哪一时期活动的中心呢？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还不容易说出一个有决定性的意见。看这一区域的地方志书，在夏禹的传说以外，关于夏桀的传说记载的也还不少。可是桀的都城到底是在河南或在山西，现在并没有定论。《纪年》说他居斟鄩，此地或说在山东，或说在河南，却没有人说它在山西。吴起对魏武侯谈“夏桀之国”，列举四方，似乎很够清楚完备，可是《战国策》(魏策一)与《史记》（列传五）文不同。《史记》所指的河济、泰华、伊阙，《策》所指的伊洛位置比较清楚。就这几个清楚的地名来看，说桀都在洛阳附近比较方便，但主张在山西西南部的人也还不至于没有话说，完全驳倒也还不大容易。所以这一点在现在还只好存疑。《古本纪年》(御览八十二引)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所在，有说它在旧蒲州府一带，即今永济、虞乡、安邑各县境内，有说它在陕西郃阳一带，并无定论。又有说它在旧卫国境内黄河东北折向西北岸离河不远的地方，从帝杼曾居原地(今河南济源县境内）来看，此说也未始不可能。这一点在现在也是以存疑为最好。所以晋西南部同夏氏族或部族有密切的关系虽不成问题，可是关系发生于夏代那一期，问题的解决只好等待将来。

　　此外在山西的地方志里面记载关于黄帝、尧、舜、丹朱等人的传说也很多，虽不能说全有根据，但这有些出于民间的传说，一概抹杀，也未必适当。山西境内遗址的调查虽未能完全完成，但据初步的了解，说它非常丰富，当不错误。并且不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很丰富，还有不少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我们从此也可以推想，我国传说时代最古的，从古代所知不过是炎、黄、尧、舜等等(先秦比较可靠的传说仅此），所以一谈到古事总是附会到他们身上。其实从前考古工作人所采获的根据，未必不较这几位古帝更古。所以对于山西古迹的探查，不但研究夏代时应该作为一个重点，就是研究更古的历史，也不应该忽视这一区域。我们就是据以上理由也把山西的西南部作为此次调查工作重点之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夏文化论文选集》第135—143页

　　2．课文注释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历史学家，江苏吴县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我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建国后，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应毛主席、周总理之请，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徐旭生

　　徐旭生(1888—1976)原名炳昶，后以字行。笔名虚生等。河南唐河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研究员等职。

　　夏文化

　　1977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讲话时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的祖先的文化，那只能算是‘先夏文化’，不能算是‘夏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那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

　　随着二里头遗址大规模发掘工作的开展，发现这个遗址的文化层堆积相当典型，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因此，夏鼐同志于1962年将它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以后二里头遗址不断有重要的新发现，夏鼐同志在《碳—14测定年代与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把它正式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洛阳铲

　　20世纪20年代，河南洛阳邙山盗墓之风盛行。当时，盗墓者用厚实锐利的钢锨在地上捣出方形洞穴，鉴别锨头沾带出来的土样，以此寻找墓穴。但钢锨经常带不上土来，也不能探得太深。

　　邙山南麓马坡村的村民李鸭子，家境贫寒，以刨古墓为生。1923年，他到孟津县赶集，见集上搭棚子的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坑插棚杆。铲子往地下用力一戳，提起时就带出不少土。李鸭子琢磨，用这种铲子探墓肯定比钢锨效果好。于是，他用纸贴着铲子撕出一张图样，回家后找铁匠打造了一把类似的铲子。一试，U形的铲子果然好用。每次带出三四寸深的土样。铲子的柄接长了，地下几米、十余米的土都能带上来。不久，这种铁铲在盗墓者中间流传开来，并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洛阳铲。老练的盗墓者，通过眼观鼻闻手搓，从土的颜色、结构、包含物，就能知道地下有没有墓葬，是什么年代的墓葬，墓穴有多大等。

　　后来，“洛阳铲”被运用到考古发掘中。这种用洛阳铲进行考古探寻的方法，称之为铲探。今天，虽然考古发掘中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但“洛阳铲”依然是考古工作者手中的重要工具之一。

　　二里头遗址的地理环境、沿革和现状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盆地的东部。西距洛阳汉魏故城约5公里、隋唐东都城约17公里、洛阳东周城约24公里，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这一带北面有邙山，南面是伊阙，西部的周山与豫西的丘陵地相连，东部岗峦起伏连接着嵩山，四周环山，中部是狭长形盆地，境内有伊、洛、湹、涧四河，沟渠纵横，适于农业耕作。洛阳盆地背介黄河，面对汝、颖；东行出黑石关、虎牢关直达郑州，连接华北大平原；西行出函谷关和潼关可抵西安，连结八百里秦川。洛阳盆地位居其间，山河控戴，制约四方，形势极为险要，这里不仅适宜人类休养生息，而且也是历代建都和兵家必争之地。

　　二里头遗址隶属河南省偃师县，为古代豫州之地。《国语·周语》记：“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吴起列传》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里是夏代都邑的所在地。《诗经·商颂》记：“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史记·殷本纪》正义记：“亳，偃师城也。商邱，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商汤灭夏桀以后，也在这里建都。周武王克殷以后，曾在这里偃旗息鼓，稍事休整，故称此地为偃师。及至春秋为东周畿地，战国属韩，秦为三川郡，汉隶河南郡，三国时归魏，西晋入缑氏，北魏复置偃师，以后时入缑氏时为偃师，北宋以后一直设置偃师，古时曾多次为京畿要地。

　　洛河源于陕西，流经河南西部诸县进入洛阳，汇集涧河、湹河以后经偃师，至巩县注入黄河。二里头遗址北临洛河，在遗址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干渠，据说是洛河的故道，现河道是北魏以后改通的。二里头遗址南部分布有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当时的人们很可能取用临近洛河的流水。伊河源于熊耳山和外方山之间，流经栾川诸县过伊阙入洛阳，再东北流入偃师县，自二里头遗址以南3公里处通过，至岳滩附近注入洛河。如今二里头遗址恰好坐落在洛、伊之间的夹河滩上面。这里土质肥沃，地势平坦，北边树木成林，南面苇草盖地，自然环境十分怡静。

　　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很大，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二里头村北滨临洛河，村东地势低洼，西、南两面地势较高，村南有一高大土冢。圪垱头村位于二里头村的东南面，相距约0?75公里，村东地势低洼，以西全部为高地，圪垱头即西来高地尽头之意。四角楼包括六个小村落，分布的位置是西起西喂羊庄、四角楼和凤岭砦，经老四角楼、新庄至下王村，略呈半圆形。村以南地势低洼，村以北全部为高地，与二里头以南的高地相连，两村相距约1公里。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村略呈鼎足之势，北、东、南三面地势低洼，中部地势高并与西部高地相连，平面略似半岛形状，占有耕地约为4500亩，现在居住人口近万人。

　　这片高地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较北、东、南三面高约2~3米。在高地东南面的断崖上，暴露着二里头文化层和大量的遗物。二里头村北地面遗留有零散的二里头文化陶片。这里的田间地头普遍暴露有二里头文化遗物，地面下堆积着二里头文化层。这片高地一般为海拔102米，在高地上有四块隆起的地段，其中最大的一块在圪垱头和四角楼之间，即遗址的中心地带，面积约为120000平方米，较四周高0．5~1米，为宫殿基址分布区。一块在二里头村东南面，面积约为20000平方米，高约0．5米；一块在圪垱头村北面，面积约10000平方米，高约0．5米；为中型墓葬分布区。另外一块在新庄村以南，面积较大，高1~1．5米，发现有冶铸青铜器的遗存。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经过

　　正式发掘自1959年秋季开始，至1978年春季告一段落，共计二十次。工作分前后两个阶段。1959年秋季至1964年春季，发掘九次。前三次为试掘，发掘地点较多，力争对二里头遗址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后六次主要是清理第一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东半部分。1972年秋季至1978年秋季，发掘十一次。前五次主要是发掘第一号宫殿建筑基址的西半部分，中间三次是钻探和发掘几座中型墓葬，后三次发掘第二号宫殿建筑基址。

　　通过上述发掘，我们对二里头遗址有了全面的了解。该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2公里余，地下普遍堆积着四个时期的文化层。遗址中部为宫殿分布区，已探出34块夯土基址，发掘了其中最大的2座，即第一、二号宫殿基址。遗址北部发现有烧制陶器的窑址，南部发现有铜碴、陶范和坩埚残块、北部和东部发现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中型墓葬主要分布区在二里头村东南和圪垱头村北的高地上面。二十个季度的工作获得大量的文化遗物，其中完整和较为完整的有石器375件、骨器1006件、蚌器179件、陶器689件。特别是这里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和玉器，多为前所未见，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文化遗物。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都邑故址，现在已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国务院颁布法令，定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二十年来的发掘资料，内容相当丰富，然而与整个遗址相比，过去的工作还是很有限的。从发掘面积方面来看，二里头遗址总面积约为400万平方米，过去二十次发掘共揭露2万余平方米，不足总面积的1%。从发掘区方面来看，过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第Ⅴ区，其他区的工作很少，甚至有的区还没有开展工作。另外，二十次的发掘工作主要是发掘了2座属于三期的宫殿建筑遗址和一部分中小型墓葬，至于一、二期有无宫殿建筑，宫殿外围有无防护建筑设施，四周手工业遗址的具体内容如何，与遗址相应的大墓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考查，还有待今后的工作去探索。

　　3．学术观点

　　20世纪30~80年代探索夏代文化的十种意见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这五十年中，学术界根据日益增多的考古资料，探索夏代文化主要形成了十种意见：即1．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2．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说；3．灰色绳纹陶文化为夏文化说；4．河南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说；5．齐家文化为夏文化说；6．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夏文化说；7．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说；8．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说；9．二里头文化全四期为夏文化说；10．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或其某个类型与二里头四期文化为夏文化说。当然这十种意见中，许多意见都带有科学的假设和试探的性质，作者本人并未作为定论，而且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积累，有些意见或者已经放弃。但是即使如此，这些意见在整个夏文化的探索史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这些意见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在探索夏文化的发展史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予以尊重。

　　4．参考资料目录

　　《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初步掌握宫殿和陶器的一般知识。

　　难点

　　大型宫殿基址与都城的关系。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3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我国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丰富的文化遗存，宏伟的宫殿，形制多变、种类繁多的陶器。在遗存中突出对宫殿和陶器的介绍。

　　本课引言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重点介绍陶器：因为陶器能反映人们的生活、反映时代特点、区域风貌，成为考古学界探索古文明的重要物件。仰韶彩陶、山东龙山黑陶、河南龙山灰陶是不是夏文化，有激烈的争论。第二部分：明确提出2个要探究的主要问题，大型宫殿遗址与都城的关系如何？二里头文化各期陶器有何异同？引发好奇心，激起对二里头遗址考察的关注，引向华夏文明的探索。第三部分：列出3个重要的概念，文化遗址与遗存，房址和宫殿基址，陶器系类。引导学生深入学习。

　　第一目“丰富的文化遗存”

　　教材介绍了遗存的内容是指遗迹、遗物和墓葬三个方面的问题。

　　1.先人足迹──遗迹：指灰坑、铲迹、房址、窑址、灶址。三期是繁荣阶段堆积较厚，内涵丰富。一号、二号宫殿基址考古意义最大。它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建议教师通过图片，补充以下说明。已经发掘的两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1号宫殿位于遗址中部，为整体略呈方形的夯土基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基址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四阿重屋式的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夯土台基正南边缘中部是大门。其东北约150米，为2号宫殿基址，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8米。殿堂同样建筑在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回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这两座由殿堂、廊庑、庭院、大门等单位建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宫殿建筑之先河。

　　2.精神生活──遗物：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建议教师结合课本插图补充以下内容和图片。其中有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铜爵，另一件柄形饰物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是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还有一件兽面铜牌，用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已经有了陶铃、铜铃等乐器。一些大口陶尊的口、肩部有二十多种刻划符号，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3.等级差别──墓葬：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批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其中大型墓1座，位于2号宫殿基址中心殿堂与北墙之间。墓口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25米，深6.1米。墓内填土经夯筑，遗物被盗，仅剩一些朱砂、漆皮、蚌饰片和涂朱陶龙头等，推测原来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中型墓葬有6座，墓口长2米多，宽1米多。有的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还有漆棺残皮。随葬有铜爵、戈、戚、玉璋、钺、圭、绿松石饰及各种陶器、骨珠、海贝等。小型墓葬有20多座，墓口长不及2米，宽仅0.6～0.7米。随葬品只有少量陶器。另一类墓葬在灰坑或灰层中，还散见30多具人骨架，有的捆绑双手，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和兽骨埋在一起，可能是被杀害的，或与祭祀有关。不同的埋葬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第二目“宏伟的宫殿”

　　教材详细介绍了一号、二号宫殿遗址的内容，要求学生研读课本，说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建议教师补充关于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内容：考古学家最近在我国已知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2号宫殿下面，发掘出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左右。这座现编为3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大型夯土基址。它南北窄长，已探明的长度达150余米，主体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组成。有专家说过去由于材料所限，学术界对肇始期的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认识来源于过去发掘的二里头遗址1号、2号宫殿，认为其形制简单，独门独院，到了稍后的偃师商城时期，宫室建筑的结构才复杂起来，3号基址的揭露改变了这种看法。

　　第三目“形制多变、种类繁多的陶器”

　　教材从质料、型制、文饰等方面归纳其特点。二里头一期陶器陶色多深重，夹砂灰陶的色调多变，或泛蓝，或泛黑，或泛褐，砂粒粗大，往往凸现于器表。常见泥质黑陶或黑皮陶；以深腹罐最多见，其他常见器类主要有圆腹罐、鼎、甑、刻槽盆、捏口罐、壶、觚、盉、爵、豆、三足皿、圈足盘、折沿盆、平底盆、小口尊、矮领尊、缸、器盖等。夹砂陶以篮纹为主，绳纹次之，方格纹再次之。篮纹深而清晰，或竖或斜；方格纹多呈菱形，少数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绳纹很细，直而整齐。泥质陶多磨光，纹饰有篮纹、弦纹。到二里头三期时，陶器发生较大变化，与一期文化相比，判然有别。陶色浅而纯正，一般均表里一色。夹砂灰陶所占比例较前增大，砂粒多较细小，白陶、黑皮陶已不多见；卷沿盆取代折沿盆成为盆类的主流，盉取代鬶成为流行的酒器，浅盘口深腹罐大量出现，典型大口尊开始流行。深腹罐和圆腹罐最常见，其次是大口尊和卷沿盆，另外有缸、小口尊、矮领尊、器盖、捏口罐、刻槽盆、平底盆、三足皿、豆、平底盆、鼎、盉、爵等。以绳纹为主，早段流行细绳纹和偏细的中绳纹，偶尔可见篮纹，基本不见方格纹，少数器物的内壁上出现小麻点。晚段流行中绳纹，篮纹、方格纹基本消失，常见中型麻点。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丰富的文化遗存”一目的教学，重点掌握遗迹中宫殿遗址，并进行以下常规了解。宫殿建筑遗址共发掘2座，1号宫殿基址平面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残高0.8米；基址的中部偏北处有一长方形台基，长30.4米，宽11.4米，台基上有一周排列整齐的柱穴，每个柱穴前侧还有2个小柱穴，可能是支撑殿堂四檐的檐柱。据此可以复原出一座高大的四阿重屋式殿堂。殿前有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大庭。在基址的四周还环绕着一面坡或两面坡式的廊庑建筑。这一宫殿遗址的发现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专家们认为，四阿式，从形制到结构都保留了早期宫殿的特点，为以后的历代宫殿建筑所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开创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

　　遗物中重点掌握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文化艺术品多见陶塑，有蛤蟆、羊、龟、龙、鱼、蛇、猪、狗、乌等造型，陶刻有人像、饕餮纹、蛇纹、鱼纹、几何形等图案，其中有一片陶器残片上刻有两条蛇（龙）的形象，巨眼、利爪，身上饰有鳞片。

　　关于“宏伟的宫殿”一目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中国宫殿的以下内容。①“宫”的象形意义：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殷墟甲骨文“宫”是一个象形字，所表现的只是一座最简单的穴居小屋：顶上象形穴居小屋的屋顶，它下面的一个“口”字表示屋顶上的天窗，再下又一个“口”字为屋门。“宫”字最初的意义泛指所有的房屋，秦汉以后这个字才专属于帝王。“殿”字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秦汉以后更多，原意是泛指高大的建筑。“宫”“殿”二字连用，就是现在一般理解的帝王宫室。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曾经发现过有可能属于晚夏的宫殿遗址，是在庭院内建造一座长方形殿堂。规模当然已经比“大房子”大得多了，却仍可看出“大房子”的影子，也就是说仍是合集会、祭祀与居住三项功能为一体的。殿堂前部开敞，称“堂”，面积最大，是处理政务、接见群臣和祭祀的场所；后部和左右隔为许多小房间，作居室，称“室”。②宫殿的功能作用：起初它是集居住、聚会、祭祀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古人生活活动场所，然后才与祭祀功能分化，发展为只用于朝会和君王后妃居住的独立建筑类型。在宫内，朝会和居住功能又进一步分化，形成为所谓“前堂后室”，以后发展为“前朝后寝”或称“外朝内廷”的规划格局。更后，约在西汉，又在宫内朝、寝之后，布置了御花园，一直到明清两代都是这样。二里头宫殿首次使用了院落式的群体布局方式。院落以横向的延伸来补偿木结构不易造成的高，以室外空间的大和多变以及室内外空间之间的丰富关系，来补偿木结构建筑单体内部空间的较为仄狭和形体变化的不足，从而有利于创造出宫殿建筑所要求的壮丽气势和谨严肃穆的氛围。

　　关于“形制多变、种类繁多的陶器”一目的教学，请学生归纳其用途，并设想没有陶器时，人们饮食生活遇到的困难和不便。陶器为什么热不怕膨胀，冷不怕收缩？分小组讨论：根据学生们的发言归纳讲解如下。当人们开始用陶器烧煮食物的时候，发现普通泥质陶炊具没烧多少次就会破裂，这又给人们的使用带来不便，那么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知道，绝大多数材料在受热时要膨胀，冷却时要收缩，而且热膨胀越大，冷收缩也越大，而不同材料在相同升降温条件下，其热胀冷缩的量是不同的，为了能对各种材料的这种性能作比较，在热物理学上确立了一个材料的测试指标，称之为膨胀系数，此系数大，说明材料的热胀冷缩量大，反则反之。由于普通泥质陶炊具的膨胀系数相对较大，抗冷热急变的稳定性就差，因此普通泥质陶炊具经不起多次烧（快速升温）和停（快速冷却）的考验而破裂。如何才能解决此难题呢？当时先民又展示了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种夹砂陶，其工艺是在黏土中加入一定量的砂，混合均匀后，用此泥成形、干燥并烧成陶器。这种夹砂陶在很多新石器的遗址中都有发现。由于一般河沙中的主要矿物是石英，它的膨胀系数很小，因此陶器中羼和了砂，能使它的膨胀系数降低，而抗冷热急变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从而使夹砂陶炊具的使用寿命延长。在那样早的年代，我们祖先就成功地利用配方来改进制品性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这种加羼和料技术至今还在使用，水泥混凝土制品就是例证。

　　陶器出现的意义？分小组讨论归纳。1?生活陶器：使人的饮食习惯发生巨变，人们在进入新石器时期过起定居生活。使人类从生饮、生食和吃烧烤食物中解放出来，从而吃上既卫生又易消化的烧煮食物，使人类的饮食习惯获得重要突破。2?建筑陶器：为人类居住条件的改善作出过重大贡献。陶水管：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有很多陶水管出土。陶瓦：在大型宫殿建筑顶部使用的有版瓦、筒瓦、瓦当和瓦钉等。陶砖：最早出现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春秋时期，当时的制作量还较少，它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薄砖。到了距今23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各国在都城等地大兴土木，建造城市、宫殿和木梁砖瓦房，促进了建筑陶业长足的发展。而且很多世界闻名的建筑历史遗产如长城、宫殿、皇陵等，都离不开砖和瓦。直至近现代砖瓦还是我国建筑业的重要材料。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学习丰富的文化遗存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介绍三幅图片。

　　图片一：遗迹——房址：先人足迹

　　图片二：遗物——嵌绿松石牌饰：精神生活

　　图片三：墓葬——等级差别

　　案例二在学习宏伟的宫殿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向学生展示《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复原图》，形成直观印象。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宫殿建筑基址，全部由夯土筑成，最厚的地方有四米多。整个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在基址上面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和墙基。考古工作者根据基址遗迹进行了复原，发现基址中部偏北为一座大型的主体殿堂，殿堂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外有一周挑檐柱。主殿堂的前面为平坦开阔的庭院，庭院南面为面阔七间的牌坊式大门。基址的四周还围绕着一组完整的廊庑式建筑。从整个来看，这是由堂、庑、庭、门等单体建筑组成的一座大型建筑群，布局严整，主次分明，极为壮观。这座建筑已基本上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模。根据殿内发现若干埋有人骨架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是宗庙建筑遗存。宗庙是古代国家政权的象征，它不仅是祭祖的地方，也是处理军国大事，举行策命典礼、外交盟会的地方。在古代，“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这里是王都所在地。这座宫殿的遗址发现于二里头第三期文化层中，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三千五六百年，约当夏代末年。据记载，夏末桀居斟。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邑斟。但也有专家称其为商都西亳。

　　案例三在学习形制多变、种类繁多的陶器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向学生展示二里头陶器。领会陶器怎样改进了先人们的生活。古往今来，每一次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都会对人的生活发生较大的影响。如果你仔细想想，很可能也会有同感。要证实这一结论的事例有很多，就拿不起眼的陶器被发明来说吧，它就给人类的生活带来过巨大影响，这并不夸张，请看以下事实：在那遥远的古代，先民以生饮和生食猎物、野果为生，过着茹毛饮血、艰难困苦的不定居生活，不知经过多少岁月，才进入新石器时期，出现农业、畜牧业，人们开始定居下来。虽然在这以前已懂得使用火烤猎物，吃上烧烤熟食，但到新石器时期，人们迫切希望能吃上烧煮的食物，可是当时没有耐烧的器皿，要盛东西只能用破瓠和蚌壳之类。这些器物是经不住火烧的，因此可想而知当时要喝开水和吃煮熟的食物是多么困难，故先民迫切需要有一种耐烧的盛器。陶器被发明，使人类的梦想变成事实，使人们的饮食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水和美味丰富的烧煮食物，促进了人体的消化吸收，并大大减少了病菌入口，从而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延长寿命。吃烧煮食物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显而易见，这一饮食习惯的突破，是多么的重要。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你同意哪种推论？

　　解题关键：古人对生与死的理解。

　　思路引领：死是生的另一种活法。

　　答案提示：对生的留念，死后仍然享用生前华丽的宫殿。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二里头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哪些？

　　解题关键：熟悉课本内容。

　　思路引领：遗存的丰富内涵。

　　答案提示：遗存的内容是指遗迹、遗物、墓葬。

　　2.二里头文化的陶器有何特点？

　　解题关键：从质料、形制、纹饰等方面归纳其特点。

　　思路引领：课本文字和图片。

　　答案提示：生活陶器、建筑陶器、泥质夹沙灰陶、卷沿侈口三足饰纹。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谭少立焦洁）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二里头遗址各期文化层的分布概况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层堆积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层，包括有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下面的为第一期文化层，最上面的为第四期文化层，皆保存完好。在一期文化层的下面叠压有少量的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四期文化层的上面，局部覆盖着二里冈期文化层，大部分为汉代层和汉代基址，堆积很厚。汉代文化层上面有较薄的近代层，再上为现代耕土层。

　　一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

　　二里头遗址南部的仰韶文化层在Ⅵ区老四角楼村东北面的Ⅰ·ⅣT1~T5内有发现，文化层一般深1米、厚1.5~2米，清理灰坑四个。另在圪垱头村的东北面也发现有很少量的仰韶文化层。出土生产工具有石斧、石纺轮、骨镞和陶网坠等；生活用具有陶鼎、敛口罐、釜、斝、小口罐、彩陶罐、高领罐、尖底瓶、折腹盆、彩陶盆和缸等。二里头的仰韶文化属于庙底沟类型，年代有早有晚。

　　庙底沟二期文化层也是分布在Ⅰ·ⅣT1~T5内，一般厚0.5米。另在圪垱头村西南面清理出一个较大灰坑(ⅣHI)，出土遗物相当丰富，生产工具有石刀、骨锥、蚌刀和陶纺轮等，生活用具有陶鼎、深腹罐、斝、折腹盆、直口盆、刻槽盆、大口罐、敛口罐、高领罐、单耳杯、觚、小杯、缸和器盖等。

　　二二里头一期文化层

　　大部分发掘区都有发现。分布情况是：Ⅲ区清理到底的探方一半有一期文化层，一般深约2.6米，厚0.6~0.9米，并发现有灰坑。Ⅳ区共开32个探方，28个探方清理到生土层，其中有14个探方有一期文化层，一般深2.5米，厚0.5~1米。Ⅴ区相当部分探方没有清理到底，只有Ⅱ·ⅤT101~T126、ⅤT201等两组探方挖到生土层。Ⅱ·ⅤT101~T126的东南部有一期文化层，一般深2米余，厚0.5米，最厚处为1.5米，有的探方仅保留有灰坑，没有文化层；ⅤT202~T207、T210~T215共12个探方，有2个探方有一期文化层，一般深0.9米，厚0.3~1米。Ⅷ区一部分探方有一期文化层，深、厚与Ⅴ区的相似。Ⅸ区清理有一期的灰坑。

　　根据上述情况推测，一期文化层在Ⅲ、Ⅳ、Ⅴ、Ⅷ、Ⅸ区都有发现，基本布满了已经发掘的工作区。一般深约2.5米，最深处为2.9米；一般厚约1米，最薄处为0.3米，最厚处为1.5米。有的探方有文化层，有的探方只有灰坑而没有文化层，共发现36个灰坑和6座墓葬，所有探方都没有发现房屋基址，可能是被二期文化层给破坏掉了，也可能因为发掘面过小，而没有遇到。

　　三二里头二期文化层

　　二期文化层发现比较多些，其分布状况是：在Ⅱ区一期文化层上面全部覆盖着二期文化层。Ⅴ区T201组探方、Ⅳ区和Ⅷ区全部探方都发现有二期文化层。

　　二期文化层几乎在所有的探方都有发现，基本布满了已经发掘的地区。一般深约2米，厚约0.7米，最厚处达1米余。在二期文化层中还发现大面积夯土基址1处、房址7处、灶4座、窑1座、灰坑75座、墓葬18座。但遗迹的数量仍然比较少些，与文化层的分布范围不相适应，估计是受三期文化层的破坏。

　　四二里头三期文化层

　　在已经发掘的探方中全部发现有三期的文化层，一般深0.5米，最深1米；一般厚0.3米，最厚2.5米。在三期文化层中清理有第一、二号宫殿基址，一般建筑基址12座，陶窑5座，灰坑138座，墓葬45座，并发现有大量遗物。

　　五二里头四期商文化层

　　四期文化层较三期文化层发现比较少，不是所有探方都有四期文化层。其分布情况是：Ⅱ区T211~T215有四期文化层；Ⅳ区和Ⅷ区各有三分之二的探方有四期文化层；Ⅴ区所有探方都有四期文化层。由此可见，四期文化层在遗址中部分布密集，周围地区则略显稀少，一般深0.4~0.5米，厚约1米。包含有房址4座、陶窑1座、灶6座、灰坑129座、墓葬36座，内容不及三期丰富。

　　六二里冈下层商文化层

　　分布范围很小，集中在遗址的中部地带，周围地点发现极少。Ⅴ区一号宫殿上面叠压着二里冈下层商文化的灰坑，其中有的灰坑打破四期的灰坑。Ⅱ·ⅤT101~T126发现有二里冈下层文化层和灰坑，叠压着四期文化层。文化层一般深0.3~0.4米，厚0.4米。遗迹只发现有灰坑14座、墓葬2座。

　　七二里冈上层商文化层

　　分布范围也是集中在中心地带。在二号宫殿上面叠压着二里冈上层商文化层和灰坑，文化层一般深0.3~0.4米，厚约0.15米。另有8座灰坑和1座墓葬。Ⅱ·VT101~T126只发现有灰坑，没有文化层。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9~20页。

　　2.课文注释

　　第一号宫殿建筑基址

　　第一号宫殿基址自1960年秋季开始至1964年春季，共进行六次发掘，发掘面积约7100平方米。以后工作停止有八年，自1972年秋季恢复发掘工作，至1975年春季又发掘五次，发掘面积约6300平方米。先后共进行十一次发掘，揭露面积共约13400平方米。

　　第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位于二里头遗址的中部，在第Ⅴ发掘区。在宫殿基址的东面为圪垱头村，西面是翟镇公社的化工厂，南、北两面各有一条东西向的田间大道。

　　宫殿建筑基址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形状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在东北部向西凹进一角，东西宽20.8米，南北(东边北段)长47.8米。台基西边长98.8米，北边长90米，东边南段长48.4米，总长96.2米，南边长107米，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台基面大体平整，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东、南、西三面的台基折棱处呈缓坡状，表面有路土层，有的铺一层料礓石面。如台基西面折棱处比台基面低5~10厘米，表面有一层路土，有的地方被灰土层覆盖，厚4~5厘米，台基北边规整，界外为平整的路土面。在台基上保留大量的柱洞、柱基槽、木骨墙基和主体殿堂的下部夯土基座。根据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在台基中部偏北处有一座主体殿堂建筑，四周有回廊相围，南面有宽敞的大门，东面、北面有两个侧门，布局紧凑，主次分明，原建筑颇为壮观。

　　第一号宫殿基址的建筑结构

　　为了解宫殿基址的建筑结构和有关建筑技术的问题，我们在夯土台基的中部开长70米、宽2米的探沟一条，另在夯土台基的边缘部分进行了少量的解剖工作，这对于了解第一号宫殿的基址、木骨墙、柱洞、柱基槽和柱础石等结构都很有帮助。

　　(1)宫殿基址与夯土结构第一号宫殿建筑夯土台基的夯层很薄，每层厚4.5~9厘米，夯印密集清晰，土色纯净，质地坚硬。夯窝圆凹，直径4~6厘米。夯土台基行夯的程序是，首先清理地基，对主体殿堂的地基要求很严格，挖土很深，台基的边缘部分地基较差，还保留有若干属于早期的灰坑等遗存。其次是夯筑低洼地面，再夯筑主体殿堂的基座，最后在四周大面积行夯，筑成整个夯土台基。其中主体殿堂的基座整个台基的主体，表面比整个台基高出10~20厘米，平面呈长方形，上部长、宽为33.5米×22米，底部大于上部，最低层部分已深入现在的水面以下，水面以上部分夯土总厚3.1米。

　　在殿堂建筑基座的下部，平铺有鹅卵石三层以加固地基，鹅卵石层的面积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30米，略小于基座的底部。鹅卵石的排列，以上层最密集，中层次之，下层最稀。每层厚约20厘米，总厚60~65厘米。由于用土的不同，可以看出夯土有几种不同的颜色，主体夯土基座的夯土分D、E、F三层。D层为深褐色夯土，深1.05米，厚1.65米，质地较硬，夯窝清晰。E层为花夯土，深2.7米，厚1~1.1米，中间包括三层鹅卵石。F层为黄褐色夯土，深2.9米，遇地下水不到底，土质十分坚硬。

　　基座以外的夯土台基，一般厚2米左右，到台基的折棱以外部分，夯土的厚度已不足1米，看来夯土台基是一次夯筑成的。这部分台基也包括三层夯土，A层为红褐色，深1.15米，厚0.25米，质地较硬，表面有一层砂土。B层为褐色夯土，深1.3米，厚0.25米，土质坚硬，与A层夯土有明显区别。C层为花夯土，深1.6米，厚2米，表面有一薄层砂土，下面即是生土，是台基的主体部分。另在边缘部分和折棱处有经过二次夯筑和铺垫料礓石面的现象。

　　(2)木骨墙基墙基是宫殿台基筑成以后，为建筑围墙的需要而重新挖开的基槽。口大底小，槽壁略有倾斜，槽口宽0.45~0.6米，底宽0.34~0.5米。一般深0.4米，最深为70厘米。有的仅存底部，基槽上部被毁。在墙基槽的中间有一排小柱洞，口径0.14~0.17米，间距约为1米，排列不甚整齐。

　　这种木骨墙不仅可以隔绝宫殿的内外，又可负荷回廊顶部建筑之重量，筑法和作用与柱基槽大致相同，木骨墙在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中就已经存在，在安阳殿墟也曾发现过，在当时是较为进步的筑墙技术。

　　(3)柱洞柱洞是指第一号宫殿建筑的木柱埋在地面下的一部分，木质腐朽后所形成的遗迹。柱洞多呈圆筒状，在柱洞的底部有一块或数块柱石，柱洞一般深0.5~0.6米，最深的达1米以上。现存柱洞内有木柱腐朽后的木灰，呈银灰色粉末状，木灰尤以接近柱石的底部最密集，厚度0.1~0.25米。其中有的夹有碎陶片、红烧土等物，也有少部分的柱洞口部填土较硬，与柱洞外面的夯土不易区分。其中主体殿堂的檐柱柱洞在口部往往堆积有经火烧成红色的草拌泥块和夯土块(如檐柱54、83、249、250、253号柱洞等)。以54号柱洞为例，呈圆筒状，口径0.40~0.42米，深0.75米，洞内堆积可分为两层。上层为红烧土块，厚0.42~0?50米，高出洞口，在洞口外形成一个直径0.32米的红烧土圆柱，高约10厘米。下层为厚0.25~0.32米的黑灰土。有的草拌泥红烧土块的外侧是光面，里侧有夹木板和木柱的印痕。有的被火烧成红色的夯土块平面上布有密集的夯窝，而其一侧面是光面，推测这些都是主体殿堂被火烧毁后从房顶或墙壁倒塌下来的。为了解柱洞的施工程序和结构，我们解剖了140号和130号檐柱柱洞。140号柱洞为西面和北面内排回廊檐柱的角柱。口距地表深0.8米，口径0.3米，直筒形，深0.56米，洞内深至35厘米开始出现木灰，越往下木灰越多，接近柱础石以上最厚，呈现银灰色粉末状。柱洞的一半压在柱础石上，另一半在石础外面。柱基槽口长1.65米，宽1米，斜壁内收，底径0.96米，深0.76米，柱基槽立柱后回填夯土。夯土的颜色，口部以下5厘米为红黄夯土，其次为约0.5米含坷垃的褐色夯土，再下面柱石周围为一层暗褐夯土，夯土纯净，质地坚硬。柱础石呈不规则状，长54厘米，宽45厘米，厚16厘米。在大柱础石的北边的柱础石和槽壁之间，还填有三块小石头。大柱础石平放在暗褐色的夯土上面。130号柱洞为西面回廊檐柱，我们从洞口直接切割至柱基槽底上。从剖面观察，柱洞口小底大，洞内有木灰，柱洞底上有柱础石多块，最上面是紫色砂石，下面是两层青石，再下面是六块鹅卵石，鹅卵石下面是一层石片，最下面是一块大石板。另外，126号柱洞的柱础石为两层，上层二块小石板，下层一块大石板。

　　通过以上柱洞的解剖，使我们了解到柱洞的施工程序，是在宫殿建筑需要立柱的位置，先挖一个面积大于柱础石的柱基槽，在槽基底部安置柱础石，为了达到宫殿建筑的一定高度，有时柱础石往往由数块叠垒而成。立好木柱后，将基槽重新夯实。

　　柱基槽

　　柱基槽，是夯土台基筑成以后为置础立柱而挖成的。形状有方形、圆形、长圆形、鞋底形等几种。方形和圆形的口径约1米，长圆形和鞋底形的口径长约2米，宽约1米。基槽壁皆倾斜，口大底小。基槽一般深0.5~0.7米，最深的达1米以上。柱基槽挖成以后，置柱础石于基槽的底部，然后立木柱于柱础石之上，最后将柱基槽重新层层夯打坚实。一般基槽内的夯土为深褐色，含夯土坷垃，质地很坚硬，与柱基槽外面的夯土有区别。从众多长圆形、鞋底形的檐柱柱基槽来观察，一般小头都朝向殿堂，说明立柱时，木柱是先倒放在里边，一端伸入坑内，然后从里向外慢慢拉起竖直。因为木柱沉重不易上举，或左右摇动，因此将柱基槽口部挖长，形成鞋底或长圆形状。

　　柱础石

　　柱础石，安置在柱洞底部，以承木柱。一般都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石板，形状不甚规则，大小也不一致，一般都有一平面。根据柱洞大小的不同，柱础石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主体殿堂，包括回廊和塾房檐柱的柱础石，另一类是主体殿堂墙基，包括回廊墙基、塾房墙基以及小挑檐柱洞中的柱础石。檐柱柱洞中的柱础石，最大的一块长90厘米，宽58厘米，厚25厘米。一般的长50厘米，宽约40厘米，厚约20厘米。柱础石有的是一洞一块，也有一洞数块叠垒而成的。小桃檐柱和墙基中的柱础石一般都较小，长、宽皆为20~30厘米，厚20厘米左右。以西面回廊墙基中的159号柱洞为例，柱洞口径约20厘米，柱洞的间距100厘米左右。墙基内的柱础石都无柱基槽，因为墙基槽本即可代替柱基槽的作用。柱础石的石质多为青石，其次是红砂石。此外，还有一些暴露在夯土台基外面的柱础石，推测有的是原来的柱洞被破坏了。

　　3.学术观点

　　第一号宫殿的年代问题

　　第一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上面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灰坑，下面叠压着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宫殿基址里面包含有二、三期之间的陶片，宫殿基址应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三期文化在二里头遗址分布最为普遍，文化层堆积比较厚，是二里头遗址的繁盛阶段。

　　三期文化的年代，根据14C测定，经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450±155年。对于商代积年的一般看法是始于公元前十六七世纪，公元前1450±155年已属此范围之内。二里头遗址第一号宫殿基址的年代可能为商代早期。

　　第二号宫殿建筑基址的年代

　　从层位关系来看，第二号宫殿基址叠压在二里头遗址二期文化层之上。并且在它的上面发现有三期和四期的路土层及晚于二里头遗址四期的文化层。而第二号宫殿基址的本身所出的陶片均属于二里头遗址的三期。因此，第二号宫殿建筑无疑是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宫殿建筑的废弃年代当在二里头遗址的四期之后。在基址上面叠压着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商文化层偏早的文化和灰坑。

　　4.参考资料目录

　　《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了解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夏史文明探索中的作用。

　　2.了解如何运用文献中的资料与考古成果研究二里头文化与重新研究夏史。

　　3.掌握一些重要概念：年代标尺、积年和夏文化。

　　4.通过二里头文化研究对夏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培养学生探究历史之谜，了解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本常识，增强历史感，培养质疑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过程与方法

　　1.归纳总结法

　　2.问题总结法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掌握近年夏文化研究成果，更全面地了解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培养民族自豪感。

　　2.培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3.引导培养学生对古代文明的向往和珍惜之情。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一、探索夏文明的主要对象

　　1.对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二、夏年代标尺的基础

　　1.二里头遗址分期与常规14C测年。

　　2.二里头文化分期研究是建立夏年代标尺的基础。

　　三、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难点

　　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在初步了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情况的基础上，向学生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夏史文明探索中的作用：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二里头文化分期研究是建立夏年代标尺的基础；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本课引言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中的一段描述开始，提出了与本课中心内容相关的问题，并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可从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实施并将它列为国家“九五”重中之重的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进入新课内容。先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文化渊源流长，从未有过中断。从我们的古籍文献中，可以看到“骄傲”的历史——中华文明肇始于伏羲，而兴盛于黄帝，接下来便是尧舜禹、夏商周，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如果再向前追溯，还有燧人氏（暗示已会使用钻燧取火）、有巢氏（暗示人们在树上结庐而居），这是多么遥远的历史，这似乎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但是，这一切，只是被限定在了古史的“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走向繁荣的时期，遗憾的是，这些历史竟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古希腊、古埃及等几大文明的历史，在西方学者一百多年努力下，研究成果显著，古史年代历历在目。古埃及的年代可上溯到六千多年前，如要加上传说时代，还要延续更长。转回身再看看我们的历史：我国古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对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如此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明研究，缺少一个公认的时间尺度。另一方面，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有影响。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这就向中国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的，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进一步科学化，制定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夏商周断代工程共涉及9大课题、30多个专题，而每一个专题都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科学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直接参加工程的专家学者达170人，4位科学家被聘为首席专家。四位首席科学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四个大的门类：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天文历法算术、一个是科技测年技术。考虑到国家“863计划”也就聘任了7位首席科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量，我们当能掂量出来。

　　第一目“探索夏文明的主要对象”

　　教材先介绍中国考古学者对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得到了实质性的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成为探索夏文明的对象。再介绍常见的考古证明的方法。

　　可先请学生阅读第一、二段内容，老师可先了解同学对夏史了解情况，5000年，一个美丽的传说。迄今为止，关于三代纪年的说法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少学者为了研究一个特定的年代，便可耗尽其毕生心血。5000年的悠久历史，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早已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概念。也许很多人根本没想到过，它会成其为一个问题。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新闻，使人陡然发现，它居然确实是一个问题。

　　资深历史学家李学勤这样解释：5000年历史的说法来自《史记》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清华大学教授彭林称，5000年历史说确实是模糊的，因为古书的记载往往互相矛盾，很不可靠。历史要成为信史，必须有足够的科学依据。率先对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进行质疑，始于20世纪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一语震惊学界：“东周以前无史。”古书中关于夏商的记载只能当做神话与故事来读。

　　1959年夏，中国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殷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包涵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而遗址的兴盛时期是公元前2036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夏的文化，考古学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经过40多年的持续发掘，在二里头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大型宫殿遗址，这是已知中国最古老的宫殿，建筑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开创了中国历代帝王宫殿建筑形制之先河，许多形制为后世延用，号称“中华第一王宫”；墓葬，二里头遗址内已清理发掘墓葬有几十座；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这里出土的青铜容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

　　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夏商文化的一个界标，对于探寻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起源，尤其是夏商周断代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目“夏朝年代标尺的基础”

　　在本目中教材主要向学生介绍夏遗址考古新发现和一些考古成就。在学生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考古学者确定夏年代标尺的方法是什么？夏朝的始年又是如何确定的？从新砦遗址的发现过程我们可发现在进行考古研究中应把握哪些原则？从中我们可得到什么启示？

　　首先，介绍古今测年方法的变化和发展。从新砦遗址的发现过程我们可发现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新砦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古代年代学的研究工作，不是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开始的，也不能说从近代才开始。实际上，我们的古代先人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在司马迁之后，很快就开始做了。司马迁为什么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年表，那是因为司马迁非常实事求是、非常谨慎。他在《史记》里面明确说了，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材料，也有年数，可是这些年数比较模糊，又不一致，所以便弃而不用。因此，在司马迁之后，很早就有学者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第一个做这方面系统研究而且具有非常优异的重要成果的是西汉晚年的刘歆。刘歆不但是一个文史学家，而且是一个科学家，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成就。刘歆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推算的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收录在《汉书·律历志》里面。《汉书·律历志》这部分，就是根据刘歆的《世经》编写的。刘歆做了很详细的推测，对于古史给出了一个年代系统。根据他的推算，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122年。这个数字，一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影响。从刘歆以后，又不知有多少学者进行了推算和研究。不过，他们的工作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不能突破的地方。这是因为，从西汉刘歆一直到清代中叶的学者，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古书，而且他们所用的古书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书。相反的，司马迁所见到的从黄帝以来有年数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他们都看不到的。因此，虽然他们的推算在某些点上可以更精密化，但总是跳不出古书的范围这个局限。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晚清以来，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清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金石之学特别繁荣发达。有些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就是金文，来研究古代的历日，这样，就突破了过去单纯依靠古书的局限。特别是到了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在古书的材料之外，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考古发现的材料多是古书里没有的，对于年代学的研究就增加了很多的资料。这可以说是年代学研究的第二个大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只是中国人在研究，还有日本人、韩国人以及西方人都参加了研究。很多人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可是必须说，他们的工作还是有局限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年代的研究，不是一个学科甚至两个、三个学科所能解决的。它所牵涉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但需要有文科的研究，还需要有理工科的手段。必须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成果。

　　20世纪，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夏商周这段时期的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同时，我们国家的许多学科都有比较好的发展，包括天文历算、测年技术等。科技的进步，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第三目“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从夏文化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一、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的对比研究，相互印证，是探索夏史和重新认识夏史的一种科学方法。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还说明，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是可以解决一些过去由单一学科或单纯由人文社会科学无法解决的课题。它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它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年代学等学科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参加工程的有170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联合攻关，共同去攻克夏商周年代学难题。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开拓意义。实施过程中，各个课题、专题都是独立地进行研究。最后，将各专题、课题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进行平衡调整，制订出一份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是多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它比以往由单一学科或单项研究作出的结论要科学、合理得多。三、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在21世纪里开展大规模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知道，现在新学科的开辟，常常是在不同学科的夹缝里、不同学科的结合中产生的。

　　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化学，还有化学物理、地球化学，诸如此类，都是介于多种学科之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多交叉点，会产生一些新的学科。这些新学科的研究结果，不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不能理解为这种结合就是文科利用一下理科的仪器和结论。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一个文科的项目，还是一个理科的项目，很难说。年代学在学科分类表里是分在天文学里面，可是它又有这么多的文科内容。以后还会开辟许多类似的学科，因此，我们如果能在这方面积累经验教训，对将来科学的发展会有一些益处。

　　最后请同学通过解答《本课测评》的几个问题，加深对本课内容的理解。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在“探索夏文明的主要对象”一目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研究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确定了二里头文化成为探索夏文明的对象，老师可先用谈话法了解学生对夏史的了解情况，再介绍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对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尔后，自然过渡到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研究的重要性及对夏文化研究所起的作用。

　　“夏朝年代标尺的基础”一目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探究历史之谜，了解考古发掘及研究的基本常识，增强历史感性认识。利用课本中典型陶器形制演变图，丰富考古常识，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关于“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一目的教学，可通过进行“分组讨论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夏文化研究中分别应承担哪方面的研究任务”这一活动，让同学学会思考，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老师小结后提出讨论题：“研究工作中这样的分工和合作，对我们今天教育研究有怎样的指导作用？”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达到关注身边的事，关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时代，真正做到“经史致用”。

　　2.教学案例

　　案例一探索夏文明的主要对象

　　依次展示嫦娥奔月、羿射十日、妹喜裂帛三张图片，请学生讲述相关的神话故事。

　　嫦娥奔月相传在尧的时代，天上十日并出，引起天下大旱，毒蛇猛兽又四出残害民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神射手羿用天帝赐予的弓箭射落了九个太阳，又杀死了无数毒蛇猛兽，才使人民的生活安定下来。后来，羿到了西王母那里，求来了长生不老药，拿到家中，却不料被他的妻子嫦娥所偷吃。嫦娥服下不老药后，飞上天空，奔向月宫。

　　羿射十日相传在尧的时代，天上十日并出，万木焦枯，天下大旱，地上的毒蛇猛兽四出残害生灵百姓。这时天帝赐弓箭给当时的著名射手羿，要他为民除害。羿使出高超的射技，用弓箭射落了九个太阳，又杀了无数毒蛇猛兽，使民众的生活得以安定下来。

　　妹喜裂帛妹喜，夏桀之宠妃，为有施氏之女子。有施氏的首领将她送给夏桀，得到桀的宠爱。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意思是说：妹喜听到撕扯缯帛的声音就笑，于是夏桀把缯帛拿来撕扯，以博得妹喜的欢心。夏桀的这一荒唐故事，成为后人耻笑昏君的一个笑料。

　　老师问：这三幅画的体裁是什么？说明了什么？答：神话故事。老师指出，春秋战国时，鉴于夏朝无当时的文字及遗物可资鉴证，故或谓其与黄帝、尧、舜等一样，应属传疑时期。“五四”时期许多历史大师掀起一股“疑古思潮”。通过对传世文献的再次考证，他们得出结论：三代无信史！他们把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全部“科学考证”为“神话传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更是在其名著《古史辨》中称，他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做根据，得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禹是一条虫！”整个夏代帝王都是禹的后代，如果他们都是从虫的肚子里爬出的，那就根本不属于人类，还有必要再考证吗？不过先秦古籍曾一再提及商代以前有夏王朝，如《尚书》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召诰》)，《诗经》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但中国学术界对夏人活动中心和基本的年代框架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可见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成就对夏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案例二夏朝年代标尺的基础

　　老师提出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立了9个课题、30多个专题。它的特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请同学分成四个小组。第一组：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专家；第二组：考古专家；第三组：天文学家；第四组：物理学家。讨论在夏文化研究中分别应承担哪方面的研究任务？

　　同学讨论后回答：

　　第一组：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专家们，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汇集起来，进行分析和整理，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文献材料详加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以供使用。

　　第二组：考古专家们用事实说话，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着重对夏、商都城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为探索夏、商时期的都邑提供线索。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学者，将吸取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研究，并选出有年代意义的材料，供天文学家作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或进行14C测年。

　　第三组：天文学家们则在总结前人在天文年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文献学和古文字学家提供的材料，推算出准确的年代。这些年代若能得到碳十四测年中测得的相关年代的支持，可以起到定点的作用。

　　第四组：考古学家在对三代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确立可靠的分期序列的基础上，提供层位关系清楚、文化属性明确、可以构成系列的含碳标本，由物理学家作14C测年。测年结果，可以得到与考古分期序列相一致的年代序列。

　　老师小结后提出讨论题：研究工作中这样的分工和合作，对我们今天教育研究有怎样的指导作用？以此为题拟一演讲稿（可在课后完成）。

　　讲稿例：

　　当今世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化、对立甚至冲突，已成为“现代病”。自然科学提出或发明了什么新东西，人文科学一准儿正等在那儿准备“纠正”。你刚刚在那里欢呼克隆技术，我就说那技术是“不道德”的；你刚刚假设太阳系可能还会发现一颗行星，我立刻讲“那是痴人说梦”；你欣喜地描绘信息社会的伟大，我立刻把一大堆世界毁灭的前景搬上好莱坞。双方你来我往，打得煞是热闹。虽说“真理越辩越明”，但也常常两败俱伤。似乎很少有人想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否可以融通、共建，共同创造我们生存世界的美好未来？人文科学是一座桥，自然科学也是一座桥，两座桥上的人们各走各的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隔桥指责。

　　这时，如果有人在两桥之间搭起了第三座桥，交流便豁然贯通起来，你来我往，取长补短，然后肩并肩共同扶持着前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复建，似乎是感到了“通才”的重要和难得。但惟其难得，我们更要呼唤“通才”教育和“通才”科学家。爱因斯坦常常面对居室中的叔本华画像演奏他心爱的小提琴，那种弦外之音，让人体会到一个伟大科学家兼容并蓄的情怀。

　　案例三在本课的小结中，可补充一些材料，让学生在阅读中自己体会夏文化探索成就的重大意义。

　　材料：德国考古学家维尔纳?克勒尔在他的大学教材中曾这样写道：

　　从埃及起画一条线通过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后顺着底格里斯河，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达波斯湾，这整条线就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弯月。四千年前，这个围绕着阿拉伯沙漠的强大的半圆即所谓的“肥沃的新月”拥抱着许多种文明，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串灿烂的明珠，光泽照耀着周围处于黑暗的人民。正是这个地方孕育着从石器时代到希腊——罗马文明的黄金时代。

　　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时候，在这“肥沃的新月”里和埃及，高度培育的文明争彩夺艳，法老们已经在位一千多年了，越过这“肥沃的新月”，距离越远，黑暗的程度就越深，文化文明的迹象也越少。好像其他大陆的人民如小孩子一样等待别人来把他们唤醒。在东地中海那一边正发出光辉（指的是克里特岛一带，古希腊文明）；在巴尔干半岛上，早期铜器时代还刚刚开始；在撒丁和法国东部、在不列颠，还都处于石器时代。远在喜马拉雅山麓，印度河流域中的一个孤立的文明前哨已处于风烛残年之中；在中国、在广大的俄罗斯草原、在非洲都是一片黑暗。在大西洋彼岸的南北美洲则还在蒙昧中。

　　同学们看到这里有何感受？中国文化在西方眼里竟如此凄凉！

　　这里，肯定有我们自身的问题，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断代工程的意义不言而喻。

　　四、问题解答

　　一、本课测评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给我们什么启示？

　　解题关键：要从多角度来分析。

　　思路引领：对夏文化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答案提示：证实了夏史的真实可信；丰富了夏文化内涵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学资料；确定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信史；弘扬中华文明。

　　二、学习延伸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你如何看待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夏朝历史的记载和传说？

　　解题关键：基本证实了夏朝历史的记载和传说。

　　思路引领：可举例说明。

　　答案提示：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遗址、墓葬、建筑、服饰、器物，也可以拿来印证古书。而本来属于自然科学的14C测年技术的诞生和不断改进，使深埋地下的骨头和木屑都能出来“说话”，告知它们入土时相对准确的年代。这些新方法和新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使夏“走出疑古时代”。并证明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夏朝历史的记载和传说绝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

　　2.有的学者曾断言，今后不可能有新的考古学文化穿插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之间。可是，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充分肯定了1999年再次发掘的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在夏文化发展链中，具有补空白的作用。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解题关键：随着科学的发展，考古成就也会有更进一步的成果，从而推动我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思路引领：要结合本题目开拓思维，联系现实进行分析。

　　答案提示：人文科学的发展需要依赖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在科学研究中要有大胆质疑的精神；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蒯泓）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

　　471年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则为：“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当以年代较早的引文为准。

　　431年说：《易纬稽览图》：“禹四百三十一年。”（“禹”指整个夏代）这是殷历家的说法。《世经》：“伯禹……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帝王世纪》继承了《世经》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夏代的432年是自禹至桀并包括羿、浞在内的十九王。431与432之间的一年之差，亦或传抄致误，当取年代较早的殷历为是。

　　关于471年说与431年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兹采用前一种解说。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74页。

　　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

　　夏代有五星聚、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可通过天文推算考察夏年。

　　1.“禹时”五星聚

　　《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

　　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

　　2．仲康日食的研究

　　《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史记·夏本纪》与《尚书·胤征》篇也记此事，但后者多出“乃季秋月朔”一语。此记载长期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自梁代虞邝认为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已有13种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对这13种说法进行了核算，发现都有问题，根据现有条件进行这样遥远时期的日食推算，还很困难。经计算，“季秋”与“房宿”相对应的时代是公元前14世纪—前6世纪，夏代季秋之月太阳不在房宿，“季秋”与“房宿”中只能有一条符合仲康日食。日在何宿是看不到的，古人如《左传》杜预注也不认为“房”是房宿，因此，“季秋”的可能性比“房宿”要大。将“季秋”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几次可供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0—81页。

　　2.课文注释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测年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1959年调查“夏墟”时发现的。学术界把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的一类遗存称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主要有两个类型，分布在豫西地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二里头类型；分布于晋南地区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东下冯类型。东下冯类型的起始年代略晚于二里头类型。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其一、二、三、四期分别以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为代表。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

　　古本《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另据《逸周书·度邑》、《国语·周语上》和《战国策·魏策一》等文献，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鄩应在洛水附近。二里头遗址面积达9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大墓、铸铜作坊遗址与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

　　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出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表一）。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我们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14C测年数据。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

　　夏文化探索的特点和对重建夏史的重要启示

　　夏文化的探索，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夏文化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是以文献中有关夏代记载为线索的。尽管这些记载不是直接的夏代文字，而是保存在后世文献中的夏代传说史料。

　　其次，自20世纪30年代提出“夏文化”问题以后，夏文化的研究是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断取得新的理解和认识，并取得突破性成就的。

　　夏文化探索的特点，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首先即我国古文献中有关夏代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而不少是可信的。虽然见诸文献记载较晚，当为先秦人根据民间世代口耳相传的资料整理而成，只要我们剥去历代儒家层化的神圣外衣和迷信谶纬，认真分析考证其作为传说文献所透露出的史影，就可用于夏史的研究。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就完全印证了这一点。其次，在豫西、晋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分化与分层、青铜器，以及城堡、宫殿等种种文化现象，只有结合文献中有关夏代阶级社会的传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有关考古材料，又进而补充了有关夏代奴隶社会记载的不足。因此，文献传说材料与考古材料相互发明并相互印证，使我们重建夏史有了可能。其三，现在的关键是，通过考古发掘找到夏代文字，从而打开夏文化探索中的瓶颈。而种种迹象表明，夏代文字的破土而出，已是为时不远的事情了。我们相信，现在将文献传说和考古发掘材料相结合的重建夏史工作，将因夏代文字的出土而更加可信。其四，应该说，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辨伪学者的学说，不仅对中国学者，而且对外国学者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3.学术观点

　　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

　　二里头文化的性质是当前探讨夏、商文化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夏文化问题上，学术界已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大家都把着眼点放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并承认它们是前后相承的。然而在夏商文化分界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看法，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看法是，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为夏文化，商文化始于二里冈期；第二种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为夏文化，四期为商代文化之始；第三种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为早商文化；第四种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属夏文化，二、三期遗存为早商文化，四期遗存属中商文化。

　　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中新砦期及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属夏代，四期已进入商代，为商灭夏后继续保留的夏人文化。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地域方面

　　前面已谈到，豫西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二里头遗址位于这一分布区的中心，发现有四个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加上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共有五期。我们注意到，各期遗存的分布地域有所变化。下面是豫西地区11处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各期遗存分布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两期遗存的分布面较小，仅四五处遗址有所发现，并分布在登封和洛阳一带。含有二、三期遗存的遗址数量达八九处，分布范围东抵郑州，西达陕县，遍布整个豫西地区；四期遗存和分布地域未变，但仅六处遗址有所发现。上述二里头文化五期遗存的分布情况与古史文献所记夏人的活动地域完全相符。

　　《国语·周语》中称鱼玄为“崇伯鱼玄”；又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古本《竹书纪年》记：禹“居阳城”。历代多数史地学者都认为此即嵩山附近的阳城，今登封告成镇东北。

　　古本《竹书纪年》记云：“帝即位于夏邑。”《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河南阳翟有钧台陂”。夏邑、钧台均在今禹县。

　　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宁(杼)居原”；《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原在怀州济源县西北二十里”。此原即今济源县境。

　　古本《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鄩”；《史记·夏本记》正义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夏本纪》正义云：“《尚书》：‘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可见斟鄩在洛河一带。

　　古本《竹书纪年》云：“胤甲即位，居西河”。关于西河的地望说法甚多，然而以洛阳一带居多。

　　《史记·吴起列传》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地指洛阳一带。

　　《国语·周语》云：“昔伊洛竭而夏亡”。把夏亡与伊洛竭联系起来，说明桀之居地必近伊洛。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夏人自始至终都是以洛阳平原为中心的豫西地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二)时间方面

　　夏王朝自禹开始，至桀灭亡，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古本《竹书纪年》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汉书·律历志》言：商“自伐夏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晋书·束晢传》云：“纪年与经传大异者六事，首曰夏年多殷。”按殷之纪年为600年，则夏之纪年要多于600年，故有的学者推断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一至四期的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相距约100年。若加上新砦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年代合计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如果二里头文化每期各占100年，那么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于夏代，四期则已进入商代。

　　（三）文化面貌方面

　　二里头文化来源于河南龙山文化，经过新砦期的过渡形态，发展为二里头遗址一期遗存。此期遗存还包含有一些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因素，与二里头遗址三期相差甚多，处于形成阶段；二里头遗址二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是二里头文化的发展阶段；三期则是二里头文化的繁荣阶段，二期新出现的因素在本期得到长足的发展；二里头遗址四期处于尾声阶段，开始衰落，但出现一些下七垣类型文化因素。

　　由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就其整体而言，应属于夏文化，其中二里头遗址四期已进入商代，是商灭夏后保留下来的夏人文化。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91~393页。

　　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及对相关问题的观点

　　目前学术界探讨夏文化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诸如早期夏文化、夏文化的分期、夏商文化的分界以及夏文化与东方夷人文化、先商文化的年代关系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一期或二期是晚期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之间或二、三期之间是夏、商文化的分界。②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王朝建立前的考古学文化。③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夷羿代夏”后形成的含有一定东方夷人文化因素的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应是早期夏文化。有关夏代的天象记录，主要是《尚书》仲康日食和《夏小正》星象的年代，一直为科学史研究者所关注，做有考释推算。在对古文《尚书》和《夏小正》可信性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断。

　　4.参考资料目录

　　《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了解二里头遗址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明白它们的现实意义。

　　难点

　　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对应关系如何？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四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我国二里头文化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还是商都、二里头遗址的性质、谁继承了二里头文化、夏朝有没有文字？这四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向学生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意义，同时也向学生展示了考古工作者科学的探究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遗留下许多未解之谜。科学家通过大量艰辛的工作，对历史遗留下的各种痕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为解开这些历史之谜，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和借鉴。了解这些历史之谜及其探究过程，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步了解解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方法，有助于理解对人类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本课引言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用古代文献《竹书纪年》的记载，加上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材料，亮出一家之说：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这种说法的凭据是什么？有没有道理？它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动力。第二部分：明确提出要探究的主要问题，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对应关系如何？夏朝有没有文字？把学生萌发的好奇心引入二里头遗址的考察，引向夏文明的探索。第三部分：列出三个重要的概念，斟鄩与西亳、夏文化、二里冈文化，科学细致的区分为学生深入认识学习夏文化提供路径，同时引导学生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历史创新思维的意识与习惯。

　　第一目“二里头是夏都还是商都”

　　教材讲了三个问题。1.都邑遗址：教材首先明确肯定二里头遗址是都邑遗址；2.判断方法：一般从遗址中的布局、建筑、设施、工坊四个方面论证说明二里头遗址是都邑遗址。教材的展示顺序：首先它是经过整体规划设计的古代人类活动场所，这在二里头遗址中有明确的表现；其次它的居所遗址所反映出当时的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这类建筑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建筑，它是王者的活动舞台，都邑的政治中心──宫殿；再次是宫殿周围的墓穴、水井、道路、灰坑，这里应该是为王者服务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区；再其次教材述说了各种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作坊。以上四点足以证明这个遗址是一处古代某个王朝的首都，以上内容建议由学生概括整理；3.提出问题──夏都还是商都：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朝的夏都斟鄩还是商朝的商都西亳？专家学者各有说法，课文介绍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西亳。建议教师在此处补充第一种学术观点的具体论述。A.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王朝。据《竹书纪年》记载夏王朝的第三个王（启之后）太康定都斟鄩。《史记·夏本纪》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在何处？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相当于夏代。距今约有4000年的历史，是一座大型都城遗址。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代都城遗址，即斟鄩的所在地。夏代的太康、仲康、夏桀曾建都于此。《帝王世纪》记载：太康在位29年。《通鉴外纪》记载：仲康在位13年，夏桀在位52年，夏朝都斟鄩计94年。B.偃师尸乡的商文化遗址是商都西亳；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原是夏的一个诸侯国。商部族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河南的北部、东部，河北的南部和山东的西南部，汤最后的定居地区是河南东部的商丘，史称南亳。商汤在伊尹的协助下，举兵西进，逼近夏都斟鄩。夏军纷纷投降，倒戈助商，夏亡商立。商汤攻克夏都斟鄩之后，决定在夏都附近另建新都。新都建成后，商汤从南亳迁此，史称西亳。1983年，中国社科院在洛阳偃师尸乡沟、大槐树、塔庄一带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这座商城遗址。商城总面积为190万平方米。城内南中部有宫殿遗址。宫城成正方形。大殿之后，有几座宫殿建筑，东西对峙，系王宫所在地。城内道路纵横，井然有序。城外有环城马路。这座规模宏大的商城，显然是按照都城的规格建造的。据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是商城早期与晚期的城池。偃师尸乡的商文化遗址，就是商都西亳的所在地。到此处建议教师明确告诉学生目前也有一些专家对以上分析有种种质疑和否定，古书中记载的夏都斟鄩和商都西亳到底在哪里，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勘正。

　　第二目“二里头遗址的性质”

　　教材介绍了两个问题。1.遗址层与文化期的对应。二里头遗址有一、二、三、四期，分别代表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四期；2.文化的断代定性。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其文化属性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教材介绍了4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因为各期一脉相传，属同一类型，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三期与四期有较大的不同，前者属夏文化，四期遗存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一、二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第四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一期属夏文化，二、三、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析，歧异颇多。建议教师请学生列表比较归纳。归纳项应该包括看法、主张、原因等。通过做学思之窗的练习加深印象。

　　第三目“谁继承了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最终发展去向？它被谁继承？表现为什么文化形态？这是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者力求弄明白的问题。教材在此讲述三个问题。1.二里冈商文化。引入了二里冈商文化的概念，2.二里冈文化特征：通过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得出二里冈文化特征，建议教师从以下五个方面引领学生进行归纳比较二里冈文化特征。A.分布地域；B.碳素测定；C.陶器种类；D.青铜样式；E.墓葬格式。3.继承方式置疑。

　　第四目“夏朝有没有文字”

　　教材讲述了四个问题。1.甲骨文：先从商朝文字入手，明确表述商是有文字的王朝，它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建议教师展示几个甲骨文文字，并简单介绍甲骨文，以激发学生对中国汉字由来的兴趣。2.中国文字应有萌芽期：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按照文字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甲骨文成熟以前，应该有一个中国相象文字的萌发期，郭沫若提出的这一假设引起人们的赞同关注和思考。顺此思路，专家学者提出以下问题：文字萌发过程是否从夏朝开始？夏朝是否有文字？3.二里头文化三期陶器刻画符号：教材在本目中客观地展示了二里头文化三期陶器刻画符号拓本，一期2处，三期46件，此处建议教师按以下方式组织教学，要求学生结合课文内容观察拓片，归纳陶器刻划符号的特点：部位──集中在陶器口部；方法──烧好后刻上、有一次刻成、有多次刻成；形状──竖道、十字、交叉、井字等；结论──接近象形文字。4.置疑：它们表达什么意思？是不是文字？目前专家断言，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时不远。将为研究夏朝、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提供更多的资料。

　　以上疑问，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仍有待于考古研究的新成果，例如文字的发现、夏都斟鄩的确定。有专家说，“随着二里头遗址勘察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它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还是商都”一目的教学，应达到两个目的：1.使学生形成二里头遗址是都邑遗址的基本概念；2.使学生学会都邑遗址的判定。掌握对古遗址功能作用的判断方法，例如对二里头遗址社会功能的判断，它是都邑还是一般村落民居？根据教材内容，学会从遗址中的整体布局、宏伟建筑、青铜礼器、生活设施、手工作坊几个方面论证说明二里头遗址是都邑遗址。使学生获得以下完整的认识：即从建筑基址殿堂式建筑的规模上看，它决不是普通的民宅，是象征权力或具有祭祀作用的宫殿或宫庙式建筑。大规模青铜器铸造和礼器等基本要素的存在，显示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当时的帝王之都；3.在本目学习中还要让学生形成细致的探究问题的意识，即在确定二里头遗址是都邑遗址后，应进一步思考的是它与夏文化存在什么样的联系？通过中国夏朝研究状况、寻觅夏文化的简单介绍，使学生了解并掌握以下内容：由于夏朝至今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和比较完整可据的年代标尺，夏朝是否存在令人们怀疑。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学者在努力寻觅夏文化、力图证实夏朝的存在的过程中发现的，此后持续四十余年的田野发掘所获取的丰富遗存和信息，为夏文化内涵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学资料，从而为夏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又由于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使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时期一处重要都城遗址的学术地位得到一部分学者的肯定确认，但由于夏商王朝分界没有弄清楚，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目前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它留给人们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一目的教学，应抓住以下三点：1.知道遗址分期与文化分期的对应关系。2.使学生了解二里头文化分期争论的焦点及现实意义，争论集中在对二里头文化性质即所属族属与朝代的认识，归纳起来也有四种主流观点。组织学生讨论归纳四种观点。向学生介绍学术动态：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3.向学生展示专家学者具体的论证过程，使学生对考古研究有初步的了解。

　　“谁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一目的教学，应注意以下三点：1.使学生形成概念：文化特征及文化的传承发展；2.知道二里头文化的特征。其中，二里冈文化特征，可由学生分小组讨论归纳。3.了解二里冈文化。

　　关于“夏朝有没有文字”一目的教学，应注意：1.使学生形成以下概念：商朝是有文字的王朝。甲骨文是商朝沉默的历史的见证。但甲骨文不是中国文字的最初源头，汉字的最初萌芽在哪里？什么模样？学生应该带着这些问题关注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的研究。2.了解甲骨文、认识甲骨文。3.了解二里头陶器的刻画符号。

　　教学案例

　　案例一学习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还是商都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介绍两幅图片和两则古代文献资料。

　　图一：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图二：河姆渡遗址示意图

　　材料一：据《竹书纪年》记载，夏王朝的第三个王（启之后）太康定都斟鄩。《史记·夏本纪》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材料二：《史记·殷本纪》正义云：“亳、偃师城也。汤即位居南亳，后徙西亳也。”《汉书·地理志》云：“汤即位居南亳，后徙西亳在偃师西十四里。”又云“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竹书纪年》载：“汤居西亳，仲丁元年辛丑即王位，自亳迁于嚣。”《史记·殷本纪》又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又云“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设问：二里头遗址是王朝都邑还是一般民居？它是夏都斟鄩还是商都西亳？

　　教学：教师学生共同研究图片、材料、课文进入第一目学习。

　　案例二学习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向学生展示专家学者具体的论证过程，使学生对考古的文化分期研究有初步的了解。使学生不但知道二里头文化的四种分期，还知道某一种观点使用的论据论证。从而学会分析。

　　邹衡先生主张整个二里头文化都应属于夏文化，其主要理由是：

　　材料一：1．年代相符。他首先论证了现已发现的郑州商代城址就是商初的汤都亳邑，因此压于商城之下的二里头文化在相对年代上理应属于夏代文化范围。

　　材料二：2．二里头文化有自己独具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礼器方面与二里冈文化有明显的不同。邹先生说：二里头文化出土礼器以“觚、爵、盉则比较常见，而且经常成套出现。早商（即二里冈文化）文化中，很少见到盉，而斝则是常见的。由此看来，觚、爵、盉与觚、爵、斝这两种不同的组合，应该是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不同的礼俗。”这里主要不同点在于夏用盉而商多以斝为礼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试论夏文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又见《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3期）。

　　案例三学习谁继承了二里头文化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向学生展示二里头陶器2件，二里冈陶器2件，让学生找出两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由此说明两者的文化元素的继承关系。分别概括出二里头陶器的文化特征，二里冈陶器的文化特征。

　　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渊源。

　　使学生明白：考古学家要充分利用田野考古的丰富材料，超越文献的束缚，启示新的历史问题，创造古史研究的新境界，要设法解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提供的证据和问题，努力重建和史籍记载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提供历史新知的源泉。他们更要关注文明和国家起源消失的原因，即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共性和个性。

　　案例四学习夏朝有没有文字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向学生展示2幅图片，2幅材料进入本目学习。

　　图片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二十多种刻画符号。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画的符号（记号），已知有二十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目前发现二里头文化陶器刻画符号达几十种，其中有的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甲骨文，不排除属于文字的可能。二里头文化艺术品多见陶塑，有蛤蟆、羊、龟、龙、鱼、蛇、猪、狗、乌等造型，陶刻有人像、饕餮纹、蛇纹、鱼纹、几何形等图案，其中有一片陶器残片上刻有两条蛇（龙）的形象，巨眼、利爪，身上饰有鳞片。

　　图片二：甲骨文字。

　　材料一：干支纪年纪日法：孔甲、胤甲、履癸帝王名。

　　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纪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代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

　　材料二：夏代的历法：《夏小正》关于星象、气象、物象内容若干。

　　夏历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

　　经过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刻画符号、干支纪年纪日法、《夏小正》历法的归类研究，有学者推论夏的文明存在，夏的文字也存在。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引文中的观点与本页四种看法中的哪一种最为接近？

　　解题关键：熟悉课文中介绍的二里头文化的4种分期方法。

　　思路引领：把材料中的观点与本页四种看法相对应。

　　答案提示：引文中的观点与本页第四种看法最为接近。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陶器，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这说明中华文明的什么特点？

　　解题关键：文化因素的继承性。

　　思路引领：有相似说明有继承。

　　答案提示：这说明中华文明的特点是：源远流长，先后继承并发展。

　　2.学习本课，你认为二里头遗址研究中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解题关键：二里头遗址考古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最难的问题。

　　思路引领：二里头遗址性质的划分。

　　答案提示：我认为二里头遗址研究中最难的问题是二里头遗址性质的划分，它关系到夏商的分期，关系到二里头遗址它是夏都斟鄩还是商都西亳，只有等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出现才能解决问题。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焦洁）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夏朝遗迹

　　夏朝文化遗址，迄今还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本节所说，只是一种假设，符合事实与否，有待于更多的地下发掘。

　　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的城子崖，曾发现大量古文化遗物，其中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及角器。陶器有白、灰、黑、红、黄等色，以漆黑发光(亮黑)，形制精美，陶片薄如蛋壳而又坚硬为特征。凡与城子崖遗物同一系统的文化，统称为龙山文化或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分布的区域很广，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北至辽东南部，南至浙江，已经证实确为龙山文化的遗址约有二十余处，日后可能有更多的发现，特别是夏朝作为根据地的西部地区。

　　据传说，有虞氏、夏后氏都尚(上)黑。《孟子》说：“舜陶于河滨”。黑陶当是舜的新创造。禹部落本在西方，文化应属仰韶系统，但并不妨碍夏人尊尚黑陶为贵品。韩非子十过篇说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城子崖遗物中正有一种表面漆黑，里面红色，叫做亮黑红的陶器。传说夏有城郭叫做邑，城子崖遗址环绕着长方形的板筑城墙，南北约四百五十公尺，东西约三百九十公尺，住房多在城内。夏朝在东方有不少与国和同姓国，同姓昆吾就是其中最强的一国。东部地区有比较发展的龙山文化，与传说似相符合。

　　夏朝后半期的社会情况，从龙山文化遗物推测如下：

　　农业相传《夏小正》是夏朝的历书。夏帝有胤甲、孔甲、履癸等名，当是农业知识提高了一些，发明节气和干支纪日法。不过龙山文化遗址里只有石斧、石刀、石铲及蚌锯、蚌刀(蚌刀形状近似镰刀)，农业工具还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进步。

　　畜牧业城子崖遗址积有大批零整的兽骨，其中以狗骨猪骨为最多，马骨牛骨次之，想见当时畜牧业与农业比较，畜牧业似更重要些。

　　制陶黑陶多为轮制。陶器常见的有盆、盘、碗、罐及豆形器、鼎形器、獻形器、甑形器、鬲形器、鬶形器等。陶器种类的繁多及制陶技术的精工，说明龙山文化显然高于仰韶文化。

　　纺织城子崖遗物有骨梭与陶制纺轮。骨梭的应用，对纺织是一个进步。

　　卜骨城子崖遗址发现十六块卜骨，都带钻痕。推想当时可能有一种叫做巫的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移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夏朝文字还没有发现，按照殷墟文字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推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似乎也是有一些理由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2.课文注释

　　二里头文化的去向问题

　　在许多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二里冈商文化层叠压着二里头文化层。特别是几处较大的遗址，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荥阳西史村、郑州商城、新乡潞王坟、河北磁县下七垣和山西夏县东下冯。二者的分布地域是大致相同的，在地层上也是紧密相连的。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文化与二里冈下层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测定年代方面也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在探索二里头文化的去向问题时，二里冈商文化是一个重要对象。

　　在文化面貌上，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商文化也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这在陶器上表现得十分突出。这里以二者年代较为接近的二里头遗址四期和二里冈下层商文化为例说明。二里头遗址四期(以下简称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冈下层商文化的陶器都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红陶极少，基本不见褐陶，磨光陶只占一部分。二者陶器的烧制火候均较高，陶质坚硬，陶色均匀。器物种类也大体相同，二者都有鼎、鬲、甗、甑、豆、盆、簋、觚、爵、斝、盉、大口尊、盂、瓮、缸、刻槽盆和器盖等。器物形态也基本相似，二里头四期陶器的特点是平折沿趋于绝迹，以卷沿为主，新出现一部分敞口器，有的颈部较长略显小肩，流行圜底和凹底。袋足器增多，新出现一部分平底器。二里冈下层商文化的陶器基本不见平折沿，以卷沿和敞口为主，颈部较长，肩部突起，平底、袋足器和圈足器较多，圜底器数量也不少。二者的纹饰种类也大致相同，流行绳纹、附加堆纹，器物内壁也往往拍印麻点，其他还有压印花纹和刻画花纹。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大口尊口部的刻画符号，几乎完全一样。

　　二里冈商文化的青铜器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来的，二者共有的器类有刀、锛、凿、锥、鱼钩、戈、钺、镞、爵、斝和铃。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的青铜器，有的以单范铸成，有的是多范合铸，锛和凿不见銎口，为早期铸造工艺的特点。一部分器表留有范痕，整修较差。爵足长短粗细不同，个别部位留有范块，容器素面无纹。另一部分器表整修较好，器形稍显工整，爵鋬面镂空，容器表面有简单花纹，戈内铸有凸起云纹。二里冈商文化的青铜器表面整修较好，器形均较工整。较早的花纹有弦纹、目纹、双线人字纹和单线饕餮纹。较晚的花纹有复杂的饕餮纹、夔纹、涡纹、乳钉纹、连珠纹和十字形镂孔等，而且出现扉棱和突起的动物头形等装饰。表明二里冈商文化的铸造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合金问题，经电子探针分析，二里头遗址的3件标本平均含铜91.85％，锡5.55％，含铅量不足5％，虽属青铜，但锡、铅含量偏低。郑州商城的5件标本平均含铜80.33％，锡5％，铅11.09％，含锡量不变，而含铅量显著提高，说明这时已采用铜、锡、铅三元合金，较二里头文化有了显著的进步。

　　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等二里冈商文化城址与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的宫殿建筑，下面都有牢固的夯土基座，四周附设一周回廊，正殿居于中间，上面是四面坡式的屋顶，墙壁中埋设木骨。殿外有廊柱及挑檐柱支承房顶。特别是廊柱的埋置、大小、间距都几乎完全一样。这充分说明，三处城址的宫殿建筑，无论是形制结构还是建筑方法都是相同的。二里头遗址第一号宫殿四周有22根廊柱，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4米。盘龙城F2宫殿四周有43根廊柱，东西长约38.2米，进深约11米，与二里头遗址第一号宫殿的规模、结构十分相似。郑州C8G15宫殿北面一排廊柱有27根，基座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面积比二里头遗址第一号宫殿增大许多，在建筑形制、结构方面较后者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的墓葬与二里冈商文化的墓葬也是基本相同的，都包括有中型和小型两种形制。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的中型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南北向的居多，东西向的很少；墓坑长2米余，宽约1米，墓底有二层台，中部有棺室，室内有硃砂层。均为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面向上。随葬器物有铜爵和陶盉各1件，铜戈、铜钺、玉戈、玉柄形器、绿松石饰等数量不一，而散见各墓。二里冈商文化的中型墓一般长2.3米~2.9米，宽1米~1.4米，较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的同类墓稍大，墓底也有二层台和硃砂层，葬式也与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的同类墓相同。一般随葬铜爵和铜觚各1件，铜鼎、铜斝、铜戈、玉戈、玉柄形器、绿松石饰、蚌器、象牙器等数量不等。而散见各墓，数量较二里头三、四期的同类墓略多。一般墓底有一腰坑，内有狗骨架1具。二者的小型墓也基本相同，长一般不超过2米，宽约0.6米，墓底不见二层台和腰坑，有硃砂层的很少，葬式同于中型墓。随葬品主要是陶器，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有觚、爵、角、盉、尊、豆、盆和罐等；二里冈商文化有爵、斝、壶、鼎、鬲、豆、杯和盆等，二者略有不同。

　　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商文化的沿袭关系，不仅在陶器、铜器、宫殿建筑和墓葬等方面可以得到证明，在其他遗迹和遗物方面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在此不一一列举。

　　以上情况表明，灭夏之后新建的商王朝在很多方面承袭了夏王朝的文化因素。这种后代王朝沿袭前代王朝的某些先进的文化因素，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创新，从而形成既与前代王朝文化有相似之处，而又具有独自特点的本王朝的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94—396页。

　　3.学术观点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而三、四期是商文化”说

　　殷伟璋认为：“二里头遗址划分的四期遗存，反映这一文化曾延缓了相当长的时间。”但4个不同时期的遗物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不仅给人以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文化面貌上还给人以经历着某种变革的印象。这种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三期遗存中”。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遗存并不是很单纯的”，“既有原来就在这里发展着的以一、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又有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一组文化因素。这组文化因素后来突出地表现于二里冈商代文化中，可能便是商文化”。从二里头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从第三期起，“新的一组文化因素的突然出现，显然是外来的因素，而且是一个强大的新因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因它的出现而受到抑阻以至融合”。二里头遗址的丰富遗迹和遗物所反映的古都面貌和文献中有关商汤都亳(偃师)的记载相勘校，“二里头遗址与西亳说的地望是一致的。二里头三期遗存可能为汤都亳的遗迹。联系到汤伐桀、商灭夏的历史事件，或可说明第三期遗存中出现变化的原因”。因而“这个早于商代，因商代文化的出现而受阻以至被融合的，在传说夏人活动地域内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特征的二里头下层文化，有可能就是我们探索中的夏文化，或可说是夏代后期文化”；方酉生则进一步将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论定“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建都的西亳”，因而“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就是商汤建都西亳时期的早商文化，而第一、二期文化，则应该是早于早商的夏代晚期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第一、二期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但与河南龙山文化的承继关系是相当清楚的”。而“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14C的测定，距今4050年上下，属夏积年之内”。“对传说的禹都阳城附近的王城岗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这又从另一角度证明河南龙山文化，至少其晚期，是属夏代文化的。”持此种意见的还有安金槐和杨育彬。安金槐认为，“河南西部一带的二里头晚期是属于商代文化范畴，而二里头早期有可能是属于夏代的文化范畴”。“关于二里头早期文化遗存的来源问题，从河南西部一带的初步发掘中，已经获知就是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的。在临汝煤山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洛阳矬李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二里头早期文化层直接叠压着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煤山一期’的文化层。所以说，河南西部一带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煤山一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文化遗存，都可能就是夏代的文化遗存。”杨育彬“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与三、四期文化之间，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种不同，“显示了二者之间发生过某种变革。结合一些文献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变革正是成汤自东向西灭掉夏而建立了商王朝的反映，从这时起，二里头已成了商代的第一个都城──亳都。也就是史书里记载的‘西亳’”。因此“二里头三、四期文化是属于汤灭夏后建都西亳的早商文化，里面既包括了灭夏以前的先商文化，又包含了夏亡国后留下来的夏代文化”。从考古材料分析，“二里头一、二期文化对于延续五六百年的夏代来说，并不是其最早的文化”。“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由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发展而来的”。正是“以临汝煤山一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已经进入了初期阶级社会，这与夏王朝的形成和发展是大致相符的”。李仰松也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是夏文化早期，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晚期，从第三期以后属早商文化了”。

　　“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说

　　此说的倡导者邹衡先生，是“汤都郑亳说”论者。他主张“郑州商城本身属最早的商年，而商城之下的诸文化层的下限乃属夏年”。为“确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则还要在二里头文化本身的诸特征中去寻找直接的证据，特别要在古籍中去寻找印证的材料”。他考证出二里头文化中与商、周文化不同的独具特征的灌器封口盉，为“灌器中夏器鸡彝”，因而“二里头文化既然以盛行鸡彝为其最突出的特征，则其文化性质为夏文化，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属一种文化”。并指出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为夏文化，晚期为商文化的意见，“是立足于西亳说的，而这里的商文化实指早商文化的早期”。他认为，早商文化二里冈型是从先商文化南关外型直接发展来的，“南关外型是从辉卫型而来，辉卫型又是从漳河型而来”。“原来，商文化是来自古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在郑州地区初次与居住于黄河以南古豫州之域的夏文化(二里头型)相遇，并受到影响。最后进入夏文化的中心──伊洛一带，商文化终于代替夏文化。”

　　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夏文化的主张，邹衡不以为然。他认为“各种类型的龙山文化都不能称为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朝以前的一种原始社会文化，它与阶级社会的夏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质的不同。”因此，“龙山文化与夏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

　　郑杰祥则论证了“这批带‘亳’字陶器的发现，进一步证明现在郑州所发现的巨大规模的早商时期城址，应该就是商汤亳都的遗迹”。因而这就确定了郑州商城之下叠压的“洛达庙期”遗存，即后来所正式定名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应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虽然可分为四期，但“二里头文化是属于一脉相承的同一类型的文化，应该全部属于夏代文化”。二里头三期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所处的时间和地点都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可能就是夏王朝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因此“二里头三期遗存上承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下接二里头四期文化，处于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或者反映着夏王朝自‘少康中兴’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发展的阶段”。

　　陈旭则认为：“从今天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二里头遗址，从早期延缓到晚期，都是同一种文化，也就是夏文化，因此，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都邑所在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经过对河南龙山文化材料的分析表明，“可能已经孕育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但还不是阶级社会，更不可能产生国家”。因而从社会性质来看，“它不是夏文化”。“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文化是二里头文化之源，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则王湾、煤山类型文化是先夏文化”。吴汝祚则认为：“不论从煤山类型文化分布的地域来看，或者从绝对年代来看，煤山类型与夏代的疆域和夏的早期年代均相符合。所以，我们说，煤山类型就是夏文化。”“煤山类型文化再向前发展，就是二里头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在二里头第四期文化时，这种新出现的器物，比二里头第三期文化有了发展，但是从物质文化的主体来说，仍旧是二里头第一、第二期文化的延续，不过是吸收了新的商文化因素”，“约当夏末商初时期，我们仍旧把它归属于夏文化”。此外，佟柱臣也认为“二里头文化成为一个单一文化体系，而与二里冈期商族文化相区别，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而二里头一期到四期，东下冯早期，均在夏积年之内”，“因此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非常有希望的对象”。许顺湛指出：“要确定具有代表性的夏代文化，或先商文化，只有在各自的中心地带才有可能。”因而“夏王朝的文化是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为基地，先商文化在那里独立的存在是没有条件的；同样，先商文化的中心地区，夏代文化在那里独立存在也是没有条件的”。“因此主张二里头四个时期文化都是夏代文化是正确的”。“二里头文化是煤山类型龙山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们共同分布在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它们延续的时间基本上与夏积年相符合。因此说我们要探索的夏代文化就是煤山类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说

　　孙华分析了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材料后认为，“二里头文化真正起了较大变化的是二里头四期”。“前三期的文化正在被新的文化因素逐渐融合和代替”。“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似把二里头前三期归入夏文化，第四期归入早商文化的可能性为大”。论定二里头文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发展到高潮。这一时期，在文化面貌上与商文化不同，可能就是历史上夏代的文化遗存。其后，在二里头文化四期，由于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这种文化被逐渐融合。根据二里头遗址中出现的宫殿基址，结合古文献中关于夏都的记载，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夏都的一处。我国的奴隶社会，也可能从这时就开始了”。田昌五先生虽然“认为该遗址的一、二、三、四期均属夏文化”，但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意见略有不同，“唯第四期当在夏朝灭亡之后，绝对年代当是商初。就是说四期为夏文化在商初的遗留，犹如河南龙山文化遗留到夏初一样”。虽然二里头三期和一、二期之间文化面貌有差别而且相当显著，但“这差异仅仅因为三期是王都的遗址”。“二里头文化当是从少康复国后发展起来的”，“而且二里头三期还可能是桀都斟鄩，因而在夏桀灭亡后到四期就变成灰坑和墓地了”。因此，“如果就夏朝而言，它开始是在河南龙山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开国后的社会动乱期间继续保留着河南龙山文化，直到少康中兴前后才创造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一期文化为夏文化，二期以后为商文化”说

　　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孟凡人。他根据“分布于豫西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庙底沟和王湾二期文化(亦称河南龙山文化早期)，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类型文化是互相衔接，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考古文化序列，论证在豫西地区，“除以洛阳王湾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类型一、二期之外，很难再发现可以确认为夏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因此上述两个文化类型必然成为我们探索夏文化的基础”。“因此有理由认为，在时间和分布地域上与夏代传说基本吻合的以洛阳王湾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类型一期和二期文化是应该属于夏文化范畴的”。就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主要分布区伊洛和郑州地区，情况也有不同。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从早期到晚期是连续的，且以早期遗址为多。但在郑州一带，则上街、洛达庙等二里头文化遗址则晚，早期遗址较少见。“这种情况似乎表明了二里头类型文化可能最早起源于豫西一带，而后才波及到豫中的郑州附近”。他认为，“二里头一期与三期在文化内涵上的显著差别，又说明了在二期时可能发生过较大的变化。我们参考一期中公元前1620和前1690年两个年代数据，可粗略看出二期年代的一部分还处于夏末之际，其余部分则应属于商代早期的范畴了。所以二里头二期的过渡性质，当与夏商间在政治上的交替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商汤代夏在文化面貌上的反映。“在此以后，经过一段发展与巩固，待到二里头三期时，文化面貌为之一变，已具有真正的早商文化特征”了。

　　此说因二里头考古的新发现而得到证实。1978年春考古学者在二号宫殿基址上发现第五期地层，在其下压有第二期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又被二期偏晚的灰坑所打破)。“这些新发现加上二号宫殿遗址本身，对于二里头遗址及其分期应是一个很大进展或突破。”从而提出了二里头文化第五期的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夏商文化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新的划界观点，即二里头遗址作为王都应从二期开始，此前的一期按原来的认识应属龙山文化，即属夏文化”。“从传统的年代学(夏商之交在前18世纪后半叶)和二里头遗址各期文化遗存繁简情况结合起来看，认为夏商文化应在一、二期断限。二期的14C年代范围大体在公元前1800~前1700年之间。一期的文化遗存简单、贫乏当属夏末的一般聚落。二期陡然兴盛起来，完全够一个帝都的形势和资格，故本遗址从二期始建都。二、三期应是成汤在这里建都的时期。二、三期的陶器群完全能与此帝都形势相应。四期时虽然迁都他处，但从陶器、铜器、宫殿、铸铜址看，旧都之风犹存。五期陶器之风大变也反映遗址形势大为改观。”

　　夏商时代长期施行主辅都制度

　　张国硕在他的新著《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中写道：“自古至今，学者们坚持夏、商都城曾屡次迁徙。这种‘屡迁说’认为夏商时代实行一都制，每一夏王、商王之都城只有一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夏王、商王曾多次迁都，而每一次迁都都把旧都废弃。本人认为这种‘屡迁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导致夏商时代都城屡迁。”“考古材料证明夏商时代都城并非‘屡迁’。”但文献确有夏王朝迁都原、老丘、西河及商王朝迁都隞、相、邢、奄、朝歌等记载。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他认为这是由于夏商时代存在主辅都之制所致。所谓都城“屡迁”，主要是辅都的屡次变迁，而主都则不变迁或较少变迁。

　　4.参考资料目录

　　《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1月出版